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成立，我作为理事参加了会议，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汪老。那时我只是把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同仁的论文集《台湾研究十年》和我自己的著作《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呈送给他，请他指正，没有机会谈话。1992年12月海协成立一周年的会议，我因为刚从台湾回来，没有参加。1993年初汪老和唐树备同志来到厦门，由我和副所长范希周一同去悦华酒店向他们汇报，交谈了两个小时。

虚怀若谷

汪老询问我们去台湾的所见所闻以及个人的感受。我谈到我主动约请民进党人谈话的情形，汪老听得很仔细，并且不时插话和提问。那时我已经开始研究民进党，一到台湾，就请民进党政策中心主任陈忠信（1986年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研讨会上与他相识），约民进党副秘书长邱义仁、文宣部主任陈芳明等和我们交谈。他们知道我们正在研究他们，因此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在民进党人经常聚会的“紫藤庐”边喝茶边交谈，除了民进党人外，还有台大夏铸九教授等人。我们谈到台湾社会各阶级分析、台湾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汪老很感兴趣，他问：你们怎么会谈这些问题呢？我说：共产党在大陆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民进党早在“党外”时期就想在台湾推翻国民党，夺取政权，那时候他们曾经考虑学习共产党，以马列主义为武器，有些人确实读了不少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共产党和民进党有可能成为同盟军，可惜民进党中有些人坚持“台独”，双方的距离就大了。我们认为民进党已经有30%左右的支持度，是台湾一股不可小看的政治力量，应当对他们进行研究。汪老十分重视，在他笔记本上记下了我们这些小人物的意见。

1994年1月海协理事会开会时，在首都宾馆20楼就餐。汪老要我坐在他的身边，让我有机会亲聆他的教诲。那天他强调要深入研究台湾，他说：台湾研究机构相当了解大陆，而我们对台湾的了解却很不够。他建议我们深入研究台湾民众的心态，从深层次了解台湾。我认为这个意见对于大陆研究台湾政治的学者来说，正是打中了要害。如果没有深入到文化层面、心理层面，对台湾政治的理解必然受到局限，陷于浮浅。于是，我立即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全所同仁，我自己则把它作为长期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

同年我们办的《台湾研究集刊》，发表了我和林劲的文章，汪老看了以后，要我们前往上海面谈。实际上我们各自的文章只是提到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想不到竟然受到汪老的关注。他这种奖掖后进、不耻下问的态度，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还亲自向我推荐了上海一位学者的著作，我相信还有许多晚辈同样受到他的鼓励和鞭策。

特殊的角色

1998年汪辜会晤以后，汪老决定访问台湾。1999年1月我参加海协专家组访问东南亚。当时台湾海基会有意回避政治对话，并且说大陆要进行政治对话是“强人所难”，鼓吹汪老访台只是“单纯回访”。我在新加坡接受《联合早报》和台湾记者采访时指出：我们并没有表示要以政治对话为前提，但是也不应该是“单纯回访”。汪老这么大年纪到台湾去，总不能只去听听京剧，他总要使两岸关系向前推进一步。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也不符合汪辜达成的四项共识。

同年1月，汪老发表了对“一个中国”86字精辟的提法。4月，我有机会再次见到汪老，那时他正准备访问台湾。我说，汪老去台湾，不是作为国台办的干部，而是作为民间机构海协的会长，因此，汪老的讲话不能和国台办干部完全一样，应当要更“民间”一些，要有类似86字这样“自己的”说法。当时有人反对我的说法，认为如果和国台办不一样，那就很难“保持一致”了。这使我深深地感受到汪老正在扮演的是一种特殊的角色，他要演好这个角色，必须面对里里外外的挑战，需要耗费极大的精力，确实有很大的难处和苦衷，这是外人所无法体会到的。

2000年陈水扁上台以后，盛传李远哲要为两岸关系问题前来大陆商谈。李远哲“临门一脚”把陈水扁送上台，许多人认为他支持“台独”，对他没有好感。我对汪老说，如果李远哲来，政府官员可以不见他，你一定要见他。汪老问是什么道理。我说，李远哲不是民进党员，也没有参加“台独”组织，他认为国民党不好，要换一个政党来执政。他是诺贝尔资金获得者，去全世界各地，大家都会欢迎他，难道他回到祖国来，要见民间机构的领导人却不受欢迎吗？汪老认真地听了我的意见，一时沉默无语，看来我给他老人家出难题了。

宽阔的胸襟

2003年汪辜会谈十周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准备在4月7日举办有关海峡两岸发展的学术研讨会，同时庆祝汪辜会谈十周年，邀请汪老和辜振甫先生参加。我也收到了请柬。当时辜先生表示接受邀请，于是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汪老身上，造成了一种压力，似乎如果汪老不来，就是受到大陆对台当局的限制，而且没有回应新加坡的善意，这就有失泱泱大国的气度了。

我当即写了《汪老来不来》一文。我说，我对新加坡方面促使两岸关系良性互动的努力，一贯心存感激。我认为汪老是一位富有历史使命感的忠厚长者，只要有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他一定会尽力去做。汪老来不来，取决于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有没有实质意义。现在台湾当局不承认1992年达成的共识和默契，汪辜会面不能比前一次向前推进一步，那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认为只要二老能够“友善地同台”，“成就一段十年以不同形式重逢的佳话”就行了。既然这种“佳话”无助于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人们何苦要劳动两位80多岁的老人不远千里来到新加坡，仅仅为了“同台演出”让大家乐一乐，这样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吧？还有人说，汪老的行动受到“对台当局”的限制，那是一种误解。汪老早已把名誉、地位置之度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他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任何猜测都是不必要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当年2月22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

就在这一年的新春，汪老在题为《共谋发展，共创新局》的新年寄语中，引用了唐代诗人王湾的诗句：“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这是他对两岸关系发展的憧憬，也展示出他那正直而宽阔的胸襟。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汪老永远值得后人敬仰。（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