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9月26日晚7点

地点：三教101教室

主讲人简介:

楼宇烈教授，1934年12月10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1960 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本科毕业，自此便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曾讲授过中国哲学史（通史）、近代中国哲学（专题）、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专题）、中国哲学名著概论（史料学）、中国哲学原典选读（周易、老子、庄子、法言、朱子语类、天演论、仁学、章太炎佛学著作选读等）、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宗教学（史）研究方法、佛典名著概论（史料学）、佛教原典选读等多门课程。现为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哲学系东方哲学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讲座内容:

禅学漫谈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很一般的题目，所以我想呢，今天具体讲这么样一个题目：佛教的人文精神和慈悲行愿。因为一提到禅，人们就会想到所谓的禅宗，其实禅这个概念它是有很多的含义的。特别是中国的禅学，大概从宋代以后，禅学实际上就是佛学的一个代名词，跟佛学是同样的性质了。所以虽然是禅学社的讲座，也不应该光讲禅，禅宗只是中国佛教的一个宗派，所以禅学社实际上是对佛教思想理论的进行研究的。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要了解禅、或者禅宗，也必需要了解佛教的一些基本上的东西。所以我想我今天还是从广义的佛教的角度来谈这个禅学的问题，或者说从佛学的概念。

佛学、或者是禅学、或者是佛教、或者是佛法，在今天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问题在古代本来是不成为问题的，古代的人讲禅讲佛讲法，没有必要从概念上加以厘定清楚，但是到了近代由于学科的划分，必需要从概念上厘定清楚。因为到了近代，由于我们学了西方学科的分类，就总是想严格的界定这个概念是个什么东西，于是近代就对这个问题有所讨论，学者们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做一种勉强的分开，好像讲佛学更多从一种学术的角度来研究它，讲佛教更多从信仰的一种角度来信仰它，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没有必要做这样一种明细的分离。其实在中国，“教”这个东西，并不一定就是讲宗教，而是讲一种教化，所以如果我们对中国有了解的话，我们常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教并立互为补充，或者三教鼎立相互融合，这个教就是从教化意义上讲，这里的“教”并没有多少差别性。佛教或者佛学，它是一种宗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它也重在“教化”的这样一种功能上。此外。它还有有相当丰富的思想理论，所以在中国近代以来，一直在讨论佛教究竟是宗教还是哲学。确实佛教里面的思想太丰富了，甚至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它是印度传统思想的一个结晶，也就是说，它对印度当时各家各派的思想发展都做了批判的创造性的发展，所以它把印度的哲学思维的东西、哲学理论，有吸收有批判。我们知道，印度这个民族是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维的，我们常讲到的古代文明，一共有五大源头，一个是古代希腊罗马的这个源头；一个就是希伯来源头，也就是基督教产生的源头。整个西方文明其实都是从希腊罗马和希伯来这两个源头来的，如果从地域来讲，希伯来文明还应该是属于东方的。那么东方文明的源头呢，一个就是汉字文化圈，一个就是印度，或者说印度文化圈，而其中佛教就是最主要的一个代表。那么东方文化就是这个了。此外，我们还讲到伊斯兰文化，通常认为它是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但是从地缘上来讲，还是属于东方的。从中可见，印度文化对整个东方文明以及世界文明，对人类思维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佛教发展起来的印度文化思想，在人类思维中间它还是十分独树一帜的。我们从东西方文化角度来看，东方我们以汉字文化圈为代表，和西方以希腊罗马和希伯来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相对比，可以看到许多差异性，但是也有很多共同性，即它们都是从肯定现象出发来思考问题，我们都面对一个现象事实，来进行研究。所以从思维模式来讲，基本上都是一个肯定通过一个批判，研究分析一个否定的过程，最后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过程的一个再肯定的过程。而佛教从思维方法上来讲，它恰恰是倒过来的。它首先告诉我们这个现象是虚假的，但虽然是虚假的它又是存在的，然后通过对这个虚假的存在的分析，最后来告诉我们它本质上是空的。它基本上是一个否定、肯定、否定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维方式有什么样的差异性呢？可以说前者对一些事物都是相当认真地去对待，但后者却告诉人们不要那么执着，不要那么认真，当然不是说它理论上根本上不要，而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是虚幻的，既然是虚幻的为什么还要这么苦苦的追求呢，就好像北京话说得倘若一个人凡事都要那么较真儿的话，这个人是很辛苦的。该认真的地方就认真，不必那么认真的地方大可糊涂一点。所以这两种思维方式是有很大的互补性，我一直在哲学系工作了四十多年了，我就一直强调，印度哲学一定要作为哲学系的必修课。因为它可以补充我们在西方哲学和东方哲学思维方式上不足的地方。正因为佛教具有这样丰富的思想内涵，近代的讨论就有了很大的分歧，有的人直接就说佛教根本不是宗教，它就是一种哲学；有的人认为佛教还是一种宗教。当时的很多学者都参与了这样一种讨论。就有人提出了一种折中的办法，既是宗教也是哲学。有的人干脆说成佛法，既不是宗教也不是佛学，佛法就是佛法。这些争论对佛教的定位有很多好处，但我个人认为佛教是有很多内含的，你可以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它、把握它，也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去信仰它、实践它。所以我想我们可以不必要完全陷入这样一种名次概念的泥潭中去。

刚才讲到这样一个争论，可见佛教确实具有自己的个性，跟其他的宗教、哲学相比较，它确实有跟其他的宗教、哲学不同的地方。那么我这里不想着重来讲它跟哲学的不同地方，还是讲它跟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很重要的就是今天的这两点，一个是佛教是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宗教，一个是佛教是讲究慈悲行愿，重视实践的一个宗教。近代佛教发展史上有个重要的人物：太虚大师。他可以说是提倡佛教革新的一个重要的人物，提倡佛教教育、制度改革、理论实践上改革，这些都对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两岸三地的佛教界对他都是非常推崇的，认为他是一个佛教推广的开创者和发展者。他曾经说：“佛教问题即人文问题，故佛教问题实为全世界人文之所系。”人文问题可以说是全世界宗教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所以任何一种宗教，无论它再怎么宣扬的神乎其神，归根到底它是要解决人世间的问题。所以一般的来讲，人文问题是所有宗教都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大多数宗教都是借助于神道的精神和理论来关注人文和理性，只有佛教从释迦牟尼创教开始，就充满了那种重视人类，依靠人类自身的智慧和毅力来自我解脱的人文精神。虽然即使到后来大乘佛教发展起来之后，也有相当数量的神道色彩的一面，但从它根本的解脱的理论或者修真的方法来看，也都是把“人”作为主体，坚持了这样一个根本的精神。所以说佛教中是有非常浓厚的人文精神。所以从原始佛教开始，到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些相传为原始佛教的经典，很多地方一直讲到，有个传说，讲释迦牟尼的母亲在天上解脱之后，他去为他的母亲说法，诸天都对他非常崇敬，劝他留在天上，他说，我是在人间出家，我也要在人间成佛。

此外，从佛教的兴起来看，它是针对当时的各个宗教和理论兴起的。当时印度最大的教派是婆罗门教，因为印度当时是一个种姓国家，在公元前的六世纪，把人分成各种种姓，婆罗门种姓是最高的。婆罗门教当然后来也发展了，就是今天的印度教。印度教在世界上也是很大的影响，吃素在印度教是有严格规定的，他们吃素到了连鸡蛋和牛奶都不吃的地步。从现在来讲，世界上信仰印度教的人也是相当多的。而且虽然说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但是从信仰人数上来讲，印度教的信徒要超过了佛教，因此如果从人数上排列的话，就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当然这也有一些原因，佛教它是一个组织十分松散的一个信仰，从来没有一个严格的为他登记统计啊之类的。而基督教则好像是个宗教派出所，小孩子从一出生就被送到那里报到，它就给你登记、给你洗礼，然后一生的婚丧嫁娶都是在教堂里面的，所以它里面的档案是非常的完备的。到后来日本啊、韩国啊的佛教也学了这样一种做法，所以他们在寺庙里面有非常丰富的档案。而中国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因此在中国一统计佛教的信徒人数，是非常少的，但实际上群众的信仰却是最广泛的。当时佛教就是针对婆罗门教的，婆罗门教信封那个大梵天，这是最高的神，那么人是一个小我。佛教在对外道的批判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所以佛教一直讲因果。人有身、口、意三业。业是人自己造的，要消除这个业，也需要自己消除，为什么一切有情总是要在六道里面轮回？有情就是众生，六道就是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后面三个称为“三阿道”。阿修罗是一种介于天人之间的，处于中间状态。众生就是根据自己造的业在这个六道中轮回，因为这个轮回就是生命不息，生生死死，永不止息，要想超出这个轮回，就是要没有这个业，不造这个业就没有生，没有生就没有死，不生不灭。所以在原始佛教中就开始强调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所以也就只有自己来解决。所以佛教否定了一切的外在的神，一直到现在都有人认为佛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近代的大思想家章太炎先生认为中国应该有一种国教，当时由于向西方学习，觉得西方比中国先进，总结出西方不仅在别的方面值得借鉴，还认为西方有国教：基督教，所以很多学者提出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国教。康有为当时提出要以孔教为国教，章太炎先生在《建立宗教论》中认为，佛教是一个无神论的宗教，它里面的哲学思想最丰富、最有智慧，所以中国人应该以它为国教，再加上这个又是中国传统，所以更要以这个为宗教。有很多人也这样讲。

这从原始佛教的发展来看，是符合它的发展状况的。在原始佛教中，释迦牟尼并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当时来讲的“佛”，“佛”的含义就是“觉”，所以释迦牟尼是一个觉者，人们尊重他，称他为世尊、两足尊，称他为人天师，没有把他当作一个神，所以佛是从觉这个意义上来讲。除此之外，还有“菩提”，“菩提”也是觉的意思，据此称他为“无上菩提”，这其实是一个汉语的意译和梵文的音译合在一起的一个词，倘若都从音译上讲是“阿缛多罗三藐三菩提”；意译的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佛就讲究一个觉，实际上就是对人生的一种觉悟。因此在原始佛教中是看不到神的。那么，原始佛教还讲菩萨，它的其实是“菩提萨多”的一个简略，“菩提”是“觉”，“萨多”是“有情”，也就是“众生”，所以菩萨也就是觉悟众生。所以我们在原始佛教中看不到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观音菩萨啊、地藏菩萨啊这些神。在比较早期的佛的说法的记录中，听法的和提问题的菩萨都是没有名字的，但是到后来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有名的菩萨。那么这些都是大乘佛教发展起来之后才产生的情况。在原始佛教之后分裂成许多部派，虽然有理解的不同，但是都是没有神的概念的，到了大乘佛教以后，有了两个发展的趋向，一个就是神话的趋向。关于这个趋向，人们也有很多的解释，例如说这是信徒们对佛的一种怀念，慢慢地就把佛神化了。但是这个过程并不仅仅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它仅仅是现世佛的一个代表。在释迦牟尼之前有过去佛，之后有未来佛，今天佛教寺院里面还有中间是释迦牟尼佛，两边分别是过去佛和未来佛。还有的是三生佛、三方佛、五方佛。这就将释迦牟尼神化了，还有一大批都被神化了，所谓十方诸佛，就是东、南、西、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还有上、下，这十方诸佛是无数无量。还造出来百千菩萨，于是也就形成了人们对偶像的崇拜。在早期的佛教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的偶像，雕像没有、画像没有。大乘佛教是在公元一世纪发展期来的，到那个时候才开始有了崇拜，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教神化的过程中，还是可以看到佛教的造像还是跟其他的宗教有所区别的，都代表着体现着佛教的某种教义或者精神。其他的宗教神像经常以神灵的形象出现，佛教的则不单是神灵，而是按照佛教教义的精神理念加以改造创造出来的。我们都熟悉中国有四大名山：五台上、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它们也是中国佛教的四大道场，各供奉着一位菩萨，五台山是文殊菩萨，峨眉山是普贤菩萨，普陀山是观音菩萨，九华山是地藏菩萨。文殊菩萨体现大智；普贤菩萨体现大行，也就是实践；观音菩萨体现慈悲的精神；地藏菩萨代表一种大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四大道场代表了佛教的四大精神。所以要是去拜观音，你只需要慈悲，倘使你慈悲的话，你就是观音。因此在六祖《坛经》中就说：“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若是“自性迷了，佛是终身；自性不迷，终身是佛”，接着他又说“慈悲即是观音，喜舍名为势至，能净是释迦，平直是弥勒。”《维摩诘经》中有云：“直心是道场。”慧能提倡的修行方式有“一行三昧”，什么叫一行，就是行直心。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佛也好，菩萨也好，它们包含的哲学的内涵大大超过了神灵的内涵。所以当人们去礼拜身领的时候，是需要领会把握佛教的精神的。大乘佛教在神化过程中也体现了佛教中诸神的人文性格。佛教是要讲正信，而反对迷信。所谓正信，除了原始佛教的“自作自受”外，就是“自性自度”。

大乘佛教的另一个发展方向就是人文精神的进一步提升。从理论上讲，大乘佛教把原始佛教的关于“空”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原始佛教或者部派佛教讲“空”，一切理论都是围绕着“空”来讲的。佛教有三法印，作为佛教的印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我们可以看出诸行和诸法都是空的，因为都是无常、无我，都表明了一个空，而涅槃寂静正是悟到了空之后所达到的一个境界。之所以要讲空，因为佛教认为一切有情众生皆是苦。为什么都是苦呢？因为没有看清楚这个空，诸法都是空的，人却执着为有。但是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都只是讲“人空”或者“我空”，认为人的一切烦恼都是“心造”，所谓“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所以如果心里不起念，烦恼也就不会来了。我觉得这个很有道理，人常说“自寻烦恼”，太对了，就是因为你把许多问题分别的太清楚、太执着了，这个东西是我的，我的东西你就不应该拿去，你拿去了我就不高兴，我就烦恼。佛家讲“八苦”，生老病死都是苦啊，求不得也是苦啊，爱别离也是苦啊，冤家碰头也苦啊。都是“有我才有他”，这个都是我的，那么他拿走一点你就心里不高兴。所以它就强调人的一种自我的修行，例如八正道、三十七道品啊之类的，通过这些修行，把自己的内心都空下来，就可以断除烦恼，得到解脱。也称之为“人空”或者“我空”。至于客观的现象界的东西是不是空的？它不知道，有所谓“人空法不空”，法是跟人相对的外在的物质现象和内在的精神活动，甚至各种理论。到了大乘佛教，不仅人空、我空，而且法也空，人法二空。一切的现象都是空的，那么从本质上就都是无相，或者非相。初期大乘主要是用般若的思想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对于诸法的实相的认识，也称为“实相论”。在初期讲人空我空的时候，都是用一种“缘起”的理论，此有故彼有。比如这个杯子，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嘛，但是你看，它不过是纸、水再加上人去做出来的嘛，所以哪有这样一个杯子呢，所以它是众缘合和的产物，根本是不实在的。倘若你能看到这一点，那你就不会因为这是个翡翠杯子而特别宝贝它，也不会因为它是纸杯子而不屑地扔了算了。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最初始的问题，你说这个杯子是空的，但是人、水、纸又可以推出是空的，那么什么是实在的呢？原始佛教最后就走入了这样一个泥潭，它的许多经典里面都只能讲“吾始以来”，假定了这样一个最初始。而大乘的实相论呢，就绕开了这样一个问题，它就要直接从实物本身去把握。最有名的就是《心经》里面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我们不要离开色去把握空，也不要离开空去把握色。但是这也带来了一个矛盾，那就是人人都追求空，那么空是不是一个实在的东西？追求空，这不也是有执着心吗？于是后来的瑜珈学派，提出了“我说即是空”，根本不经过实相这个现象，“一切唯识所显”，一切就是一切法，直接把握它的本质。不论主管客观的东西，都是“识”的显现。“识”当然有多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学说被人称为“有宗”，跟前面般若讲的空相对。所谓有其实是相对的，这个识归根到底也是不能执着的。所以唯识论讲的主要也是人无我、法无我，即人法二空。所以这有点现象论的意味。但是我要强调，空并不是什么都没有。佛教还有“中道”、“不二”的思想，通过遮诠法把它都空掉，避免陷于一种片面、一种极端。所以虽然说法，却是无说，而听者也无得。通过这样一种理论的推导，大乘佛教其实是把主体凸现出来了，把个性张扬起来了，把自觉放在一个根本的地位，这也正是它人文精神的体现。佛性就在人自身，所以没必要去外面求佛。每个人的烦恼是不同的，每个人造的业是不一样的，解脱方法以及解脱境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自我解脱上的个性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除了个性化，就是强调一种自觉。慧能以来禅宗就认为人的本心是“自性清净”的，这就是佛性，也就是空了。佛性包括两重意思：空寂，寂静；有觉性。也就是本觉，认为人的本性里面就具有般若智慧，所谓的般若智慧就是一种平等智、无分别智，而世人的智慧恰恰在于把一切都分别得很清楚。《金刚经》里面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中国的禅宗可以说是对大乘佛教的这种人文精神做了最根本的把握。禅宗说，万法皆由心生，从内心开始修行，就可以名心见性，见性成佛。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性是清净的智性。所以佛法就在世间，要不离世间去求。平常心是道，即不作分别的计较。禅宗里面很有名的一个禅师马祖道一，有一次他的大弟子大诸道问他，禅师求道，也是要用功的吧？马祖道一说，当然要用功了。大诸道又问，那你怎么用功？他说，我是饥来吃饭，困来睡觉。弟子说，这算什么用功？他说，有些人吃饭不好好吃，百种虚说；睡觉不好好睡，千般计较。这种心态是很平常的一种心态。禅宗发扬了这样一种东西后，就出现了“以出世心做入世事”。

正是根据这些，前面说到的太虚大师就提出了一个“人间佛教”的理论，这个理论现在也成了佛教建设中的一个基本理论，也是两岸三地佛教界一个共同的认识和实践的目标。近代太虚大师最初提出的是“人生佛教”，当时人们的印象，佛教就是做做道场，給亡灵做法事，他说当时的佛教已经变成了“鬼神的佛教”、“死人的佛教”，而佛教的本质不是这个，而是关心人生、净化社会的，所以他说佛教不应该为死人服务，而应该为生人服务。既然是人生佛教，就不能脱离这个社会，所以也有人间佛教的提法。它在阐明佛教教理上，对治个人的“三毒二障”上也很有意义。三毒就是贪、嗔、痴，二障就是烦恼障、所知障。依我看，最难破除的就是所知障，一个人要是认了死理，就很难解脱了。倘若对科学迷信到了执着，就是一种所知障。科学强调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很多事情是打不破沙锅问不到底的，我们这个世界未知的东西要比已知的东西多得多，一旦为我们全部认识了，这个世界也就没有了，而且我们认识的东西越多，相应的不认识的东西也就越多，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道理。包括佛教都不能说自己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了解了。要想破除这个只有靠人自己。用人生佛教来揭示这样一个教理，是很好的。而人间佛教则在面向社会、服务大众方面也有它切实可行的优点。所以我是主张阐发佛教的人生学说和建设佛教的人间净土。这两个方面是未来人生佛教发展不可缺少。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佛教的人文精神。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佛教的慈悲行愿，这个问题我想讲得简单点。佛教既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一个宗教，又是非常重视现实的实践的。这在佛教的发展史上，是始终贯彻其中的。早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就非常强调所谓的“头陀行”，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苦行，离群索居，去静坐苦修，佛陀也是在菩提树下坐了多少天才觉悟的。静坐也就是坐禅，印度不仅仅佛教讲坐禅，婆罗门教也讲坐禅，因为它是一种思维的修炼，是一种静虑、专一，也就是“定”，所以原始佛教也将这个吸收到它的修行中，所谓“戒、定、慧”，戒是基础，定即是观，可以发慧。通过静坐的办法来达到对人生的苦的觉悟，对空的本质的认识。实际上就是把静坐作为实践的办法，但是这种实践只能度自己。当然你也可以象佛陀一样招收众多的门徒，比如五百阿罗汉，阿罗汉是声闻城里最大的果位。但总的说来，它还是一个自我实践的方法，所以后来大乘发展起来后就批评小乘佛教是“自了汉”，相对的，它是强调“菩萨行”，不仅要自我解脱，而且要解脱众生，所以说菩萨行就是一种大慈大悲、大行大愿，我们要概括菩萨行就是用“悲智双运”。慈是与众生乐，悲是拔众生苦，所以大乘的精神就是一个悲，救助众生；一个智，就是自我觉悟，自度，合起来就是自度度人、自觉觉人。所以要想解脱就得奉献。我们看一些佛教的典籍，常常看到一句话：“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事、物，我都要用大慈的精神去对待，而跟我有关系的就是同体，我用大悲来对待他们。这是佛教慈悲思想的一个发展。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这样的思想，宋代理学家张载曾经说过：“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种民胞物与的思想就跟佛教有相通之处。那么，大乘佛教根本的修行方法有哪些呢？我们刚才讲原始佛教是八正道、三十七道品，所谓八正道就是一些正思维、正性、正定、正语言啊之类的，就是要人求正，不要迷了。大乘佛教则讲究“四摄六度”，六度我们可能比较熟悉一些，就是布施啊、守戒啊、忍辱啊、经定啊，禅定啊，智慧啊，也就是六波罗密了。那么四摄里面第一摄就是布施，它强调“以无所施之心施”，这话怎么理解呢？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无相布施”，也就是“三事体空”，有布施者、布施物、布施对象，它就是要放弃这样一种分别和执着。我今天在这里讲，但是不能说是我楼宇烈教授在讲，你们也不要说是在听，我也没有定法可讲。所以我是“无说”，各位也是“无得”，这就是布施摄。第二摄就是爱语摄，要根据不同的对象，根据他们不同的根器，用不同的和善的语言去劝慰他，使他有一种向佛之心。第三个呢，是利行摄，就是要人从身、口、意三个方面都去做对众生有利的事情，要行善行。第四呢，叫做同事摄，就是要跟众生共同苦乐，同起苦乐，那么另一各方面也要让众生共同与你分享佛法的利益，引导他入道。这是大乘佛教非常重要的一个修真法门，就是要人充分地去实践大乘佛教的慈悲观念。此外，它也非常重视现实，既不沉醉过去，也不追求未来，而是非常实在的解决我们现实中间人生的苦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禅宗正是这样，担柴挑水，无非妙道，就在你眼面前的日常的人生里面都体会到了这样一种境界。

宗教啊，本来应该是一个“神文”的精神，但是佛教中确确实实充满了这样一种人文精神，所以我才这么揭示。好吧，今天我就讲到这儿，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