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我被留任为助教，负责系内各种事务工作，而名义上我是分配到原由贺麟先生创办和主持的“西洋哲学编译委员会”。这时编译会已并入哲学系而名存实亡了，但我却因此得以住入中老胡同编译会宿舍，而有幸与对我日后的成长、为学和工作有深远影响的三位先生汪子嵩、黄枬森、王太庆朝夕相处地住在同一个小院里。汪子嵩时任北大校务委员会秘书、协助校委会主任汤用彤先生处理全部校务领导工作，院系调整后，回系工作，起初担任哲学系系秘书，协助系主任金岳霖先生抓系的工作，后长期任系主任。黄枬森全力抓哲学系的教学工作，当时主要是主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还邀请艾思奇、胡绳等名家来校讲学。只有王太庆依然与贺麟先生一起继续从事原编委会的本职工作：翻译西方哲学著作。
这时贺先生计划继黑格尔的《小逻辑》之后，与王太庆一起翻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首先是其第一卷。贺先生这么安排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首先，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讲概念的逻辑发展，哲学史是讲概念的历史发展，这两种发展是平行的，不懂得概念的逻辑发展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概念的历史发展，而不懂得概念的历史发展也就不可能深刻理解概念的逻辑发展，所以在译出了《小逻辑》之后，必须随之译出《哲学史讲演录》。其次，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破天荒第一次把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了一门科学。它是一部极其重要的古典哲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曾认真研读过它，在它们的著作中多次引用过它，留下了许多摘要、评述以及大量的笔记。再者，西洋哲学史是大学哲学系学生所必修的基础课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应是他们最重要的参考书。可是《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的内容极其广泛艰深，包括一个长篇导言，东方哲学和从泰利士到阿拉克萨戈拉的早期希腊哲学，因而它只是在院系调整后有王维诚、宗白华、方书春等专家教授参加的情况下才完全译出，直到1956年才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当时贺先生依据课程的实际需要，仅侧重于希腊哲学部分的翻译。他按照他的一贯作法，也要他班上的学生试译一点依奥尼亚哲学作为课程作业。他把早期希腊哲学中的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两部分的翻译交给了我。这是我承担的第一个翻译任务，也是我一生中翻译工作的开端。
这样，我的学术生涯中的西方哲学翻译工作就在贺先生亲自安排和指导下开始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用最大的努力完成好，不负贺先生的期望，也为自己的翻译工作开一个好头。
在贺先生的西洋哲学史的课堂我已初步认识到，赫拉克利特是希腊早期爱非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他的“火”构成万物、万物皆变的哲学学说是早期朴素唯物主义和自发辩证法发展的高峰。他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而恩培多克勒则是希腊早期唯物主义哲学家，他的万物由火、气、水、土“四根”构成的学说是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最高成就和典型形式——的直接先驱。
贺先生经常告诫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翻译一定要建立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翻译并不是如一般想象的那样，将原著中的外文逐字逐句译成相应的汉语、使之通顺起来就成了。翻译之难就在于真正做到“忠实于原著”。为此就不能提起笔来开卷就翻，而是首先要下一番功夫去把握原著的原旨原意，达到对原文的确切理解，由此出发去弄懂每一个句子的真实涵意，然后才是用心地给这个句子以恰当的汉语表达，既不能词不达意，更不能因辞害意。
在接受贺先生交给的任务后，在着手翻译之前，为了理解和把握赫拉克利特和恩培多克勒的思想学说，我必须先读尚待译出的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的两部分：（1）“导言”，以弄懂黑格尔关于哲学和哲学史的基本概念；（2）“从泰利士到阿拉克萨戈拉”部分，弄清希腊早期哲学发生发展的脉络，以把握这两位哲学家思想学说的来龙去脉。希腊早期哲学家的著作都只保留下一些残篇。为了弄清楚这方面的情况，我只有借助于藏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的北大校图书馆。书库里一个书架又一个书架上琳琅满目、不可胜数、不同版本的古希腊早期哲学著作外文书藉，使我惊愕万分，流连忘返。最后我借阅了第尔斯的《前苏格拉底残篇》两卷，从而较多的了解了希腊早期诸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发展的情况。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也就可以正式开译了。
可是，正在这时，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起来了，北京大学文史哲三系的绝大多数师生都开赴江西吉安参加土改，和少数几个地方干部一起组成了中南地区土改工作第十二团，我和贺先生都在内，但不在同一个乡。我只能在团部学习会上见到贺先生，偶尔在会下的散步中极不合时宜地私下向他谈到我为翻译所做的准备工作。他听得很认真，也很高兴，鼓励我回校后抓紧时间翻译出来。土改搞了近一年，我也不再想翻译之事了。土改还没有结束，贺先生就被召回学校参加思想改造运动，之后贺先生又被派往西北参加土改。土改对我的印象已很淡薄，好象一切按《土改手册》的条条框框由领导掌握进行。各个村的情况很不相同，我所在的村位于赣江边上，比较穷，没有乐黛云任队长的那个乡有就地镇压“恶霸地主”的急风暴雨的阶级斗争场面。村里有两户地主，一户大的地主在外为官已经去世，家道业已衰败，留下一个寡妇地主婆，斗了一阵也没有什么可斗的了；斗争的对象因而就集中在一户原先是富农而新近购置了少量土地的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的小地主身上。从他那里也斗不出什么贵重的浮财。但他种的红苕当年却丰收了，为了保存也为了不显“富”，他把红苕都藏在地窖里。斗争他时，就追问红苕到那里去了，埋藏在什么地方。经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几个回合的斗争，群众中的勇敢分子就打起火把，拿起锄头，挖开地窖，搬出了大堆红苕……。多日的斗争就取得了这样的胜利果实。而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胜利果实也是他劳动种植出来的，应当说也是他自己的劳动果实啊！
一年的土改结束了，我们就到回到学校，接踵而来的又是北大从沙滩红楼迁到西郊燕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一鼓作气地完成贺先生交给我的翻译任务是不可能的，我只有抓紧时间时断时续的进行了。
当我终于把誊好的译稿送到贺先生在燕东园的家里时，他非常高兴地翻着看，嘱我过两天再去。那两天我心中忐忑不安，我是作为初学者向贺先生交出的第一份‘译卷’啊！先生在百忙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挤出时间看了我交上的这份近三万字的译卷，对之进行了认真仔细的校改，当把经过多处修正的译稿还给我时，他很高兴地对我说：看得出来你是下了功夫的，你对待翻译的态度很认真，把原文读懂了，有能力把复杂、晦涩难懂的句子比较流畅地译出来，也善于应用国人常用和熟知的语词来表达希腊哲学家的概念，你的翻译是可信的，以后还可以多承担一些翻译工作。先生的慷慨的鼓励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当时我虽然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内心却是热血沸腾般的欣喜。先生此时又着重讲解了在翻译中“吃透”原文的重要性。他以我关于赫拉克利特哲学译稿上的“一切皆流，无物常住”（“Alles flieβt,Nichts bleibt ”）这句译文为例说，“无物常住”译的很好很准确；“一切皆流”也译的不错，赫拉克利特的确是把事物比作一条河流，但这样译却没有完全确切地表达出他这么说的真实意义。因为对同一流河，他主张人不能两次踏入，而他的那位学生克拉鲁底则主张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因为他否定事物的相对稳定性和同一性。为了区别开这两种不同意义的“流”，就需要考虑到赫拉克利特的最根本的哲学思想、即他所主张的每一个事物都“转化”或“转换”为另一个事物的意思，不妨把“流”改为“流转”，而与后面一句的“无物”相应，把“一切”改为“万物”。这样，“万物皆流转，无物常住”，虽然读起来不及“一切皆流，无物常住”那么顺口或或流畅，但却更切近原文的原意了。先生的校改真是入木三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还无法忘怀！我十分庆幸自己在刚刚开始迈进西方哲学的翻译领域时，就得到贺先生这样深刻的指导和亲切的鼓励，这是我毕生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也为自己交出的这一份合格的“译卷”，没有使贺先生失望，没有过多地增加他在校正中的负担，没有带给他过份的麻烦与辛苦，而对今后继续从事翻译工作更加自信了。这份译卷的交出也使我初次树立起了、并毕生坚持的“翻译之事仓促不得”的信条。
从贺先生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讨论他的《小逻辑》的译稿到对我的译卷的校改中，我更加具体的认识到，在古典哲学翻译中的必须坚持的一个万古常青的原则是：必须首先理解一篇哲学著作的原旨原意，才能译好篇中的语句；必须把译文忠实于原旨原意放在第一位，在确切性上下功夫，在这个前提下来考虑和处理文字的顺达与流畅的问题。
（2008-12-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