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条：政治领袖要有把握大局的能力
韩非子讲的“小忠”与“大忠”的关系，实际是指政治领袖应当具有把握大局的能力。什么是大局？大局就是政治发展之主流趋势、政治方向。怎样把握大局？要看现实政治的方向是对还是错，如果是错的，就要扭转过来，如果是对的，就坚持。在这个过程中，要不避嫌疑，不畏人言，甚至要暂时伪装自己，在小的原则和问题上作出牺牲，最后把坏的局面扳正过来，把政治方向扭转过来。这即是韩非子所指的“大忠”的作为，是政治家把握大局的能力。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我们看到秦始皇嬴政死后，赵高、胡亥和李斯串通一气，秘不发丧，假传圣旨，命令大将蒙恬、太子扶苏自杀。这两个人怎么做的呢？扶苏想都不想一下，接到诏书后马上自杀；蒙恬是怀疑诏书有问题的，既然怀疑，就应该有所行动，可他束手就擒了，被使者押解回咸阳杀死。如果蒙恬忠心服从秦始皇的命令，等事情搞清楚了再死，也是可以的，既然怀疑诏书有问题，就是说明蒙恬不相信诛杀他是秦始皇嬴政的意思，不是秦始皇的意思自然是别人的意思。可这个“别人”是谁？他为什么这样做？他的目的是什么？怀着这么多的疑问，怎么能让使者轻易押解自己回咸阳呢？所以扬子《法言》说蒙恬之死“忠不足相也”，是不值得效仿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蒙恬劝阻扶苏不要自杀，等事情搞清楚以后再说，如果澄清是秦始皇的命令，以死尽忠也罢了；如果不是，凭着扶苏的国储身份和蒙恬的三十万大军，赵高的阴谋又如何得逞呢？所以这是愚忠的行为，是不值得效仿的。
关于小忠的解释，韩非子用了一个极为经典的故事来说明：
楚共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国军队失败了，楚共王的眼睛受伤。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楚共王的司马子反要找水喝，侍从谷阳拿一大杯酒送给他。子反说：“哼！走开！我不喝酒。”谷阳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了。子反这个人啊，是嗜酒如命的人，他一旦喝了酒，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结果醉倒了。战斗结束以后，楚共王想重新开战，派人叫司马来布置战斗。司马子反推辞说自己患了心病。共王乘马车自己去找子反，进入子反的帐篷，闻到酒气就回去了，愤怒地说：“今天这场战争，我也身负重伤，全依仗司马了。现在司马醉成这个样子。这是想灭亡我们楚国、不关心部众的行为！我不能再和晋国作战了。于是带领军队回到楚国，诛杀子反，陈尸示众。（据《韩非子·十过》节译）
侍从谷阳的进酒，并不是对子反心怀仇恨，他内心是衷心敬爱子反的，但却恰恰杀了司马子反。应当说，蒙恬和扶苏也是忠于秦王朝，忠于秦始皇的，但是他们服从于一纸诏书，尽管怀疑诏书有鬼，也毫不犹豫地选择死，这恰恰是“小忠”的行为。这种“小忠”的做法把秦王朝彻底葬送了。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大忠”者的本色。
汉高祖刘邦死后，吕氏专权，吕后把持国家大权。一次，吕后想立吕氏家族的人为诸侯王，找群臣商议。右丞相王陵反对，他表态说：“高祖曾斩白马和群臣为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现在封吕氏家族为王，是违背高祖的作法。”吕后听后不高兴，又问左丞相陈平和太尉周勃，他俩都说：“高祖平定天下，封刘姓子弟，现在太后您主宰朝政，封吕氏子弟为王，未尝不可。”吕后听后大喜。
罢朝以后，王陵责备陈平、周勃说：“当日高祖歃血为盟，你们难道不在场吗？现在高祖去世，吕后专权，她要封吕氏子弟为王。你们纵容她这样做，还有什么脸面去见死去的高祖皇帝呢？”陈平、周勃都说：“今天在朝堂上口舌争辩，我俩不如你；保全国家社稷，安定刘氏天下，你不如我俩。”王陵无言以对。过了不久，王陵被吕后任命为太子的师傅，实际剥夺了右丞相的职务，政治上已经不能有任何作为，吕后升任陈平为右丞相，接替了王陵的位置。
八年后，即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死，吕禄担任汉朝上将军，吕产任汉相，分掌南北军，把持朝中大权，谋夺刘氏天下。当时的周勃虽为太尉，却不得进入军营大门；陈平担任丞相，却不能处理政事，刘氏政权岌岌可危。于是周勃与陈平联合，共谋诛吕安刘之计。是年八月，齐王刘襄带兵率先讨伐诸吕，吕产派灌婴抗击，灌婴却按兵荥阳，与齐王联合共讨诸吕。周勃和陈平见齐王发兵，共谋宜为策应。于是把郦商作为人质，使其子郦寄诱劝吕禄交出兵权，归其封国。吕禄交出将印，周勃得以控制北军，派兵助刘章杀入未央宫，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宫廷军事政变，将吕氏家族子弟全部诛杀。随后，陈平、周勃与诸大臣共立文帝，使汉王朝政局拨乱反正。
（据《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五·高皇后》节译）
我们可以看到，王陵之忠，是“小忠”，他的“面折廷争”并不能改变吕氏专权的事实，因为吕后把持着国家权力，他不仅不能改变这一政治事实，还暴露了自己，结果政治生命很快结束了；陈平、周勃的忠，则是“大忠”，他们策略地在一些原则和事情上作出让步，不仅保存了自己的实力，还在吕氏谋夺刘氏天下的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扳正了政治局面，才有了后来的“文景之治”，这才是值得称道的。
事实上，刘邦在自己即将去世时，也知道吕氏专权即将成为事实，他唱给戚夫人听的鸿鹄之歌，展现了作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能够觉察到帝王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临死之前交代身后事时曾说：“曹参可为丞相；其次是王陵，但他有些憨呆，陈平可以帮助他；陈平智谋有余，但难以独任丞相之职；周勃稳重厚道、说话谨慎，但能安定刘氏天下的必是此人，可任为太尉（军事最高长官）。”（《资治通鉴·卷第十二·汉纪四·太祖高皇帝下》）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料，他对未来的政治布局是了然于心的。陈平、周勃作为人臣，也觉察到吕后专权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趋势，尽管这不是汉王朝正确的政治方向，可是他们也不能够抗拒——所能做的就是静待转机，故而和吕后虚与委蛇，最后关键时刻拨乱反正。
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总是和人事关联的，汉朝政权最终没有被吕氏家族夺走，难道不正是这些把握大局的聪明的政治家们的功劳吗？历史就是如此告诫我们如何“大忠”的。
第二条：政治领袖要有高瞻远瞩的能力
韩非子讲的“小利”与“大利”的关系，实际是指政治领袖应当具有高瞻远瞩的能力。所谓高瞻远瞩，乃指站得高、看得远，目光远大，器识超凡，见解深刻。要能够做到高瞻远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涉及到一个人长期的知识储备、理论水平、专业素养、阅历经验、情感思维乃至欲望意志。只有政治修养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具备一定的政治高度和政治远见。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往往能够从纷繁陆离的政治现象中找到最本质、最关键的问题，不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牢牢把握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作出正确的利害权衡考虑，使事情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在本书第一章第一节里，我们看到辅佐秦始皇嬴政统一天下的李斯，是有一定的高瞻远瞩眼光的政治人物。他的《谏逐客书》光耀史册、脍炙人口，使秦始皇放弃了驱逐外国人的打算，为秦王朝奠定了深厚的人才储备；他的郡县制意见被秦始皇采纳，彻底打破了夏商周的分封制传统，在中国根除了血缘传承权力的世卿世禄制度。可惜的是，在突如其来的秦始皇暴崩事件面前，他吓破了胆，变得手足无措。因为贪恋自己位极人臣的权势，在赵高一番利害得失的诡辩说辞下屈服，他被赵高所利用，错误地立胡亥为秦二世。可他毕竟是开国贤能之臣，所以又不能忍受秦二世的荒淫怠惰，也与赵高等奸佞之徒格格不入。于是，他最后被自己贪恋权力所误，而被宦官赵高构陷，再被昏君胡亥杀害。李斯治国平天下的才能是极为高明的，但贪婪的权势欲让他在似是而非的游说下变得糊涂，强烈的权势欲冲昏了他的头脑，最后落得身死族灭的下场，可谓咎由自取。
在中国历史上，因为欲壑难填的贪欲和权势欲而造成家破人亡的例子可谓汗牛充栋。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人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并不难，难的是战胜自己的情欲——那根植于人的本能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对政治家而言，当情欲战胜理智的时候，足以致命。
晋献公想从虞国借路征伐虢国。他的大臣荀息说：“君王您就以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作为礼物，献给虞公，请求在那里借路吧。”晋献公说：“垂棘的宝玉，是我们去世君主的宝贝，屈产的良马，是我们的骏马。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又不借路，该怎么办呢？”荀息说：“他不借路给我们，必然不敢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借了路给我们，那等于是把宝贝从内府中取出来放进外府。马就象是从内厩中牵出来系在外厩中。君主您不用担心。”晋献公说：“好吧！”于是派荀息用垂棘的璧玉和屈产的良马，作为礼物赠送虞公而请求在虞国借路。
虞公贪得宝玉与良马的便宜，想答应晋国的请求。宫之奇劝谏说：“不能答应。虞国有虢国，就好象牙床外面有脸颊骨。颊骨倚靠着牙床，牙床也依仗着颊骨，这正象是虞虢两国的关系。如果把路借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被灭亡，虞国紧跟着晚上也就灭亡了。这是不可以的。希望不要答应他们。”虞公不听这意见，于是把路借给了晋国。荀息征伐虞国以后，果然攻克了虞国。
荀息牵着马，拿璧玉向晋献公报告。晋献公很高兴地说：“璧玉倒还仍然是老样子。虽然是这样，马的牙齿却长了几个颗了。”
晋献公假途灭虢之所以得逞，正是利用了虞公的贪婪之心。这就像是姜子牙谆谆教导周文王的“钓鱼之术”：
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武经七书·六韬》）
以诱饵做资本，可以杀死鱼；以名利做资本，可以取人才；以家业做资本，可以取得国家；以国家做资本，可以取得天下。
假途灭虢和吕不韦的政治投机，都是“以家业做资本，可以取得国家”的典范。吕不韦曾对客居楚国的异人说：“吾门待子门而开。”难道不是“钓鱼之术”的生动写照吗？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成就了人，也毁灭了人；造就了历史，也改变了历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高瞻远瞩的实质在于：明于利害。见利忘义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见利忘害。见利忘害的人，就是被鱼钩戳破嘴巴任凭渔夫宰割的脱水之鱼。明于利害，才能放弃眼前的小的利益，远离隐藏在这小的利益后面的无穷的祸患。要知道，你的害，就是行“钓鱼之术”的人的利。
明白这种利害关系的政治家不是没有。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下》记载：
公仪休做鲁国相时有吃鱼的嗜好，全国的人都争着买鱼献给他，可是他拒不接受。他的门徒问他：“先生嗜好鱼，却又拒不接受百姓献来的鱼。这是为什么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嗜好吃鱼，我才不接受这些人献来的鱼。如果接受了别人献来的鱼，就一定有低人一等的神色，就一定会违反法律，违反法律我就会被罢免国相的职位。到被撤职的时候，虽然我嗜好鱼，那些原先献鱼的人却不会再送给我鱼，我也不会有经济能力买鱼吃。我现在不接受这些人献来的鱼，我就不会触犯法律，不触犯法律就能保住我的国相的职位。这样，我想吃鱼的话，也能自己长期买得起鱼吃。”
公仪休的吃鱼哲学足令古今中外的贪官污吏们汗颜！那些当官又想发财的人，往往是既发不了财也当不了官，贪婪让他们失去了当官的立身之本。所以，他们的官位越大，危险就越大。他们越想在仕途上有所发展，贪污就越令他们致命。那些虎视眈眈的政敌和森严冷酷的法律都在等待着他们。他们战战兢兢，没有半点做人的尊严；他们偷偷摸摸，没有半点为官的正气，这样的人被贪婪变成了行尸走肉，整天在砧板上行走，随时可能被政敌和法律宰割，他们不过是一群玩火自焚的飞蛾而已，一群用权力偷盗钱财的强盗而已。在任何时代，都注定了他们最终可耻的下场。
明于利害就能高瞻远瞩，这也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公元208年11月，赤壁之战促成了三国鼎立局面之形成。刘备派关羽镇守荆州，自己则计划谋取蜀地。孙权不愿刘备坐大，就遣使告诉刘备：“蜀地的刘璋暗弱无能，不能自守，曹操如果得到蜀地，荆州就危险了。我可以和你一起取蜀，共分天下。”从地理位置看，孙权要到蜀地，必须经过荆州。刘备明白：孙权名义伐蜀，其意在荆州，共同伐蜀的真实目的实际是假途灭虢之计，于是回书拒绝说：“今曹操三分天下有其二，将饮马沧海，观兵于吴。而同盟无故自相攻伐，这是帮助曹操找到机会，让敌人找到空子啊。”
孙权没有听刘备的。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孙权派孙瑜率水军进驻夏口，准备进军益州。刘备不让孙权军队借道江陵。他对孙瑜说：“我刘备与刘璋同为宗室，都以匡复汉朝为己任。如果刘璋有得罪东吴的地方，我不敢过问，但请原谅我的同宗。如果贵方坚持取蜀，我就披发自我放逐，终老山林。”刘备不仅态度异常坚决，而且部署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驻扎在南郡南部，刘备亲自驻兵孱陵，摆出以死相争的态势。孙权于是没有再伐蜀的打算。
但是刘备有了进军蜀地的机遇，这个机遇是曹操为他创造的。退回北方的曹操计划进军汉中，蜀地的益州大部受到了严重威胁。蜀地已经成为刘备心腹的张松、法正等人趁机劝刘璋向荆州刘备借兵助守，防卫曹军，刘璋于是敞开大门迎进刘备，并供给刘备兵力和粮草。刘备在益州多年，不仅没有北上防卫，反而在四川地区收买人心，几年后反向成都进军。214年，刘备进入成都，自称益州牧。短短六年的时间，刘备没费多大气力就占据了荆州、益州各郡，势力足以与孙权相抗衡。孙权听到刘备征服益州后，大骂刘备：“猾虏乃敢挟诈！”
（据《三国志·卷三十二·蜀书二·先主传第二》节译）
刘备在当时是最弱的势力，只有取得蜀地才能与曹操、孙权抗衡。孙权声称要帮助刘备攻占蜀地，自然是雪中送炭。可是刘备经过一番利害权衡之后，发觉孙权的用意是十分凶险的，如果自己被孙权的说法所迷惑，不但得不到蜀地，连根据地荆州也会丢掉，于是坚决不让孙权攻占蜀地。刘备这番利害权衡，是对未来形势的估计，当然称得上高瞻远瞩。可是他却不说破，一则说刘璋是我们孙刘两家的同盟，一则说刘璋是我刘备的汉室宗亲，摆出大义凛然的姿态，不让孙权来蜀。这就使孙权完全不怀疑刘备有独自侵吞蜀地的用心，连刘璋也把刘备当作好人，甚至主动引刘备来蜀。等到刘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蜀地时，孙权才发现自己上了大当，刘璋也发现自己上了大当。这番精妙的算计，完全是利害的权衡与未来形势的判断与把握，刘备显胜一筹。
自古聪明的政治家，从来都是对利害得失加以精密的权衡，然后才能把握时局、掌握主动。他们从来不会见利忘害，从来不贪恋眼前的蝇头小利，因此才能获得全胜。明了利害得失，才能把握未来形势，这就是我们对政治家高瞻远瞩之能力作出的解读。
第三条：政治领袖要有可以依靠的力量
韩非子主张君主集权，认为权势是实现一切政治活动的前提。这给人一种错觉，以为韩非子所指的君王，是可以为所欲为，无恶不作、四面树敌而又没有力量可以约束的。事实并非如此。韩非子之所以高调提倡“势”的思想，是因为拥有政治权力才能治国，但君王之所以得势，一方面是嫡长子继承制赋予的先天之“势”，另一方面则是君王主动地运用法、术得来的人为之“势”。
人的能力不同，自然地，不同君王的“势”也不是一样大。“势”的力量大小，全凭君王后天的努力。君王要实现个人的独裁，最要紧的是权势大过一切臣属。慎子说：
君臣之间，犹权衡也。权左倾则右重，右重则左轻。轻重迭相橛，天地之理也。（《慎子》）
这里的“权”不是“权力”，指的是秤砣，秤砣叫“权”，秤杆叫“衡”，“权衡”一词，其本义就是指秤砣和秤杆。秤砣放在哪一边，哪一边就重了。所以慎子认为：就权力而言，谁的权力大，谁就有指挥权和话语权，这是有天地以来就存在的真理。
可是君王怎样才能让权势大过臣子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慎子和韩非子都有相同的答案——需要众人的支持。当然，韩非子还为君王找到了“法”和“术”的两大法宝。众人的支持是君王权势增长的源泉，“法”“术”是君王遏制臣属势力增长的武器，一涨一消，都不可偏废。
要得到众人的支持，在慎子看来，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民能”和“君用”的关系，民众百姓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民杂处而各有所能，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君王不要求全责备，要善用其长，“因民之能为资”。二是“上”与“下”的关系。君王不要挑剔，不管什么样的臣属都要兼容，这样拥护自己的臣属就会多起来，“尽包而畜之，无所去取焉”。拥有支持自己的臣民越多，“上“的权势地位就越巩固，故“多下之谓太上”。谁能争取群众支持自己，谁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这实际是说：君王要想独裁、专政，必须要有一部分人强力支持他，他才能真独裁、真专政。任何一个独裁者，都要有拥护他的特定的集团势力；任何一种力量要想专政，都要有拥护他的势力。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说：自私有制产生以来，人类社会就是个阶级社会。先是奴隶主专政、再是地主专政、再是资产阶级专政、再是无产阶级专政，总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这个思想，就是为他的专政革命论找力量的办法。有力量支持专政，专政再给这股力量送出利益，这专政才能变成真的。没有利益，谁支持他专政？没有力量支持他，他怎么能专政？
可是中国王权社会，却很难找到支持君王专制的力量。也可以说，从秦王朝以后，皇帝背后就很难有一个固定的力量支持他。中国古代政府实际是士人政府，是读书人的天下，读书受教育，然后经过考试的人主持国家政务，这是一种公权的力量，不是皇帝私自培植的力量。皇帝要想独裁，这读书人是靠不住的，读书人也反对这样做。所以我们看历史，在前文中讲到吕后专权，那是因为吕后让自己家族的人掌握了政府权力，才能专权的；但是拥护刘家的势力更强大、更能干，所以吕后死后，她的家族就被拥护刘氏专政的势力消灭了。汉宣帝灭霍光家族势力，他是从政府中找到支持自己的张安世，任命为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掌握了政府的实权，才废掉了霍家。把时间再往后推1000多年，慈禧太后能够把持国家权力四十多年，也是在政府中有坚决拥护自己的力量，比如恭亲王奕·为首的贵族，那是外国侵华势力扶持的满清贵族势力，这力量之强大，足以打败载垣、端华、肃顺等8位赞襄政务王大臣。否则一个女人怎么在男权社会得到权力？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君王要想独裁，一个人说了算，是非常不容易的。把各种力量、各种势力得罪光了，他就真成了孤家寡人，权势自然就没有了。
政治家没有不关注自己怎样获得力量的。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文章里，毛泽东开篇明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孙中山要推翻满清政权，建立共和，想找资产阶级来支持他，但是这力量太弱，他发现会道门、黑社会是一种力量，学生组织起来也有几百几千，但这样的力量依然抵挡不住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势力，所以辛亥革命的果实，不得不拱手让给袁世凯。可是，那些四分五裂的军阀势力，终究抵挡不住数以亿计的工农劳苦大众，历史就是这样走过去的。
没有依靠的力量，就做不到专制，也做不到专政，更不能发生革命。但历史上就有这样的政治弱智，四面树敌，最后自杀：
楚灵王，名围，楚共王的儿子，他杀了侄儿楚郏敖自立。楚灵王只相信强权，想仿效齐桓公称霸的作法，即位第三年就在申地大会诸侯。鲁国和卫国没来参加，宋国只派了太子。这使灵王很不愉快，尤其对于晋国没有参加，更使灵王恼怒不已。大臣伍举告诉灵王:“这情况却不是一个好兆头，我们一方面要对到会各国以礼相待，同时也要展示我们的武力，使诸侯心有敬畏，然后再讨伐那些没有到会的诸侯。”灵王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里。他在这次会盟中。处处表示出骄纵的习气。宋国太子迟到了，楚灵王就把他抓起来囚禁；又侮辱徐国君主；扣押了齐国的庆封。中射士劝谏他说：“与诸侯国聚会，不可以不讲礼貌。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啊！过去夏桀参加有戎的约会，而有缗就叛离了夏朝；殷纣在黎丘举行围猎，而戎、狄都背叛了商朝。这些都是由于无礼造成的，请君主您认真考虑吧！”楚灵王不听规劝，对来到的各国使者毫无礼貌。
他进攻吴国的朱方这个地区，俘虏了逃到这里避难的原齐国令尹庆封，杀死他家一族人。在把庆封拉到街上示众的时候，灵王向着公众宣布说：“大家都不要学庆封的样子。他杀死了自己的国君，欺压老百姓，还强行让大夫们都支持他。”庆封便反唇相讥说：“大家也不要学楚共王的儿子围那样。杀死了自己的国君，那国君便是自己亲哥哥的儿子。还要强行故诸侯们支持他。”庆封这一句话羞辱了楚灵王，灵王急忙传令把庆封杀了。
楚灵王为了维持霸主国的面子，连年发动战争，生活骄奢淫逸，耗尽了楚国的国力，失去了百姓的民心。吴国为朱方之役失败的耻辱，起兵来攻楚，灵王为报复又去伐吴，却失败了。到了冬天，楚灵王又发兵去打吴国。当时正值下雪天气，士兵们身着铁甲。手执兵器，暴露在风雪之中，寒冷难耐。灵王却身穿“腹陶裘”，外披“翠羽披”，头顶皮帽，足踏豹皮装饰的锦靴，站在中军帐前观看雪景，连声赞叹“好雪！”令军人寒心。
蔡公弃疾(灵公的弟弟，后为楚平王)等人趁灵王不在家，杀掉灵王太子，立公子比为王；同时还派人到乾溪去，向楚国的官兵说：“你们的国家已经换了新的国王，你们要回去的，可以留任原来的官位，你们所拥有的土地也可以归还你们；如果你们不回去投靠新王，继续跟着这个昏君。那么你们被抓住以后，就要被杀头并夷灭三族。”让他们这样一说，灵王的部队全部溃逃，只剩下灵王。
这个昏庸的君王见自己的王位子丢了。还听说自己的儿子也被杀死，就倒在地下嚎陶大哭。他对旁边仅存的两个随从说:“我不是为自己伤心，我是为儿子伤心。我对儿子多好啊，怎会遭到这种报应呢？”这时一个随从说:“你杀别人的儿子太多了，能不到这种地步吗？”灵王被他抢白了这一句话，当即止住了眼泪。这时，他的一个忠实的大臣右尹郑丹来到他的身边。灵王就问郑丹，他现在应该怎么办。郑丹说:“我看你应该回到楚都的郊外，看看国人的反应怎么样？”灵王慌忙摆手:“这还用看吗·我要是到了他们的手上，他们准得把我杀了。”郑丹说:“那你就去诸侯国去找援助力量吧。”灵王说:“那也不行，我把他们的王给得罪了，谁会在这时候帮助我呢·”郑丹觉得觉得自己不能跟着和他一起死，便离开了灵王。
灵王此时真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人在山里流浪，走得饿了，就想下山去要点吃的。他遇上以前的一个熟人。就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说:“我都三天三夜没有吃东西了，给我一点儿吃的吧。”可是那人说:“我们的新国王已经下达命令，谁要是送你吃的，就会给杀头。”灵王又饿又累，压在那人腿上，昏睡过去。那人用土堆代替腿，抽出腿以后，悄悄逃跑了。最后，楚灵王郁郁而死，落了个众叛亲离的可悲下场。
（据《左传》、《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韩非子·十过》整理）
君王的权势是靠人事、制度和力量拥戴组成的，离开了臣民的支持，众人的扶持，那看似强大的权势就会轰然倒塌，变得一文不值。
第四条、政治领袖要有自制自强的精神
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茶余饭后的业余时间投入一点精力去钻研，本无可厚非。明代洪应明先生在他的《菜根谭》一书中说：“徜徉于山林泉石之间，而尘心渐息；夷犹于诗书图画之内，而俗气潜消。故君子虽不玩物丧志，亦常借境调心。”在山林泉石之间流连忘返，那么凡尘的心事就会逐渐平息；寄情于读书吟诗作画的情趣之中，那么庸俗的气息就会不知不觉消失。所以有德行的君子虽然不会沉溺于外物而消磨意志，也常常借助外物调节心境。
这样的生活，固然令人向往。可是，这是隐者之言，是对普通大众说的。一个政治家，肩负国家人民的安危荣辱，时时面对杀伐决断，事事面对险峭人心，来不得半点的潇洒和放纵，尤其是对一些兴趣爱好，纵然是自己的兴趣所系，是自己的特长，也决不能沉迷于此。
中国历史上就有这样的“特长”皇帝。唐后主李煜，精于书画，谙于音律，工于诗文，词尤为五代之冠，可他在政治上却昏庸无能、优柔寡断，终成亡国之君。
南北朝时期，宋前废帝刘子业(公元449年—465年)国家大事一概不问，杀人之外就是荒淫无度，他让王妃、公主、郡主等人在宫中裸身排成一队，再令左右追逐作乐，如若不从，就杀其全家。又如后废帝刘昱（公元463—477），杀人是他生活唯一乐趣，经常使用击脑袋、锤阴囊、剖腹心等酷刑，一天就有数十人受刑，他看到杀人就开心，一天看不到就闷闷不乐。再比如齐东昏侯萧宝卷（公元483—501），为讨爱妃欢心，把阅武堂改名芳乐苑，按市场样式建店铺，自己打扮成商人吆喝叫卖，他让爱妃当老板，自己当伙计，还在苑中开渠引水，岸边设肉铺，自己操刀卖肉，爱妃卖酒。当时有民谣唱道：“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萧宝卷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生意人，梁王萧衍的军队已攻打到城外，太监茹法珍跪在地上请求他赏赐将士，他仍旧不肯，还说：“反贼难道就只捉我一个人吗？为什么偏偏向我要赏赐？”于是在萧衍发兵进攻建康的动乱中，他被将军王珍国所杀。
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1605-1627年)，明朝第十六位皇帝。朱常洛之长子。万历四十八年（即泰昌元年，1620年）九月即位，时年16岁。明熹宗时，外有金兵侵扰，内有起义，正是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期。明熹宗却以“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为乐。喜机巧水戏，创演水傀儡戏。好油漆木工，房屋营造。选武阉三千，于紫禁城内开内操取乐。一生重用阉党祸国殃民，无心朝政，将国家大事抛之脑后，成了名副其实的“木匠皇帝”。朱由校的确有木匠天份，整日沈迷于木匠、油漆、建筑工作中。据《甲申朝事小纪》记载，他“又好油漆，凡手用器具，皆自为之。性又急躁，有所为，朝起夕即期成。成而喜，不久而弃；弃而又成，不厌倦也。且不爱成器，不惜改毁，唯快一时之意。”“朝夕营造”，“每营造得意，即膳饮可忘，寒暑罔觉”。面对这样的主子，奸臣魏忠贤当然不会错过这个良机，他常趁天启帝引绳削墨，兴趣最浓时，拿上公文请天启帝批示。明朝旧例，凡廷臣奏本，必由皇帝御笔亲批；若是例行文书，由司礼监代拟批问，也必须写上遵阁票字样，或奉旨更改，用朱笔批，号为批红。朱由校觉着影响了自己的兴致，便随口说道：“我已经知道了，你尽心照章办理就是了。”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正如《酌中志余》所述：“当斫削得意之时，或有急切章疏，奏请定夺，识字女官朗诵职衔姓名毕，玉音辄谕王体乾辈曰：‘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诸奸于是恣其爱憎，批红施行。”
中国的嫡长子继承制和皇室养尊处优的生活孽生了这样的怪胎君王。若用现代的眼光看，李煜可做一名文学家，刘子业可当三级片导演，刘昱可当刽子手，萧宝卷可当商人，朱由校可当建筑师，但他们偏偏命中注定做君王，因此荼毒生灵，祸国殃民！
大凡耽于兴趣特长或古怪的嗜好而荒废政治的人，无不亡国亡身。只有克制自己的欲望爱好者，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老子说：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道德经·三十三章》）
“胜人者”，凭借的是自我个体的蛮力与智慧，不过是比常人在某方面稍稍高出一点点；“自胜者”，凭借的是坚强的意志和毅力，以理智战胜欲望，以自胜克制邪念，只有战胜了自我，才是真正的强者。政治家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动心忍性”，树立远大的目标，用毅力和意志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施展抱负。
在中国历史上，自制力强的君王是非常多的，刘邦即是一例：
刘邦年少时，“好酒及色”（《史记·高祖本纪》），等他率领义军攻入咸阳城，“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史记·项羽本纪》），令项羽的谋士范增惊讶不已，称刘邦志向远大。
等到刘邦建立汉朝以后，长期的战争令他身心疲惫，想偷懒几天，向群臣谎称生病，大约有十余天不理国政，在后宫静养。忠心耿耿的大将军樊哙闯入宫门，看见刘邦正枕着一个宦官睡觉。樊哙叫醒刘邦，流着眼泪说：“刚开始的时候，陛下和我们一起在丰、沛起事，平定天下，是何等雄壮啊！现在天下平定了，怎么能这样消沉懈怠呢？听说陛下病得如此厉害，连大臣们都惊慌失措了，可是我看见您现在不与臣子们商议国家大事，却和一个宦官在一起，躲着大家。难道陛下不知道宦官赵高导致秦朝灭亡的事情吗？”从谏如流的刘邦听罢，“笑而起”，立即开始处理政务。（《资治通鉴·卷第十二·太祖高皇帝下》）
自古以来，“垂拱而治”只不过是人们理想的描述，真实的政治生活中是不存在的。象美国总统小布什那样，当8年总统申请了一年多的休假，还不算上法定节假日，这样无为的做法，自然会造成美国的内外政策积弊。这样“垂拱而治”的政治领袖多了，再好的制度也是枉然。
任何制度，随着历史的发展都要变革，不变革就要被淘汰。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正如世间万物都有生长荣枯一样，自有腐朽的一天。变革制度需要政治家的励精图治，需要政治家的进取精神，而不是躺在既有的功劳薄上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何况美国只有223年的历史，而中国汉朝有422年的历史，唐朝有289年的历史，明朝也有276年的历史。明王朝时，累积有半个多世纪的皇帝不理国政，泱泱大国的首脑形同虚设，那又能怎么样呢？它不照样延续了276年么？它们当初不也是历史上最为强盛的国家吗？它们当初不也是制度最优越的国家吗？它们当初不也是幻想万世统治吗？它们不也照样被历史所淘汰了吗？——政治家没有自制的精神，没有自强的精神，只是一味幻想制度的永恒、完美和坚固，顽固保守，荒废政务，在其位不谋其政，等待他们的将是历史的审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第五条：政治领袖要有收束野心的明智
政治家当然要胸怀大志，有雄心壮志的政治家往往是不甘于流俗，崛起于草莽和逆境的真豪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也鼓励人们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和眼光，孟子更教导儒生们要有“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的浩然气概，中国人的潜意识中自古就有“治国平天下”的大理想。
可是，胸怀大志一旦被欲望所主宰，就铤而走险，就失去分寸，就利令智昏，往往演变为野心。野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无止境的贪婪和肆无忌惮的仗势凌人，是野蛮践踏道德伦理和违背社会规则的政治冒险与投机。
野心家从来没有好下场，袁世凯称帝即是力证。贪婪而愚蠢就是野心家的写照。因为贪婪，所以见利忘害。野心令他们失去对周遭形势的正确判断，失去了对利害得失的权衡，失去了对人心向背的重视，于是作出种种愚蠢的行动，所以他们注定失败。
中国“史学双壁”之一的《资治通鉴》就是以野心家导致三家分晋为历史开篇的：
三家分晋是因智伯公然向韩、魏、赵三家索要土地引起的。当时，智伯立晋昭公的曾孙骄为国君，是为晋懿公。智伯挟持国君号令晋国臣民，大小政事皆由智伯决断。这时候，晋国政局变成智氏独强，韩、赵、魏三家相形见绌。
智伯打算吞并这三家势力，于是向这三家索要地盘。韩、魏两家顾虑智氏强盛，各将一个有上万人口的地区献给智伯。智伯又向赵氏索要蔡、皋狼之地，却被赵襄子拒绝。智伯就联合韩、魏二氏，攻伐赵氏，打算抢夺赵氏全部土地、人口和财产。赵襄子选择退守政治基础较好的晋阳(今太原市南晋源镇一带)，智伯率三家兵围攻晋阳，围城战争持续三年，久攻不下。
于是，智伯引晋水为助，水灌晋阳，城中一片汪洋，“城不浸者三版”，古代二尺为一版，城中大水已经有六尺高；“沉灶产蛙”，吃饭的灶沉入水下，成了青蛙产卵的地方；城内人们“悬釜而炊”，吊起锅做饭；又没有了粮食，只能“易子而食”，相互交换孩子，把别人家的孩子杀死吃掉。此时，晋阳城已经很难坚守下去了。
眼见晋阳被水所困，赵氏指日可灭，智伯踌躇满志，带着魏桓子、韩康子巡视水情，忘乎所以地说：“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魏桓子和韩康子听了这话，产生了极度的恐惧心，魏氏想到汾水可以灌安邑(今运城市附近，属魏)，韩氏想到绛水可以灌平阳(今临汾市，属韩)。魏桓子用胳膊肘暗捅韩康子，康子踩了一下桓子的足背，二人心领神会，已经有了共同对抗智伯的决心。
智伯的家臣郄疵注意到韩、魏两家的动向，向智伯进言：“韩，魏之君必反矣，”智伯不明白，郄疵向他解释说：“这是从人情世故中得出的结论。原来已经和两家约好，攻灭赵氏，三分其地。现在晋阳城马上就要攻破，两家之君面无喜色，反而有忧虑之态。大概是害怕赵氏灭亡之后，两家步其后尘。如果出于这样的考虑，那是—定要反的。”智伯不但不信郄疵之言，还他的话转告了魏桓子和韩康子。魏、韩两家当然矢口否认，智伯也不再放在心上。
在晋阳即将攻陷的危急关头，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出城，与魏、韩二君联络，以“唇亡齿寒”之说晓以利害，于是韩、赵、魏三家约定里应外合，共灭智氏。到了约定的日期，魏、韩两家杀掉智氏守护河堤的官吏，大水反灌智伯军，军队为救水乱作一团。赵襄子率军出城正面攻击，魏、韩两军侧翼夹击，智伯的军队大败。智氏全族被诛灭；智伯被杀，还被愤恨不已的赵襄子将智伯的头颅做成饮酒的器皿。
（据《左传》、《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韩非子·十过》整理）
智伯是名副其实的野心家，在很短时间内使智氏盛极一时，超过根基深厚的韩、赵、魏三家，确乎表现出非同一般的才干，司马光评论他为“才有余而德不足”，这是古往今来野心家的通病。《左传》评价他是“贪而愎”。“贪”是贪得无厌，没有止境；“愎”是刚愎自用，不纳谏言。因为贪，所以他不懂得利益的交换，只一味索取，在强要了韩魏两家的土地之后，又联合这两家向不给他土地的赵氏发起战争。智伯和韩魏两家的联盟，并没有建立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可以说，这两家是被迫参与这场掠夺战争的。当他们意识到这场掠夺战争不仅不能给自身带来利益，反而会加速自身灭亡的时候，这个原本脆弱的联盟就崩溃了。智伯贪婪无度，他要占尽晋国的所有利益，也因此，他成为晋国各种势力的最大威胁，这就让他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共同讨伐的对象，灭亡就成为必然。
不顾别人的利害安危，一心要满足自己的贪欲，为此不择手段、不顺人心、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是所有野心家的本质特征。
第六条：政治领袖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总结后唐庄宗骤得天下，又骤失天下的原因时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伶官传序》）。这是洞彻人生的深刻概括。遥想浩渺无际的宇宙，会感到人的一生犹如电光石火，转瞬即灭，在短暂的一生中，究竟要如何的生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重大命题。如果一个人忧劳奋斗的目的，就是为了享受荣华富贵，那他必然在安逸喜乐中堕落蜕变，主动葬送他的事业——不进则退是宇宙进化的法则；如果一个人能够树立“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理想，毕生为之努力，将生命的价值和永恒的时空相联系，必然慎终如始，建立起可大可久的功业。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中国先贤们以满怀忧患的话语看透历史，告诫政治家们要以一生不断的作为，才能建立久远的事业。
公元前496年，吴王派兵攻打越国，被越王勾践打得大败，吴王也受了重伤，临死前，嘱咐儿子夫差要替他报仇。夫差为了不忘国恨家仇，在王庭设立侍从，每逢自己出入，侍从就大声呵斥他说：“夫差！你忘记杀父之仇了吗？”夫差立即恭敬地回答：“我不敢忘！”他励精图治，加紧训练军队，准备攻打越国。
过了两年，夫差率兵将越国打得大败。于是越王勾践派大臣文种贿赂吴国宰辅伯嚭，让他劝说夫差，只要能保全越国，越国人甘做亡国奴，男的当吴王的奴隶，女的当吴王的小妾。夫差于是没有灭亡越国，把军队撤回了吴国。
吴国撤兵后，勾践带着妻子和大夫范蠡到吴国伺候吴王，献上奇珍异玩、美女歌姬，勾践夫妻放牛牧羊，一副俯首帖耳的样子。一次，吴王夫差生病，勾践为了解吴王病情，甚至品尝夫差的粪便，终于赢得吴王的欢心和信任。三年后，他们被释放回国了。
勾践回国后，立志发愤图强，准备复仇。他晚上就枕着兵器，睡在稻草堆上，他还在房子里挂上一只苦胆，每天早上起来后就尝尝苦胆，安排门外的士兵每天问他：“你忘了三年的耻辱了吗？”然后自己立即回答：“不敢忘。”他派文种管理国家政事，范蠡管理军事，他亲自到田里与农夫一起干活，妻子也纺线织布。勾践的这些举动感动了越国上下官民，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越国终于兵精粮足，转弱为强。
吴王夫差自从战胜越国后，以为没有后顾之忧，从此沉迷美色，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又不顾人民困苦，经常出兵与其它国家打伏。他还听信伯嚭的谗言，杀死忠臣伍子胥。这时的吴国，已经外强中干。
公元前482年，夫差亲自带领大军北上，与晋国争夺诸侯盟主，越王勾践趁吴国精兵在外，突然袭击，一举打败吴兵，杀了太子友。夫差听到这个消息后，急忙带兵回国，并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估计自己的力量暂时灭不了吴国，就同意了。公元前473年，勾践第二次亲自带兵攻打吴国。这时的吴国已经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越国军队，屡战屡败。最后，夫差又派人向勾践求和，勾践不再答应。夫差见求和不成，非常羞愧，就拔剑自杀。
（据《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节译）
第七条：政治领袖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杜甫《前出塞诗》写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对中国冷兵器时代“擒贼擒王”战术的生动描写。军队的灵魂是统帅，如果统帅没有了，军队就乱作一团，无法作战。所以在战争中，就诞生了“催其坚，夺其魁，以解其体（《三十六计·擒贼擒王》）”的军事作战思想。即摧毁敌军主力，擒杀敌军将领，使敌人的力量瓦解。政治也同样如此。
人类的历史总是透过偶然性事件来表现其必然性。不容否认，在政治生活中，政治领袖往往能在国家命运、历史进程、政局形势等方面起到关键的、主要的作用。
比如王莽篡汉，将西汉王朝彻底推翻，新政造成乱世。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却在乱世中崛起于隆亩，平定战乱安定天下，开创了东汉王朝，如果没有他，汉王朝可能已不复存在。
再比如明光宗朱常洛，在他即位之前，父亲万历皇帝沉溺酒色，三十年不理朝政，造成明王朝内忧外患。朱常洛上台仅一个月，发内帑犒劳边关将士，罢了万历朝造成民不聊生的矿税，将由于进谏而得罪皇帝的言官都放出来恢复官职，面对万历中后期官员严重不足的情况，他重振纲纪，提拔了一批新的官吏，补足了缺额，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在这个拨乱反正、人心思治的时刻，他的勤政有为之举无疑给摇摇欲坠的明王朝打了一剂强心针，但可惜的是，“红丸案”让他即位一个月后即撒手人寰，接下来就是那位历史知名的“木匠皇帝”登基，令明王朝的政治彻底败坏。如果朱常洛在位，明朝不至于速朽。
再比如辛亥革命时的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和政党政治，反对袁世凯专权，是国民党在当时的实际领袖，众望所归，他在1913年被刺杀。宋教仁的死，导致国民党瓦解，再也没有第二人能够把四分五裂的国民党团结起来与袁世凯抗衡。
再如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YitzhakRabin)，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实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和解而不懈努力，1995年遭到刺杀。他是在巴以和平刚刚扩大到约旦河西岸的关键时刻去世的，他的死给中东和平进程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至今，中东仍旧没有实现和平。
韩非子引《桃左春秋》的话说：“人主之疾死者不能处半。”（《韩非子·备内》）就是说，有一多半的政治领袖是非正常死亡，是被人为伤害而死的。为此，韩非子甚至主张君王“不食非常之食”（《韩非子·备内》）。这都在强调一个重要的问题——政治家应当有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和措施。如果没有自我保护，就会“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蜀相》），要知道，新生事物一旦被截断了历史基础，那就注定会夭折的。
中国古代有很多政治人物，十分注意自我保护，把生命和政治紧紧联系在一起：
过去田成子到海上去旅游，乐而不返。命令诸位大夫说：“谁说回家就处死他。”颜涿聚说：“君主您在海上旅游并十分快乐。如果国中有臣子打国家的主意怎么办呢？君主您虽然喜欢旅游，但到那时又怎能得到这份快乐呢？”田成子说：“我下了命令说：提到回家的人死！现在你违犯了我的命令！”他拿过戈，就要向颜涿聚刺去。颜涿聚说：“以前杀了关龙逢，纣杀了王子比干，今天君主您虽然杀了我，但我与关龙逢、比干一起成了三个同样的人，这也是可以的。我说的话是为了国家，不是为我自己。”他伸着脖子上前说：“君主您就杀了吧！”田成子于是放下戈，催促车驾回到国内。回国后三日，听说国内确曾有人谋划不接受田成子回国。田成子之所以控制了齐国，就是靠颜涿聚的力量。（《韩非子·十过》）
有些君王非常具有政治警觉性，故能虎口脱险。
韩、赵、魏三家分晋后，智伯的家臣豫让想为智伯报仇，就假扮宦官，带着匕首潜入赵襄子宫中的厕所，赵襄子去厕所时，突然内心烦躁不安，“如厕心动”，命武士检查厕所，果然抓到了豫让，赵襄子宽恕了他；豫让不死心，又将全身涂黑，吞下炭装哑巴，伪装得连熟人都不能认识，他躲在赵襄子必须经过的桥下，准备刺杀赵襄子，赵襄子到桥上时，骑的马突然受惊，于是赵襄子命令武士搜索整座桥，抓到了豫让，就把他杀死了。（《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
公元前198年，刘邦经东垣（今石家庄市区北部的东古城村）进入赵国地界，担任赵国丞相的贯高在柏人县（今河北省唐山市西）馆舍的夹壁中埋伏下武士，准备伺机刺杀刘邦。刘邦到了柏人县，突然“心动”，内心烦躁不安，准备住下时，问这是什么县？回答县名是柏人。刘邦心中不喜，认为柏人有害人的意思，就没有在这个地方停留。公元前197年，贯高谋杀刘邦的事情泄露，被诛三族，赵王被贬为宜平侯。（据《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要知道：失去了生命的政治家自然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命，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挥主要作用的政治家一旦死去，历史就会改写。虽然历史的最终趋势是人力无法抵抗的，但人类却会因为这些政治家的死去，不得不付出更长的时间等待黎明。
第八条：政治领袖要有虚心纳谏的谋略
谏，在《说文》中是“证”的意思，“正”的古义是匡正，“证”的古义是用言语来匡正。所以，“谏”是直言规劝之意，对他人的言行提出批评或劝告，使其改正错误或过失。
进谏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一直存在的行为方式。人是社会的一员，总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总有自身的缺点，每个人都各有长短，以己之长用言论指出彼之短，可称为谏；以己之智用言论指出彼之短，可称为谏。
可是，人也是感情和偏见的动物，当别人指出自己的缺点时，本能的反应是抗拒。平庸的人从来不听别人的意见，他不仅把那些忠心进谏的人拒之门外，还把自己的对手当作是比自己更无知的弱智。所以，庸人沦于流俗就是这样造成的。
政治家当然不能是一个庸人。只有超越庸人，才可能成为一名政治家。超越别人就要完善自我，克服怠惰的天性，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所以，当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和过失时，高明的政治家总是非常高兴的，因为自己避免了错误。
在政治权力角逐中，竞争的双方就像棋盘上的对手。“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胜利者总是让自己不可战胜然后才能战胜别人。自己的过失越少，对方越无机可乘，对手的过失越多，自己越有机可乘。斗争取得胜利的原因，往往是因为看到对方的错误、或者有意制造对方的错误而使自己取得胜利的。要看到对方的错误或制造对方的错误，需要计算和思考，孙子云：“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孙子兵法·始计篇》）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自己的思虑计算，不见得比对方高明，如果有人在旁边指出双方的过错，给自己支招，甚至给对方出错误的主意，自己岂不是获得更多的胜算？所以中国人下棋的时候，主张“观棋不语真君子”，就是忌讳第三方的参与搅乱棋盘上业已形成定局的形势。
我们在棋盘上获得的启发，也同样可以用在政治领域。张华《博物志》曾说：“尧造围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都有私心，也想让自己的儿子变得聪明能干，所以用围棋来教导之，以图将来继承自己的帝王之业。可是，当发现自己的儿子不足以驾驭人群时，都以禅让方式选贤人继承王业，这是忧心自己的后代反受其祸。可见，围棋之道和政治之道是一脉相通的。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在对弈的时候如此渴望有人指导，在实际的生活中却对别人的忠言拒之千里呢？
对进谏的诸多好处，中国高明的政治家是心领神会的。唐太宗李世民曾说过一句千古难闻的话：“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旧唐书·魏徵传》）魏征是男子，是著名的“犯颜直谏”的大臣，他说的话既难听又刺耳，还有“行为艺术”来冲撞君王，甚至是故意为之。比如，太宗得到了一只上好的鹞鹰，把它放在自己的肩膀上玩耍，但当他看见魏征远远地向他走来时，便赶紧把鸟藏在怀中，生怕魏征喋喋不休地教训他，魏征故意奏事很久，致使鹞子闷死在怀中。这样的臣子，唐太宗不觉厌恶，反而用形容女性的词汇“妩媚”来评价魏征，足见内心的喜爱程度了。孔子说：“吾未闻好德如好色者。”（《论语·子罕》）唐太宗却是爱人才如爱女色的政治人物，这样看来，他成为开创盛唐基业的政治领袖，难道不是一种必然吗？
魏征去世时，唐太宗沉痛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六·唐纪十二·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中之中》）
人们用铜做成镜子，可以用来端正衣帽，将历史做为镜子，可以观察到历朝的兴衰隆替，将人作为镜子，可以确知自己行为的得失。魏徵死去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这种“以人为镜”的表述，在唐太宗之前就有思想家做过论述。墨子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墨子·非攻中》）
韩非子说得更加深刻：
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西门豹之性急，故佩韦以自缓；董安于之心缓，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馀补不足，以长续短之谓明主。（《韩非子·观行》）
眼睛看不见自己，所以用镜子照着观察面孔；才智不足以认识自己，所以用法术来修正自己。因此镜子没有照出毛病的罪过，法术没有暴露过失引起的怨恨。眼睛离开镜子，就不能修整胡子眉毛；人们离开法术，就不能辨别是非。西门豹性情急躁，所以佩带柔韧的皮带来提醒自己从容；董安于性情迟缓，所以佩带绷紧的弓弦来鞭策自己敏捷。所以用多余补充不足；用长的接续短的就叫做英明的君主。
这段话包含三层含义。第一，法术是工具，就像镜子能照见人的真实面目一样，人不能因为自己难看就砸碎镜子，法术是用来修正自己过失的，人不能因为有过失就憎恶法术；第二，人既有长处也有短处，要善于弥补自己的短处和不足；第三，必须通过法术这个工具来找到和解决自身的短处和不足。
乍看起来，这段话似乎与纳谏没有多大关系，实则不然。纳谏既是政治家的一项基本素质和要求，也是“术”的基本内容之一，是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和方法。如果不坚持这个原则方法，就不能够圆满地做到弥补自己的短处和不足。唐太宗明白这一点，明白魏征的进谏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作为，这是大彻大悟的政治家才能体会得到的法术，所以他由衷地高兴，以“妩媚”来称赞魏征。
可是，纳谏并非易事。韩非子说，伊尹是商汤时期的极富才智的人，他刚开始的时候，向圣王商汤进言七十多次而不被接受，后来伊尹亲自带着厨具去做商汤的厨师，与商汤十分亲密随便以后成为心腹，商汤才了解到伊尹的一点点才能，这才任用他。“以至智说至圣，未必至而见受”，“以智说愚，必不听”（《韩非子·难言》）。
怎样才能做到善于纳谏呢？这主要看政治家自身的能力与胸怀了。这种善于纳谏的能力要具备能悟、能断、能行三个条件：
第一，能够领悟到谏言的微妙。秦朝末年，农民起义四起，张良率部投奔刘邦，不久游说项梁立韩贵族成为韩王，为韩司徒。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复归刘邦，成为“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汉朝开国三大功臣之一。据《史记·卷六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记载，张良身怀《太公兵法》绝学，屡次向刘邦献策，刘邦都认为他的谋划是正确的，经常按照他的谋划去做事，张良给其他起义军领袖献策，这些人都不明白他的想法，没有人采纳他的建议。于是张良认为：“沛公殆天授”（刘邦大概是上天早就教过他这些谋略了）。于是忠心耿耿地辅佐刘邦取得天下。我们看历史可以知道，刘邦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但他为什么能够采纳张良的建议，一点就通呢？显然是刘邦具有非凡的悟性，能够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
第二，能够对众多谏言作出正确的判断。项羽将刘邦围困在河南荥阳时，刘邦非常担忧，谋士郦食其主张以汉王名义复立六国的王族后代，以此获得六国后裔势力的支持与项羽抗衡，刘邦同意了。在这关键时候，张良外出归来，拜见刘邦。刘邦一边吃饭，一边把实行分封的主张说与张良，并问此计得失如何。于是张良张良伸手拿起酒桌上的一双筷子，连比带划地讲了起来。张良“借箸画策”，以“八不可”理由深刻阐明复立六国之后的严重危害——封土赐爵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奖掖手段，赏赐给战争中的有功之臣，用以鼓励天下将士追随汉王，使分封成为一种维系将士之心的重要措施。如果反其道而行之，让六国死灰复燃，这些将士都将投奔自己原来的国家报效，还靠什么凝聚和激励将士从而取得胜利呢？张良并预言刘邦将因此而失去天下。刘邦茅塞顿开，恍然大悟，以致辍食吐哺，大骂郦食其：“臭儒生，差一点坏了我的大事!”然后，下令立即销毁已经刻制完成的六国印玺，从而避免了一次重大战略错误。
第三，能够对正确的谏言立即执行。汉朝建立后，群臣为论功行赏而人心浮动。一天，刘邦在洛阳南宫，从阁道上看见诸将三三两两地坐在沙土上窃窃私语，就询问张良他们在谈论什么事。张良故意危言耸听地说：“他们在商议谋反!”刘邦大吃一惊，忙问：“天下初定，他们何故又要谋反？”张良答道：“您起自布衣百姓，是利用这些人才争得了天下。现在您做了天子，可是受封的都是您平时喜爱的人，而诛杀的都是平时您所仇怨的人。现在朝中正在统计战功。如果所有的人都分封，天下的土地毕竟有限。这些人怕您不能封赏他们，又怕您追究他们平常的过失，最后会被杀，因此聚在一起商量造反!”刘邦忙问：“那该怎么办？”张良问道；“您平时最恨的，且为群臣共知的人是谁？”刘邦答道：“那就是雍齿了。”张良说：“那您赶紧先封赏雍齿。群臣见雍齿都被封赏了，自然就会安心了。”于是，刘邦摆设酒席，欢宴群臣，并当场封雍齿为什方侯，还催促丞相、御史们赶快定功行封。群臣见状，皆大欢喜，纷纷议论道：“像雍齿那样的人都能封侯，我们就更不用忧虑了。”
刘邦凭着能悟、能断、能行的纳谏三素质，做到了“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汉书·梅福传》），采纳正确的意见惟恐来之不及，按照正确的意见做事象原地转圈一样的顺畅自然。刘邦正是因为听取并采纳正确的意见，所以弥补了自身的种种不足。相比之下，刘邦的对手项羽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杰，却刚愎自用，骄傲轻敌，他连身边唯一的谋士范增意见都不听，一开始辅佐他的陈平、韩信等谋士名将都纷纷离他而去，反成为刘邦开创大汉基业的功臣。这一切的成败，难道不是刘邦谦卑含容的纳谏驭臣之术造就的吗？
第九条：政治领袖要要独立自主的谋略
在《奸劫弑君》篇中，韩非子说：
圣人之治国也，固有使人不得不爱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爱为我也。恃人之以爱为我者危矣，恃吾不可不为者安矣。
圣人治理国家，尽管他的做法让民众都爱戴他，但不能依靠民众爱戴圣人的办法来治理国家。想要依仗民众爱我的办法治理国家就危险，靠着不得不为我做事的办法治理国家就安全。
在《显学》篇中，韩非子说：
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
圣人治国，不依靠别人对我好，而依赖别人不敢对我做坏事。
在《心度》篇中，韩非子说：
王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恃外不乱而治立者削，恃其不可乱而行法者兴。
帝王之术，从不依恃国外不对自己发动战乱，而依仗自己不可能被动乱。依恃国外不对自己发动战乱而治国的，国家就会削弱；依仗自己不可能被动乱而又同时施行法治的国家就兴盛。
在《五蠹》篇中，韩非子说：
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有之也。
称王天下，就有能力攻击别人，安定国家，就有能力不被他人所攻击，强大，就可以攻击别人，国家得到了治理，就不会被他人攻击。国家的治理和强大，不能指望外国，这是内政建设的问题。
韩非子的这些论述，说明作为一名政治家，无论内政外交，都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精神：不要幻想别人主动帮助自己，不要幻想别人不来捣乱——要让别人不得不帮助自己，要让自己的事情无法被人捣乱。这就深刻而具体地阐明了政治治理的内因决定外因的规律。
因为人人都是趋利避害的，要让别人不得不帮助自己，就要对别人施加利害，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得到利益，不按照我的意思去做就会受到伤害；要使别人不能对自己捣乱，首先要依靠法律制度让国家强大，令人无机可乘，因为强大，别人就不敢捣乱，捣乱就会受到伤害，因为无机可乘，捣乱就无济于事。这是韩非子对王权社会的理想的政治领袖勾勒的图景。
现代政治生活，仍然遵循这样的政治规律。即便是民选的政治领袖，要想兑现当初给选民的政治承诺，也要借助不可抗拒的法令和政令，即用国家的强制力来保证统治意志的实现。国家弱小，必受制于人，不依仗大国，难以自保，可一旦仰仗大国，即沦为大国之附庸，只能仰人鼻息、忍辱负重了，所以必须依恃国家自身之强大。
《韩非子·十过》篇记载了这样的故事：
过去秦国进攻宜阳，韩氏焦急了。公仲朋对韩国君主说：“我们的盟国靠不住。倒不如通过张仪与秦国讲和。用一座有名的城市作礼物送给秦国，而和秦国一起向南讨伐楚国。这样解除了秦国的祸患，而又把灾难交给了楚国。”韩君说：“好！”于是就公仲的出发发布指示，打算与西边的秦国讲和。
楚王听说了感到很害怕。召来陈轸对他说：“韩国的公仲朋将要与西边的秦国讲和，现在怎么办呢？”陈轸说：“秦国得到韩国的一座都城，驱使着他们精锐的军队，和韩国合而为一，向南边针对着楚国。这是秦王祭祀上天祖宗所想要得到的东西。他们肯定会给楚造成危害。请大王赶快派出可靠的使者，多给他一些车，重重地准备礼物，以送给韩国，告诉他们，我们的国家虽然小，士兵们都已征召起来了，希望贵国向秦国表明你们抵抗的决心。为此也希望贵国派使者来楚国，来视察我们已动员起来的军队。”
韩国派人去到楚国。楚国因此派出车队、骑兵，排列在去韩国的大路上，对韩国使者说：“回去报告韩国君主吧。就说我们的求援军队马上就要进入韩国国境了。”使者回去向韩国君主报告，韩国君主非常高兴，就不让公仲去秦国讲和了。公仲说：“不可以这样做。以其实际行动给我们造成危害的，是秦国；以虚假的言论救援我们的是楚国。听信楚国的不实之辞，而轻视强大的秦国这实实在在的祸患，这是危害国家的根源啊！”韩国君主不听这话，公仲愤慨地回去了，十天都不上朝。
宜阳越发紧急。韩国君主派使者去楚催促救兵，使者来往不断，而救兵却一个也没有。宜阳果然失守了，被诸侯笑话。所以说：在国内不按自己的力量做事，对外则依赖诸侯国，要使国家遭到削弱的灾难。
韩国因为国力弱小，生活在虎视眈眈的大国之间，慑于大国淫威，不得已“朝秦暮楚”。可是，韩国国君却幻想大国能对自己加以保护，面对实际的敌人却轻信虚假的承诺，以为自己依靠强大的楚国就能对抗强大的秦国，这样自不量力的外交政策是必然要失败的。
人生的道理也在这里体现出来。自己妄自菲薄，不振作努力，不自强自立，却幻想依靠别人的力量帮助自己，那注定是扶不起的阿斗，就像孔夫子所言：“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论语·公冶长》）
第十条：政治领袖要有谦虚谨慎的修养
什么叫做政治家的“谦虚”呢？韩非子在《解老》篇中做了深刻的回答。老子说：
方而不割，廉而不刽，直而不肆，光而不耀。（《道德经》）
方正却不割伤谁，廉竣却不刺伤谁，正直却不放肆，光彩却不炫耀。
韩非子就此解读说：所说的“正”，是指人表里如一、言而有信；所说的“廉”，是指置生死于度外，视钱财如粪土；所说的“直”，是指公正而无私心，不徇私结党；所说的“光”，是指权位显赫，过着锦衣玉食的优越生活。谦虚谨慎的人，怀着由衷的真诚恭敬之心待人接物，却不鄙视和议论穷困堕落的人；虽然有视死如归的气节，视钱财名利为身外之物，却并不因此侮辱懦弱之人，耻笑贪财之人；虽然行为正直不结党营私，却并不嫉恶如仇、与结党营私之人势不两立；虽然权势尊贵，生活优裕，却并不在人前炫耀和轻视贫贱之人。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迷路之人如果听从路人的指导，就不会迷路。人人都想成功，大多数人却遭遇失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不懂其中的规律，又不愿听从才智之人的建议；他们不肯向才智之人学习，而出类拔萃的人物却对他们怒其不幸、哀其不争、求全责备，反而招致众人的怨恨。庸人多而贤能少，寡不敌众，这是一定的道理。现在一举一动都与天下结仇，这不是明哲保身之道，因此圣人以自身言行为榜样，向众人示范，而不去强迫他们。
这番道理，孔子也讲过：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意思是：君子在人际交往中能够与他人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但在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所谓“同而不和”则是指小人习惯于在对问题的看法上迎合别人的心理、附和别人的言论，但在内心深处却并不抱有一种和谐友善的态度。
老子、孔子、韩非子都持这样的观点，老子、孔子只说做法不谈原因，韩非子却深究了为什么要这么做，并且把它当作政治家必须满足的一项条件来看待。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国家即使强盛，也不要对其他国家指手划脚，这种指摘他国的行为，不仅树敌招怨，也于事无补。这种行为，在他国看来是失礼和冒犯，而自己也因此失势。在国际政治舞台，失去了其他国家的支持，自己将在外交上陷入孤立和被动的地位。
什么叫做政治家的“谨慎”呢？“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一个人屡次三番地犯错误，结下的仇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的时候就设法提防。贤德的人能谨慎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
政治家在细微末节之处，也丝毫不失礼数，待人温润而周到。待人接物当如此，国际交往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看一则因偷看洗澡而亡国的真实历史故事：
晋文公（约公元前697年——前628年），晋献公之子，姓姬名重耳。公元前656年，重耳之兄申生被骊姬害死，重耳也遭陷害，5年后，晋献公逝世，骊姬立她的儿子奚齐为国君。在支持他的谋臣武将追随下，重耳开始流亡国外。
重耳流亡到曹国后，曹共公听说重耳的肋骨连在一起，想看看他的裸体。重耳洗澡时，曹共公走近了去看他的肋骨。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她丈夫说：“我看晋国公子的随从人员，都可以担当治国的大任。如果让他们辅佐公子，公子一定能回到晋国当国君。回到晋国当国君后，一定能在诸侯中称霸。在诸侯中称霸就要讨伐对他无礼的国家，曹国恐怕就是头一个。你为什么不趁早向他表示自己对他与曹君不同呢？”于是僖负羁就给重耳送去了一盘饭，在饭中藏了一块宝玉。重耳接受了饭食，将宝玉退还了。
后来重耳费尽周折，终于回国当上晋文公，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他率兵灭了曹国，囚禁曹共公。所有大臣都杀，只下令留下僖负羁一家，不动一草一木。
（据《礼记·檀弓上》、《韩非子·十过》、《史记·晋世家第九》）
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也应该知道，无意中树敌招怨的事情不胜枚举，更何况还有那样一种人——因为别人的存在威胁了自己的利益，就把无冤无仇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李斯杀害他的同学韩非子不就是这样吗？在专制社会条件下，小人防不胜防，当然更需要谦虚谨慎了。
来源：《王权论》第五章第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