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会，字仁山，生于清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死于清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石埭(今安徽石台)人，清末著名的佛教居士。

中国佛教发展到清代，已日趋式微，高僧难得，学理无新。乾嘉时期，一部分理学家，如彭绍升(尺木、际清)、罗有高(台山)、汪缙(大绅)等，对佛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大力予以提倡，被后人称为“理学别派”(张之洞《书目答问》中语)，其影响且沿及龚自珍、魏源等人。至清末，随着西学的传入，佛学也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机，并在近代中国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乃至成为近代中国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发生的佛学振兴运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与杨文会居士为振兴佛学而献出毕生精力的辛勤工作也是分不开的。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晚清所谓新学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而凡有真信仰者，率归依文会。”这一分析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国近代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学者、高僧，如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宋恕、汪康年、沈曾植、陈三立、夏曾佑、欧阳渐、释太虚等，都曾直接受到杨文会倡导佛学的影响。

杨文会出生于一个官宦之家，书香门第。其父杨朴庵，进士出身，官部曹。然杨文会早年不喜举子业，性任侠，好读奇书，凡音韵、历算、天文、舆地，以及黄老庄列，无不研读。同治三年(1864年)，他于病中反复诵读《大乘起信论》，有所领悟，于是进一步寻求佛经研读。不久，得读《楞严经》，对佛学发生了更为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一心学佛，悉废其向所为学”(《杨仁山居士事略》)，并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佛教的振兴事业。

同治五年(1866年)，杨文会移居南京，结识了一批佛学同好，如王梅叔、魏刚纪、曹镜初等。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佛学，深感当时佛教之所以衰微，与佛教典籍的散佚、经版的毁灭，大藏经流通的不便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发愿要恢复刻经事业，刻印方册本佛经，以便广泛流通。为此，他亲自拟订刻经章程，集合同志十余人，分别劝募刻经，并创建了金陵刻经处。同时赞助杨氏刻经事业最有力者有郑学川(后出家，法名妙空)，在扬州创立扬州藏经院(江北刻经处)；又有曹镜初在长沙创立长沙刻经处等。这几处刻经处以金陵刻经处为中心，根据统一的刻经版式和校点体例，互相分工合作，为近代佛教典籍的刊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杨文会主持金陵刻经处事务四十五年，原计划要校刻大藏经一部，另为初学者刻大藏辑要一部，以及选编藏外重要逸著若干种等。但由于种种困难，这一宏愿最终未能完成。然就已刻印出版的三千余卷，几百种佛典来看，其功绩已是十分巨大的了。试举其要者言之，如杨氏对华严宗著述，特别是对贤首法藏著述的收集、整理、校订，为研究华严宗思想提供了系统的重要资料。在法相唯识宗著述方面，杨氏校刻了佚失已久的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等，在当时引起了思想界、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促进了近代法相唯识学研究的开展。此外，杨氏汇刻的《大乘起信论疏解汇集》、《净土经论十四种》、《古逸净土十书》等，也都对近代佛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总之，杨文会主持刊刻的佛典，不仅包括了许多宋元以后的重要佚著，而且对所刻典籍都做了十分精审的选择、校勘和句读。因此，从版本学上讲，金陵刻经处(包括江北刻经处、长沙刻经处等)所刻的各种方册本佛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近代一部重要的佛典版本。

杨文会在培养佛学人才方面也花费了许多心血。杨氏对当时国内僧侣“不学无术，安于固陋”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要振兴佛教，必须“自开学堂始”。为此，他曾亲自订立了一个“释氏学堂内班课程”的计划，主张“仿照小学、中学、大学之例，能令天下僧尼人人讲求如来教法”，并且认为，只有受过这种教育的僧尼“方能作方丈，开堂说法，升座讲经，登坛传戒，始得称为大和尚。”(《释氏学堂内班课程刍议》)经过多年的努力，1908年杨氏在金陵刻经处办起了“祗洹精舍”，入学僧俗共有二十余人。可惜由于缺乏经费，只办了两年就停办了。后来在中国近代佛教和佛教教育发展中有相当影响的太虚大师，就是这一期的学生。1910年，杨氏又发起组织了佛学研究会，自任主讲，四方来学者也甚多。近代著名居士欧阳渐即是于此时依侍杨文会的。杨氏逝世后，欧阳渐受嘱主持金陵刻经处，之后他又创办了“支那内学院”，也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佛学研究人才。

杨文会在佛教教理方面推尊华严学说，而在实践上则笃行净土法门。他认为，华严宗创始人贤首法藏和清凉澄观的学说可溯源于龙树、马鸣，而这两位菩萨乃是“释迦遗教中之大导师也。西天东土，教律禅净，莫不宗之。”(《与某君书》)因此，杨氏在经典方面特别推崇《大乘起信论》。贤首法藏借《大乘起信论》发挥《华严经》思想对杨文会影响极深。他坚信《大乘起信论》是马鸣所作，甚至主张以此论为本，建立“马鸣宗”。为此，他还精心注释了同样托名马鸣著的《大宗地玄文本论》，并认为此论“总括释迦如来大法，无欠无余，诚救弊补偏之要道也。”(《与李小芸书》)杨氏对净土法门有极为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净土法门应以观想、持名兼修为上，以三经一论为津梁。他融会华严、净土，认为“以一切佛法，入念佛一门，即《华严经》融摄无碍之旨也。”(《与李澹缘书》)因而，他又大力提倡自他二力并重之旨趣，并就此问题与日本净土真宗宣扬的纯他力净土法门，展开了论争。

杨氏总的学术取向是，于佛教各宗乃至内外学，均持兼容并包、调和融通的立场。因此，他本人虽“教宗贤首，行在弥陀”，然对于其门下，则各就其所长而引导之，并不强求以一宗一说。他的弟子中既有长于华严、三论者，也有长于法相、密宗者，百花齐放，各宗并茂。

杨文会在近代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于1878至1886年间曾两次随曾纪泽出使欧洲，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当时留学英伦的日本近代著名学僧南条文雄。此后三十年中，两人书信往来不绝，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南条文雄等人的帮助下，杨氏从日本、朝鲜等处，收集得中国佚失的历代重要经论注疏与高僧著述二百八十余种，择要刻印了出来。同时，他也为日本藏经书院刻印的《续藏经》选目提出重要的增删意见，并在国内多方为之搜集秘籍善本，以供《续藏经》编者选用。他还积极赞同和支持当时锡兰(斯里兰卡)大菩提会达磨波罗长老发起的复兴印度佛教的运动。更值得一提的是，杨氏于1894年间与当时在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合作，把《大乘起信论》译成英文，流通于欧美。

杨文会的全部著作，在他去世后由金陵刻经处汇编成《杨仁山居士遗著汇刻》，于一九一九年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