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0月16日下午2：15－4：00
地点：哲学系四院会议室
主讲：K.K.Cho（曹街京：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现为美国布法罗大学杰出教授。发表过《意识与自然—东西方对话》等多部著作，担任数套现象学丛书主编，在美、德、日、韩等国现象学界有较大影响。）
以下是此次讲座部分：
我后天讲的第二个讲座（注：曹街京教授后天即10月18日在农园举行第二次讲座）的题目是《海德格尔与老子》，我对海德格尔与东方哲学特别是海德格尔与中国的老子思想之间的关系有浓厚的兴趣。我觉得海德格尔“存在”这个概念过于抽象了，应该再加上一个中间概念，我个人认为这个中间概念应该是“自然”（nature）。
我今天主要向你们介绍一个日本哲学家Watsuji Tetsuro的现象学思想，我们现在把这个思想家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叫哲郎。哲郎是日本现象学的开创者，他出生于1889年，和海德格尔是同年的。他当时通过某些途径接触过海德格尔，他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很感兴趣。但是日本人有一个很普遍的心理传统就是：他们不愿意照办照抄某个人的思想，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新招。这一点在哲郎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他不愿意全盘接受海德格尔的思想。海德格尔认为“时间是我们理解‘存在’的视域。”与此不同的是，哲郎认为“空间是理解我们‘存在’的视域。”他把海德格尔的“时间”改为“空间”，这就是他的新招。海德格尔认为人的本性（或者叫本质）是时间，所以人的存在是有限的，表现在人必然死亡。哲郎先生却认为人的本质是“风水”（或者叫风土）。
我学海德格尔的过程中受到不少人的影响，首先是略微特，其次是哲郎，此外还有伽达默尔对我也有影响。在我提到的这几个人当中伽达默尔（他是我的老师）是赞成海德格尔的思想的，而哲郎和略微特则对海德格尔的思想主要持批判的态度。我受了多方面的影响，所以说我是从不同的方面学习海德格尔的思想的。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学习海德格尔是有很多可能的，很多人只是追随他的思想，认为时间是存在。但是我们完全还有其他可能，比如我们可以从空间来理解人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空间来理解人，比如“风水”、“风土”。Climatology不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气候学”或者“气象学”，它是人文气候学，它讨论的是文化和自然的关系。
这里我要讲一点在人文气候学出现之前的一段重要的历史。18世纪，康德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赫尔德却提出对康德的批判。赫尔德认为康德把人抽象化了，在康德看来，人只是理性。赫尔德却认为我们应该把自然带到对人的本性理解中来，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气象、气候来理解人的本性。康德反驳赫尔德不科学、不理性，他认为赫尔德的思想羼杂了过多的想象力。康德批评赫尔德过多的使用对比，而不是用逻辑上的决定性来确定概念和原则。康德认为赫尔德对概念、原则等没有小心地区别和确证。
现在我们可以用康德批判赫尔德的方式来批评哲郎。在哲郎的思想体系中缺少严格的概念，带有很大的任意性而缺乏科学性和严格性。
哲郎在他的书中提到德国人的性格是被北欧的气候所决定的，北欧的气候很严酷所以德国人的思想很严格，比如康德。日本的气候相对温和，所以日本人的思想也比较温和，表现在思想上也比较温和，因此日本人不会完全同意康德的思想。当然日本人的思想不是一味地追求享乐，而是既有责任又有快乐。日本的气候决定了日本人的性格是一半一半的。我们把哲郎的这种哲学称之为空间的、气候的决定论，这种决定论认为人的性格、思维和哲学都是由自然气候决定的。哲郎的观点站得住脚吗？你们同意哲郎的观点吗？
我对哲郎这种思想的批评是：他把人类和物质自然放在同一个层次上。比如说，松树在德国南部的黑森林地带长得又高又直，而在日本和韩国就长得弯弯曲曲。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在黑森林地带没有风，土壤也好，所以松树就长得特别好。哲郎认为人就像松树一样，在某些气候条件下的人正直、勤劳、严格，总之整个人都是直的、线性的，而在别的气候条件下的人就是非线性的。
如果哲郎仅仅是这样的决定论者，那么他就不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哲学家。他克服了某些简单的决定论思想，而注意到文化的因素。在纠正哲郎早期错误方面有一个重要的人，他就是法国的哲学家：奥古斯丁•比尔克，他拿到了哲学和地理的双学位，是巴黎一个研究日本文化的协会的主席。
哲郎三十年代在德国学习，当时海德格尔、胡塞尔等已经是著名的现象学家、解释学家。哲郎对他们这些人的思想运用得不好，像是一个研究生的水平，哲郎还大量使用了比喻的方法。但是哲郎对现象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了解了，并且在他写的书里也用了。
现象学方法最重要的特点是：意象性。意象性这个词太大。哲郎对意象性的意思还是理解的。在胡塞尔看来，意象性就是意识运作的方式，这种意识是对某个对象的意识。在海德格尔看来，意象就是站到自己的外边去即站出去。那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这两个意思怎么放在一起呢？在哲郎看来，意象就是站到屋外就感到冷，这是很简单的，哲郎在这里既用了意识又用了“站出去”。
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用内部和外部来理解，实际上我们的身体已经在我们之外了，人总是站在自己之外的。你用手指触动桌子的时候，桌子同时也在触动你，这是双向的。当我们感觉时总是双向的，所谓的能动和受动并不是绝对的。当你摸桌子时，你以为你是主动的，桌子是被动的；但我们也可以说桌子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这就像硬币总有两面，切开之后还是两面。任何感知都是一个交汇，就像希腊字母X，它总是有一个交点的。所以当你走到室外去感受冷空气时，不只是你主动到外头去感受，我们也可以从冷空气角度考虑，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是它在感受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冷空气就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了。
我认为把“生存”翻译成“站到外边去”是不全面的，“生存”并不只是“站到外面去”，而是站在一个更真实的自我的位置上。当你站到外面的时候，你自己丧失了，但在更深的意义上，你是恢复了。要是你总是把自己关在里面，你就会完全丧失你自己。当我们站到外面的时候，我们暂时丧失了自己，但是在这种丧失中我们可以找到更真实的自己。这个地方恰恰是梅洛庞蒂（法国现象学家）知觉现象学的起点。他的现象学的起点就是知觉，他认为最原本的知觉才是活的知识。
你们不要认为是海德格尔或是梅洛庞蒂发现了知觉、双向性、交汇性，实际上老子在两千年前就发现了这一点。老子发现了“有”和“无”之间的相互变化（interchange）。战国时期的法家认为应该用法来规范社会。但是老子却提出质疑：犯罪和法律，孰因孰果？在老子看来，犯罪和法律这二者是分不开的，它们之间具有可逆的逻辑关系。是盗贼越多导致法律越多？还是法律越多导致盗贼越多？老子认为这两方面都是存在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下可逆性，比如一个蜘蛛爬过一条线，它要转过来可能吗？如果这条线包括空间，那么蜘蛛就能转过来，可是海德格尔是从时间上理解存在的，他没有给转位留下空间。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是线性的，人只有到死，他没有给转位提供可能。你们听说过非线性的因果律吗？这种非线性因果律可以在中国的儒家、法家思想中找到。
我们再举一个小孩玩“剪子石头布”游戏的例子。如果只有两个小孩玩这个游戏，那么输赢的结果就是确定的也就是说结果是线性的。可是要是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的小孩玩这个游戏，那么输赢的结果就不是线性的，而是循环的、交叉的。再中国有水、土、火、木、金五行，要是只有水火那么生克关系就很简单了，可是现在有五行，所以生克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
我认为要研究现象学就应该从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具有内在逻辑的多重关系。我们不应该被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胡塞尔等人的思想俘辱，只有深入到中国古代思想中才是真正深入到事情本身中去。在中国传统思维中，主体性思想不充分。西方人认为中国人、东方人想问题想不清楚，经常把主体省略。中国以及受中国逻辑思想影响的日本、韩国等东方国家是一种与主体相异的思维。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主体是缺失的。西方人在主体观的支配下，考虑问题是这样的：我碰桌子时，主体当然是我。但是用中国的逻辑思想，我们可以把桌子考虑成主体，因此是桌子在影响我，而不是我在影响桌子。同样地，我们在考虑人和自然的关系时，我们可以把自然看作是主体，人是被动的。受自然支配和影响的。这就是一种可逆性思维。
在胡塞尔那里，现象学是功能性现象学：正在发挥功能的意象性。这就不需要主体的决定地位。在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中，认为人最根本的是和自然、气候关系的介入。主体性思想在中国不发达，这可以看作优点，而不是缺点。胡塞尔在某种程度上是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承认这一点的。在中国思想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让自我沉到相互起作用的境界中。在这种“相互起作用的境界”中，不知道是哪一个主体在起作用了。
我对哲郎的评论一开始是批评，现在是赞同，接着我又要批判了。这与哲郎的思想缺乏固定性原则有关系。自然是可以成为主体的，人不一定总是主体。我们第三阶段讨论的是哲郎的原则中较失败的方面。哲郎几次到中国来，那是在三四十年代，他到过中国的上海、香港等地。他站在长江边上，看到中国的广漠土地，当时中国的情况很不好。他用“空漠”来描写中国，表示中国缺少内容。他认为中国的景象缺少变化，不像日本的景象是多变的、美的。哲郎用“肌理细腻”描写日本，他认为中国的肌理是粗糙的。从政治上讲，中国在孙中山时代是比较好的，那时产生了不错的艺术。后来由于军阀混战（实际上也包括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连年混战，因此不再产生什么好的艺术。
我认为上述观点是哲郎的短见，他采用了一种决定论的方式，但他仍是一位出色的亚洲思想家。在《风土》里，哲郎给中国安排了特殊的一章，他认为中国是季风类型的特殊形式。他对中国当时悲惨的、向下走的命运表示了真切的关心。日本在唐宋时向中国学习，一直到明治维新时代才放弃向中国学习。哲郎呼吁：中国必须复兴，必须找到文化的伟大之处，就像汉唐盛世那样，中国需要文化复兴。
现在我们做一个结论：所谓物理意义上的“风土”、“风水”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它只在解释中存在，只有通过文化表现出来。比如中国那么多伟大的诗人歌颂月亮、河流等景色。中国人通过这些感受自己的景象。哲郎也是通过日本的诗歌理解景色的，诗人在歌唱每一滴水。所以哲郎认为日本的每一寸肌理细腻。
我们必须用文化来解释自然，自然和文化是相交的。正是有了这种自然和文化的相交才形成了民族特性。这就是我要批评哲郎的地方：哲郎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不彻底的。他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和文化的相交。
我们最后作一个评论，这个评论涉及中国古代经典的用处。中国古代的经典像《诗经》、《六艺》等到目前尚未被彻底研究。如果能够用现象学、解释学等来真正读它们、研究它们，那么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千万不要教条，而是要用可逆性思维、相互思维等来克服线性思维和因果性思维。多于两项或者三项的关系就是网状的、复杂的而不是单向的、线性的。这时候相互的、循环的境遇就出现了。我们要用交汇、相互的原则，这也是现象学的原则。
注：曹街京教授是用英语做的讲座，这里附录一段他讲座的原文：
For so many negative things Watsuji had to say about China due to his short-circuit,deterministic inferences, he was still a tall Asian thinker who devoted to China a separate chapter of no less than twenty four pages under the title:Special Form of Moonsoon Type Climate .He also showed a genuine concern about the sadly declining fate of China during his time. Recalling that from this proud Middle Kingdom Japan inherited a splendid civilization,which Japan “adored and strove to assimilate without reservation for over a thousand years until the Meiji Restoration”,Watsuji concluded his chapter with a passionate appeal:China must be revived.She must restore the grandeur of her culture like the one during the Han and Tang Dynasty.For the sake of world’s new culture progress,China’s renaissance is indispensable.Then he lashed out at the corrupt Chinese military cliques as”the enemy of the Chinese people” for stubbornly holding on to a policy that threatened to turn China into an utter colony of foreign pow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