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保皇会的成立
1898年9月21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临朝，宣布重新“训政”。同时下令抓人。康有为事前得到消息，于20日清晨匆匆离京，当晚，乘英商公司重庆号轮船离开塘沽。9月25日到上海，英国驻上海领事班德瑞到船上与康有为谈话，康称：假如英国肯派兵两百名帮忙，就可以扶持光绪皇帝重新执政。接着，康有为换乘英舰到香港，又企图说服前海军少将柏丽辉勋爵，请英国出面拯救被软禁的皇帝，还曾多次致函李提摩太，请他代向英国求助，主持公道。此外，还曾和日人宫崎寅藏讨论，如何派日本壮士刺杀慈禧太后。
梁启超也将挽救光绪皇帝的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9月21日晚，梁启超避往日本公使馆，26日乘轮东渡。27日，梁启超与王照联名致函日本前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其后，又致函日本现任总理兼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等人，剖析中、日、俄三国之间的关系，说明慈禧太后亲俄，日本为自身安全，必须支持中国改革。 [1] 康有为于同年到达日本后，也积极游说日本人士，“不惜一臂之力，助皇帝复位”。 [2] 但是，日本政客只表示同情，不肯在实际上有所行动。
康有为到达日本不久，唐才常也自国内东来，与康有为等共同计划以武力推翻慈禧太后的统治。10月31日，康有为等人向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宗方小太郎表示，拟在湖南举事，希望日本借兵并援助。康夸张声势，声称湖南南学会有会员一万二千人，一旦举事，将引军直进，夺取武昌，沿江东下，攻占南京，然后移军北上。康并称，有可能得到张之洞的响应。 [3] 这是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提出的第一份武装拯救光绪皇帝的计划。11月初，康有为发布《奉诏求救文》，假借皇帝名义，公开号召“勤王”。
康、梁到达日本后，孙中山、陈少白托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犬养毅等致意，企图联合，但康声称奉有光绪皇帝秘密诏书，不便与革命党来往。孙中山派陈少白往访，康表示：“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其他非余所知。” [4]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3月，原来庇护康有为的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在清廷压迫下，康有为离开日本，远游欧美。到英国时，通过柏丽辉勋爵再次请求英国政府支持他的“复辟”计划，未获议会多数同意。7月20日，康有为在加拿大千岛与侨商李福基等人成立“保救大清皇帝会”，简称保皇会。其后，保皇会自加拿大逐渐向美国、墨西哥等地发展，共建立总会11个，支会103个，号称有众数百万。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8月4日（六月二十八日），适逢光绪皇帝30岁生日，康有为率领侨胞在中华会馆庆祝，其场景是：“烛灯辉煌，箫鼓铿锵，冠裳璀璨，龙牌在上，龙旗在顶”，一群人，或长袍，或短衣，一律“拳跪起伏，九叩首”。会后，致电清廷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问圣躬安否？祝圣寿万年，愿皇上复政以保中国”。 [5] 后来在有些地方，保皇会开会还形成了一套仪式：“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与会者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彩三声，次祝康有为到处平安，喝彩如前。 [6] 11月12日，慈禧太后生日，南洋各埠华侨再次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声称太后年高，不宜过劳，应“归政颐养”。此后，海内外报纸纷纷刊发文章，要求太后撤帘，皇上亲政。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慈禧太后召开王公会议，诏立自己的外甥、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为废去光绪皇帝做准备。消息传出，中外喧腾。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联络叶瀚、张通典、章炳麟（太炎）、汪贻年、丁惠康、沈荩、唐才常等1231人联名电争，这是上海地区前所未有的一次大规模的士绅联合行动。天津、杭州、武昌等地的士绅继起响应，海外华侨也纷纷通电反对，仅各地保皇会的通电即达百数十通。康有为致函大隈重信及进步党领袖犬养毅，要求二人向日本政府请兵，讨伐慈禧， [7] 同时则催促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在国内动作。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1月，康有为经香港抵达新加坡，在香港、澳门设立保皇会总局，作为办事机构。次年8月，受新加坡总督之邀，迁居槟榔屿。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暹罗华侨陈斗南等人上书李鸿章、张之洞等，要求他们举兵勤王，清君侧，复大仇。保皇会则呼吁国民以独立自主精神勤王讨贼。康有为最初计划在两广起兵。原台湾巡抚唐景崧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的反割台斗争失败后回到故乡广西。他派人到新加坡会见康有为，约期举事。康有为于是决定先攻广西桂林，然后破长沙，下武昌，直趋襄阳，进入直隶，攻入北京。保皇会在日本的总部还曾指示洛杉矶分会，以矿物、铁路为报酬，请美国人荷马李将军募集美国苦力25000人，计划由美国军官率领，自澳门攻打广州。康有为则联络原台湾义军统领丘逢甲，动员他在广东潮州、惠州一带起兵。但是，所有这些都停留在计划阶段，没有付诸实施。 [8] 11月14日（九月二十三日），康有为致函英、日两国领袖，建议他们利用机会，帮助光绪帝复位，函称：“帝党由这片土地上最开明、进步的人士组成，这些人友好地对待外国人，也希望将他们国家古老的文化和西方文明结合起来。” [9] 但是，英、日两国领袖都未加理睬。
（二）《大同书》的写作
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11月，康有为赴印度，定居大吉岭，陆续写作《中庸注》《孟子微》《论语注》《大学注》及《大同书》等著作。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根据他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观察，对人权、平等学说以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了解，融合中国古代儒家的社会理念，建构了他对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全世界为一总政府，“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生产高度发达，每人每日仅劳动很少时间，此外“皆游乐、读书”之时。它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份完整的共产主义设计。但是，在现实中，康有为仍然坚持保皇、改良道路。《大同书》一直秘不示人，1913年（民国二年）部分发表，至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才全文出版。
注释：
[1] 伊藤博文关系文书研究会编：《伊藤博文关系文书》（八），日本墒书房，第414页；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编纂：《日本外交文书》第31册，第689页；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3—166页。
[2] 近卫笃麿日记刊行会编：《近卫笃麿日记》，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11月2日、12日，日本鹿岛研究所出版会，昭和四十三年（1968年）版。
[3] 《日记》，《宗方小太郎文书》，日本原书房昭和五十年（1975年）版，第673页。
[4]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5] 《美洲祝圣寿记》，《清议报》第27册，1899年9月7日。
[6] 《南海先生上皇帝书》，《清议报》第67册，1900年12月22日。
[7] 《致大隈函》，见于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台湾成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584—585页；《致犬养毅》函为日本冈山木堂纪念馆所藏原件。
[8] 参见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9] 拙著《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