享誉世界的美国普利策奖一向以“揭露性”为“主旋律”。

例如，近日揭晓的第88届普利策奖：“公众服务奖”的得主，目光犀利地考察了美国劳工阶层的死亡和工伤情况，将那些违背基本的安全法令的雇主曝光。“突发新闻报道奖”的得主，对发生在南加州居民地区大山火的报道既极为深入，又非常全面。“调查报道奖”奖给对越战中美国一个名为“猛虎力量”的美军排所犯罪行(屠杀无辜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连续报道，摘取“说明报道奖”的，则是对每年导致数千名美国人死亡，但长期一直遭到忽视的医学病例动脉瘤的堪称划时代的报道。

再如，在2003年的获奖作品中，“揭露性”新闻包揽了公共利益服务奖、调查性报道奖、深度报道奖、全国性事务报道奖等5项大奖，内容涉及司法、税收、医药、航空等部门的腐败和渎职现象。

还有，2003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揭露大公司等丑闻的几位女性，由此可见美国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观。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揭露这些丑闻不但没有扰乱美国的社会秩序，反而加强了美国社会对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社会正义与同情心等的追求。

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新闻奖”多以歌功颂德为主。它们做了现存秩序的辩护士，既定政策的宣讲员。而对许多重大事件，则避讳之，保持缄默。例如中国去年的“非典”，本来是个很好的“揭露性”题材，但“表彰会”一开就没了……

自古以来，当权者总喜欢“听话的”文人，文人看当权者的脸色行事成了习惯，而对一些群众反映的问题装没看见、听见。去年，国家信访局局长周占顺提出四个“80%”，即：群众信访特别是群众集体信访的问题，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80%以上是基层应该解决也可以解决的问题。这几个80%，哪一点不允许新闻报道呢？一些记者“为生民代言”的行为，落在某些地方领导眼里，却被视为异端、不安定因素，当做“反政府”行为，以为制造“社会动乱”，必欲打压而后快……

另一方面，中国的“士”，苦读寒窗，以道自任，“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把人生的价值都压在这上头，在精神上永远长不大。一旦扑空，便有挫折感；一旦“失宠”，便觉末日来临；一旦得知“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就喜极而泣，三呼“万岁”，而后歌功颂德，不知自由与独立为何物……

其原因还在于，我们长期实行的上级任命下级、下级只许对上级负责的行政体制，只许对、不许错的政绩评价机制，这便培养了官员“报喜不报忧”、出了错死不认错，也不准别人认错、甚至不准报道的毛病。

制度的问题只能用制度来解决。如果改变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呢？如果将各级官员的任免升降都掌握在公众手中呢？如果让群众给领导“下指标”呢？他们就不得不选择对下负责、对老百姓负责了，就能将“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行使权力时的唯一考量。如果他两眼向上，无视选民的要求与反映，他就甭想取得连任，甚至会像美国加州前州长戴维斯那样被罢免。

因此我们说，美国普利策奖以“揭露性”为“主旋律”，是美国比较成熟的政治制度决定的。这个新闻奖，揭露政府在某些公共领域的不足，这就促成了政府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与解决，从而赢得了民心。人家才是“聪明人”啊。

我们曾大力提倡“实事求是”。任何人和任何组织是否实事求是，不仅仅是“禀性”问题，更是制度问题。只有先进的、民主的政治制度，才可能形成实事求是的党风，形成实事求是的政风。党风、政风顺了，文风才顺。我还记得邓小平同志从制度的角度立论，他说；“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已经写入宪法。应该赋予新闻媒体加大监督力度。一个社会如果没有揭露世道真相的舆论监督，它将陷于呆板、僵化和停滞，失去革新的生机与活力。因此，希望出现更多的在思想上坚持实事求是，在社会身份和思想上以“自由流动”显其特色，在人格修养上“骄富贵，重道义，轻王公”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独立的人格、思想，不附和任何现成的教条或意识形态，以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和怀疑态度，去探求问题，发出呼喊，矫正社会弊端，促使社会进步。

只有这样，才有希望建立起中国的“普利策奖”。这是多少新闻人翘首以待的希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