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8年以来，我开始了“中和”学术思想体系的研究。研究分两条线索进行：一是以中国的权力政治为研究对象；二是以中国的哲学思想为研究对象。截至2008年底，历经十载，我积累的近二百万字的读书心得笔记已经为这系列著作的写作，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和思想基础。

走上这样的独立研究之路，是基于我的以下两点认识：

一

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关注的事实是：中国历史上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事件——商鞅变法和辛亥革命，都先于中国社会形态变革而被某种不得已的历史形势迫成。因此，当变法和革命胜利后，换言之，在新生的进步政治力量夺取国家领导权后，不得不面临两项亟需解决的历史任务：一是改造固有的落后社会结构；二是镇压守旧势力的反扑。中国政治早熟于社会发展的特点，决定了进步政治力量总是在付出巨大的流血牺牲之后，又不得不与旧的政治传统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

战国时期，周天子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局面已经彻底打碎，七国皆以蓄力自保或力争天下为最高政治纲领，富国强兵成为时代主题，各国之间战争频仍，国际秩序一片混乱。在此种历史形势下，商鞅变法率先在秦国确立了君权和法权合一的战时政治体制，旋即发起了依靠专制王权彻底改造秦国社会的政治运动，秦国因此迅速富强，其综合国力把其他六国远远甩在后面。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以铁血手腕统一华夏，将专制王权领导下的社会改造运动推及全中国，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形态。但暴虐血腥的统治方式使秦朝失去了人民的支持，秦朝15年后迅速覆亡。后继的历代王朝忠实继承了秦王朝创制的以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的基本政治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阳儒阴法的政治路线，与旧的宗法势力达成妥协，法家提倡的“法治王权”的政治理想伴随着秦王朝的灭亡，正式让位于“人治王权”的政治现实。

这种“人治”加“王权”的组合，天然具有“排他性”、“独占性”、“控制性”的专制政治要素，历代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统治地位，通过思想、政治和经济政策精密地控制社会绝大部分资源，不惜以牺牲社会发展为代价换取政治稳定。他们虽成功禁锢社会发展的脚步，因而免于社会变革对政治统治的威胁，却不可避免地崩溃于农业社会结构不可克服之矛盾。历代王朝，要么被奋起反抗的失地农民所推翻，要么被野蛮落后的外来游牧民族所征服。王权政治制造的“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局面，造成中国历史始终摆脱不了一乱一治的兴亡周期律怪圈，中国社会一直处于裹足不前的农业文明形态中。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古老而稳定的农业文明开始遭遇工业文明的颠覆和毁败。当落后的东方农业文明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安全而不得不面对强盛的西方工业文明为攫取资本财富而蓄意发动的战争时，实际面临着一场实力悬殊的羊与狼的较量。落后西方文明数百年的中华帝国不可避免地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从此遭遇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国家民族几乎濒于沦亡的悲惨劫难之中。

在血与火的历史教训中，中国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业已腐朽落后的政治是钳制中国社会发展的总根源——由于政治对社会的长期禁锢，造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在民主、法治、科学、经济等领域极度落后于西方。在此种历史形势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挺膺入局，举起“三民主义”旗帜，欲以“五权宪法”伸张民权，试图将中国社会从专制政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与世界文明接轨。但当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以后，孙中山发现：除了废除皇帝制度以外，中国社会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在一个落后的社会形态中创制一个先进的政治制度，就好像火车头拉着一辆木板车，怎么能够飞驰向前呢？他又为中国设计了一条政治路线图：缔造民主共和国需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但这一系列的主张，恰恰成为通往新的极权政治的歧路。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路线依靠的是人的自觉，而不是依靠制度的强力。要命的是：中国的孙中山只有一个，做皇帝梦的人却不计其数。在数千年固有的社会结构下创制新政治，守旧势力的反扑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型，是在战争和浩劫中度过的，也是在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摆布下度过的，更是在和专制政治势力的媾和中度过的。

1949年以后，中国重新站立起来；1978年以后，中国重新富裕起来。在解决了国家独立和富足的课题之后，我们依然要审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即“国家和社会双向锁死”的历史命题。解开了这一历史命题，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二

中国自1840年遭受列强欺侮而迷失文明前进的方向以来，中华文明至今没有走出低谷期。先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否定了儒法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体系，却没有重新锻造出新的精神价值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潮风云激荡，学术界出现两种偏颇的学风：一是盲目的学风，一些学者忘记了传统文化的弊害而祭起文化复古的大旗，对传统文化不分良莠一概接受；二是浮躁的学风，一些学者以绝对的否定传统文化为其安身立命的学术方向，以断章取义、不求甚解的态度和追求时髦的语词批判传统文化，甚至把中国历史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煞了。这两类学者，人数不多，影响力却颇大。

前者之危害不言自明，它会令我们重走历史老路、重拾陈规陋习，继续钳制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令中国人依旧苟于世故而放弃权利。

后一种危害明不待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主动背弃自己的思想信仰，背弃自己信仰的民族一定消亡了。我是一名回族知识分子，我总在想：为什么自元朝以来，回族一直在中国没有被同化或消亡呢？要知道，判断一个民族的主要标志有四：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和汉族相比，回族不具有前三个民族特征。回族和汉族的主要区别，除了血缘传承之外，关键是宗教信仰生活。如果回族背弃了自己“认主独一”的伊斯兰宗教信仰生活，那么和汉族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再比如，犹太人曾经是没有国家的流浪汉，当散落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铭记着《圣经》关于重返圣地建国的预言，如雨骈集般返回巴勒斯坦地区时，唯一没有兑现《圣经》预言的犹太人群，就是散落在中国的犹太人，他们已经被汉民族完全同化了，同化的原因仅仅是——他们丢弃了犹太教的信仰。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如果背弃自己的思想信仰，其结果就注定遭遇自我放逐和消亡的命运。

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先贤“润雨无声”的数千年教诲，早已隐藏于中华文明的经史子集之中，体现于聪明的中国人血脉风骨之上，散见于九州四方风土民情之间，成为中华民族的心灵潜意识。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笔取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对待传统，我们必须尊重先贤、追求真知。唯有尊重先贤，才能在毫无先入为主观念的前提下虚心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唯有追求真知，才能从前人的知识海洋中有选择地汲取对现代社会有益的因子，缔造新的思想信仰体系。也许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找到一条真正的涅槃和复兴之路。

正是基于以上两点认识，促使我开始了《王权论》等系列著作的写作。

但是，当我写完《王权论》这本书时，竟不知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了。因为当我每每提出新的观点，甚至在引用西方政治学的观点时，往往发现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都有佐助这些观点的证据，这令我更加谦卑地审读中国古典书籍，丝毫不敢马虎懈怠。我深怕发生一个荒唐的事实——当谬误都有证据可资证明的时候，真理就泯灭了。这对于一个试图构建思想理论体系而非通过实证方法解决现实政治问题的学者而言，是相当致命的。倘若学术缺少人类良知和终极关怀，这样的学术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因此，我在撰写《王权论》的过程中，每当提炼出一个新观点时，一方面为这种寻理趣的过程而感到快乐，另一方面，却为这一观点能否经受良知和实证的考验而感到担忧。在这样不断的内心拷问和自我审查下，我对王权社会的权力政治规律在这本书中进行了非常艰苦的提炼、总结和分析评价，做了大量的删削工作。

我郑重提醒读者诸君：这本书的出版，不是为了论证专制政治的合法性，也不是探讨中国的权谋文化，而是为中国的政治文明提供正面的有益借鉴。在我看来，政治学是克制人性弱点、管理和维护民众权利的抑恶扬善的学问。在政治领域，只相信实力而不注重道德，或空谈道德而不注重实力，都只会给人类历史留下悲剧与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