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口闭口“我们北大”，而且擅长“闹学潮”，人们往往因此而推断，北大人有很强烈的“集体意识”。此说大谬不然。除了重大历史关头，可能有过“万众一心”的绝佳表现，平日里，北大人恰好以“不合群”为主要特征。
一九二五年，鲁迅应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召，撰《我观北大》，对于被指认为“北大派”不以为然，可也不以为忤：“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其实北大本无派，有的只是“常与黑暗势力抗。争”的“校格”与“精神”
自从新文化运动名扬四海，世人多以“民主”与“科学”嘉许北大。可在我看来，有日常生活中，绝大部分的北大人，更看重的是“独立”与“自由”。因此，可以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只有“北大精神”，没有“北大派”。前者作为公共的思想资源，为每一个北大人，所选择或拥有；后者的排斥异己、拉帮结派，与老校长蔡元培所标榜的“兼容并包”原则相违背，故“不得人心”。
北大虽无派，却并非一盘散沙，要不怎么闹得起学潮；不强调“集体”与“统一”，只是为了突出自我思考与选择的权利。这么一种“校格”，并非有人提倡，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而且代代相传，几乎牢不可破。在许多人眼中，校方管理混乱，教授我行我素，学生自由散漫－－作为一所现代大学，北大实在缺乏必要的规章与纪律。时人多以北大与清华作比较，后者的整齐划一，井井有条，恰好与前者的长短随意、不衫不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趣的是，每到这个时候，北大人总要竭力为其不可救药的自由散漫辩护。从四十年代谢兴尧攻击蒋梦麟校长之以“整齐划一”的清华精神改造北大（《红楼一角之二》），到八十年代张中行盛赞北大“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课堂教学惯例（《红楼点滴》），都是强调学生有独立判断及自我设计的能力。用张氏的话来说，别看北大人表面上吊儿郎当，“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这就是学术空气”。“空气”的感染，是否真的比“制度”的约束更有效，实在不好说，关键在于你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一九四四年，朱海涛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则谈论北大人的妙文，题为《“凶”、“松”、“空”三部曲》。单看题目，就能大概猜到其立意。考进北大很难，在北大混文凭则很容易。这似乎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没想到作者笔锋一转，大谈“北大之‘松’却成为了一种预防疾病的抗毒素，甚至对于许多人更是一种发挥天才的好机会”。“抗毒素”云云，实在有点勉强；至于“发挥天才”，则不无道理，尤其是当世人习惯于把清华与北大作为两种教育思想的代表时，更是如此：
北大和清华是正相反的。清华门门功课都要不错，个个学生都在水平线上，你不行的非拉上来不可，你太好的也得扯下来。北大则山高水低，听凭发展。每年的留学生考试，五花八门的十来样科目，北大向例考不过清华。但北大出的特殊人物，其多而且怪也常是任何其他学校所赶不上的。
朱文此说大致公允。北大提倡自主、自立，故能出特殊人才。清华着眼于教学的标准化，平均水准自然较高。这两种教育风格的区别，早在三十年代便多有评说，可见并非五十年代院校调整的结果。
清华原先是作为留美预备学校而设立的，其教育思想明显打上美国的烙印。京师大学堂创办之初，模仿的是日本学制；蔡元培长校，带进来了德国的大学理念。可我依稀感觉到，更适合于作为比较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北大人喜欢谈牛津，不见得真的对英国大学制度有多少了解，而是不喜欢正行时的美国式标准化教学。有两位曾在北大任教的作家－－徐志摩和林语堂，对宣传牛津精神起了很大作用。前者译出了幽默大家李格（Stephen Leacock）的《我所见的牛津》，后者则撰有《谈牛津》一文，进一步发挥其注重“熏陶”的教育思想：
学生们愿意躲懒的，尽管躲懒，也可毕业；愿意用功的人，也可以用功，有书可看，有学者可与朝夕磋磨，有他们所私淑的导师每星期一次向他吸烟谈学－－这便是牛津的大学教育。
除了点起烟斗熏陶天才一说，有些故作幽默外，林氏笔下的牛津，活脱脱一个“老北大”。北大人何以对这种自由闲散的大学教育情有独钟，林语堂的解释颇为在理：除了不满“水木清华”为代表的美式教育，更因其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古代中国“书院中师生态度之闲雅，看书之自由”。清末民初，不少有识之士（如章太炎、蔡元培、梁启超、胡适之等）在积极引进西学的同时，希望借传统书院精神来补救新式教育的某些弊病。无论从历史渊源、办学方向，还是教授的知识背景、学生的来源出路，老北大都最有资格谈论此话题。
强调自学，注重独立思考，以培养谈吐风雅德学兼优的读书人为主要目标，此种教育观念，必然与统一教学、统一考试的管理模式格格不入。倘若真的追求“不拘一格降人才”，那么老北大的“管理不严”与学生的“各行其事”，自有其合理性。这一点，不妨以偷听生的理直气壮和宿舍里的纵横分割为例。
一九一二年出版的《北大生活》，录有校方关于学籍的规定：旁听生必须交费，不得改为正科生，对内对外均应称“北京大学旁听生”。此规定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因北大教授普遍不愿意、也不屑于在课堂上点名。对于有心人来说，与其“旁听”，不如“偷听”。偷听生的大量存在，而且昂首阔步，乃北大校园一大奇观。校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教授则希望多得人才。教室里，因正科生偷懒或自学空出来的位子，恰好由求知欲极强的偷听生来填补，岂不皆大欢喜？几乎所有回忆老北大教学特征的文章，都会提及声名显赫的“偷听生”，而且都取正面肯定的态度。
偷听生的不可轻视，或者说，默许这一决策之英明，可举以下二例作证。金克木一九三三年到沙滩北大法文组“无票乘车”，那时班上只有一个学生，“教课的很欢迎外来‘加塞儿’的”。金氏从此和外国文打交道，“可说是一辈子吃洋文饭”（《末班车》）。小说家许钦文资格更老，二十年代初就在北大偷听。几十年后，许氏写下这么一段饱含深情的回忆：
我在困惫中颠颠倒倒地离开家乡，东漂西泊地到了北京，在沙滩，可受到了无限的温暖。北京冬季，吹来的风是寒冷的，衣服不够的我在沙滩大楼，却只觉得是暖烘烘的。（《忆沙滩》）
偷听生对于老北大的感激之情，很可能远在正科生之上。尽管历年北大纪念册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在传播北大精神、扩展红楼声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提及北大人独立性，最为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学生宿舍的布置。田炯锦称北大“同一宿舍同一排房间住的人，终年少有往来，且相遇时变少彼此招呼”（《北大六年琐忆》）。如此叙述，还不够生动。千家驹的描写稍为详细些：“西斋有些房间，开前后门，用书架和帐子把一间房隔而为二，各人走各人的门。同房之间，说话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者有之。”（《我在北大》）但最具戏剧性的，还属朱海涛的《北大与北大人·住》。小房间里，“白被单中悬，隔成两个转不过身来的狭窄长间”；大屋子呢，“常常纵横交错像演话剧似的挂了许多长长短短高高低低的白布幔，将屋子隔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单位。”作者于是下了个大胆的判断：“这表示北大人一入校就染上了个别发展的气味了。”确实，从日常起居到课堂教学，北大人的“散漫”，与其说是出于对规章制度的蔑视，不如说是出于追求“自由”与“独立”的天性。
正因为尊重个性，强调独立，沙滩或马神庙，多的是怪人与轶事。“狂妄”、“怪诞”与“不羁”，在其他大学或许会受到制裁，而在北大，则很可能得到无声的鼓励。在北大人眼中，有个性、有趣味、有教养，似乎远比有成就更值得羡慕。这种价值取向，使得校园里代代相传的“老北大的故事”，与校方所修“正史”拉开了距离。比如，写校史不会给辜鸿铭多大篇幅，可要说北大人物，辜氏绝对不可缺少；钱玄同当然是大名鼎鼎，可校史不会提及其只管传道授业解惑，而拒绝为学生阅卷。至于陈汉章不当教授当学生、朱谦之不要文凭要学问，诸如此类的奇人逸事，几乎每个北大人脱口都能说出一大串。
作为一所著名的综合大学，北大文、理、法三院各具特色，也各有千秋。如果撰写中国教育史，谈论北大对于传统学术及书院的突破，后两者或许更有代表性。可要说“老北大的故事”，则基本上属于前者。
就学校总体实力而言，理工医农的发展极为重要，故每回校方组织的纪念册上，都会强调实验室的建设，以及教学质量、科研成果等。比如，一九四八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在“学术讲演概要”及“论文集目录”部分，排列顺序都是理、文、法、医、农、工。可到了校史陈列及名教授遗著展览，理科教授榜上有名的唯有兼及政治文化的丁文江，余者全是人文学者：蔡元培、陈独秀、王国维、鲁迅、黄侃、吴梅、钱玄同、刘半农、沈兼士、孟森、马廉、徐志摩。至于学生会主持的纪念册，更几乎是文学院的一统天下。
据曾任教物理系的李书华回忆，由于一批学成归来的教授们殚精竭虑，二十年代“北大本科物理系毕业水准，比美国大学本科毕业（得B.Sc.学位，以物理为主科）水准为高，比美国得硕士（M.Sc.）学位的水准为低”。这对于创办不到三十年的北大来说，无疑是值得骄傲的。北大理科、法科的教授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贡献，完全值得文化史家大笔书写。可即便如此，李书华依然称：“北大的人才，以文科方面为最多。”（《北大七年》）这只能说是一种误会：科学家与文学家的贡献，其实无法比较；所谓人才云云，也就很难说文科为多。
有好几个因素，使得北大文学院的教授们领尽风骚。首先，北大之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体的科学成就；其次，人文学者的成果容易为大众所了解，即便在科学技术如日中天的当下，要讲知名度，依然文胜于理。再次，文学院学生擅长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关于任课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声名远扬。最后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能够得到公众关注并且广泛传播的，不可能是学术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
讲“故事”，注重的不是权势，也不是成就，而是北大人独特的精神气质。陈诒先追忆后来归并入北大的译学馆同学时，有句妙语：“无一伟人”，但“皆能以气节自励”。这可不是故作谦虚，而是别有怀抱：与功业相比，人格更值得夸耀。以鉴赏的眼光，而不是史家的尺度，来品鉴人物，人文学者因其性格鲜明、才情外显，比较容易获得好评。柳存仁述及校园中常见的“话题”，多选择文科教授，除了北大人特有的傲气，更包含某种价值判断：
在这个俯拾即是“要人”，同学多半不“贱”的古城才学府里面，很少－－我甚至于想说没有－－人会引以为荣的提起上述的任何一班人的“光荣”的或“伟人”的史迹。……也许偶然会有人谈到黄季则，刘师培，辜鸿铭，林损，陈独秀，林琴南，蔡元培，然而，通常喜欢讲他们的逸闻轶事的，似乎总是出之于白头宫女话天宝沧桑似的老校工友之口的时候为多。（《记北京大学的教授》）
不向当红的胡适之、顾颉则点头鞠躬，只谈论已经病逝或者退出学界者，这种不成文的规矩，目的是维护校园里的平等与自尊。拒绝当面捧场，而将过去时代的教授，作为传说人物，在不断的“再创作”中，寄予自家的趣味与理想。至于校友的追忆文章，则又另当别论，因其不在现场，没有献媚之嫌。
当北大作为一个整体被追忆时，不可能局限在某个专业领域。因而，跨科系的课余活动，反而成了回忆文章的重要主题。比如，少年中国学会在来今雨轩的聚会（张申府《回想北大当年》），世界语宣传运动在北大的展开（傅振伦《五四以后之北大世界语宣传运动》），还有学生军之组织及作用（程厚之《回忆我在北大的一段学生生活》等。常被北大人挂在嘴边的“我们北大”，所认同的，更只能是一种精神气质，而非具体的专业知识。作为象征，则是各种各样略带夸张变形的奇人与轶事。
“轶事”不同于“正史”，除了叙述不一定真确外，更因其选材有严格的限制。不管是宫女话天宝，还是名士说风流，都不可能毫无选择地复制“过去的好时光”。并非所有的事件都能成为追忆的目标；没被追忆，不等于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曾存在过。比如，紧张的读书生活，严格的科学实验，还有令人胆颤心惊的期末考试，都很难成为“老北大的故事”。就连众多谈及图书馆的，也都避开必须正襟危坐的经史，而选择“雅俗共赏”的《金瓶梅》（参见《北京大学素描》、柳存仁《记北京大学的图书馆》、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可你要是想象北大人整天泡茶馆、捧戏子、读禁书、传轶事，或者北大人都是独立不羁，率性而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只是北大生活中“有趣”的一面。就像晋人未必都如《世说新语》所呈现的，那样永远地“风神潇洒”。
说的是轶事，又是几十年后的追忆，自说自话，心态闲适，笔调从容，还有点倚老卖老，意思是信不信由你。此类文章，在美化母校的同时，往往转而追求笔墨情趣：将“神情”与“韵味”，置于“事实”之上。这种倾向，与三十年代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结合明清小品与西洋随笔（Essay）的努力，不无联系。实际上，从三、四十年代的徐[讠于]、柳存仁、朱海涛、谢兴尧，到八十年代的张中行、邓云乡，周作人的影响依稀可辨－－尽管在“漫说红楼”方面，周氏并非始作俑者。
与史家之注重“关键时刻”不同，随笔作家更喜欢“日常生活”。在我看来，不曾进入历史叙述的“红楼”，同样值得后人追怀。当年教授的薪水、寄宿舍的伙食费讲义如何分发、试卷怎样批阅、课余活动及自我娱乐、教授眼中的学生与学生眼中的教授、红楼的晨光、汉花园的月色、沙滩周围的小饭铺、众名流的电话及住址，诸如此类琐碎的生活场景，不为史家所重视，却是进入“老北大”的必要门径。将众多素描、随笔、回忆录，与当年北大刊行的各种指南、影集、纪念册参照阅读，方才可能“回到现场”。
借助于各种历史资料，我似乎逐渐回到了那个已经变得相当遥远的年代，亲眼目睹了众多日后传说纷纭的人物与事件。正当我得意洋洋的时候，两三件小事的考订，使得“幻梦”永远无法成真。
对北大历史有兴趣的人，大概都会欣赏连梦青《邻女语》中的“许景澄之死”。许氏多次充任出使大臣，主持外交谈判，后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庚子事变时，正以吏部右侍郎暂管京师大学堂事务。因六月二十七日上奏吁请保护使馆并严惩祸首毓贤等，许与袁昶同时被西太后处死。此事史书多有记载。《邻女语》之特异处，在临刑前许氏拿出大学堂四十万银子存折，吩咐不可便宜了外人。因银子存在华俄道胜银行，一旦存折去向不明，洋人很可能翻脸不认帐。其时大学堂刚刚创办，每年经费才二十万，不难想象这张存折的份量。要不是许大臣高瞻远瞩，日后京师大学堂能否顺利恢复，将是个大问题。每念及此，我辈焉能无动于衷？
作为京师大学堂的教员，林纾也曾用小说形式描写管学大臣之慷慨就义。可惜对这张关系大学堂生死存亡的存折，《剑腥录》中只字未提。照林纾的说法，许公临刑前有所交代的，不是大学堂存折，而是外交文书。小说如此摹拟许公声口：
伏法诚甘，唯吾在外部中尚有交涉未了之案，一旦身首异处，恐后此洋人不承前诺。今请笔墨书某某藏案，及外人文件，可备后人检核者，然后就刑，亦罪臣所以报国也。
于国家危急之际，置个人生死与度外，管学大臣之伏阙上书，殉了千百年来士大夫拯世济难的理想，博得广泛的同情与敬意。借助其时众多附会与传说，小说家得以驰骋想象。
大学堂确有道胜银行的存折，并在庚子事变中失落。日后之所以没被洋人占了便宜，不是因了许公的交代，而是由朝廷出面要求发还。《清代档案史料丛编》所录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日管学大臣张百熙为华俄银行破土结算事致外务部咨呈，述及存折如何失而复得，并无任何传奇色彩。许景澄临刑前对大学堂事务有所交代，此说查无实据，却事出有因。北大综合档案里保存有许氏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为移交房屋等上内务府文二种，此前两天许公上奏，此后三天许公就刑。可见，连、林二君之叙述，并非空穴来风。
比起“小说家言”来，回忆录该可靠些吧？可照样会有令人尴尬的局面出现。谈论蔡元培主持北大校务时之宽容大度，常有以礼聘梁漱溟为例者。最有趣的说法是，梁氏投考北大未见录取，转而被聘为教授。蔡元培“慧眼识英雄”是实，至于“考生变教授”的戏剧化场面，却纯属虚构。此轶事流传甚广，且被引入专业著述，虽经梁氏一再辩解，仍无法“以正视听”。在为纪念北大诞辰九十周年而写的《值得感念的岁月》中，梁氏再次提及此“失实的传闻”：
事实是我因中学毕业后投身同盟会活动，无法顾及升学事，及至在北大任教，昔日中学同窗汤用彤（在文科）、张申府（在理科）、雷国能（在法科）诸兄尚求学于北大，况且蔡先生以讲师聘我，又何曾有投考不被录取，反被聘为教授之事。
仔细分析，“传闻”虽则“失实”，却也颇有几分“神似”。没念过大学的梁漱溟，因蔡元培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而得以在北大讲课，这点并非误传。可就是这篇纠谬之作同样必须正误。梁漱溟一九一七年始到北大任教，同年汤用彤毕业于清华学堂，并考取官费留学（因眼疾推迟一年赴美），所谓二人同在北大分任师生的故事，当系误记。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辜鸿铭任教北大的故事。几乎所有追忆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都会提及其“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而最合适的例子，莫过于接纳辜鸿铭。此“最佳例证”，其实是蔡氏本人提供的。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日，蔡元培撰《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逐条批驳林氏对北大提倡新思潮的攻击，最后方才亮出其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并举例加以说明：
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才，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
毫无疑问，这例子实在太精彩了，可转相传诵的结果，却产生了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觉：辜氏任教北大，乃直接得益于蔡氏之“兼容并包”。其实，辜氏进入北大在蔡氏之前。冯友兰《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一文，述及一九一五年九月的开学典礼上，辜鸿铭坐在主席台上，并即席发言。而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是在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也就是说，蔡元培改造北大的策略，是稳住阵脚，同时加聘新派人物（如陈独秀等）。蔡氏作为战略家的眼光，就体现在这不大起眼的“加聘”上。
作为大学校长，主张“兼容并包”，并非放弃选择的权利，也不等于没有倾向性。学界普遍认定，正是蔡氏主校后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诞生。乐于传诵蔡氏容纳异己之雅量者，必须同时考虑其坚持原则时的倔强与不肯通融。一个极少被史家提及的“细节”，引起我的兴趣：就在蔡氏致林纾信发表的第二年，辜鸿铭终于还是被解聘，理由是教学极不认真。蔡氏不曾因政见相左而排斥异己，这点没有说错；至于作为蔡氏“大家风范”注脚的“辜鸿铭的故事”，却不该如此除头去尾。
或许，这正是“轶事”的魅力所在：既不是凭空杜撰，也并非确凿无疑。对于史家来说，此类轶事，不能过分依赖，可也不该完全撇开。夸张一点说，正是在这些广泛流传而又无法实证的逸事中，蕴涵着老北大的“真精神”。很可能经不起考据学家的再三推敲，但既然活在一代代北大人口中，又何必追求进入“正史”？即便说者无心，传者也会有意－－能在校园里札根并生长的轶事，必定体现了北大人的价值倾向与精神追求。正是基于此立场，不想强分“真伪”与“虚实”，更不敢蔑视那些半真半假的传说。在找到更合适的解读方式之前，我宁肯“多闻阙疑”，用理解与同情的眼光，面对五彩纷纭的“老北大的故事”。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于京西蔚秀园
原载《读书》1997年5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