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月，记不清是上旬末还是下旬初，胡德平送来一封信。信封上有耀邦用毛笔写的几个字：“德平或安黎转交于光远同志。只有一纸字，别无它文。如于不在家，可暂不送。八日于天津。”信口未封。抽出一看，仅有两张烟台东山宾馆的信纸，上面写的原来是一首诗，《戏赠于光远同志•调寄渔家傲》：

科学真理真难求，你添醋来我加油，论战也带核弹头。

核弹头，你算学术第几流？

是非面前争自由，你骑马来我牵牛，甜酸苦涩任去留。

任去留，浊酒一杯信天游。

词意一看也就明白。他既然是“戏赠”给我，我也就不去深究它的含意，不去琢磨他写这首词时心里想着的都是哪些事和他的甜酸苦涩了。我信奉“喜‘喜’哲学”，我希望耀邦在当时那样的处境下尽可能过得快乐些。看到他写的这篇在一定程度上的游戏之作，我想他写时的心情总还是比较轻松的，我就放心了不少。

耀邦寄赠我诗词之类的事情很少，但这并不是第一次。在写这首诗的一个多月前，他曾送给我两句诗：“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不过那一回是酬答我的寄赠，而且那十个字是从杜工部的诗中选录的。这回是他先寄赠给了我，而且是他自己写的诗句。收到后我也想过自己该写些什么酬答他。我不会写诗，而文章在不久前已寄给他一个三十八篇的抄本了，一时不知该再写什么好。加上我知道他从三○五医院出来之后不想老耽在北京，要到外省走走。在医院见面时，他向我表达了这个想法，我也很赞成，认为这样做对他身心有好处。这首词是他在烟台9月5日写的，三天后让德平转给我时他已在天津，我不知道下一站他准备到哪里。由于不知道他的行踪，加上笔头一懒，也就违背了“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古训，没有给他酬答。说起上一次我的寄赠，我想把那时我写给耀邦的那封信的底稿抄在这里，给读者们看看。

耀邦同志：

送你一轴表好的横幅，因为先是用碳素墨水写的，表好后发现模糊一片，只好重写重表，最近出差回来，才从店里取回来。

1943年在延安，我发明了一个“革命的阿Q主义”。1989年我写的那篇超短文《随遇而安，既安且进》中所表述的“一个人处在顺境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逆境可以锻炼坚强意志，就求知而言，世界大也无限，小也无限，总不会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思想，就是那时形成的。这个“精神胜利法”使我在整个抢救、甄别过程中情绪一直非常好。

去年我又前进了一步，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出现在我面前的问题，写了一批只有三百字左右的超短文，用以勉励自己。上面说的便是其中的一篇。5月从你处回来后，我动了用毛笔把那些东西抄若干篇给你看看的念头，去琉璃厂买了这样一个本子回来。可是脾气难改，抄时又有不少改动，可是再抄一遍又没有时间，而且也不能保证不改。现在就这样地给你，好在它不长，在旅途中随便翻阅吧！

这信是7月3日写的。写好请司机同志把它连同抄本、横幅送去。“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就是在他收到我给他的那些东西后不久寄来的。

1988年11月下旬，我去长沙出席“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到长沙后，听说耀邦也在那里休息。我住蓉园，他住九所，相距很近。我就到九所去找他。那天，两人杂七杂八谈了许多。我见他精神身体都比在三○五医院见他那天好。那时也谈到他这首《渔家傲》。耀邦平时似乎不像我那样爱笑，但是那天说到加油添醋，说到核弹头，说到骑马牵牛，他笑得很开心。那天对我给的《自勉三十八篇》，他说了赞扬的话。最近我概括自己是个“二表人才”。“二表人才”也者，第一是爱表现，第二是爱受人表扬。耀邦称赞我，我当然很开心。

没有想到那一次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寄赠这样的事。

长沙那时正开刘少奇研讨会，我们的谈话中少不了讲到少奇同志的思想。我写了一篇论文《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命运》带到长沙，还带了我的一个小册子《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底稿。这两篇东西我都给他看了。第二天他还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对我写的发表了看法。

我和耀邦相识在青年时期。1938年5月我在南昌，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他在中央苏区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儿童局书记”，听了，我不禁发笑。陈就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耀邦也担任过“中共中央青年局书记”。然后陈说了一通对耀邦的印象。这是我在没有见到耀邦前的事。在延安时，我们见过面，但没有谈过多少话。建国后，由于我虽然在40年代初就离开青年工作岗位，但毕竟是一个老青年工作者，因此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期间，有时在会上也见面。可是成为朋友是在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之后。那时两人都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都反“四人帮”，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挨斗受批。这样彼此才成为耀邦对我说的“难兄难弟”。我和他，是年龄越大友谊越深。而在他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后，我们又结上了文字上的姻缘。他寄给我的几张纸我珍藏着。我写给他的那个条幅和那个本子，想必他的亲属也会保存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