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5日是蒋介石先生逝世34周年，4月27日是蒋经国先生诞辰100周年。当下，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高层正以隆重纪念“两蒋”活动为契机，试图跨越蓝绿阵营隔阂，实现社会和解，以此恢复国民党的政治传统。
蒋氏父子是中国海峡两岸尽人皆知的历史人物。尽管历史学家对他们褒贬不一，但有一条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台湾地区蓝营的认同——蒋氏父子都是立场鲜明的爱国者，即便海峡两岸遭遇最严峻的政治军事对峙局面，他们也和大陆执政者一样坚定不移地捍卫“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这就为台湾地区后来的领导者李登辉、陈水扁之流试图台独的危险行径划出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限，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牵制了台独势力。除了这一共同点之外，颇为有趣的是，蒋氏父子在历史上的评价都游走于专制和民主的两端。蒋介石先生被史学家称为“独裁无胆、民主无望”，而蒋经国先生则被李敖称为“开明的皇帝，专制的总统。”
但是，在今日的台湾，若问到谁是对台湾最杰出的政治领袖时，有60%的人认为是蒋经国先生，只有10%左右的人认为是蒋介石先生或其他领导人。可以说，即便把蒋经国先生放在今日台湾政坛的选举台上，也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政治领袖。
为何父子两人在台湾地区人民的心目中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地位呢？答案是明显的：道义自在人心。给人民贡献了符合道义的政治制度、带来了自由与福祉的政治家一定会被人民追思和怀念。蒋经国先生就是这样一位受人敬仰的政治家。
“独裁无胆、民主无望”的蒋介石在反共失败后败逃台湾，向隅而泣。但他仍不吸取教训，继续在台湾地区实行威权统治，依赖军队和特务进行高压统治，迫害许多无辜民众、残酷镇压异议人士。本来，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缔造民主共和国需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所谓军政，乃是恐惧彻底干脆的实现民众的民主权利之后，顽固封建势力利用这种民主的宽容进行反扑，整个社会出现无政府状态，因此要用军人的强力来控制革命成功后的真空时期；所谓训政，乃是忧虑民众长期民智不开，要像商鞅徙木立信那样，引导民众信任新政，使用获得的权利，因此要有一个强力的政党进行领导；孙中山认为，只有经过军治、党治的强力，才能达到民主宪政的目的。但孙中山的训政思想成为蒋介石行使独裁政治的口实，蒋介石至死把持台湾地区的统治权。
蒋介石去世后，1977年发生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表明台湾社会改变了以往一味追求经济建设的道路，涌动着追求民主政治的潮流。面对中国大陆、国际局势和岛内本土势力的压力，蒋经国认识到只有落实政治民主、持续发展经济、建立更开放的社会，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能继续维持。1986年10月7日下午，蒋经国在“总统府”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Mrs. Katherine Graham），透露了“‘中华民国’将解除戒严、开放组党”的消息。此后，蒋经国抵住了在草拟《动员勘乱时期国家安全法》、《动员勘乱时期集会游行法》与《动员勘乱时期人民团体法》时的党内反对声浪。到了1987年7月15日，《国家安全法》开始施行，蒋经国正式解除在台湾实施了38年的戒严。他提出“法统在法不在人”，使台湾确立了不可逆转的民主改革方向。在1980年代，蒋经国在台湾先后作出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进行国会改革等政治改革措施，使台湾社会和平实现从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的转型。
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蒋经国先生表现了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卓越才能。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六条：
1、改革政治。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先生在一次会议上突然脱离讲稿，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次年3月，他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戒严令”解除后，党禁、报禁等限制随之取消，全台湾就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20个获得审查通过、200余家新出版社向台湾当局办理登记。这些新生力量很快将斗争矛头对准积怨甚深的国民党。街头的群众示威甚至在蒋经国先生面前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蒋经国却对抗议者微笑。
2、举贤任能。蒋经国先生在台湾进行基础建设工程的同时，还任用大批专业技术及财经官僚主政，如李国鼎、孙运璇、俞国华等人。同时大量任用台湾本省籍官员，如林洋港、谢东闵、邱创焕、李登辉等，使国民党逐渐本土化，使该党政治适应了“水土”。
3、廉政高效。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担任“行政院长”时，1972年颁布“十项革新”，目的在使政府行政执行上更为简廉有效，内容包括：为节省“国家”财力，用诸于各项必要建设，各级政府除已经正式列入预算表外，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各种公共工程之开工与完工，可以公告方式行之，不必奉行任何典礼仪式；各级政府机关派员“出国”考察或参加国际性会议，必须事前有周详之计划，其所派人员并以具有各类专长，精通外交为主要要求；各级机关应不作不必要之视察，如确有其必要，则视察人员到达视察地区，不得接受任何招待，被视察之机关、学校、团体亦不得迎送，或张贴标语，或召开欢迎会等；各部会首长及全体行政人员，除参加政府所规定之正式宴会，以及招待外宾所必需者外，一律不得设宴招待宾客，并谢绝应酬；公务人员于婚丧喜庆，除有关亲戚关系或有深交者外，不得滥发喜帖及讣告；各级行政人员一律不得进出夜总会、舞厅、歌厅、酒家等场所，各级主管应监督所属人员切实遵照办理，如有违反规定者，应从严处分；各级首长主管均应谢绝各届剪彩、揭幕等邀请；各机关预算内所规定之加班费、出差费，除必要之加班出差外，不得假借名目移作他用途，但各级机关首长对各机关学校公教人员福利，应妥善处理；在日常处理公务方面，人人要能切实负责，自己能予解决之间问题应即自行解决，今日能予办完之事应即今日办完，不必召开的会议不开，凡要开的会议事前必有充分准备，会后必有结果。不办不实际、没有效果，以及不必要之公文、凡属应该办的必须办的彻底，追踪到底。在他治理台湾期间，政府廉洁高效，极少发生政治腐败现象。
4、坚持一国。1978年，中国大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脱贫致富，蒋经国认为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此时，曾经是蒋经国先生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时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透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向蒋经国问候。蒋经国告诉身边人，不要再说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1987年11月，蒋经国开放台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台湾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涌向中国大陆。人们不无惊异地发现，几乎在一夜之间，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陆涌现。中华民族的融合团圆之梦，在两岸对峙38年后终于实现。
5、重视经济。1970年代，台湾在蒋经国先生领导下进行一系列大型基础建设工程。建设自1974年起，至1979年底次第完成，共动用新台币3,000余亿元。在十大建设中，有六项是交通运输建设，三项是重工业建设，一项为能源项目建设。在他的治理下，台湾顺利度过了两次能源危机，取得令人瞩目的经济成长，赢得“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美誉。
6、关注民生。蒋经国先生关心台湾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他每年实际走访台湾各乡镇200次以上，以了解地方实际需要。同时极注重偏远乡村建设，落实水、电及基础医疗卫生建设，减少城乡差距。
因为他不是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所以李敖称他是“专制的总统”，但他却成功推动了台湾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因此李敖称他是“开明的皇帝”。在我看来，李敖对蒋经国先生的评价不太恰当，正确的评价应是：蒋经国先生是台湾威权政治的终结者，民主体制的奠基人，他是台湾政治史上值得尊敬的伟大的政治家。甚至可以说，他是台湾宪政之父。
当我每次读到他说的下面这段话：“世上没有万年的执政党，即使被人民选下台，将来政绩好了，仍然可以再被选上。”我就在想，这是一个多么聪明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啊。他的预言在今日台湾得到了兑现，这对国民党的进化、对增进台湾民众的福祉与自由，都是极好的事情，人民没有理由不追思、缅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