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这个名字是我参加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时听说的。
参加这次学生运动的同学大都知道，当时北平有好几位大学教授不但同情和支持学生运动，而且本人就是抗日救亡的积极分子。那时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清华的张申府教授就是这样的一位。他是革命先驱，“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我也听人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我四年级时选了他在哲学系开的一门“形而上学”，他每次上课都用不少时间讲“时事”，其中包括讲北平、上海等地教授们的活动。北平文化界继上海文化界之后成立了救国会的消息就是在上课时我听他讲的。
除张申府外，给我留下印象深的教授中有许德珩，他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记不清楚当年什么时候听过他一次演讲。其他的人一般没有接触过，不过有的人我不止一次听人说起，印象就深。比如吴承仕，听说他是一位经学大师，是章太炎的大弟子，主编一本很有名的《文史》杂志，是学术性很强的刊物。后来我在一个同学那里见到一本政论性、杂文性的杂志《盍旦》。也是吴承仕主编的。我还听说过马叙伦、黄松龄、邓初民这些教授的名字。还有在中国大学教书的教授陈伯达，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我从同党的关系比较深的清华同学(那时我只是一个非党的革命青年，某个同学与党的关系比较深只是我的猜测)对我说的话中得出一个印象：陈伯达与学生运动似乎有比较深的关系，他似乎是党员。听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发出的某个文告是在陈伯达指导下起草的。“一二九”那天，我们清华大学救国会发过一个《告全国人民书》，其中有一个传诵一时的警句：“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有一个清华同学告诉我，这是陈伯达加上去的。我当时不相信、后来也没有相信这个说法。我认为我们清华学生会能编出《清华周刊》这样的杂志，也就能编出这样的句子。但是这个传闻我还是一直记到现在，并且当时对陈伯达有一种好感。
“一二九”后，我经常看上海出版的刊物。在上海刊物上我看到有陈伯达提出新启蒙运动的文章，并且知道他的文章引起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陈伯达自己又写了不少文章，并在后来把所写的这方面文章编在一起出了一本文集。这本文集我也买回来看了一遍。他能提出这样有意思的问题，使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又提高了一层。
一九三七年我从广州回到北平。除继续看上海出的那些刊物外，还能经常看我们党办的刊物《长城》、《新长城》、《国防》、《人民之友》。我回北平后不再有社会职业，专门从事革命，在民先全国总队部工作。在我的工作中有一项便是把党的出版物寄往全国各地民先队部和零散的民先队员。党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党的言论，但是国民党对它们严加禁止，因此几次改变刊物的名称、封面和出版发行的地点。我记得《国防》和《人民之友》发行者的地址写的就是清华大学的一个宿舍楼“明斋”。由于这些刊物只能秘密发行，民先总队部就担负部分发行工作。我们民先总队部在法商学院成立了一个五六人的小组，负责把这些刊物卷起来包好，然后骑自行车到东城、西城和前门外，把它们分散地投到许多邮筒里去。郑代巩、苏农官是这个小组的负责人。我自己既然管这个工作，就在发行前先看一下这些刊物。我知道其中有刘少奇、彭真等写的文章。那时我只看到陈伯达在上海出版界、文化界很活跃，但很久没有再听到有关他的消息，以为他不在北平，更不知道他参与这些刊物的编辑。如果知道这一点，我又会对他增加几分好感。
一九三九年七月下旬我到延安。那时原来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社会科学工作的人中已有许多人到了延安。当时延安有一些大的活动时，《新中华报》上列出主席团、委员会的名单，这些有些名气的人就往往同延安各机关的负责人一起出现在名单中。陈伯达这三个字也就常常同王学文、吴亮平、杨松、徐冰、艾思奇、何思敬、周扬、范文澜等一起出现。这段时间中我觉得他写的东西很一般。特别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引用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时的讲话和抗战后的讲话，为蒋介石擦脂抹粉，我很不喜欢。当时我们提“拥蒋抗日”是政治上策略上的需要，没有必要去作这样的引用。我还记得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健全的民族主义与健全的抗日战争》。他写的《三民主义概说》那样的书，我也不喜欢。
一九四○年初我开始进入延安理论界的圈子。何思敬介绍我参加延安新哲学会。这个新哲学会是何思敬和艾思奇两位负责的，成立于一九三八年。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年会，何思敬通知我去参加。那天到会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陈伯达、何思敬、周扬、杨松、萧向荣、郭化若、冯文彬、和培元、范文澜等五十余人。我第一次见到了陈伯达。在会上何思敬致开幕词，艾思奇作会务报告，许多人发言，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讲了话。陈伯达为这次年会准备了一篇关于“近代哲学思想”的论文，但没有发言，只插了几句话，福建口音，听不懂。在那个时候我获得的印象是：在党的哲学工作者中毛泽东似乎更器重艾思奇。
可是以后，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解放日报》在一九四二年一月创刊，陈伯达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很多。陈伯达在整风开始后不久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教条和裤子》引起了我的注意，看了使我感到他还是很会写文章的。
从整风起陈伯达的地位突然提高很快。我这个人对人事升迁一向不那么注意，可是连我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特别是一九四三年夏天他署名的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在《解放日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使得我和一起工作的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感觉：陈伯达一下子成了我们党内一个很重要的人物。《评<中国之命运>》是一篇很长的文章，气魄很大，完全是代表党中央的口气，后来出了单行本。中央机关总学习委员会指定此书作为各单位必读的学习书。《中国之命运》是蒋介石一九四三年初发表的、当作国民党“干部必读”教材的一本书。当时我正在被审查抢救，没有看到。蒋介石这本书的基本内容我是从陈伯达的评论中知道的。据说这本书是陶希圣为蒋介石写的。陈伯达的那篇文章，提得那么尖锐、驳斥得那么有力，我不得不佩服。当时我就想，这篇文章一定是经过毛泽东看过改过的。但是文章的底子总是陈伯达的。党中央决定用陈个人名义发表也说明陈伯达在党内的地位大大提高。
两年之后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所作的开幕词中，把《论联合政府》和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并提，作为中国之命运的两种。这个开幕词在传开之后，更使我感到陈伯达那篇文章的分量。
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党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其中有两条是关于调查研究机构的：“中央设置关于调查研究机关，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独立区域的区党委或省委、八路军、新四军之高级机关，各根据地高级政府，均须设置调查研究机关，收集有关该地敌友我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该地工作的直接助手。同时供给中央以材料”。
我从中央青委机关被输送到西北局第四局，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决定。而在党中央设立的那个机构便是“中央政治研究室”。建立时调了不少在延安工作的、研究能力比较强的年轻人去那里。陈伯达担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陈伯达有了这个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为他收集材料，写书就方便多了。《窃国大盗袁世凯》、《中国四大家族》大概都是他当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后写的。特别是“四大家族”的提法，后来成了党的文件的标准提法。这个时期，陈伯达的创作能力达到了很高的程度，的确使许多人包括我在内对他佩服。
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出乎意料之外，陈伯达被选上了中央候补委员。七大选举的中央委员只有四十四名，大都是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开创者。候补中央委员，只有三十三人。候补委员的政治分量也很不轻。在候补委员中陈伯达排在第三名。在他之前是廖承志和王稼祥。排在他之后是黄克诚、王首道、黎玉、邓颖超、陈少敏、刘晓、谭政……。王稼祥在七大之前是政治局委员，有很高的地位，现在降到候补中委的地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高级干部学习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都懂得要从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来看干部。陈伯达一下子提得这么高，一定是站在了正确路线上。
总之到那个时候，陈伯达在我的心目中的地位相当高大。除了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他一贯站在正确立场上，还有一条便是他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在七十七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除他之外似乎没有第二个人。
从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六日起陈伯达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的长文《近代中国地租概说》。每天在第四版上登一整版，连登了三天。一共发表了“地租形式”、“地租量和地租率”、“近代地租发展的诸特征”、“战时地租掠夺在国民党统治区变本加厉”这样四章。全文没有登完。隔了半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又接着以整版篇幅发表了第五章。隔了两个星期又发表了一篇《近代中国农业的剩余劳动率》。后来出书时把这篇文章作为全书的第一章，其他各章摆在它的后面。这六大版，篇幅共有六七万字，不算一本巨著，也够得上是一部专著了。
大家都知道，土地问题或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中的根本问题。从列宁的许多著作，尤其是《两种策略》中，大家早就学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任务是反对封建，解决封建社会遗留下的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只是要把封建地主所拥有的土地转为农民的土地。早在孙中山时代，他就提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我们党的革命，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时期都是这样。不过在北伐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还只处在初步发动阶段，在土地革命时期则在苏区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办法，抗战时期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四十年代党正在研究在解放区和将来在全国如何解决土地和农民问题。因此在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全党都用很大力量去研究土地、农民问题，把这作为最重要的研究课题。
我所在的西北局第四局陕甘宁边区问题研究室也就把边区土地问题加上农业问题作为重点的重点去研究。我们这个研究室的经济组一成立，西北局书记高岗就亲自带队去绥德米脂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由柴树藩、彭平和我三个人执笔写成一本《绥德米脂土地问题的初步研究》，三人署名印成了一个小册子。张闻天则自己带队去米脂杨家沟进行调查，写出一本《杨家沟调查》。我们西北局写的这本书，陈伯达一定看到了。张闻天带队去杨家沟所作的调查，由于吸收了中央政治研究室一些同志参加，陈伯达应该知道得更清楚。但是他似乎不重视这种研究。一直到党的七大召开，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用专门一节论述土地问题之后，他才动手写土地问题的文章。他写土地问题的作法与张闻天和西北局不一样，他不去利用根据地的同志所作的调查资料，而是引用国民党统治区乃至抗战前进步学者们写的那些书，定了一个《近代中国地租概说》的大题目，着手论述。我觉得他这么做，不可能对实际情况掌握得深入具体，但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因此此文一发表我就注意仔细地阅读。进而觉得他为自己立下的不是去复述马克思的地租论，对马克思的地租论做通俗的解释工作，而是去研究中国近代地租的现实问题，是一种真正的理论研究工作。但是我读这篇长文同读他的《评<中国之命运>》不一样，因为对土地问题我自己也做过一番研究。我对土地问题的研究在一九四三年虽然由于审干、抢救、甄别等不得不中断，但是一直注意，而且在知道列宁对考茨基写的那部《土地问题》很称赞之后，我动过一个想写一部关于土地问题的理论著作的念头。因此在我看到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后认为它对我一定有用，对之抱有较高的希望。但是一连看了三天，越看越觉得他的分析论述不但很肤浅，一知半解，而且概念是混乱的，认为必须写信给他，指出他的错误。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封几千字的长信给他，这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底十一月初的事情。那时组织上已经决定我所在的延安大学很快就要离开延安出发到张家口和东北解放区去。但是我还是抓紧时间写这封长信，写好之后很快地寄给了他。
对他提出的批评意见，主要有这么几点：
一、他在四章中几乎用全部篇幅写了“地租形式”和“地租”“地租率”的问题，而没有对“近代中国”有关土地的经济问题作什么论述。文中他批评“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没有把地租和整个社会生产力、整个社会生产方式、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联系起来看，但是自己却正好也没有对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生产方式，对当时的农业进行研究。
二、我认为陈伯达那篇长文对于地租率的分析有很大的错误。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地租事实上不存在的前提下，把地主对农民索取的地租与农民的生活联系起来考察——也就是与农民在土地上的收获量来进行比较——我认为是正确的。因为这直接反映地主和农民之间的经济利益的关系，反映地主凭借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权来剥削农民的程度。但是陈伯达只计算每亩收获量和地租的比例关系，没有去考察一个农户(或一个农业劳动者)都种植多少地，因此我对他得出的上等地、中等地、下等地的地租孰高孰低的判断，很不以为然。
而且，陈伯达在这里使用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概念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绝对地租的概念并不是如陈伯达介绍的那样“即使劣等地耕种者也必须向地主缴纳的地租，经济科学上叫做绝对地租”。这是他并不真懂马克思讲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表现。《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四页的标题是《最劣等的土地也有级差地租》。
三、我特别不赞成他提出的在按照货币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地租的时候，用地租量所占的地价的百分比计算地租率。这个说法实在近乎荒谬。实物地租、货币地租本来只是交纳地租的不同形式，同地租率无关。地租率同地价没有什么关系，而地价和地租本质上是一致的。地价的高低是由若干年要缴纳的地租的高低决定的。地价就是一次把土地购买过来不再支付地租要付出的货币。地租和地价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涉及银行利息的问题。在前资本主义制度下究竟该怎么说我当时没有研究，说不清楚，但是地租和地价两者间的比率不可能成为地租率，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我对他的这个观点，提出尖锐的批评。
我的信写得已相当长，我认为他应该能够看得懂我这封信。
发出这封信后，我很快就接到陈伯达的回信。他约我去杨家岭他的宿舍见面。我按时前往。去时我还带了一个布口袋，装了发表他文章的那三张《解放日报》和一本《资本论》第三卷下册。(这一套《资本论》是一九四二年大生产运动中我用自己体力劳动收获的农产品出售后交换来的。十多年前延安大学向我征集在延安时期的纪念性的文物，我就把这本书赠送给延大博物馆了。)在带去的报上和书上都有我看陈伯达那篇文章时作的记号。我估计见面会同他有一番讨论。那时我自己对中国的土地问题还有一些不明白的，特别是对农民经济方面的问题，想向他请教。
当我走了十来里路，在约定的时间走进他的窑洞时，他已经在等我了。窑洞里只有他一个人。他的窑洞不错，光线很明亮。到延安后我见过他，但几次都是在会议上，没有走近他，也没有同他说过话。这是我同他第一次见面谈话，自有一种特别的心情。
他见到我，很热情也很客气。在随便说了几句话之后，他就说：“你的信我看了。我对《资本论》没有学好，是个小学生。你的信指出了我的错误，这是对我最大的教育和鞭策。我终生难忘。”当然话说得比这要略长一些，但是这几句我记得很牢。说完这几句话之后我等他讲更多的话，可是他不再讲了。我向他提出了问题，对我信上讲得不充分的地方，口头上又补充了一些，并说想听听他的意见。可他还是重复上面说的那几句的意思，不再说什么了。
我去他那里，是很想听听他的意见，没有想到他只说那样几句客气话，这使我很不习惯。而且我走了这么多里路，从南门外行政学院走到杨家岭，仅仅听了这么几句话也很不满足。他不愿同我讨论，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总的说来我还是很高兴的。我估计他比我大十几岁，是个老革命，又是个成了名的理论家，那天在我面前表示得这么谦虚。也许我这个人的脾性同他正好相反，我有不少优点，却没有谦虚这一条。但是别人谦虚我还是敬重的。所以那天我虽然自感没有多大收获，还是高高兴兴地走回了南门外。
这次谈话后不久，我就随延大行政大队出发去张家口。在延安这是我与他唯一的一次见面谈话。
但是故事并没有完。一九四六年秋后，延安的出版机构出版了陈伯达的这本小册子，我回延安看到后，急忙翻到文中我提过意见的地方，发现他竟一字未改。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那天我去他的窑洞，本来是准备同他讨论问题的，如果他不同意我的看法，说出自己的观点，甚至同我争论，我认为是很正常的现象。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样。如果他因为初次和我交谈，不愿意和我争论，而说“你的信我看到了，让我考虑考虑”，考虑的结果不接受我的意见，我也觉得可以理解。而他见面时讲得那么恳切，用的字眼儿又那么重，可行动上却完全不予理睬，我实在感到这个人真是虚伪。
看了他那本小册子后，我也更进一步了解到，陈伯达对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确没有学懂，同时也了解到他在“研究”学术中的态度很不严肃，并且有生搬硬套的毛病。他未能接受我的意见，也有听不懂我的批评意见的成分。比如，“剩余劳动”、“剩余生产物”这些概念具有共同社会形态的意义，这一点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论绪论这一章有不少论述，引用资本论这一章的论述，对他来说本来是有利的，可是他没有那样做。而他把并非资本家的农家的农业生产的支出，套用《资本论》中“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概念，分作“不变的支出”和“可变的支出”等等，并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就显得十分牵强附会。他提出的剩余劳动率是剩余劳动收入对于必要劳动支出的比率关系，也就是剩余劳动收入和农户生活费用支出的比率关系，同样是生搬硬套。因此他发表的理论见解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他在引用调查材料后，说“除了自耕农外都是有亏损的，而佣农亏损数目最大”等话。在这里他使用“亏”的概念，也是把资本主义的概念不恰当地套用到半封建社会中农民和地主高利贷者之间的关系。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对他那几篇文章所提的批评，我已经知道他完全没有接受，是对牛弹琴，因此对他在一九四六年补充发表的那两章——那两章进一步加深他的错误——再提出批评意见的积极性也就完全没有了。
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本书之后，蒙陈伯达看得起我，在封面上印上他的名章，赠送了我一本。拿到后翻了一下，我提过意见的地方仍一字未改。如今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柜里。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没有想到还有下文。
大概是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那时我和张劲夫兼任了国家科委的副主任、科委党组成员。有一天陈伯达把张劲夫找去(陈伯达那时还兼着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长是郭沫若，张劲夫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兼党组书记)说，他考虑把列宁提出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这个公式改动一个字，改成“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子化”。要张劲夫把他的意见带到国家科委党组讨论一下，听听党组各位同志的意见。
在一次党组会上，张劲夫转达了陈伯达这个要求。主持会议的聂荣臻要大家发言。结果会上谁也不讲，连张劲夫本人也没有发言，只有我讲了这么几句：“列宁这个公式的含义是建成共产主义依靠两条，一是要靠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治上层建筑，一是要靠高度的社会生产力。在当时列宁所理解的最高的社会生产力是全国电气化。因此列宁提出了那样一个公式。现在看来当然不再是这样，因此原则上可以改。我认为全国电子化这一条很重要，通讯靠它，许许多多新工艺靠它，生产自动化也靠它。但是现代的技术中还有新材料、新能源(特别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等等，用‘电子化’三个字还不足以全部概括新技术的发展。”
党组开会之后没有下文。我想这件事也就完了。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一九六七年初，中国科学院几个红卫兵来“审问”我，要我交待在延安的时候，怎么成了“陈伯达同志的老对头”。我一听就明白，指的就是我对他的那篇文章提出批评这件事，因我在延安与陈伯达唯一的一次接触就是在杨家岭他窑洞里见面谈话。但是我想来审问我的红卫兵不会清楚这件事的原委，就矢口否认有老对头这件事，并且讲了一通我和陈伯达关系如何好，他演讲时我常当他的翻译等等。结果这件事真被我“蒙混了过去”。其实那次我真是为他好，完全是“与人为善”，而且完全属于“学术问题”的范围。我真没有想到他会因此记了我的仇。我终于明白那次在他讲的话中那句“终生不忘”的分量。
又有几年过去了。到了一九七二年，我还没有“解放”，但已从宁夏中宣部干校回到北京。一次我走在王府井大街北头美术馆附近，遇到了清华同学王天眷。他是学物理学的，是一个技术专家，在中科院系统做科研工作。一见到我他就说，“现在你的处境一定好多了吧？”我问他这话从何说起？他说“陈伯达在延安不就是你的老对头吗？现在他倒了，在庐山会议后全党都在进行批陈整风，你不就翻了身吗？”我问他：“你怎么知道陈伯达是我的对头？”他说，“在我们科学院革命造反组织出的小报上登了这一回事。张劲夫在你们科委党组讨论了陈伯达的那句话之后，向陈伯达作汇报时，陈伯达听说你发言不完全赞同他的主张后，就对张劲夫说：‘于光远吆，在延安时就是我的老对头吆。’”王天眷说，“小报上没有讲你如何成了陈伯达的对头，我不清楚，你自己一定会清楚。”我这才知道前几年中国科学院的人来审问我的由来。到那时，这事的前前后后经过了二十七年。
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