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某市某中学，某老师在课堂上“殴打”一位学生，被当地媒体搞了个连续报道，导致那位老师“下岗”。总结教训，领导在大会上提出“防火放盗防××”，约法三章：记者进学校，必须征得有关部门的同意；未经允许，任何人不得接受采访；谁违反了，谁就下岗。”

这位领导还在大会上“痛心疾首”地说，有的老师居然对记者说“打的好惨啊”。请问：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同事没有一点爱心，连一点同情心也没有吗？这位帮学生说话的老师顿时“千夫所指”，被看做是破坏单位形象的“罪人”。

难道学校是江湖码头？是“铁打的营盘”？难道老师就不能为挨打的学生实话实说，而只能“团结一心，一致对外”？

写《我和李敖一起骂》的作者，在自己居住北京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法忍受邻居玩具挡道、噪音太大、鸡鸣狗叫、草地种菜等行为，而投诉达100多起。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落在我们眼里，都可以忍受，用不着投诉邻人。事实上，我们面对很多不如意，首先想到的不是改变别人，而是委屈自己，让自己从不适应到适应再到沉默中死亡。上面说到的那些老师，同在一口锅里舀饭吃，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他们可以对不起学生，或者让学生暂时受点委屈，却不愿得罪同事，更不敢得罪领导，还不能让学校名声受损。他们知道老师打学生不对，但一旦成为“既成事实”，也便只有“默许”。对那位领导的说法，老师们并不缺少是非判断，但是缺乏面对事实站出来的勇气。他们凡事恪守实用主义或实惠主义法则。跟着领导走，面包才会有。如此算计，反映出教师今日生存环境的尴尬。

有人说过一句话：“我是有罪的，因为当罪恶发生时，我在场，并且我活着。”这句话意味着，旁观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没有法律上的罪，也不能免除道德上的罪。现代社会的分工使人变成了“零件”，单位给我们的饭碗，使我们从早到晚围着单位转。为了保住这个“饭碗”，我们的一言一行，变成了为单位负责，为单位的形象负责。这一点，我们冠冕堂皇地把它称之为职业道德。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爱真理从说真话始。

一个人敢不敢说真话，很简单，先看丢不丢饭碗，再看丢不丢脑袋。

譬如“文革”，敢对“老人家”说个“不”字的人，不仅饭碗没了，连脑袋也掉了。在农村，“社员都是向阳花”，不端生产队的碗，谁敢上山开荒做“野人”？在城里，人人有单位，单位管人生老病死，要人“早请示，晚汇报”，“灵魂深处闹革命”。谁一不留神，便成了“反革命”。即使祖上掖了些文物下来，也当“四旧”扫光了。想爬格子挣稿费，天真。“文革”中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才有稿费。

因此，“文革”打整知识分子，可以说冠绝天下。据说，“鲁迅要是活到现在，要么识大体不说，要么在监狱里还要说。”想来令人后怕。

今天说真话的环境比过去好多了。但是有的地方，却令人胆战心惊。报载，湖北某公司召开年终总结大会，一位鲜姓总经理端坐主席台正中，公司各部门进行拉歌比赛。将《社会主义好》改成了“鲜总好，鲜总好，鲜总是我们的好领导”；将《大海航行靠舵手》改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宜化发展靠董事长”；将《军民大生产》改成“鲜总经理呀嗬咳，好领导呀嗬咳”；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则改成“歌唱我们亲爱的鲜总，带领我们走向辉煌”。一名部门负责人说：这是领导的意思，若不唱便会受到处罚。什么处罚？敲饭碗呗。

谁给的饭碗，就为谁唱歌；“饭碗”是谁给的，就为谁说话，甚至指鹿为马。报喜不报忧，吹牛又做秀，空话加大话，把芝麻吹成西瓜，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含金量更高、更大的饭碗。马寅初先生在当年那场浩劫中公开发表声明：“我年已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这种人今天已成了“国宝”，成了“文物”。前些年，原石家庄市建委干部郭光允，为把贪官拉下马，被开除党籍，并蒙受两年劳教之灾；沈阳离休老干部周伟，因为举报贪官换来两年劳教；再远点，“反腐记者”说真话，被判处12年徒刑坐大牢……

想说真话，怕丢饭碗。咋办？

有人支招；先得去挣钱。钱挣够了，不怕人家饿你的饭，再独立思考不迟，再说真话不晚。譬如，揭露“珍奥核酸”是“骗局”，揭露某些学术腐败的那个人为什么如此“大胆”，因为他的新语丝网站设在美国，本人持有美国绿卡。他的饭碗一般人敲不掉。当然，一个人的学术良知、人格尊严也是很重要的。

真话，饭碗，脑袋，一个比一个重要。尽管这样排序的境界不高。但芸芸众生，就在这个水平上。

说真话需要“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就是制度的保障。让一切都在阳光下公开，运行。阳光下，饭碗是稳定的，人格是独立的，思想是自己的，文字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