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率先经历了工业革命，较早认识与把握了一些重要的社会发展规律、自然科学原理和工业技术，实现了工业化，并建立了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现代知识体系。清末以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直接或间接基于西方近代的知识体系发展而来。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多种多样。就受众人数而言，影响最为广泛的途径当属翻译。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等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开始主动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向中国引介西方知识。甲午战争后，面对贫穷落后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更是将译书作为重要的强国之道。百年间，各门类图书的翻译出版不仅推动了我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也见证了我国现代知识体系建构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本文对各类图书的翻译变迁进行简要回顾，统计当前各大部类图书所承载的知识体系中直接翻译知识所占比重，并探索由此所展现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翻译百年变迁
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得到较大规模的翻译传播。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在1920年出版，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20世纪20年代，马克思主义图书中译著的比重很高，个别年份高达八成。1920年至1948年间出版了400余种马克思主义译著，约占该类图书的一半。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60年代末约出版马克思主义译著1000余种，约占该类图书的三成。从20世纪70年代到2017年间，各年度的译著出版种数都较低，均值为15种；译著在各年度图书中的比重也较低，均值为6.5%。显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已转向以自主创新为主。
哲学译著在五四运动前虽也有名著出版，但译著数量较少。杜威和罗素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访华，推动了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翻译传播。此后，哲学译著数量有了较大幅度提升。1912年至1948年间出版哲学译著800余种，约占该类图书的1/4。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译著出版种数有所下降。改革开放后，哲学译著数量大幅增长，其中心理学译著的数量增长尤其明显。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年译著出版种数就达到200种以上，到2011年更是达到1000种以上。2000年至2017年间出版译著近13000种，在图书中的比重为17.7%。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在我国哲学知识体系中，直接来源于翻译的内容仍有较高占比。
社会科学类书籍的翻译引进在甲午战争后开始受到重视。1897年，梁启超提出译书当“以政学为先，而次以艺学”。到新中国成立前，译书总体呈重社会科学而轻自然科学的局面。1912年至1948年间约出版社科译著5000余种，占社科图书的6.8%。新中国成立初期，译著出版数量有较为明显的上升。到1977年，约出版译著9000余种，在图书中的比重为11.2%。改革开放后，译著出版种数大幅上升，到20世纪末约出版译著17000种。2000年至2017年，译著出版种数又进一步上升为约68000种，在图书中的比重为4.7%。社科类图书中译著的比重较低，主要原因是承载完全自主或以我为主层次知识（如中国历史）的图书在社科类图书中占比较高，该类图书中译著的比重很低。如果以承载共同知识层次的理论图书计，译著比重仍较高。民国时期约三成的社科理论图书为译著，到2013年至2017年间，译著比重仍有14.3%。简言之，以所有图书计，社科知识体系对译著的倚重程度较低；以理论图书计，对译著的倚重程度仍较高。
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引进可追溯到400多年前西学东渐初期《几何原本》的翻译。洋务运动时期的翻译主要关注军事、制造等应用科学领域。甲午战争后，基础科学的翻译更受重视。1912年至1948年间，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译著数量分别为900余种和800余种，分别占各自类别图书的25.7%和8.3%。新中国成立后，为服务工业化建设，自然科学译著数量迅猛增长。到改革开放前，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译著种数分别达到4000多种和15000多种，在各自类别图书中的比重分别为29.8%和19.3%。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末的译著种数与上一时期较为接近，但译著比重明显下降，分别降至13.2%和8%。21世纪初以来到2017年，基础科学的译著数量小幅上升至5000余种，而应用科学的译著数量则大幅上升至30000多种，两者的译著比重进一步降至7.4%和5.4%。可以看出，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中直接翻译知识的比重已较低。
百余年来，我国译著出版种数持续增长，21世纪以来更是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与此同时，各部类图书中译著的比重持续下降，表明我国知识体系中自著图书所承载知识的比重持续增长。这一趋势在应用科学领域表现尤为明显。这与我国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密切相关。百年间，中国由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成了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并在部分科技领域实现了领跑，实现了由科技引进到科技输出的反哺人类知识体系的转变。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核心是“自主”，但自主并不等同于拒斥国外有益的研究成果。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离不开自身的积累与创新，但同时也应积极借鉴、吸收全球智慧。在翻译借鉴国外成果时，应坚持以下两条原则。
一是求真原则。求真原则指借鉴的成果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符合中国的实际。完整的知识体系包含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各国的自然科学研究因研究对象具有同质性且对研究对象的测量具有较为统一的标准，因此取得的成果多具有普遍性。但各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并不完全具有同质性，且很多概念的测量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因此他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是否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则有待实践的检验。以西方为研究对象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分析框架是否符合中国实际，显然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清楚。而实践检验表明，很多西方的分析框架并不一定符合中国实际。
二是自主原则。知识是力量，亦是权力。在借鉴、吸收国外知识、技术时，不能让我国的知识、技术体系成为他国的附庸，丧失话语权，受制于人。以信息科技为例，当今世界不仅严重依赖美国的硬件和软件生态，而且美国政府还能基于这种依赖关系对他国进行“卡脖子”。产生知识或技术依附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不是所有的知识技术成果都属于公产，部分知识和技术尤其是关键核心技术属于某些公司或国家的私产。如果依赖属于“私产”的技术或知识来建构我们的技术和知识体系，且这些属于“私产”的技术或知识不可或难以替代时，那么我们建构的知识或技术体系则难免成为他者的附庸。
400多年前，与利玛窦（Matteo Ricci）合译《几何原本》开启西学东渐序幕的徐光启提出，借鉴西学可以遵循“翻译—会通—超胜”的路径。“超胜”不仅是徐光启的夙愿，也是所有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夙愿。遗憾的是，在开启西学东渐序幕后的三个多世纪里，中国与西方的科技水平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为寻求自强与现代化方略，在清末至今的100多年间，中国大规模引进西学。正如孙周兴所认为，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我们通过翻译对西方知识体系和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汉化。百余年间，经过中国人民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中国与西方的科技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并于21世纪在部分科技领域实现了“超胜”。
如果说20世纪是翻译、模仿、跟跑的世纪，那么21世纪则将是自主、原创、领跑的世纪。当前，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仍应积极翻译借鉴国外一切有益的研究成果，但更为重要的是聚焦自主创新。中国已在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而只有自主创新才能让中国在更多领域实现领跑。当越来越多领跑的研究在中国开展、越来越多领跑的成果用中文书写时，他国自然会将这些成果从中文译成他们熟悉的语言，中文与中国文化也自然将“走出去”。实现领跑不仅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在为人类知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推动全人类共同进步。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