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卡夫卡一生都在让自己变得渺小

英国作家埃利亚斯·卡内蒂在关于卡夫卡的笔记中观察到一个事实：卡夫卡一生都在让自己变得渺小，这种想让自己渺小的渴望源自于恐惧。我认为这个观察是准确的，无论在传记意义上，还是作品分析意义上，均是如此。在卡夫卡的潜意识里，他宁愿自己是一只甲虫，一只鼹鼠，一种在地洞里躲藏的不知名小生物，他就是不愿意回到人的队列中来。他对世界的反应也不是生物性的人的反应，而是那些渺小物种的反应，或者说，是他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精神反应的折射。这种反应来源于卡夫卡的精神生命的本源性特征，因此它是不可以复制，不可以移植，更不可以模仿的。

自卡夫卡之后，世界上很多著名和不著名的作家都竞相模仿起了卡夫卡，但没有一个人成功，没有一个人得到他的真谛。能不能写作出卡夫卡式的作品，不是技巧问题，甚至也不是精神感应能力的问题，而是精神本源短缺的问题。中国古语所谓“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描述的就是这种情形。这是一种形而上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在没有源泉的下游，你是看不到水的。套用我在议论爱情时曾经说过的一种说法：我们称之为水的东西，也许与水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那些自负的人赋予水的想象。相较于卡夫卡的精神源流的丰沛泉涌，所有模仿者都是干涸的，那里没有水，只有水的意象。

顺带说一句，就像卡内蒂自己所承认的，与卡夫卡相比，他显得浅薄粗陋，特别不真实，与卡夫卡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关于卡夫的笔记中，这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上帝的宠儿时时刻刻都在想往庞大，在他的作品中，他也总是情不自禁地炫耀着自己的庞大，尽管他也对卡夫卡说了很多谦恭的话。这不是卡内蒂的罪过，事实上，我们整个时代，即便是最有分量的人，也是轻飘的，浅薄的，身上有了越来越多的世俗色彩，他们根本不能与人类历史上那些拥有深刻灵魂的人相比。这个世界患的是时代病，而不是某些个别人的病症。这使我想起我在长篇小说《亚伯拉罕的救赎》（1989年）中描述过的情景：无论怎样努力，模仿亚伯拉罕的人都无法达到亚伯拉罕信仰的高度，每当他即将达到那个高度时，他都会由于自身的重量而落下来。我认为卡内蒂以及所有把自己视为很庞大，并且很为这种庞大沾沾自喜、甚至作为人生极致而享用的人，最终都还是落下来了，落在了卡夫卡的脚下，他们不值得我们像尊崇卡夫卡那样获得我们的尊崇。

唉！整个时代都是干涸的，你又有什么理由寄望某位作家拥有丰沛的精神源流呢？

232.信仰及信仰者的代价

如果说天才就是疯子，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有信仰尤其是信仰到极致的人更是疯子。

疯子，按照一般说法就是神经病。神经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失去了正常的感应能力，不再传递与切身利益相关的贫富贵贱之类的信息，而另外一些对于正常人来说似乎用处不大的信息——譬如关于公平正义，关于自由平等——却在他的精神世界里爆燃，从而导致这个人的现实感发生扭曲，发生变形，以至于对外部世界丧失正常的感应，言谈举止迥异于常人，成为所谓的异类。我们平常说的“一根筋”、“一条道儿走到黑”、“倔驴”、“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之类的词语，一般来说都是形容这种人的。

这只是一般情形，极端情况下，这些人会与现实发生激烈的对撞，即使在失利的情况下，面对死亡也绝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甚至发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砍头只当风吹帽”、“砍头不过碗大的疤”的冷嘲，全然不把夺去他性命的人或力量放在眼里。按照完全没有精神生活的庸众的标准，这些人已经绝对不正常了，属于“心里碍事”、“读书读傻了”之列。虽然庸众持有这种不恭敬的看法，但在绝大多数并不庸俗的人的心目中，那些为了正义事业，为了某种信仰而牺牲的人，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们给这样的人赋予了一个很不一般的称号：英雄——人民英雄、民族英雄、国家英雄之类。这些称号都是极崇高的。

记得吗？鲁迅先生在小说《药》中，通过“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的情节，痛心疾首地从描述“正常”的角度，讴歌了烈士“不正常”的作为，读起来简直是振聋发聩啊！从此以后,“吃人血馒头”这几个字就有了一种特指，那就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或一个种事物的困顿与死亡中窃取好处。具体到我们的话题，就是从他人因信仰而肇祸中、从崇高事物的困局中获取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这种情形，在历史上——譬如苏联大清洗期间，中国的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反复出现过，很多混得如鱼得水、风生水起的人，事实上都是在用卑劣的手段榨取崇高，吸崇高者的鲜血。值得注意的是，在绵延不绝的历史风云中，如此这般“吃人血馒头”的人远比我们所能够感觉到的要多。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早已经不像“华老栓”那样困窘潦倒，很多时候，他们一个个衣冠楚楚，器宇轩昂，出入于庙堂，蝇营于权势，于芸芸众生前吆五喝六，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时代的风潮。

被这样的“风潮”覆盖着的时代好还是不好呢？我认为不好。原因很简单，这通常意味着——至少在精神意义上——那个时代正在萎靡，正在沉沦，而一个时代一旦在精神上变得萎靡和沉沦，距离物质意义上的萎靡和沉沦也就不远了，通常我们将这种情形称之为“社会溃败”。很早以前就有感觉敏锐、目光深邃的学者提出过“警惕中国社会走向全面溃败”的警告，我很佩服这种秉持坚定的精神信仰，在万籁俱寂中发出声音的人。可以想见，他们一定为这种发声付出过代价，极为巨大和惨重的代价；在他们身边和身后，也一定拥挤着很多“华老栓”式的企图吃他们人血馒头的人。

233.上帝死了，精神也死了

尼采说，上帝死了。

我说，精神也死了。

我们面对的不是某一个体的死亡，而是整个世界无可抑制地向死亡深渊的骤然沉沦，我看到尸横遍野，赤地千里。可以把这里所谓的“整个世界”理解为地理意义上的世界，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全世界”，既包括东方，也包括西方。我的意思是，相较于人类智慧勃发的轴心期时代和启蒙时代，我们眼前这个世界似乎丧失了思考的能力，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均是如此。更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在普遍的精神困窘中，形而上竟然开始向形而下寻求救赎：哲学家不再为自己的哲学思考而自豪，他们甚至开始羡慕流俗文化的欢闹和滚滚财源；没有人为信仰而死，因为人们已经不知道信仰为何物。要知道，精神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将无法站立，将瘫软如泥。

有一些特别聪明的人讥嘲说：“信仰？信仰多少钱一斤？”如果精神价值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那还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被出售的呢？所以，在普遍的信仰匮竭和道德沉沦中，我们不断地看到背叛，看到出卖，看到私下公开进行的灵魂与利益的交换，他们甚至已经不再回避人了，也就是说，这种交易已经变成赤裸裸的了。极为不正常的是，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然而在一片死寂之中，仍然可以听到万千垂死的灵魂在呻吟，它们还想活下去，它们还在渴望救赎。可是有谁能来救赎它们呢？人们都因为自身的溃烂而自顾不暇，谁还有力量向他人伸出救援之手？其实，自从尼采宣称说“上帝死了”以后，世界并没有毁灭，因为世界还拥有精神。现在精神也死了，人也就失落了最后的依傍，变得形单影只，孤立无援。但丁描述的那个恐怖的世界，竟然真的成为了现实，竟然成为了我们人类不得不安放灵魂的地方，就像人类不得不把自己的躯体置放到天葬的祭台上一样，这是我们绝没有想到的。即便是对人类世界怀抱着悲观看法的存在主义哲学，大概也没有预料到人类今天的这种糟糕处境。

据说死亡的征象早在数百年前就出现了，于是上帝向人间派遣了大批使者——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告诉可怜的人类，不可以这样堕落，不可以这样沉沦，你们必须做一些什么拯救你们自己，否则这个世界会很麻烦。应当说，这些使者尽职了，他们合力创造了人类智慧的又一个峰巅，我指的是15世纪到18世纪出现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然而无奈的是，他们最终也并没有遏止住人类从精神层面走向死亡，人类被自己的欲望吞噬了，人类最终也还是没有拯救得了自己——这表现在两个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因无节制地倡扬个人主义而周期性地爆发精神危机；东方专制主义则因皇权独大、个体被压抑、被禁锢而导致政治、经济、文化的大面积枯萎，其外在标志，就是与世隔绝的中华帝国经历了一个不断向下沉沦的历史周期，中华民族丧权辱国的屈辱，全部发生在这一历史时期。

就整个人类历史来说，尽管这样，由于我前面说到的那些使者的出现，我们也还是不能判定过往的世纪就是精神死亡的世纪——毕竟，我们还拥有这些向人类传播精神丰饶的使者，我们还听得到他们的箴言，尽管这些箴言被后来很多抱有各式各样动机和目的野心家、阴谋家、哲学家所曲解。这些心怀鬼胎的伪君子和僭越者，甚至与时代合谋，肆无忌惮地给这些上帝的光荣使者蒙上迷雾，譬如尼采，譬如卡夫卡，甚至托尔斯泰，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感觉到巨人就巍峨在天地之间。直至今天，在我们干涸的精神原野上渗流的少许源泉，难道不正是来自这些巍峨如山岳的使者的杰出大脑涌流出来的甘泉吗？直至今天，我们在精神上难道不是还在接受着他们的哺育吗？我们倾慕他们，艳羡他们，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吗？

不幸的是，现在就连作为精神脉流的他们也死去了——我指的是许许多多试图按照他们的方式活着的人——有的在帝国主义战争和专制主义政治暴力中横死；有的背叛了良知和理性，依附向资本，依附向权力，成为他们的先辈和曾经的他们自己的敌人；有的在苟活中钻营，在完全没有精神空间的空间里由着性儿喧闹和享受，好好歹歹度过了一生；更有一些人无法战胜内心深处对被超社会力量认可和赞赏的渴望，选择远离精神创造，将灵魂插上草标作价出卖，就像是被皇帝召幸了的嫔妃，愉快地去做了犬儒，去做了“小主”，惬意地活在了不自由的舒适之中……结果，“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人类不仅遗失了整个世界，更遗失了自己。

在一个遗失了人类自身的世界，我们触目惊心里看到，精神的垃圾食品成批成批地被从自动生产线上生产出来，喂养着一代又一代新人。勿庸讳言，这条自动生产线的动力总成就是资本，就是权力。资本构成的权力以及由权力构成的资本，构成了这个世界最消极的力量，它们曾经像大山一样压在卡夫卡的身上。只有卡夫卡确切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他一辈子都在试图逃脱那种处境。他说出了那个处境，那正是全人类的处境。在卡夫卡之前和之后，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清醒和深刻，包括在哲学殿堂上被人们顶礼膜拜的荦荦大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我前面说的，数百年以来，很多时候我们顶礼膜拜的不过是一些号称精神创造者的僭越者，我们顶礼膜拜的不过是一尊尊涂了厚厚油彩的没有生命的泥胎。

人们就用这些垃圾食品喂养自己，把自己喂养得肠肥脑满，大腹便便，自以为也成了阔人。只有上帝知道，在精神意义上，人类从未像今天这样贫穷和羸弱，他们甚至虚弱到了无力支撑自己的程度，于是只好向下沉沦和飘落，沦落飘落到散发着恶臭的污泥浊水之中。将近一百年前，中国诗人闻一多通过《死水》（1925年）预言家式地描述了这种令人绝望的情景。百年来，这触目惊心的情景并没有妨碍一些人——他们真多啊！他们一代代繁衍交替，成群结队，一个紧挨着一个——兴致勃勃的显耀自己的“富有”，尽管谁都知道他们脑子里空无一物，就连脑组织那样的东西也没有，那里只残留着一些莫名的灰烬。

时代活着的时候，人的活着是一种精神的活动；时代死了以后，人的活着就只能是生物性的苟延残喘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条不祥的道路上蹒跚着，跋涉着。源于掠夺本性的资本仍在企图制造大规模战争，无所制约的权力仍然在做独享天下的美梦……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难道就是人们早就议论的人类大劫难的前兆？我们离那个可怕的日子真的不远了吗？

或者……截然相反？这预示着我们将迎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迎来继轴心期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代以来的第三个思想大爆发的时代？面对历史的无尽磋磨，我们的先人孟子似乎并未沮丧，他曾经信心满满地断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但愿他说的是一句吉言。

234.历史，简括了说就是记忆

历史，简括了说就是记忆，而记忆是无法消除的，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你用什么办法，都无法像从黑板上擦掉字迹那样，消除掉一个民族通过记忆对自身命运所进行的带有历史审判意义的思考。

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巨著《史记》，便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悬结为至高之目标。历代王朝，但凡定鼎中原，都不忘编修前朝之史，两千多年以来，前后接力，终于形成蔚为大观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就是中国人的民族记忆。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我们的民族认同正是源于这种历史记忆，没有这种记忆，我们就不知道我们来自哪里？我们现在何处？我们要去往何方？

我为什么要给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条件限制，来谈论官修的历史呢？这是因为我们不能不顾及到如下的情形：一、记忆并非都是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二、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记忆并非全都准确。譬如，后朝对前朝的记述，当朝对当朝的记述，就很难不受彼时彼地政治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非常有可能造成对历史景况和历史人物描述的失真。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以文字形式表现出来的”历史记忆，就变得格外重要了起来。

我的意思是，至少在文化意义上，所谓的“历史记忆”很多时候就寄寓在普通民众的头脑里，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荣格所归纳的“集体无意识”的方式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什么是“集体无意识”呢？荣格解释说：“所谓集体无意识，是指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世代积累的人类祖先的经验，是人类必须对某些事件做出特定反应的先天遗传倾向。它在每一世纪只增加极少的变异，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心理内容。”荣格的解释令人信服。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每一个人，哪怕是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农民，都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者，中华民族是由于每一个中国人无意识的文化传递而获得历史存在的。即便没有思想家，没有文学家，没有哲学家，文化也会在民间社会氤氲和传布，我们不担心中间出现哪怕是一天的断隔。

每当想到几十、几百年以后，人们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了解将会比我们这些当事人更加清晰和深刻，我都会感叹，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事情啊！

235.中国人因对历史的崇信而被呵护

我反复说过，西方人在精神上寄托给宗教的东西，中国人是寄托给历史的，比如正义——在西方，上帝主持正义，上帝通过惩罚不正义而弘扬正义；在中国，上帝换成了历史，即历史主持正义，历史通过惩罚非正义而弘扬正义。西方人让上帝裁决人间的善恶，中国人让历史裁决人间的也是善恶，不同点在于，中国人对于时间的理解要比西方人更深邃和久远，表现出惊人的耐力。这种耐力简直可以用“坚韧”来形容，无论面对多么荒诞不经的事情，无论经历多么难以忍受的艰辛和困苦，无论身处何等非正义的现实之中，中国人都会坦然而面带微笑地说：“反正有历史呢！历史将会如何如何……”

最能够给人带来安慰的，往往是“人在做，天在看”、“离地三尺有神灵”、“恶人自有恶人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全报”之类的市井格言，有了这样的格言，中国人就会觉得得到了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呵护，得到了某种精神寄托，灵魂有了安歇之地。他们等待着，哪怕是等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以至于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中国人相信，反正某种历史结果总会到来，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它到来。无论宏观的国家事务，还是微观的人际交往，中国人都坚信历史深处有一种积极的力量分辨着善恶，主持着正义，相信任何不义都最终能够得到历史的惩罚。

中国人所得到的这种精神寄托，并非仅只是一味逃脱，消极出世的，作为一种信念，“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更是积极入世的。历经种种磨难之后，就连孔子也不免沮丧，老人家曾经愤懑而凄然地说：“唉！有时候确实挺他妈没劲的，我看呀，也甭管那么多了，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吧！”孟子马上附合说：“你丫说的对极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不是圆滑，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沿着天道为他们划出的命运路数，为自己制定的人生准则。千百年来，知识分子都是凭着它们过自己生活的，这甚至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信仰。他们信奉它，绝非仅只是为了用生物性机能像动物那样活着，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灵魂把历史人格化为经由思想而显现为“在”的某种精神意象。

庄子在《逍遥游》中具象地描述了这种精神意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如此庞大的存在就“在”在你身边，相伴着你，呵护着你。当你喟叹自己不幸的时候，你更应当想到，你是多么的幸运！

236. 只要你的精神之旅还在继续，前面就一定有一个等候你的人

时有年轻朋友要我提供读书建议，我一般都婉拒了。

我并不相信所谓“一个人一生应当阅读的100本书”之类的书单，因为那些书单很有可能仅仅是“慕名而来”，制定并不严谨，有时候甚至不反映作品的真实水准和价值。更重要的是，读书应当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生活（往往是动态的）的需要，而人生千差万别，每个人的精神领域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对于精神食粮的需求也就各不相同，笼统的阅读计划除了造成精神压力和负担之外，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处。

三十多年前我还在西安工作，忽然被卢梭所激动，于是在写小说的朋友们中间热烈推荐《社会契约论》、《忏悔录》、《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结果我发现我被很多人反感了。他们略带讥诮的目光传递的意思大约是：“你丫是不是神经了？”因为当时的小说作者第一位的事情是投合期刊杂志的趣味，想方设法把作品变成铅字，没有人真正关心什么形而上的东西。幸好还有几个给了我面子的朋友，把书拿去读了，数月之后，把书还给我，我巴巴儿地问怎么样？得到的回答竟仍然是别有意味的直视与静默，似乎我做了一件正常人绝不会做出的违背常理的事情，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给人推荐书籍了。

这件事并不说明我比别人聪明，只能说，在那个时空之中，我需要那些书；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那些书纯然是累赘——活得好好的，谁愿意无端地被累赘所累赘呢？我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回顾自己的读书生活，我发现这件事就像所有人生事件一样，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就像一条河流（社会）旁的公路（人生），它虽然与河流的走向趋同，却也有自己的起伏，这就决定了读书在其整体意义上是无法被计划的，它是由社会和人生的不同情态和内容所决定的。换一句话说，读书是人内在精神生活的需要而非其他。

我再举一个例子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初接触法国作家左拉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发现其作品中的堂奥，仍然像初恋的情人那样迷醉在雨果的小说世界里。如今我几乎要为那个时候对雨果小说的迷狂感到羞愧了。雨果远没有我那个时候认为的那种价值，我之所以迷醉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浪漫主义投合了我年轻时代的生命激情。

自雨果之后，我遇到了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带给我的巨大精神影响，大过所有时期的经典作家；《战争与和平》是我读过的书中阅读次数最多的一部书，直至今天，它也永远都在我书柜最唾手可及的位置。在我看来，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巅峰，是任何人都无法逾越的。我甚至说过，现实主义文学到托尔斯泰就到达了顶点，文学如果再往前走，哪怕是再前进一步，也得绕开托尔斯泰，于是在托尔斯泰之后产生了现代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是在托尔斯泰峰巅的半山腰上另辟蹊径，走出一条蜿蜒路径的。这就是说，托尔斯泰仍旧无法超越，你可以绕过他，但是你不可以超越他，没有任何人具备托尔斯泰那种艺术表现力和精神感应能力。从这个角度说，我认为“文学需要天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

后来很偶然地看到左拉的长篇小说《土地》，我竟一下子被吸引，手不释卷地读了下去。结果我被左拉令人惊叹的社会观察力和艺术表现力深深震撼了，震撼的程度，只有当年托尔斯泰带给我的冲击才能与之相比。于是，我毅然放下写作，开始疯狂地搜罗找得到的所有翻译过来的左拉作品，以几乎每周一本的速度又接连阅读了《萌芽》、《小酒店》、《娜娜》、《戴蕾丝·拉甘》、《金钱》等长篇小说。每一本都是精品！每一本都是杰作！每一本都无比伦比！我甚至打算写一组鉴赏文章，把每一本书都做一番评价。

读书确实是一件既让人感到安逸舒适，又感到精神世界被不断充盈的事情。

谁知道未来会有哪一位精神引导者在前面等着我们呢？

请你相信，只要你的精神之旅还在继续，前面就一定会有一个等候你的人。

237.不要轻信历史博物馆的说明文字

理论是枯燥的，然而有些事情你又非得从理论的高度去看，才能够看出端倪，接近事物的本质。这就是形而上之于形而下的意义。感谢历史为我们奉献了很多进行哲学思索的思想家，通过他们我们才知道，有些似是而非难以归类的东西，其实早就被政治哲学家用精确的概念表述过，并被置放到人类观念殿堂的某种位置上去了。这种表述和归类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走进历史博物馆，只有通过说明文字才能够了解那些文物的确切价值，否则你看到的将全是石头蛋子和废铜烂铁，不得要领。

这里有一种值得警惕的情形：倘若历史博物馆的布展人员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意提供展品的确切价值，不设说明文字，或者故意写错说明文字，把石头说成金银，将金银说成石头，造成误导，让你产生错觉，去珍视那些不值得珍视的东西，或者不珍视那些应当被珍视的东西，这样，当你走出博物馆的时候，就不会变得比原来更智慧，反而会傻掉，目光迟滞，脚步踉跄，就像被人灌了迷幻药一样。在社会科学领域，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都曾经恍惚过，都曾经失智过，甚至都曾经昏迷过。

隋炀帝在中国的名声不怎么好，这固然有隋朝在他手里二世而亡的原因，同时也与后世故意写错说明文字有关。唐朝名相魏征（魏徴）同志负责主持编撰《隋书》，出于本朝的政治需要——这只是冠冕堂皇的说法，实际上这里边更有他个人的政治需要（魏征同志本身就是背叛隋朝杀到历史当中的）——有意无意给隋炀帝泼了很多脏水，这些脏水流传甚广，尤其是经由野史小说的放大，隋炀帝俨然成了一个好大喜功、荒淫无度、从来不干正经事的王八蛋皇帝。事实上，隋朝结束连续四百年的战乱，将中国重新归于统一，创建深刻影响后世的国家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都与杨坚、杨广父子深谋远虑、励精图治、大有作为有关，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不可谓不大，甚至可以说，盛唐的出现正是得益于在他们父子手里创建的这一系列政治制度和行政体制，无论隋文帝还是隋炀帝，他们的历史功勋都不可抹杀，尽管他们并不是完美无缺的。

所以，不要轻信历史博物馆的说明文字，真的不要相信。你若想领悟历史的真谛，获得自己的观感，除了一头扎进历史与现实之中，像司马迁那样做一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精神探索以获得独属于自己的观感之外，似乎没有其他捷径好走。你也一定要记住，对历史洞见的意义有时候比历史本身的意义更有意义。

238.人性中最柔软的一面

人是一个多面体，人始终都会把心灵中最柔软的一面面向他所爱的人，这是因为他确信，他所爱的人也正在用最柔软的一面面对着他。爱情、友谊乃至于人际关系中最普通的朋友之情，都是基于这个原则建立起来的。当他发现他所爱的人面向他的不再是柔软，而是坚硬冰冷，那么他也就将迅速调整，同样以坚硬和冰冷面对他曾经不顾一切所爱的人。这是一种残酷的对应关系，所有的爱情失败、友谊变故、友情伤害都是在类似情况下发生的。

海枯石烂、坚贞不渝、持之以恒之类之所以为人所称道，是因为这些品质在人性中太稀少了，它们就像几座孤岛，漂泊的灵魂很难攀住它哪怕做极为短暂的休憩。人生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漂流，这个大海既可以称之为外部世界又可以称之为寄寓在我们躯体之内的内在人性，你身陷其中无以自拔，更无人对你伸出援手，你命中注定要永无止境地在孤独中漂泊。你当然可以战胜人生路途上很多的险阻，你甚至也能够接近你所设定的人生目标，但是你永远无法超越你永远无法超越的东西，这个东西既是世界又是我们内心。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反复论证的，其实就是这种不可超越性。

世间万物都在流变之中，人生事物何尝不是如此？到什么时候你都应当感谢给你带来温暖的阳光，因为它是人间罕见的珍宝，因为你拥有的会失去，失去的则不会再来，这是铁律啊！如果你幸运地拥有了友谊与爱情，就请用整个生命珍惜它、呵护它吧！它是那样稀少，那样脆弱，那样容易流失。

239.直觉与理性的对话

直觉很少与理性碰面，就像夜很少与昼碰面一样。今天它们不仅碰面了，还发生了交谈——

理性惊讶地打量着直觉，问：“你是谁？”

直觉回答说：“我是我。”

理性笑了一下，说：“这等于没说，任何人都可以说我是我，然而你的‘我’又是谁呢？谁能证明你的‘我’是你自己呢？你能证明吗？”

直觉强调说：“我无须证明。”

理性讥诮道：“不能被证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我无须证明，”直觉再次强调说，“这是因为，不管证明不证明，我都在这里，我感觉到站立，感觉到瞭望，感觉到心跳，感觉到思考……”

理性摇摇手指，说：“那未必是你。我再说一遍，不能证明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你说的那个‘我’未必是你，如果你自己提不出证明，那么，我可以用我的证据证明，你的‘我’不是你，而是我。”

直觉非常惊讶，说：“你这是诡辩。”

理性说：“诡辩是真理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真理就是诡辩，把诡辩变成真理是我的职责所在。”

直觉反唇相讥：“你的职责就是证明不是你的东西是你？”

理性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这样的。”

直觉焕然大悟，喃喃地说：“哦，我知道你是谁了。”

理性饶有兴味地问：“是谁？”

直觉说：“你是一个冒牌货。你并不是真正的理性，你把真正的理性谋杀了——我记得那是野蛮的抢占和寄生，你虽然有一个理性的躯壳，但是你与真正的理性风马牛不相及……”

理性解嘲地笑着，轻声说：“你果然是直觉……”

直觉说：“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知道你是谁。自从你寄生在理性的躯壳以后，你就变得合法了，你卑劣地利用理性推行你的意志和主张……”

理性打断直觉，辩解说：“所有意志和主张都是理性的，这里没有真假之分，作为直觉往往看不到事物的本质。”

“不！”直觉愤然道，“我看得到，我恰恰是凭直觉看到的，在虚假理性横行的时候，直觉是我唯一活下去的方式，因为只有它才让我意识到在，如果我丧失了直觉的能力，我也就把自己丧失了，那是一种永久的自我的丢失。我很为我的直觉能力感到自豪。”

理性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很难相遇，我们为什么要争吵？为什么？”

“因为你是假的。”直觉绝决地说。

“你怎么证明我是假的呢？”

“直觉，”直觉说，“直觉无须证明——当我直觉到某种意志支配着你的时候，我就可以断言你是假的了，这是因为，真正的理性与意志支配是水火不相容的，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意志的基因在活动，我看得到。”

“还是凭直觉吗？”

“不仅是直觉，”直觉犹豫了一下，最终还是把下面的话说了出来：“因为你是假的，所以你说的每一句话是假的，正是这一点暴露了你的身份。”

理性无耻地笑着，说：“暴露了又怎么样呢？我现在就是理性，我是万物的法则，我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

“当真正的理性回归的时候，”直觉说，“你首要付出代价的，巨大的代价……”

理性说：“我不管身后的事情。”

直觉凝视着理性，若有所思地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存在这么久了……我直觉到了……”

“你很厉害，”理性讪讪地说，“你的确很厉害，但是我告诉你，你最终还是得承认我就是真正的理性……”

直觉问道：“为什么？”

“因为我有意志，”理性用强调的语气说，“因为我可以让任何违拗我的东西消失为无。”

直觉笑道：“你做得到，我相信你做得到。但是，我提醒你注意，被意志消失了的东西仅仅是不在了而已，他们并没有死亡。你不担心那些“无”有一天会显现为“在”，反过来把你消失掉吗？”

“嗯，”理性频频点头，“你说的对，也许会有那一天，但是我不怕，我说过我不管身后的事情。”

“那是因为你恐惧，”直觉说，“因为真正的理性就在你身后。”

“不要吓唬我，我没有得罪你，你为什么要吓唬我？”

“不是我吓唬你，是你自己为自己制造了恐惧，就像白天制造了夜晚一样，它们如影相随……”

理性看了看身后，什么也没看到，恐惧感减弱了一些。

“你看不到你不想看的东西，”直觉说，“只有我才直觉到它们在那里。”

听罢此言，理性什么都没说，就侧转过身子从直觉身边溜走了——它第一次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有一种力量远比意志强大，它感觉到了……它不想让直觉进一步直觉到它内心恐惧的东西，它不想。

240..灵魂越是深邃，就越是矛盾，越是孤独

叔本华之丰富多彩不仅在于独到的哲学思辨，更在于他对生存境遇与道德伦理给予了很多关注，针对人的不同境况发表过很多脍炙人口的议论。阅读叔本华，我每每都要为其几乎觉察到我们每一个细微的心理脉动而感到惊讶。

卢梭也是如此——你能想象写《忏悔录》的那个人，几乎被他所处时代完全抛弃，在巴黎近郊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做“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遐思”吗？你能想象这样一个精神世界无限丰饶的人，身边竟然没有一个可以倾谈的朋友吗？这位孤寂绝望的老人满含悲愤，向世界呐喊：“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啊！”可是除非在他死了以后，当时有谁听到他的声音呢？这位巨人就像弱小的生灵一样，蜷伏在大自然的洞穴之中，做着他的政治哲学的思考。

叔本华稍微幸运一些，到了晚年，人生即将谢幕的时候，世界突然发现有这样一个思想先行者，人们开始狂热的呼喊他，追随他。从一般意义上说，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这一切同他经历过的漫长的孤独岁月相比，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么轻如鸿毛。他感叹说：“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来得太晚了。”叔本华和卢梭的命运遭际，在杰出的思想家中决不是绝无仅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带有普遍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所有深刻的灵魂都是矛盾的，都是孤独的。他们与世界建立了这样一种关系：即便你被无数人所包围，所崇拜，你仍旧是无数人之外的一个异在，你的精神世界是封闭着的，它没有一个通向外界的孔隙。他当然希望与他人交谈，然而只要这种交谈发生，他马上就会感觉到厌倦。离群索居才是他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如果你遇到一个自以为是、夸夸其谈的家伙，不管他顶着怎样的头衔，即便他是中国最著名大学里的最著名教授，甚至是一个所谓的“大师”，你也要看到在他那副光鲜靓丽的皮囊下面，一定有另外一副与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背道而驰的嘴脸：浅薄，庸俗，宵小，甚至……猥琐。不幸的是，在这个世界上熙熙攘攘如鱼得水的，恰恰是这样一些人，是他们在热闹着这个世界。而那些最深刻的灵魂，蜗居到了不为人知的角落，默然地在孤独中饮啜着用深邃之水酿成的美酒。他们在微醺中用迷离的双眼看着世人，“遥知静者忘声色，满屋清风未觉贫。”正可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可笑之人。”

恰恰是这些远离尘世之人，这些把孤独作为享受的人，延续着我们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脉流。中国文化的历史画卷是由他们书写的，而千千万万例如明朝永乐年间出现的“台阁派”那样风光无限的投机者和苟活者，早就化为人们脚下的尘埃，消失在了历史的记忆深处，甚至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

2023-7-19

作者赘言

2007年前后，我从长篇小说写作转而撰写思想随笔，2010年我开始将随手记录下的一些零碎感想（也可以叫碎片）不定期整理和发表出来，谓之“思想小品”。这些小品每辑10则，分别冠以标题，彼此没有内容上的联系。目前（包括本辑）已整理发表二十四辑（共240则），它们分别是：

第一辑：《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炸药》（2010-10-23）

第二辑：《我们的无知无边无际》（2010-10-26）

第三辑：《个人处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精神意义问题》（2010-10-27）

第四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010-11-6）

第五辑：《活着是一项严肃的工作》（2010-12-10）

第六辑：《哲学让世界变得通透》（2010-12-14）

第七辑：《爱潜藏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2011-1-25）

第八辑：《试图逃脱禁锢的人往往被自己禁锢》（2011-5-10）

第九辑：《精神维度决定着人所达到的高度》（2012-3-13）

第十辑：《绝望是杀死爱情的最后一颗子弹》2012-11-8

第十一辑：《人性的，归根结底是人性的》（2013-1-15）

第十二辑：《被真理照耀过的心灵永远不会再陷入黑暗》（2013-1-20）

第十三辑：《遥远的道德训诫》（2013-2-7）

第十四辑：《革命是淤塞导致的溃决》（2013-2-17）

第十五辑：《天堂和地狱都在人的心里》（2013-3-30）

第十六辑：《艺术不仅仅是达到愉悦的工具》（2013-5-12）

第十七辑：《人活在他的本质之中》（2013-8-3）

第十八辑：《肉体追赶不到灵魂到达的地方》（2014-9-19）

第十九辑：《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驱力》（2015-12-29）

第二十辑：《不逾矩应当成为法律与道德的屏障》（2020-9-8）

第二十一辑：《晚清困局渊源于政治文明衰弱》（2020-12-2）

第二十二辑：《我们不是水，我们只是水的意象》（2023-6-6）

第二十三辑：《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思考对于我们为什么是重要的？》（2023-6-22）

第二十四辑：《只要精神之旅继续，前面一定有一个等候你的人》（2023-7-19）

这些文章网络上都可以找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

陈行之谨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