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仙桃市大学生村官6个月未发工资，湖北官方亦表示“情况属实”，原因是中央、省级补贴资金下拨滞后。这种情况其实相当普遍，并非一时一地偶发。早在2009年就有辽宁新民多名大学生村官赴国家信访局上访，诉说当了村官9年，政府拖欠工资万元，升不了正式干部却要改签为临时工。许多下农村的大学生都诉说村官的工资落实困难，待遇得不到保障，未来前途渺茫。

大学生村官虽没有国家干部正式编制，却统由国家财政发工资，所以被看作是“准官吏”。而“准官”的直接前途就是升正式官，地方政府也着力把来基层“锻炼”的大学生当干部培养，规定县乡公务员应重点从其中招录，任职2年后报考党政机关公务员的村官，可享受放宽条件、加分等优惠，同等条件优先录用。

政府设置大学生村官，就有缓解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满足部分大学生就业的考虑。同时，也期望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能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作点贡献。不能否认，多数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基层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自已也得到了些许锻炼。但国家是否需要在农村基层培养大批量的干部，农村社区是否真有那么多行政工作需要大学生们去做？有无必要每村配一名拿国家工资的村官呢？

众所周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已进行了七八轮政府精简，但机构减并了，官员人头却始终裁减不下去，官场既得利益藩篱难以破除，甚至相当数量“吃空饷”的人都难以清理，致使当今中国“官满为患”。由于“官本位”体制病态，每年公务员招考，往往是一个岗位有几百乃至上千人竞争。入仕当官意味着终生“铁饭碗”，使大学生们打破脑袋都往官场上奔，考不上公务员先暂当村官，最终目标还是当干部。

从体制上来看，大学生村官属“事业编”，乃编外干部，只能是临时性措置。大量农村党组织村支书也无正式干部编制，而国家也要“补贴”其工资。如此，中国广大农村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编外干部群体，国家为此要投入巨额财力，使转移支付给农村的钱用来养官，而不能真正下达贫苦农民之手。各级政府为此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村官的工资却也并无保障。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行政设官两千多年都是到县为止，县以下从来就不设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官。自秦至清，农村的三老、乡官、保甲长都不领取工资，属差役，由乡贤耆德富户担当。从各方反映来看，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社区基本上是“打杂”，没事找事，既不是农民，又不是干部，不伦不类，境况尴尬。

官路既然如此狭窄，就要求我们打破“官本位”，转变思路。大学生下乡不求当官，而是服务，其前程也不是升公务员，而是创业！改革开放推行市场经济，早已使行政性人民公社解体，并试办村民自治，中共十八大李克强总理提出加速城镇化，若再村村设官强化行政，乃有违改革潮流。

编外设村官，并不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问题。文革时为解决城镇知识青年就业难题，也曾搞过大规模“上山下乡”，美其名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然农村并非不需要有文化的知青大学生，知青下乡也确曾提高了落后农村的技术文明程度，农村需要的是科技人才而不是官，农村的现代化不是行政化而是市场化。国家既然为农村下拨资金，让大学生下乡，则以期用之于设村官，不如用于创业。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是创业的好基地，大学生服务农村，发育农村市场，引领农民致富，其前程并非转正为公务员，而是当能人企业家，其路也不限于农村，可以向城镇扩展。

如此来看，村官不如称“村倌”恰当。倌，旧时称服杂役的人，如堂倌儿、猪倌、牛倌、羊倌，其实就是打杂。但大学生打杂与旧杂役不同，他们以新知识、新技术、新思路，加上国家划拨的创业基金，在农村引领农民创业致富，既解决了自己的就业，也帮助广大农民兄弟转换身份，推进我国的城镇化。村官既不是官也当不了正式干部，不如干脆当“倌”，倌也只是暂时的身份，不能干一辈子，国家给其发“工资”，也只定为三四年。那些一心想当官，企图从基层做起，步步升上去的人，不能说他们是想歪了，但只有极少数人能如愿，绝大多数村官是拿不到正式干部编制的。如果年轻有为的大学生眼睛盯着基层农村创业，走市场而不走官场，则不仅解决了自身的出路，而且为政府解了套。如此则大批大学生村倌下乡，必能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特别是农村的城镇化，作出重大贡献。

（刊发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