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来，来自广东省的改革措施大多让人振奋而欣慰，不过这次村官当镇官的举措，初闻之欲放歌纵酒，细读之则沉吟不安。

据《南方日报》4月29日报道，经广东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近日出台相关文件，决定于4月下旬开始在全省范围选拔150名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担任乡镇领导干部，从优秀大学生村官中招录150名乡镇公务员。同时还要求，省级机关处级领导干部中，具有两年以上基层一线工作经历的，5年内要达到三分之一以上，10年内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

不过，广东省此项政策，不仅吾道不孤，湖北、山东、新疆和重庆推波在先；而且谨遵天意，中组部于今年初根据中央精神，下发了《关于注重从基层和生产一线选拔党政领导机关干部的意见》。

这当然是的仁政，工作辛苦，收入不高的村官受到关注和关怀，被纳入马走日象飞田兵过河的升官图，从此有了奔头，村官们闻此喜讯，口中应该念念有词：谢主隆恩。这当然也是良治，对于村官，激励他们向上发展，因此可以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责任心；对于府官，鼓励他们到基层栽培，从陶醉椒房里的呻吟，到同情茅屋里的呻吟，让民间疾苦补一补血液里的盐分。

但这还不是宪政，也不是自治。宪政是从下面制约上面，仁政则是从上面关爱下面；自治是自己管好自己，良治呢，则是上面管好下面。所以，开始于1982年的乡村民主制度实验，才是最低一级的宪政，也是最低一级别的自治。从那时起，我国村镇政治就步入了双轨制：一轨是较低一级的“村”，实行直接选举的村政；另一轨是较高一级的“乡”或“镇”，仍然实行任命体制。这就是说，乡镇以上干部，仍然是“朝廷”命官，仍然拿“俸禄”，吃“皇粮”；村官则成了自己管自己的“江湖”中人，虽然党内职务（村委会主任通常兼任村支部书记）还像“黄马褂”一样维系着与“朝廷”的关系，但它的作用，不是登天的梯子，而是坐山的凳子，它可以巩固他的“江湖”地位，不惧怕黑恶势力。

从村镇政治双轨制出发，有两条变革思路，一条是中共13大厘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进一步减少吃“皇粮”的人，把村民自治推进到镇民自治，也就是从村民直接选举村民委员会主任，到镇民直接或间接（视镇民数量来定）选举镇民委员会主任或镇长，官退民进，把“朝廷”政治的基础部分进一步退让给民间公民社会，也就是让镇政“朝政”旧轨并入村政“宪政”新轨。

另一种思路，就是打通村官升朝官的通道，把村政重新纳入朝纲体系，这有点像水浒里的“招安”，不同的是水浒里的好汉是造反起家，村里的首领是村民推选。当然，村委会主任顶多是个山寨版“大王”，并不真的觊觎金銮殿，从他个人的前途来说，被招为镇官是件好事；但对中国的政治发展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是邓小平倡导的整体改革的未竟事业。他心目中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三项内容，一是党政分开，二是权力下放，三是精简机构。乡村自治，就是权力下放的一项措施。他说权力真正下放的目的，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共中央文献，1998，第355页）；他还说，权力下放，要“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同上，第362页），可见，自治并不只是村一级的问题；他还展望说，“中国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级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同上，第383页）。显然，他所说的基层，包括县、镇（乡）、村级。他所说的“现在”，是1986年，但直到2009年，中国还没有“回到”“现在”。

写完这篇短文，天已大亮，窗口吹进孟夏早晨的清凉微风。1998年5月，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西安，在兵马俑坑前喊了声“解散”之后，在演讲中将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称为“自由的微风”。“风继续吹”，张国荣唱道，“不忍远离……”

2009年5月1日于北京

注：本文为《南方农村报》而作，出于可以理解的考虑，关键部位被动了手术，定稿标题为《选拔村官当镇官不可压缩民间自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