（一）上海

康有为在北京强学会略有头绪后，即于1895年10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离京，到江宁会见暂署两江总督张之洞，对谈多日。张要求康有为不谈“公羊学”和孔子改制，为康拒绝，但张同意出资，支持康到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会刊。康有为除代张之洞起草《上海强学会序》外，自己还写了《后序》，号召“思保其教，思保其类”的“通人志士”们入会，共同讲求“自强之学”。章程是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幕僚黄绍箕、梁鼎芬共同起草的，它声称“中国之弱，由于学之不讲，学之未修，故政治不举”，因而，该会“专为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 [1] 章程宣布在上海设总会，逐渐向各省发展。其活动内容为：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院。签名者有张之洞周围的主要僚属黄体芳、屠仁守、梁鼎芬、黄遵宪、黄绍箕以及康有为、汪康年、张謇等16人。11月（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上海强学会成立。

1896年1月1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强学报》出刊，首载《开设报馆议》《孔子纪年说》《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三文。报名之下，大书“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字样。该报继续宣传孔子改制思想，提出“幡然改图”，“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等主张。1月21日（十二月初七日），北京强学会被弹劾，张之洞随即嘱幕僚致电上海，指令停办强学会和《强学报》。当时《强学报》仅发行到三号。

强学会停办后，黄遵宪与汪康年等于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日）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邀梁启超为总撰述。其后，梁启超即在该报连载长文《变法通议》，呼吁清朝统治者掌握时机，自动变法。他说：“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 [2] 由于梁启超文笔浅近，议论新颖，《时务报》出刊后，大受欢迎，销量迅速发展至万余份，“通邑大都，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3]

1888年（光绪十四年）康有为曾企图组织不缠足会，未成。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广东人赖弼彤等在顺德龙山镇组织戒缠足会，入会者达数百人。梁启超特为该会写作序言并在《时务报》上刊出。次年5月，梁启超又以报馆名义创办不缠足会，号召各省成立分会，湖南、四川、广东、福建等11个省份相继成立类似组织。为了提倡女子教育，梁启超还在报上发表《倡设女学堂启》。1898年5月（光绪二十四年四月），经元善在郑观应、梁启超、汪康年等人支持下，于上海创办中国女学堂，成为近代中国女学之始。

初时，张之洞对《时务报》表示赞赏，誉之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但不久，梁启超在个别文章中批评到了与张之洞有关的“金陵自强军”，引起张的不满。1897年10月（光绪二十三年九月），梁发表《知耻学会序》，以辛辣的语言警告清朝统治者，如不迅速图强，“则放巢流彘之事，兴不旋踵”，会遭到和夏桀、周厉王同样的命运。张之洞认为“太悖谬，闻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下令禁止该期发送。 [4]

汪康年本有维新之志，但是，他原是张之洞的亲信，一再受到压力。他在《时务报》所发《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一文中肯定西方的“君民共主之制”，有的官僚即扬言“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 [5] 梁鼎芬致函汪康年，要他“常存君国之念，勿惑于邪说，勿误于迷途”。 [6] 康门弟子徐勤的《中国除害议》批判科举时文，梁鼎芬致函汪康年，指责该文“太悍”，“专攻南皮”，汪即腰斩该文，不再刊出，并擅自改削梁启超连载的《变法通议》。 [7] 康广仁和梁启超成立大同译书局，企图出版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汪康年居然拒登广告。梁启超忍无可忍，于1898年3月（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致函汪康年：“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即告辞，再行设法另办。” [8] 结果，梁启超愤而离职，《时务报》锋芒顿失。此后，报纸即全为汪康年掌控。第65册汪所撰《论将来必至之势》阐述对“流品混淆，地痞流氓”参预变法活动的忧虑，被张之洞誉为“有报以来之杰作”。

（二）天津

在天津活动的主要维新人士是严复。严复（1854—1921），字幼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初入福州船政学堂，后被选送英国海军大学学习。1879年（光绪五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及天津北洋水师学堂。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批判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文化，要求变革。1897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与夏曾佑共同创办《国闻报》，与上海《时务报》相呼应。次月，创办《国闻汇编》旬刊，发表翻译作品。

严复长期留学英国，西学造诣远远超过康、梁等人。他在《救亡决论》中称，当时的西方全面胜过中国，中国的唯一出路是“以西学为要图”，“救亡之道在此，自强之谋在此”。在《辟韩》一文中，他以卢梭的天赋人权说批判唐代文学家韩愈的君权神授观念，认为君与民本是根据“通功易事”原则确定的一种契约关系，人民“出什一之赋而置之君，使之作为刑政、甲兵，以锄强梗，备其患害”，因此，人民乃是“天下之真主”。严复特别歌颂西方的自由观念，《原强》一文称：“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乱。”但他认为当时中国人尚未具备自治能力，因此急务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样，他在理论上虽然急进，而在行动上则主张渐进。

甲午战败后，严复愤而翻译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所著《进化论与伦理学》，易名《天演论》，自1898年12月（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起在《国闻汇编》连载，次年5月（四月）结集成书。严复在该书按语中，突出宣扬“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思想，呼吁国人奋起救亡，争取民族生存的权利，宛如警钟号角，广泛地影响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代中国人。其后，严复又陆续翻译并出版了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书。他是戊戌前后翻译西学著作用力最勤、影响最大的人。

严复的《辟韩》在1896年4月（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为《时务报》转载，张之洞见后，大为不满，指使屠仁守作《辨〈辟韩〉书》，批评严复“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 [9] 严复自此谨言慎行，锋芒大敛。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他在《国闻报》上连载《拟上皇帝万言书》，建议光绪帝在变法之前先做三件事：一是到外洋游历，联各国之欢；二是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结百姓之心；三是破守旧者把持之局。全文态度温和，并无多少激烈意见，但仍然受人参劾，以致严复不得不将《国闻报》转归日本人经理。

（三）湖南

当时各省督抚中，以湖南巡抚陈宝箴（1831—1900）最为开通。陈字右铭，江西义宁人。1895年10月（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到任，次第兴办矿务总局、火柴公司、水口山锌铅矿等实业。当时，江标任学政，“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黄遵宪到湘，出任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同年，徐仁铸继任学政。他们和本省绅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皮锡瑞等人都支持陈宝箴，积极推进维新事业，因而，湖南的维新活动生气勃勃，在各省中最有成绩。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父亲谭继洵，任湖北巡抚。谭嗣同幼年师事欧阳中鹄，喜读王夫之著作；后来漫游各地，广泛了解中国社会。中法战后发奋钻研西学。甲午战后立志变法，断言“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同年在浏阳设立算学格致馆，组织算学社。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到北京，与梁启超相识。同年从父命，入资为候补知府。旋赴江宁，结识居士杨文会。他吸收西学，融合佛学、儒学，写成《仁学》一书，将“仁”视为天地万物之源，认为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只是由于“办事”需要，才“共举一民为君”；倘若“君”不能为民“办事”，自然可以“共废之”。他猛烈抨击儒学所鼓吹的三纲五常的“惨祸烈毒”，声言“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在谭嗣同看来，中国两千年来的政治都是秦始皇的“大盗”之政，学术均为荀子的“乡愿”之学，不仅“制人之身”，而且“制人之心”。他号召人们“冲决网罗”，甚至赞美“法人之改民主”，“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亟当效法者，莫如日本”。1898年2月（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应陈宝箴之邀返湘。

湖南次第举办的新政有《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保卫局等多种。

《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旬刊，创办于1897年4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一日），江标、徐仁铸先后督办，唐才常任主笔，杨毓麟、易鼐等参加编辑。“以讲求中西有用之学”为目的，内分史学、时务、舆地、算学、商学、交涉、格致等栏，是湖南维新派最早的刊物。

时务学堂由陈宝箴倡办，以熊希龄为总理，延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学总教习，康门弟子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分教习。1897年11月29日（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六日），学堂开学。梁启超采取“急进”办学方针，鼓励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常在课卷的批语中大力发挥民主思想。如：“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他甚至指责二十四朝皇帝中的大多数是“民贼”。这时候，梁启超实际上已有“排满”思想，曾在批语中写道：“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 [10]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春，梁启超因病离湘。他在学堂担任教职的时间虽不长，但却迅速培养了一批年轻新锐。

南学会成立于1898年2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日）。设会之意，在于兼具学会与地方议会双重性质。会友分三种。一为议事会友，由南学会创办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充任。二为讲论会友，以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三为通讯会友，凡远道寄函，讲求兴利除弊的官绅士商均是。南学会的主要活动内容是演讲，其讲稿则发表于《湘报》。自成立之日起，有记录可查的演讲共13次。南学会成立后，浏阳、巴陵、沅州成立分会，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群萌学会、任学会、舆算学会、致用学会、明达学会等相继成立。

《湘报》创刊于1898年3月7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五日），每日一张。由熊希龄倡办。熊与梁启超、李维格、谭嗣同、邹代钧、唐才常等8人任董事，以唐才常为总撰述。陈宝箴拨款支持。该报大力介绍西方政治、社会学说，宣传变法维新，尽力扩大读者层面，“使圆胪方趾能辨之无之人，皆易通晓”，成为与《时务报》并称的新派报纸。

保卫局实为地方警察机构，由黄遵宪倡办。黄认为“欲卫民生”，“必当使吾民咸与闻官事”，因此，他主张“官民合办”，“使诸绅议事而官为行事”。其法为每二百户选一户长，称“议事绅士”；保卫局所用巡查，由户长公举或撤换。黄企图由此削官权，兴绅权，作为实行“地方自治”的试验。

《湘学报》、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初创之际都受到普遍欢迎，但不久即因部分“激烈”言论受到官方的干预和守旧派的反对。1898年3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八日），《湘报》刊载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主张“西法与中法相参”“民权与君权两重”“中教与西教并行”“黄人与白人互婚”。陈宝箴认为“过于偏激”。张之洞认为“十分悖谬”，“远近传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指令陈宝箴和黄遵宪“谕导阻止，设法更正”。 [11] 同时，张之洞并指责《湘学报》“奇谈怪论，较去年更甚”。 [12] 4月6日（三月十六日），《湘报》发表皮锡瑞之子皮嘉祐所作《醒世歌》，中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是中央谁四旁”等句，叶德辉认为这将导致“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致函皮锡瑞抗议。他劝皮锡瑞在南学会“勿言《孟子》《公羊》之教”，并要他离开南学会。 [13] 同月19日（三月二十九日），樊锥在《湘报》发表《发锢篇》，倡言“无人非天之所生，则无人非天之子也”。邵阳“士民”即于6月3日（四月十五日）在大成殿祷告孔子，宣告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

守旧派的攻势越来越猛。6月13日（四月二十五日），湘籍京官御史黄均隆疏劾陈宝箴，攻击时务学堂，要求解散南学会、保卫局。其后（夏历五月），岳麓书院学生宾凤阳等人致函书院山长王先谦，指控梁启超等人所批学堂课卷“有悖乱实迹”，函称：“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 [14] 王先谦原先参与过部分维新活动，向陈宝箴申请开办时务学堂的呈文即由他领衔，对南学会和《湘报》也曾表示支持，但他不能容忍有违“圣教”的“越轨”言行。接到宾凤阳的书信后，王先谦即与叶德辉等10人联名上书陈宝箴，要求对时务学堂“严加整顿”。不久，又要求停办《湘报》。夏历六月，王与人订立《湘省学约》，提出“正心术”“尊圣教”“辟异端”等七项条规。 [15] 宾凤阳等更散布匿名揭帖，诬蔑时务学堂师生之间“肆行鸡奸”。

陈宝箴支持维新，赞誉康有为“为人所不肯为，言人所不敢言”，是“一时奇士”。但是，他反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之说，也不赞成维新派的“民权平等”之论。在张之洞和湖南守旧派的压力下，陈宝箴指令《湘报》删去报首议论。5月20日（四月初一日），《湘学报》开始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但是，陈宝箴仍然企图保护维新力量。7月2日（五月十四日），陈委任黄遵宪为时务学堂总理，黄即发布告示称，市上流传的学堂课艺系“冒名伪作”。当时，熊希龄等为反击王先谦等人，上书陈宝箴，指陈书院弊端，要求整顿。对此，陈宝箴判为“门户纷争”，企图调和了事。8月10日（六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谕，表扬陈宝箴“锐意整顿”，指示他可以严惩那些“有意阻挠，不顾大局”的“缙绅”，陈即下令传唤散布匿名揭帖的宾凤阳等人，但王先谦随即以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相要胁，致使陈宝箴不了了之。

在守旧派压力下，南学会自5月29日（四月初十日）之后即停止演讲。不久，皮锡瑞离开湖南，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被迫辞去时务学堂教职，学堂长期放假。7月19日（六月初一日），陈宝箴停发《湘报》津贴。30日（六月十二日），清廷下令，命黄遵宪、谭嗣同迅速来京。熊希龄也于随后离湘。湖南的维新活动逐渐趋于沉寂。

上海、天津、长沙之外，两广、澳门、陕西、四川也都是比较活跃的地区。澳门有梁启超、徐勤任撰述，康广仁任经理的《知新报》。陕西有刘古愚等组织的复邠学会及不定期出版的《时务斋随录》。四川有宋育仁等创办的《渝报》、蜀学会及《蜀学报》。温州有陈虬创办的《利济学堂报》。杭州有陈虬、宋恕、章炳麟创办的《经世报》。无锡有裘廷梁的《无锡白话报》。据统计，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间，全国各地创办的学会、学堂和报刊，共有三百多起。一时间，学会林立，报刊纷起，古老的中国出现了一批新事物，就像一座深闭多年的宅院，吹进了阵阵清新之风。

（四）张之洞刊刻《劝学篇》

戊戌时期的思想派别大体可分三类：守旧派、洋务派与维新派。守旧派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凡子孙欲革先人之法，则其祸乱必尤甚于未革之世”。但是，这种理论，不论揆诸史事，或揆诸儒学经典，都无法成立，并无多大影响。洋务派坚持西方的“技”“艺”可学，“器”可用，“道”不可变，是当时的主流思潮。维新派继承早期改良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若干方面又有发展。一是提出“民权、平等”之说，用以挑战君主专制思想。中国社会长期认为“君权天授”，维新派则认为“君权民授”，可以公举，也可公废。二是批判纲常名教。儒学长期视“三纲五常”为天经地义，而维新派则指责其“惨祸烈毒”。三是提出“以西学为要图”。当时，洋务派普遍崇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严复则批判这样的说法不合事理。他认为，体用本就一物而言，不能以牛为体，以马为用。他由此论证说：“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维新派的推动下，近代中国出现了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维新派的思想有激烈的一面，但是，又有温和、妥协的一面。他们一般只主张“民权”，而不主张“民主”，而且主张兴“民权”之前，必须先兴“绅权”。显然，他们只要求封建统治者向自己开放部分权力，并不想将权力彻底交给人民。尽管如此，维新派的思想仍然为守旧派、洋务派所不满，在北京、湖南、湖北等地相继发生新旧思想的激烈论辩。其中，最突出的事件是张之洞刊刻《劝学篇》。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张之洞属于主战派。《马关条约》签订后，他担心“从此中华何以自立”，致电总理衙门，指斥“倭约各条，贪苛太甚”，甚至上疏要求将李鸿章“明正典刑，以谢天下”。此后，他即提倡“变通陈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7月19日，他向光绪帝上《吁请修备储才折》，提出练陆军、治海军、造铁路、设枪炮厂、广开学堂、速讲商务、讲求工政格致、多派人员出国游历等九条建议。8月，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名上《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主张整顿军事、发展实业、“中学宜兼西学”，反对以八股、试帖取士。维新运动初起，他取支持态度，先后资助强学会及《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张之洞自江宁回湖广总督任，大力在辖区内建立新式企业、学堂，以西法练兵，一时间，使湖北成为推行新政最有实效的省份。但是，他不同意康有为的“孔子改制”以及维新派的“民权、平等”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张之洞刊刻《劝学篇》，企图纠正维新思潮之“偏”。《劝学篇》分内外两部分，序称：“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在外篇部分，张之洞阐述了学习西方科技、文化，设立学堂，改革科举，翻译日文书籍，提倡阅报等多方面的问题，可以视为张之洞的内政改革纲领，也是他为变法划定的范围。但是，《劝学篇》的重点在内篇。张之洞专辟《正权》一章，批评“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他声称，西方所谓“民权”，只不过“欲民申其情，非欲民揽其权”。他特别批评梁启超在《时务报》中提出的西方国家“人人有自主之权”的说法，认为那将出现“工愿高价，无业贫民愿劫夺，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的状况。不过，张之洞对西方“政必有法”、“君民皆不得违其法”的情况却颇为肯定，他也不坚决反对开议院，仅认为尚非其时。他说：“此时纵欲开议院，其如无议员何！此必俟学堂大兴，人才日盛而后议之。”这些地方，是张之洞思想超出洋务派之处。

《劝学篇》极力维护中国的纲常名教。在《明纲》篇中，张之洞说：“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在中西文化关系上，张之洞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循序》篇中提出：学者必须“先以中学固其根柢”，“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在《设学》篇中说：“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中体西用”本是洋务派的一贯主张，但其明确表述则始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3月沈寿康在《万国公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匡时策》，中云：“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次年，孙家鼐在筹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时也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梁启超也有过类似提法。不过，其影响都没有张之洞大。

《劝学篇》出版后，被光绪帝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谕令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 [16] 守旧派也大表欢迎。戊戌政变后，苏舆汇集攻击维新思潮的文章为《翼教丛编》，其中即有《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等四篇。

注释：

[1] 康有为：《上海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后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9—172页。

[2] 梁启超：《论不变法之害》，《时务报》，1896年8月19日。

[3]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党人列传》，1913年刊行。

[4]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署臬台电》，《张文襄公电稿》卷29，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5年版，第6页。

[5]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901页。

[6]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99页。

[7]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97页。

[8]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手札》，第1854页。

[9] 屠仁守：《屠梅君侍御致时务报馆辨〈辟韩〉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三，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0] 梁启超：《学堂日亟梁批》，叶德辉编《觉迷要录》卷4，台湾文海出版社1987年版。

[11] 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黄臬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9页。

[12] 张之洞：《致长沙徐学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二），第610页。

[13] 叶德辉：《与南学会皮鹿门孝廉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6，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4] 宾凤阳：《宾凤阳等上王益吾院长书》，苏舆辑《翼教丛编》卷5，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5] 苏舆辑：《翼教丛编》卷5，参见胡如虹编《苏舆集》。

[16]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