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
1、学生时代研究兴趣的产生
我1915年出生在上海，本姓郁，名锺正，“于光远”是我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少年时，读书是我的最大乐趣。从7岁时起，就开始阅读家中的藏书，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文学、近代西方学者著述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戊戌人物的政论如《梁启超文集》，以及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枪炮制造原理等。12岁随父母搬到北京。偶然发现西单南路有一个“头发胡同图书馆”，兴奋异常。我认为图书馆给予我的知识不亚于学校。
我在青年时代一度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学到清华。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一个培养物理学家的基地，有优秀的教师和富有才华的同窗，我的同班同学，如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后来都成为著名物理学家。我的毕业论文是有关广义相对论的，导师是周培源。但我的物理学家之梦却没有成为现实。由于抗日战争爆发，我于1935年底投身到“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之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挽救民族危亡的抗日战争成为我唯一的选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彻底放弃了成为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
2、兼跨两科——走上科学研究之路
我的大学生涯是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度过的，可见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当一名社会科学家的意识。但是，在参加革命的过程中，因为认识到革命不仅需要科学的知识，而且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于是我在保持对自然科学兴趣的同时，又逐渐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兴趣。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对社会科学理论的钻研，自然而然地又成为了一名社会科学工作者。我的学术兴趣和研究经历展现了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即兼跨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但研究兴趣在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
我对哲学的喜爱，在初中时就开始了。在上海上高中和大学时，我就看了一些有关自然哲学的书。我最早对马克思主义发生兴趣，也是从自然哲学问题开始的。因为喜欢哲学，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就选修了张申府教授的“形而上学”课程。在张教授给我们开列的十几本参考书中就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从图书馆里借来这两本书的英译本，从头到尾啃了下来。这两本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说从此我开始走上了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至今我仍然对自己的选择毫不动摇。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我到广州岭南大学任物理学助教，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当我着手建立的地下革命组织被破坏之后，我被党组织调回北平，参加民先全国总队部的工作。1936年夏天我回上海时参加了艾思奇、章汉夫等人组织的自然科学研究会，从此开始了我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和研究生涯。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初到1939年5月，我先后在保定、石家庄、太原、武汉、长沙、南昌、鄂西、粤北等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青年工作。
1939年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延安，在那里我先后在中央青委从事青年工作；在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任教员，讲授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在延安中山图书馆兼任主任；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局任研究员。那时我开始研究土地问题和陕甘宁边区的减租问题、农业累进税问题、农村互助合作问题等。我们在农村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来我与彭平、柴树藩同志合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该著作当年在延安印刷，1979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本社会科学著作。1943年到1945年我在延安大学财经系任教，并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由于有了较好的学习和研究条件。在这期间我开始系统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关于自然科学中的哲学、物质的运动形式、数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等问题引起了我的高度兴趣，于是开始着手此书的翻译。在延安，我还参加了新哲学年会，毛泽东也是会员，与我们共同讨论哲学问题。一次我关于事物发展过程中存在过渡阶段的原因的发言，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受到他的好评。我还参加了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的筹建工作，并成为这个研究会的驻会干事之一。
日本投降后，1946年我被中共中央派往北平创办《解放（三日刊）》，任编委。国共谈判破裂之后，我回到延安，担任《解放日报》言论部副主编。1947年3月，我参加了中央土改工作团，在晋绥、河北、山东等革命根据地参加土改，同时进行调查研究。1948年，我被调往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开始编写普及性的社会科学知识教材，如专门讲授如何进行调查研究工作的《调查研究》（该书1949年出版，1981年经改写后以《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为名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从解放初期到“文革”前，我主要从事科学技术政策的研究和科学技术的规划制定及组织管理工作，曾担任中宣部科学处的处长，国家科委的副主任，《学习》杂志主编。五十年代初，我写了相当数量的理论著述，编写了多部教材。如，与王惠德合著了《中国革命读本》（人民出版社，1951年）；与胡绳、王惠德合著了《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4册）（人民出版社，1951—1952年）；与王惠德合著了《政治经济学讲座》（三联书店，1951年）；与胡绳、廖沫沙、季云合著了《政治常识读本》（上、下）（学习杂志社，1951年）等。这些读物在当时对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曾起过重要作用。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1956年，我参与和指导了《十二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的编制，还提议并主持指导了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编制，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组，我担任这个研究组的组长，并创办了《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担任该杂志的主编。我还参与并主持了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会议发言中阐明了在自然科学领域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各种问题。在党的八大上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做了大会发言。1958年，我提出了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提出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中发展的规律。这一时期，我在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哲学所招收四年制的研究生。1962年，我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广州会议），这个会议由聂荣臻主持，周恩来、陈毅等都到会并做了重要讲话，该会议从总体上重新判断了我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在当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概而言之，青年时期我并没有想当社会科学家的意识，但在革命工作中逐渐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自然而然地对社会科学发生了强烈的兴趣。兼跨两科是我从事科学研究的一个特点，青年时代所受过的严格科学训练和自然科学基础，使我把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与社会科学的价值观念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为我后来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改革开放中的学术影响
与许多学者一样，“文革”开始后，我的学术研究被迫停滞。“文革”后期，我从宁夏干校回到北京后，先在家里约集了一些人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自然辩证法和科学技术》的大型资料书。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国务院工作，成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我也是负责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再次复出。1977年，我受托组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并兼任所长；同年还重新兼任国家科委副主任。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过半的时候，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中谈到为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起草讲话稿的事情，并拿出他亲自起草的一个讲话稿提纲。根据邓小平的思想，我们找到国务院政研室的林涧青等人和中央党校的一位同志共同起草稿子。在整个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找我们谈话，并不断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这个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稿，实际上也就成为几天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该报告后来被称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摘自中共中央十五大报告）。1982-1992年，我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这些经历对随后我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基本思想倾向具有重要影响，同时也为我后来在党史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在积极进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的同时，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也在全国展开，学术领域空前活跃，社会实践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值得关注的问题，各种思想观点交锋，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需要探索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对学术问题的关注转向经济领域。在这一时期，我参与组织了关于生产力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按劳分配问题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讨论，并积极倡导和支持新学科的创立，如生产力经济学、国土经济学、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并对经济效益学、教育经济学、消费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学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还先后发起组织了与上述学科有关的学术研究会、学术团体和学术活动，创办了有关刊物。著有《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论地区发展战略》、《我的市场经济观》、《中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选编》等学术著作。
在这一时期，我还参与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年担任社科院副院长，1978年起兼任马列所第一任所长，同年社科院研究生院成立，我担任经济学和哲学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到1991年。1982年退居二线后任社科院顾问，到1986年。2006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2008年在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被评选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杰出人物”之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
除了哲学、经济学领域的研究之外，我在教育学、党史等领域也有一定的研究，近年来还写了一些散文与随笔。
我从学生时代起一直重视教育学这门学问，自学过若干部教育学的著作，对现实的教育问题也一直关心。但限于时间条件一直没有深入研究。“文革”之后，我深感教育问题对我国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也深感要消除”文革”对教育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任务非常艰巨。于是我对不少教育问题进行了研究，形成了不少思想，动笔写了一些教育方面的文章，编就了《教育思想文选》于1989年出版。1991年河南教育出版社还出版了我在教育方面的专著——《我的教育思想》。
我所涉及的另外一个研究领域是在党史方面。1996年人民出版社以《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为书名，出版了我于1988年前后写的两篇党史史论方面的文章。在这本书中，我总结了自己对中国近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思想史方面的认识。这本书在2005年充实、增订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我在党史方面的研究还与我的个人经历有一定的关系。199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之际，作为这次全会和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历史见证人，我觉得有责任将自己所亲身经历的事情和后来的想法写下来，写了《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与党史有关的其它著作还包括个人自述《“文革”中的我》以及带有个人回忆色彩的党史方面的史实专著《我忆邓小平》。
二、主要学术贡献
我认为自己是一个同时兼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和深切的学术关怀的社会科学家，在我的学术活动中，总是试图寻找二者间的支点，来确定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广泛的学术兴趣和丰富的人生经历，对我的学术思想及其内容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我具有碰到什么问题都要研究一番的特点，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杂家。因此，要了解我的学术思想和所提出的理论，离不开了解产生这些思想和理论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
我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哲学和经济学，同时也涉猎教育学、党史等其它方面。概括而言，我的学术贡献主要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自然辩证法学科的研究
自然辩证法始终是我研究的领域。
1936年我在清华大学物理系最后一个学期学习时，对自然辩证法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周培源教授指导下，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坐标系在动力场中的运动》。1940年2月，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该学会组织了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在会长徐特立指导下，由我主持。当时我还兼任延安中山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多次举办了学习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座谈会。为学习研究需要，我在延安时就开始从德文版翻译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大部分，并陆续在延安报刊上发表。未译完的部分后来经曹葆华、谢宁等同志从俄文译完，整理校译后集结成书，于1955年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上世纪80年代初又在我的主持下，经查汝强等同志重新校译，由人民出版社再版。
1944年，我在延安大学讲授自然发展史 。1955年，我与周培源、王竹溪、黄昆、徐光宪、沈同等科学家一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了《自然和自然发展史》课程 。上世纪50年代初期，我找到李四光等自然科学家酝酿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1956年在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在我的倡议下，取得了潘梓年先生的支持，由我负责，专门制定了一个全国范围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并且在中科院哲学研究所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组，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我兼任研究组组长和杂志主编。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由我与冯定、汪子嵩一起任哲学导师，周培源、王竹溪、徐光宪、沈同任自然科学导师。同年，我参与并主持了著名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在会上，我就如何在自然科学领域里贯彻“双百方针”作了发言。1958年我提出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论科学”，也就是提倡研究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自然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规律。1960年8月，我与李昌、潘梓年倡导召开并主持了全国自然辩证法座谈会，会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开辟了关于生产实践和技术发展的辩证法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同志邀周培源先生与我谈话，从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关于新基本粒子观的对话》谈起，谈了很多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问题。1965年5月，我提议在《红旗》杂志上再次发表坂田文章，并根据毛泽东谈话的精神写了编者按语。我利用科技界和哲学界座谈坂田文章的时机，进一步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工作。1965年下半年，我倡议并组织编写《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多卷本巨著，其中包括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人类史、工业史、农业史、医药卫生史等。先后在大连、沈阳、上海、杭州等地召开编书研讨会，并开始组织编译国外的有关研究资料。这一基础性研究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不幸夭折。
针对“文革”中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破坏，1977年我就开始考虑如何恢复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我曾建议哲学研究所研究两个问题，一是“科学是生产力”，另一题目是“用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研究，但不是用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研究”。1977年3月，我倡议由中国科学院理论组、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理论组和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在京联合召开了自然辩证法座谈会，在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并就如何恢复和开展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交流意见。1977年12月至1978年初，在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期间，我倡议并组织召开了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作为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的一个组成部分。会上制定了《1978年——1985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会议期间，我倡议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信》小报，以推动全国自然辩证法工作的开展并加强学术信息交流。会议后，我在中国科学院创办了《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并担任主编。1978年夏季，我倡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主办，在北京召开了自然辩证法讲习会，来自全国各地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还召开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座谈会。
1981年10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我是这个研究会的第一届和第二届理事长。我们这个研究会始终在积极地推动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上世纪六十年代和“文革”后，我先后招收了四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如今他们和他们的学生已成为我国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领域中的骨干力量。1983——1993 年，我倡议并主持编写了《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其中有些条目是我根据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的。我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学哲学。我提倡自然辩证法不但要研究天然的自然，还要研究人工的即社会的自然。1994年《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江西科技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达48万字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我们这个学派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派中重视自然辩证法的一个学派；在自然辩证法学派中，又是特别重视“人工的自然”和“社会的自然”的一个学派。
2、“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我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上面。当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通常承袭着苏联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说法，叫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我则提出了另外一个用语，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一用语是我发明和最早使用的，后来被不少经济学家所接受。对于为什么不沿用原来的说法，我提出的一个理由是，有一些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由于其着眼点和结论是社会主义的，因此也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但这种研究和以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研究是不同的，将两者按照同样的名称称呼容易发生混淆。
然而这个根据只是我采用新用语的一个考虑。我采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这个用语时，事实上也是标志着我当时所主张的一种研究取向，即试图把对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在统一的科学理论基础上。在我看来，以苏联经济学者写的教科书和相关论著为代表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远未达到像马克思那样对一种经济形态加以科学“解剖”的程度。
不过，我并不主张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局限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架构和范畴内。我认为，学科的发展，和时代的特点、时代的任务、时代的精神是联系在一起的。我在1983年的一篇论文中，以“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命题展开了论述。在这里，我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成上下两篇，即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科学和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资本论》属于上篇的范围，其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说明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据。而当前的时代要求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以解决大量的建设问题，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其中重要的基础理论。它要分析一系列与经济建设有关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如制度与个人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制度与合作和竞争、制度与计划性等。我认为许多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事实上没有揭示出多少对于建设有意义的道理。1958年，我将在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论文结集出版，定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人民出版社）。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央曾委托我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的编写工作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基础，很快便完成了，成为当时高等院校的教材。但社会主义部分的编写则困难得多。这一背景曾促使我尝试完成比较成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著作。当时我组织了一批经济学家从1961年到1966年工作了5年，完成了几十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初稿。但在准备修改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工作因此而中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受到批斗，被剥夺了正常工作的权利，但我的思考并没有停止。我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观察中，更深刻地考虑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一些根本性问题。1975年我恢复工作，是邓小平直接领导下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负责人之一。我积极投入和“四人帮”的斗争，并同时开始继续我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
“四人帮”倒台之后，我组织学术界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同时也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对于按劳分配概念、劳动报酬形式、按劳分配与平等的关系等问题作出了较以往更为深入的阐述。然而，越是深入的研究，越使我放弃了体系化的打算，而宁可围绕问题展开探索。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我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积累日见丰富，但我却最终放弃了完成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科书的想法。几十年的探索，使我越感探索的必要。我仍继续以《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人民出版社）为名出版我在这个领域中的研究成果，总共出版了7卷，约280多万字，那里面记录了我和我的经济学界同仁们不懈探索的历程。
3、所有制实现论和所有制选择的生产力标准
所有制理论是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来自苏联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传统架构是，将经济关系分为三个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过程中人和人的关系、消费资料的分配。这三个方面中，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着其他两个方面，因而是最重要的。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在这个分析框架中，被处理为外生的，并不受经济活动过程的直接影响。我不满于这样的处理。在系统研究了马克思有关所有制的论述后，我根据马克思关于“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的思想，发展出“所有制实现论”。根据这一理论，所有制要在生产组织、交换、分配等经济过程的各个环节中实现，才是有经济意义的，否则便只是法律的想象。这样，所有制不是被理解为由国家强制力一次性安排下来的，而是伴随着各种经济活动的一种过程，它在这一过程中被塑造、硬化或改变。70年代后期，我运用这样的观点，对于“四人帮”将按劳分配和公有制割裂开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所有制实现论”为中国的一批经济学家所接受。
以“实现论”作为理论基础，我对一些不同形式的所有制进行了分析。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是我对国家所有制的区分，即把国家所有制区分为直接的国家所有制和间接的国家所有制。所谓直接的国家所有制是指由国家支配资源的使用、确定和委派经营者的制度；间接的国家所有制则是和国家力量向其他所有制形式的渗透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国家享有某种收益权，便意味着这种所有制的存在。依此逻辑，在存在国家税收的地方，也意味着国家对计税资产拥有某种所有权。我的这种思想来源于恩格斯关于国家税收造成对私有权的约束的论点。许多经济学家大概不会同意我的这一看法，但是，除了需要做出进一步澄清概念等技术性的工作之外，我的论点中涉及了一个重要的视角，即产权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产权界定机制和国家权力结构的关系。
从1978年起，我把研究重点放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我最早主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学家之一。我提出，在决心改革之后，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应该确立怎样的所有制形式和结构。我批评了当时的不少干部头脑中存在的以“大”和“公”为标准判别所有制优劣的看法，批评了当时流行的所有制优劣的序列表，即国有制无条件地比集体所有制优越；集体所有制无条件地比私有制优越；在集体所有制范围内，公社所有无条件地比大队所有优越，大队所有无条件地比小队所有优越；在小队所有的范围内，不联系产量的工分制无条件比联系产量的责任制优越等。我认为，这样一张所有制优越性的序列表不破除，改革是很难展开的。我在七十年代末写的文章中明确主张以生产力为标准来判别所有制的优劣，我主张的态度是：凡是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就赞成和支持；凡是虽能促进、但促进作用不大的，就不能那么赞成，不能那么去支持；凡是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就坚决反对。为表示其态度的坚决，我在一些场合表示，我可以承认自己是“唯生产力论者”。
4、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企业组织
在对改革的研究中，我反复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问题。我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提出，过去我们根据列宁的公式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理解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加按劳分配”是存在问题的，我认为商品生产和交换存在是一个必须补充的基本点。我一再强调，市场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制度一样，是为促进生产力发展所不可少的制度。
我认为，经济活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组织，改革之前的中国经济可以概括地说是一种“调拨产品经济加自然经济”，而改革则是从这种经济向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转化。在这一转化过程中，存在着两个重要的机制，我称之为“商品承认”和“商品化”。所谓“商品承认”指的是，对于过去没有进入交换过程的劳动产品，现在承认它们是商品，使它们进入流通；所谓“商品化”指的是，一些本身并未消耗劳动的东西，使它们进入交换，具有价格。哪些物品被“商品承认”和“商品化”，在怎样的规模上被“商品承认”和“商品化”，人们是可以做出安排的。然而，不同的安排状态和经济效益之间却存在着有规律性的联系：在某种安排下，经济可以得到较好的发展，人们可以取得更大的效益；而在另外的安排下，经济则不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人们只能得到较小的效益。这里存在着比较。取得较大效益的动机，会促使人们做出新的安排。从调拨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对“商品承认”和“商品化”边界的重新安排。
那么，更具体而言，究竟是怎样的因素促使政府做出这种重新安排？我的论述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我认为这个因素和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因类似；二是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复杂性，当经济活动的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复杂到一定的程度，再将它们纳入调拨产品经济框架，便会越来越困难，越来越不经济。
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我认为，只有具有独立的商品-货币资金运动，进行独立经济核算的经济组织才是企业。根据这样的理解，我把现实中被人们称为“企业”的经济组织分为三类，即完全企业、不完全企业、虚假企业。完全企业是有完全独立的资金运动，即完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组织；虚假企业在表面上有资金运动，也计算“成本”、“利润”，但本身没有经营权，也不在经济利益上承担经营后果，这种经济组织只有企业的外表；不完全企业则处在完全企业和虚假企业之间，这类企业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营权，并部分承担着经营的后果。这个分类为比较企业组织研究、为从调拨产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框架。
近20年来，我围绕有关企业和市场经济问题发表了许多见解。在1992年因患癌症住院治疗期间，写了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文章，汇成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为题的文集，于当年8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5、按劳分配研究
我从着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开始，便十分重视生产者激励问题。承袭着当时的研究框架，我对这方面问题的研究首先集中在按劳分配范畴上。把我上个世纪50年代的有关论文和苏联经济学家编写的教科书做一比较，不难发现，我的研究不论是在概念的界定（如对劳动概念的分析），还是在命题的逻辑表述上，都更加精密。
促使我进一步深入对按劳分配加以研究的社会事件，是“四人帮”在“文革”中对按劳分配的批判以及与相联系的对各种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劳动报酬形式（如计件工资、奖金等）的取消。1977-1978年间，我组织学术界针对“四人帮”宣传的“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批判‘唯生产力论’”等召开了一系列理论讨论会。这些讨论打破了长期形成的思想禁锢，推动了思想解放，同时也深化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对按劳分配这种分配方式，我详细讨论了对“劳”的几种不同理解。它们包括：（1）按自然劳动时间来确定劳动量的大小；（2）按劳动支出或劳动力的消耗来确定劳动量大小，这里考虑到劳动的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3）不仅考虑劳动的支出，而且将相同劳动条件下劳动有效性这一因素包括在内；（4）“劳”就是指劳动成果。我主张第三种理解，而第四种理解，因为加入了生产工具和自然条件的差别因素，所以已经超出了按劳分配的范围之外。
就中国的现实而言，我认为至少存在着这样一些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按劳动能力分配、按岗位分配、按劳动成果分配、平均主义分配等。我对不同分配方式的存在条件，实施后果，以及可能的演变趋势进行了分析。
我从对按劳分配的研究引伸到对平等（公平）问题的研究。我强调，平等的观念是相对的，它意味着使用同一尺度。这就是说，对某一尺度来说是平等的，对另一尺度来说就是不平等的。按劳分配以劳动作为尺度，这是一种平等，如果用需要做尺度来衡量，就是不平等；反过来，实行按需分配以需要做尺度来看是平等，但是用别的尺度，如劳动来衡量，就是不平等。我曾谈到，对近年有一些关于公平和效率的谈论存有怀疑，我认为，问题不在于一般地谈论公平和效率是什么关系，而是在于不同的尺度和效率是什么关系。
6、经济效果学和以个人使用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效果观
经济效果学是我从50年代起着手和倡导研究的学科。当时，针对以政治为引导的大范围的浪费行为，我开始对经济效果问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力求将数学方法引入。我将经济效果学定义为，对各项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经济效果计算、分析、评价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如何应用它们的科学。
我的经济效果（经济效益）理论的一个特点，是强调个人使用价值（或个人需要的满足）是社会经济效果的基础。我的这一认识在50-60年代的研究中已经基本清晰化和系统化。这种社会经济效果观和当时盛行的将政府目标等同于全社会目标的观念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可以这样说，我后来的经济改革思想和我的这种理念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种社会经济效果观（或社会经济效益观）和用政府目标，特别是政府的政治目标取代社会经济效益目标的政策间的矛盾，是引导出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我首先提出讨论的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生产目的问题的一个较深层的根源。在一篇研究当事者的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的论文中，我明确地将政府部门的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区分开来。
我考虑在经济学中数学方法的运用时提出的一个思想是，不仅经济学需要利用数学，而且数学很可能会因为经济学而得到发展。我和华罗庚教授曾共同倡导经济学家和数学家合作，并商量好两人合作带研究生。但是因为“文革”开始，未能实现这个计划。
我在50-60年代写的关于经济效果的论文，汇集于《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一书中，该书由人民出版社于1978年出版。1984年出版了增订本。
7、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被人们所熟知的命题。但是，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却很少见有研究。由于这方面研究的缺乏，因此难以说明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如人们何以会建构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也难以对生产力变化后将会对生产关系发生怎样的影响做出较为具体的理论预测。
我认为，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有很大伸缩性但又有规律性的对应关系。我将对应关系分成两类，即一一对应、一多或多一对应。我认为，不论是回顾历史还是观察现实，都可以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的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是“一多对应”和“多一对应”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复杂的对应关系，是因为生产关系的形成和维持，除了受生产力制约外，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不过，强调对应关系的复杂性和弹性，并非认为生产力的任一状态可以和生产关系的任一状态相对应，也就是说，对应是有边界的。
复杂的对应关系会产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我认为，有必要研究生产关系作用于生产力的机制问题。对此，我提出了一个双渠道结构的理论框架。在我看来，生产关系促进或阻碍生产力是通过（1）生产者个人的积极性和（2）生产组织（分工、协作等）这样两个渠道实现的。我对这样两个渠道中的基本作用机制做了进一步研究，比如，我指出在生产者积极性和生产力之间存在这样的链条：生产者积极性——原有生产力（生产力存量）的发挥——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和生产力之间也存在类似的链条，同时还涉及集合的生产力。双渠道划分隐含的一个命题是，特定的生产关系通过不同渠道影响生产力时，其作用方向（促进或抑制）及作用大小可能是有差别的。
在两个渠道中，我更重视研究的似乎是个人的生产积极性。从50年代起，我就十分重视激发生产者积极性的按劳分配问题的研究。在生产受到严重冲击的“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进一步思考了个人的生产积极性问题，这种研究为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由我或领导或倡导或支持并积极投入的有关按劳分配、所有制形式结构改革、商品经济等颇有影响的讨论奠定了基础。个人的创造、经营、生产积极性是我评价经济制度优劣的最主要标准，我的以所有制形式结构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主要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对于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主张，也与我对生产者、经营者积极性激发的重视有密切联系。
8、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
对社会历史的演进进行理论思考，对社会发展的阶段进行研究，一直是我的学术兴趣所在。在思考我国改革前的重大政策失误时，我意识到，现实地认识我国社会所处阶段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开始研究中国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问题。我认为，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展、消灭了商品生产的社会之间的差异。同时我也不赞成认为我国处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的看法，这是因为这一“过渡时期”已经有了明确的界定，按列宁的说法就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是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我思考的结果是，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确认“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意味着承认原来所追求的那种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多种经济成份的社会主义是更高级的阶段。我认为。五十年代的那种看法，并不是在对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进行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今后将进入怎样的阶段，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进行了科学分析后才能知道。
1979年5月苏绍智、冯兰瑞同志的《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甚至某些权威人士公开指责他们“否定社会主义”。我认为苏冯文章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问题，不应受到蛮不讲理的打击。也就在他们这篇文章的启发之下，我提出了我国目前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看法。这种观点很快得到了当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的认同，逐步成为我们制定各项重大政策的理论依据。从1981年起，我利用参与起草和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其基本特征的论述写入中央文件。我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987年，我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专著《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在该书中，我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以往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失误；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生产力特征；探讨了现存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抑制或促进，以及可能的演变趋势。我在学术上努力将由社会生产力所制约的大的历史演进阶段和在特殊的选择、特殊事件影响下形成的小的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本书后来被评为对中国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影响的十本著作之一。
9、重视消费经济学的研究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就提倡开展消费经济学的研究。对当时有人提出我国“消费早熟”、要“抑需求”的说法，我就表示过不同的意见，认为我国不是“消费早熟”而是“不熟”，即消费不足，应千方百计扩大内需，鼓励消费。为此我撰写了许多有关消费经济理论的论文，并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1999年，在我84岁高龄时，我学会了用电脑打字。由此引发了我对消费品理论新的思考，并在2003年出版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一书。这还是得益于2000年我开始换笔、使用电脑以后受到的启发。恩格斯把生活资料概括为三类：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发展与表现自己的资料。我在恩格斯这一论点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对消费品进行了分类：第一种是生存资料。所谓生存资料，就是人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消费的物质资料和劳务。短缺这种物质资料和劳务，人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例如：食物、衣着、住房、交通工具、燃料、药物及医疗服务等。第二种是享受资料。作为经济概念的“享受资料”，就是超过生存需要所消费的生活资料。例如：美食、高级服饰、豪华住房、高级轿车等。还包括精神上的享受，比如休闲、旅游、欣赏音乐会、看电影电视等等。第三种是近代交通工具和近代通讯工具。近代交通工具主要是火车、汽车、飞机。第四种是近代发展资料。例如：教育、科学研究、现代化的先进的认识工具。电脑是当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发展资料。这四种消费品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一和第二种消费品，生产和消费得越多社会生产力不但可以维持，而且还可以有所发展。第三种消费品生产和消费得越多，表明生产力发展得越快。同时这种消费品的消费可以为这种消费品的生产，起到腾出市场和刺激生产的积极作用。这种消费品具有与前两种消费品很不一样的特点，那就是生产和消费它们的时候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在消费它们的同时大大提高了效率，也就是说，同时生产出许许多多可以利用的时间，从而提高了社会生产力。第四种消费品的特点是，它们是很有效地能够直接提高人自身能力的产品。因此这种消费品生产和消费得越多，社会生产力发展得就越快。或者可以说这种消费品的特点是消费这种产品本身就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活动。近代，特别是当代，第三种和第四种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已提高到了很显赫的位置。随着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这两种消费品地位的提高速度有增无减。而且我认为，这种趋势改变了世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性，即它使世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了新的规律性。当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时，我们将不得不面对社会发展中许多新的问题，和社会发展理论的创新。该书出版后，召开了几次研讨会，许多经济学家对我书中提出的独到见解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并给予很高的关注和评价。
10、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开拓新研究领域
我认为，经济学可以研究的领域是十分广泛的，而我们又面临建设现代化社会的任务，非常需要有着多维度内容的经济科学体系的支持。从这样的考虑出发，我热心倡导和支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逐渐积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学科。
例如，我在八十年代初提出，以国土为对象的经济学研究事实上已经在进行，因而可以建立一门国土经济学。这门学科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保护、开发和利用国土资源加以研究。我不仅撰写了一些论文，而且亲自带领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考察了甘肃、青海、贵州、江西等省和珠江、乌江流域等地区。我有关国土经济学研究的一些意见不仅为经济学界所重视，而且也被政府所采纳。
又如，八十年代初我提出应该开展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问题的研究。在这个研究领域，我强调产值目标的局限性，强调对生活质量、环境质量的重视。我在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般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研究问题。我提出的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两个维度，即全国战略中的地区战略和地区战略中的地区战略，产生了比较重要的影响。我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著作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战略学与地区战略》等。
我在经济学方面倡导发展的学科还有：生产力经济学、技术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灾害经济学、环境（或生态）经济学、旅游经济学等。为促进这些学科的发展，我写了不少文章，也做了许多组织工作。
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
11、其它方面的研究
除了上述哲学、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研究之外，我还在教育学、党史等研究领域有一些研究成果。
我之所以对教育问题关心，是因为我认为教育对我国现代化关系极大，而我国的教育事业在“文革”期间遭受到的损失也极大。但是，人们对教育事业问题的严重性估计得很不够。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包括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应该说是很严重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文章。在教育学专著《我的教育思想》中，对教育是社会现象和认识现象的统一、教育学中的“三体问题”（教育者、受教育者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教材学校制度和社会进步、教育的全过程和全方位、对人的素质分析、教育的教育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
在历史方面，我的《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一部关于当代中国历史和理论的著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我创造出的名词。我认为1940年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论”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另一个是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的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新中国建立之后的重大失误就是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改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社会，而实践证明此路行不通，才觉悟到回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场论上来。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之所以有这样一种不幸的历史命运，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完全摆脱对马列著作的教条主义态度，不能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能把马克思经典作家所论述的观点与中国现实很好地结合。《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是1998年我根据个人经历带有回忆色彩的史实专著。在写作过程中，我加深了一个认识：人们接触的新事物越多，接触面越广，对历史的淡忘就越快，这大概是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应该特别重视加强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因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是人类创造的财富，有的甚至是以惨重的损失为代价取得的宝贵财富，把历史经验和教训淡忘了，是很大的损失。我从人们所熟知的列宁的“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套改过来为一句“千万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我认为历史上有些东西还在起作用，而且在新的条件下起作用，可以说并没有淡化，因此人是不能不懂历史的，一切科学判断都是从历史研究中总结出来的，就是对当前现实问题的研究，考察的对象也都是过去了的东西，严格说来也已经是“历史”。而离开现在较远的那些历史，因为有可能是后人所不知，更有对之进行历史研究、历史教育和做好历史研究工作的必要。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精神和方法去研究历史，包括中共历史。没有对“文革”十年教训，就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的改革，因此中国绝不能没有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的真正科学的研究，不能没有关于“文革”的科学的著作。
三、治学经验及心得体会
1、我的治学求真态度与座右铭
关于治学态度问题，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求真”。求真是治学之根本。我这里讲的求真，就是追求真理。我们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就是要经过不懈的探索和追求，去得到真理、拥有真理。“求真，就要坚持严格的科学态度”；“真理属于对具体事物作了具体分析的人”。我有一个座右铭，那就是“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它集中体现了我的治学态度。“独立思考”就是不盲从、不附和。不只是为他人的言论作注解而不去想想自己应该持什么观点和态度。思考的本性就是独立的，不独立就谈不到思考。“只服从真理”讲的是服从什么的问题。能服从一己的利害得失吗？能服从真理以外的某种权威吗？“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这九个字是就认识而言的，至于行动则还要做其他的考虑。其实思考的本性就是独立的，不独立就谈不上什么思考。之所以加上“独立”二字，就是强调反对盲从。我们常常会受到认识以外的各种其他因素的干扰，因而妨碍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和追求。强调只服从真理，就是不要去服从什么权威、去跟风，因而讲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这是搞科学研究的大忌。因为自己的独立思考，我常常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和独到的见解，却因为不被人理解和接受而受到非议或批评。由于我坚信自己根据实际和科学推断出的结论是正确的，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不唯书、不唯上、不跟风、不畏人言。但我从不后悔，也未动摇过自己的信念。
我还写过一条“为了求真莫文过饰非”。由于事物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我们的认识也常常跟不上，难免会犯错误。犯了错误不要紧，认识了，改正了就好。最不应该的就是文过饰非。因为这就意味着你失去了坚持真理的勇气。一个真正的学者是不会这么做的。关于这一条，我经常会以我一生中发生过的一件丢脸的事为例：1958年夏天，有一天下午，当时担任中央科学小组组长的聂荣臻同志带着科学小组的两个成员张劲夫和我，到中南海向毛主席汇报工作。聂总和张劲夫同志谈完后，由我汇报各地在大跃进中科技方面的情况。我把各地报送的材料简要作了介绍。其中有一条消息是当天早上收到的山东省委的喜报，我来不及斟酌，也汇报给主席。那份喜报的内容是：某县某公社有一个农民在大跃进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把一个正在生长的苹果摘下来，对这个苹果的把儿作了特殊的处理，然后插在正在生长的一个南瓜里。经过精心栽培，结果不仅这个南瓜长得特别大，插在里面的那个苹果也长得特别大。汇报结束后，我越想越觉得这个材料存在明显的弄虚作假，可是自己却不假思索地汇报给了党的最高领导人。自己在大学里是学自然科学的，又长期在党内负责科学管理工作，却犯下了这么幼稚的错误。虽然主席和聂总都没有批评我，可我后来每每想起这件事，都会感到脸红。这件“丢脸”的事，我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我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后，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我认为，把丢脸的事讲出来就如同洗脸。讲一次就洗一次，越洗越干净。
2、我是怎么安排时间进行著作的
我的确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关心的事情很多，热心的事不少，这些确实占了我大量的时间。我只能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写作。我有一个“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我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很快进入写作状态，不受外界干扰。比如我可以在飞机上、甚至在汽车上写作。我还可以边主持会议，边写作，一心二用。在我的治学方法里非常重要的一条是“惜时、创时”： 一个人的生命的时间很有限，能够有效地工作学习的时间更短。作为一个学者希望能够有比较充裕的时间研究学问。因此与“惜时”对立的就是浪费时间。治学的人非常懂得这一点。我在时间问题上是特别抠门的，从不浪费自己的时间。我们国家解放后政治运动很多，特别是”文革”期间，浪费了我们大量的有效生命，这是没有办法的。“文革”后，我们就只好抓紧时间去弥补损失的时间。除了“惜时”，还要想办法“创时”。
我有一个特殊收藏，那就是铅笔头。这些铅笔头摊在桌子上，有一大片，花花绿绿很好看。这些铅笔头都是我自己用过的，铅笔头大小差不多，每个都在两公分左右，大约有两千多个。这些铅笔头只是我从1978年到90年代中期，十几年里使用过的。直到2001年，那一年我过86岁生日时，我的孩子们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就彻底换笔了。86岁开始学电脑，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艰巨的挑战。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开始了新的学习。使用汉语拼音输入法，这对于我这样一个老上海人来说，其实是有一定难度。因为发音不准，常常找不到字，于是我就向自己的女儿和周围的人请教，弄明白后，就死记硬背下来。时间一久，找不到的字越来越少了。我在学习电脑这件事上，真有不畏难的劲头。我的右手食指在战争年代动过手术，无法弯曲，所以只能靠左手帮忙，才能操作鼠标。尽管困难重重、尽管开始时输入字的速度比手写慢得多，我还是坚持下来了。我自己体会到改用电脑写文章好处很大：便于写作、便于修改，提高了工作效率；解放了秘书和打字员，她们再也不用费力地去辨认我的“天书”了，还产生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因为使用电脑，启发了我的思考，写出了《我的四种消费品理论》。使用电脑唯一的损失是，我的手稿从此绝迹了。
我认为，一个人要取得成功，天赋和机遇固然重要，但勤奋对于每一个成功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我承认自己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有人批评我这一点那一点，但是没有人批评我懒惰。如果说这么多年来我在学术方面有一点点成就的话，我想可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吧。
我如今已经90多岁高龄了，然而我始终有一颗年轻的、不服老的心。人老了，身体免不了走下坡路，但在精神上、知识上还是应该走上坡路。在我满90周岁时，我向前来祝贺的朋友们讲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说：“我认为对于90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现在你们恐怕看不见我在为年龄而发愁，因为我一直努力保持一个年轻人的精神状态。而年轻人是不会为他的年龄发愁的。”“我当然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我主张可以幻想。俄国民主主义的先躯者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在心不老方面，幻想也是一条，我要的就是这样能支持和加强自己毅力的幻想。”
主要学术成果
1.《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与柴树藩、彭平合著），40年代出版，延安，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再版
2.《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学习》杂志社1952年11月——1954年12月连载，人民出版社，1954年5月
3.《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学习杂志社，1958年4月
4.《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与苏星等合著），人民出版社，1961年
5.《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经济效果》，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第1版
6.《谈谈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问题》，人民出版社，1978年10月
7.《试论社会主义生产中的C.V.M——读《资本论》的一个笔记》，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
8.《关于规律客观性质的几个问题》，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
9.《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1-7卷），1—6卷分别于1980年12月、1981年7月、1985年10月、1988年9月、1991年9月、199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7卷于2001年11月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10.《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十三篇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2月
11.《论社会科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
12.《怎样进行调查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12月
13.《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1月
14.《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1950——1966）》，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
15.《思考与实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
16.《战略学与地区战略》，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
17.《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月
18.《论社会科学研究（续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
19.《改革、经营、生活、组织建设》，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
20.《评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知识出版社，1986年11月
21.《论地区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8月
22.《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8月；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再版（被评为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23.《我的教育思想》，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再版
2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论（札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
25.《我的市场经济观》，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
26.《“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3月
27.《思维的年轮（1977-1995）》，湖南出版社，1995年5月
28.《漫谈竞赛论?漫谈聪明学》，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6月
29.《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
30.《一个哲学学派正在中国兴起》，江西科技出版社，1996年12月
31.《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2008年第2版（内容稍有增加）
32.《经济学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
33.《吃喝玩：生活与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
34.《论普遍有闲的社会》，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1月
35.《“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
36.《靠理性的智慧——于光远治学方法》，海天出版社（深圳），2007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