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治学,什么是学者和学者应具备的特殊素质。治学态度的第一条是独立思考,决不盲从,只服从真理;治学态度的基本点是求真;为了求真,切莫文过饰非,要务实,要防止自己的研究成果异化。方法是什么,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是根本方法,掌握以下方法,做个不断追求的人。 　　

1、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  　　

一个人的生命是很有限的,能够有效的工作的时间更短,而应该研究和自己喜欢研究的问题却很多很多。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损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今后决不浪费自己的时间,这一点要自己来把握。我觉得即使现在没有像过去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文革那样的政治运动(在那样的情况下时间即生命的损失是不可抗拒的),还是可能浪费自己的时间。这要自己下决心,并且学会一些本事,避免或者减少浪费。 　

　“我决不浪费时间”这是尼采的话,我引尼采的这句话,就是我最怕人浪费我的时间。听报告,这报告的题目我很想听。从你报告的内容来说半小时就足够了,可是报告人讲了3小时,我坐在那里不听不行,听不出多少内容,浪费了我的时间,我就不听。不听,我脑子开小差,做副业。

2、心中要有许许多多问号  　　

我在一篇超短文中写到,“问号”在懒汉那里,只是迷茫,只是绊脚石;而在勤于思索的人那里,就如巴尔扎克所说,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我接着写道:“问号的形象,是钩子。有这种钩子,也就有可能钩到知识的答案。否则,即使几度进人知识宝库,也会空手而回。”完全由问题也可能写成好文,屈原的《天问》不就是吗?关于问号的形象是钩子,这是我的“伟大发现”,这个发现帮助我能够比较生动地讲心中要有多一些问号,有可能“钩到”答案。 　　

到底问号为什么会写成这样,我并没有想去研究。可是因为我说过那样的话,回来我就真的看到问号为什么写成这样子的小文章。这篇文章从西班牙的出版物中问句前面有问号、后面有问号说起(前后两个问号的做法,犹如普通引文前后都有引号相似。我1983年去过西班牙,在那里翻过西班牙的书,看到那时的情况还是这样。我不知道现在西班牙的出版物是否变了。)讲问号的历史原来开始是用拉丁文写一个问号,questo,后来改用一个Q,漫漫这个Q就简化成现在问号的形象。 　

　“钩到的”这个比喻,我还进一步发挥,知识钩到之后,就可以挂到衣柜里去,分类挂起来,这个挂在这,这个挂在那,我穿西装,穿夹克衫,拿起来,知识用起来就方便了。这里我想说一句我过去说过的话“做研究学问的有心人”。这种有心人,就是对许多事情心里有问号的人,就是对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高度注意和高度敏感的人。   

  3、当敬一事师、一理师  　　

有一个人他告诉你一件事,使你增加了知识。或者一个人他对你讲清楚一个道理,使你提高了自己的认识。这样的人,我认为应该看作你的老师,老师不就是做了这种事情的人吗? 　　

我还认为应该像对待老师那样地敬重他。这样的人,可以称作“一字师”,“一事师”。这样的人,他们做的事情虽然少,关系不固定,但是人数很多。孔夫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此处的“师”乃“一事师’,“一理师”。 　

　4、学成于勤  　　

韩愈有句名言:“业精于勤毁于惰”。他说的“业”是“专业”,我这里说的“业”是“事业”。我提倡做学问的人要勤快。我这个人,尽管有人对我有这种那种意见,但没有人讲我于光远懒惰。我可以举这样的例子:1991年我得了癌症,在接受外科手术全身麻醉醒来之后只有40小时,我就口授一篇短文,请特别护理我的护士记录下来,在《服务科技》上发表。在手术后的化疗中我感染了肝炎,医生要求卧床,我口述我本人20岁前的长篇经历,也出了书。 　　我有八个字“无时不思,无日不写”。关于这八个字,我的《碎思录》中有一篇文章有下面一段话:“不是警句,更不是格言,只是本人的习惯。人各有特点,我的特点就是思考和写作。我感到世界上总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值得去思考,思考了总想留个记录,就去写。养成了这个习惯。自己体会到,这种思和写有助于自己对世界认识的深入。” 　　

我脑勤,不断想问题;眼勤,经常看书刊;笔勤,经常写;腿勤,经常出门。勤快就是投人劳动比较多。古希腊人认为劳动是野蛮的,有损于人的智力,会使人兽化。我们的观点是劳动是光荣的,而且是一种愉快的活动—至少要使它成为一种愉快的活动。劳动中的艰苦一定要换来愉快,如果得不到愉快我是不干的。

　5、学问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  　　

过去学者很自豪的说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学问大。我把它改一下,说自己的学问有两种来源,一是坐出来的,二是走出来的。一个人坐着也可以做学问。书(广义的书包括电脑电视等)通常是坐着或者靠在椅子沙发上看,当然还有坐在车上、船上、飞机上看(现代人坐在交通工具里的时间很多)。我认识一位叫士光敏夫的知名企业家,20年前,那时他已经八十来岁。一次我和他一起坐在飞机上,他对我讲,他跟日本年轻的企业家还能竞争,靠什么?靠两条,第一条是他在飞机上能工作;第二条是他下飞机后没有夜生活。 　

　我在飞机上一直可以工作,可以看东西,写东西。1957年我到莫斯科去,在飞机上,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国内的同事,我的字写得乱七八糟,同志们看了说,哎呀,这是“天书”,天上来的书信。坐着看还有一个“马上”,长征路上毛泽东骑在马背上读书、吟诗、填词。“马上”还有一个涵义是如厕即坐在马桶写东西看书,这倒是几乎天天做的事情。还有一个“枕上”看书和刊物,也是我天天做到事,坐着不只是看书,还包括记笔记、写文章、开会、谈话等等,都可以增加学问。反正只要不离开当地就属于“坐出来”的范围。 　

　“走出来”就是到外面去看。现在我只能做轮椅走了,“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去年走了二十多个城市,今年也会有几十个。我准备在“于光远网站”拍卖《于光远坐轮椅走天下》影集,现在这样的照片大约二三百张。 　

　6、治学也要现代化  　

　我在这里讲的“要现代化”,还不是研究内容的现代化。我认为从整个学术界来说,研究的内容应该现代化,我有一个“社会研究课题的五层次说”,其中第一个层次就是研究我们的时代,使我们能够最充分适应我们的时代,这只是一个大的治学方针。现在我讲的是治学也要运用现代化的技术。 　　1999年前,我听说许多朋友纷纷换笔、上网。我以年老迟钝为借口,自暴自弃,我是个“残废”,在食指和与食指相连的手背上,开过好多好多刀,这个手指就不能弯了,因此我就不能抓鼠标。 　　

直到1999年7月,考虑到新世纪即将来临,才宣布“我要现代化了”。过了一年我决心换笔,一只手抓住移动鼠标,另一只撼鼠标左侧和打键盘。直到现在我是这样用电脑写文章、写信,好几本书我就这样在电脑上“写出来了”。2001年7月我生日那天,我开通“于光远网站”,对我的治学能起很好的作用。 　

　7、考虑选题的经济学  　　

有一年我在山东东营,说:如果要在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和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间选择其一,我宁肯多做对黄河三角洲的研究,理由是对黄河三角洲研究的人比较少。研究容易受到重视。最近我写了一篇《众口争说WTO》,稿子写好之后,《北京日报》向我约稿就给了他们(编辑部把文章的题目改成《英特纳雄内尔和全球化》我认为改得不错)。这表明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是众口争说的产物,那就不是按照“物以稀为贵”的原则选的题目。 　　总的来说,选题经济学的原理之一是写出来的文章一般要求及时刊出,看到的人比较多。“信息经济”就讲求争夺眼球。从研究领域来说也有选择问题。经济学方面的文章,我当然要写。可是经济学家太多了,物以稀为贵,就是被称为著名经济学家的也不少。而且叫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一定意义下就是还不那么著名,真著名了就用不着叫他什么著名经济学家,因此还是叫我教育学家让我高兴。 　　

8、研究成果不妨先写随笔发表  　　

科学研究成果通常以议论的形式发表。在长期科学研究的实践中。论文已形成某种格式,要求确切地表述研究后作出的结论,写清楚自己的诸论点和它们的有力根据。论据的力量在于资料可靠充分,推理周密,符合严格逻辑的要求。这在自然科学中更加重规。但是写成这样的论文往往一下子做不到,我觉得可以先写成随笔发表。自然科学家一般不愿意这样做,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报原则也不登随笔,它不是论文,就没有论文的地位,也不享有论文的权利。你可以从早发表得到很大好处。 　

　9、温故求新  　　

中国有一句老话“温故知新”。这话我赞成,有一回我在上海,住在衡山宾馆。一天去嘉定开会。会后回衡山时有两个青年搭我坐的便车到市内。路上走的时间很长。一路上我给他们讲了许许多多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