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是怎样由贺麟先生引向哲学之途
我的走上哲学之途，似偶然，也非偶然。说似偶然，是因为我在大学里本来并不是学哲学的，只是碰巧那一年（1942年）贺麟先生到我所在的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又碰巧为我所在的外交系一年级下学期这一班开“哲学概论”的课程，才把我引进了哲学之门；更碰巧在我大学毕业那一年，即1945年，贺先生创办和主持的“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以下简称“哲学编译会”或“编译会”）的研究编译员中有一位樊星南先生考取自费留美，即将出国，贺先生来信召我去昆明接他的工作，我欣然应命，从此走上了哲学之途。如果不是贺先生召我去哲学编译会，我也就只能和我的那些同班同学一样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到今天也很可能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一样作为一名退休了外交官寓居台湾或海外，不会是仍在祖国大陆的一名哲学工作者了。
但说这些都纯属偶然，也说不过去。因为我也听过不少其他有名教授的课程，为什么对别的学科不感兴趣，唯独如醉如痴地跟着贺先生走进哲学之门？贺先生的学生也很多，为什么在“研究编译员”出缺时不召别的学生却召我去呢？这总还是有原因可寻的。
进一步回想起来，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我在我的家乡浙江东阳一个偏僻的山乡小镇尚湖镇（现属磐安县）附近的“志成小学”读高小时，我的一位教师也是族叔陈茂勋先生就给我取过一个“字”或别名叫“哲民”。我这位敬爱的小学教师在向我解释这“字”的意义时就说起过有门学问叫“哲学”，他虽然不可能向我这当时才11岁左右的小学生说清楚“哲学”是怎么回事，但已在我稚嫩的大脑皮质上印上了一个很深的痕迹，使我朦胧地觉得有这么一个高深莫测的境界叫做“哲学”，从而莫名其妙地对它有一种深深的向往。以后我虽从未正式用过“哲民”这个别名或“字”，但心中却始终记得我姓“陈”名“修斋”字“哲民”，从而就觉得仿佛我与“哲学”应该生来就有某种联系似的。
后来离开偏僻的山乡，随父亲到温州、绍兴等地读中学，特别到了高中阶段，开始较认真地考虑自己将来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时，心中较强烈的愿望就是想做个“学问家”。但当时还不明确究竟要做哪一门“学问”的“专家”，因为那时确实还不知道“哲学”是怎么回事，总觉得它是神秘而玄奥，高不可攀的，因此也还不敢贸然就“立志”要做个“哲学家”。只是觉得要做“学问”，就不能满足于国内大学毕业，总必需设法出国留学；而要出国，就必须学好外文，于是就打定主意毕业后读大学外文系。
我中学毕业投考大学时，正在抗战中期，杭州沦陷，浙江省政府内迁，杭州高中迁至偏僻的丽水碧湖，许多内迁大学都借杭高校址在碧湖招生。我也到了碧湖，目的是报名参加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大、浙大四校的联合招生及厦门大学与浙大龙泉分校的联合招生考试，两次都报的是外文系，结果也都录取了。但在参加两次考试的同时，恰逢内迁陪都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也在碧湖招生，我就也顺便报考了，报的是外交系，后来也录取了，因为这政校是全部公费，毕业后由政府派工作，职业有保障，所以我的父兄亲友都竭力主张我去进政校。我也就在1941年秋从浙江老家历尽艰险只身到重庆南岸小温泉进了该校大学部外交系。我之所以进外交系，并不是想一辈子当一名外交官，也只是想借此学好外文（因为学外交也总要学外文的），并希望借外交途径可以出国，到国外后再设法进大学学习，将来还是可以做一个“学者”、“教授”。这是我当时打的如意算盘。
但一进了政校，见到这学校的“军训”乃至“军事管理”，以及“训导制度”之类，很是反感，觉得和自己所想象的大学气氛太不一样了。又知道当时内迁大学的学生差不多也都可以领到“助学金”，无非比在政校少得几个零用钱和一年两套制服之类，觉得为求公费以便减轻父兄负担而进了这政校，却没有去进当时也已考取的其他名牌大学，是犯了错误而深感懊悔。但既已进了，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加上不久之后我进内地时所经衡阳等失守，我和老家的来往交通邮路都被阻断，再无法得到家中接济，我在内地举目无亲，要想转学连些许路费也无从筹措，也就动弹不得，只好算了。
进政校经过一段“始业教育”后开始正式上课。第一学期也就有“哲学概论”这门课。当时是另一位安徽籍的先生教的。很不应该的是我连这位老师的尊姓大名也想不起来了，只是他那带着浓重安徽口音、唾沫横飞、抑扬顿挫地讲他为哲学所下的“定义”的神态，倒还深印在脑海中。据他说，哲学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学问；又说，据他自己的体会，哲学也就是“讲得通”的学问。可是听了他大半学期的课之后，有的同学得出的结论却认为哲学原来不是“讲得通”的学问，而是“讲不通”的学问。这当然是对教师太不恭敬了。但我听了他一学期的“哲学概论”课，所留下的印象，除了这两句话，确实也就没有别的了。如果我的哲学启蒙课就止于此，则我这辈子也许就不会走上哲学这条路了。幸而出乎意料的是到了第二学期，我们的“哲学概论”课换了教师，来教我们的竟是当时已很著名的贺麟先生。后来得悉，当时政校是奉“校长蒋中正”之命，特请西南联大哲学教授冯友兰和贺麟两位先生来校讲学的。冯友兰先生只是向全校做了几次公开的学术讲演。我记得他讲的内容就是后来他所著《新原人》中所讲的“人生的境界”。这也给了我很深的影响。但贺先生却不以做几次公开讲演为满足，而是自己提出愿意正式开两门课程：一门就是外交系一年级的“哲学概论”，另外还开一门各系学生可自由选修的“伦理学”。除“哲学概论”之外，我并没有正式选修“伦理学”，但却每堂课都去仔细听了。听了贺先生的课，我不知怎么就着了迷，并从此迷上了哲学。是贺先生讲课的技术特别高超吗？当然，就这方面说，贺先生也是一位好老师；但单就讲课技术而言，即使当时政校教师中比贺先生好的也不乏其人。使我着迷的不是贺先生的讲课技术，而是他所讲的哲学内容，以及一种难以言传的、以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真诚而潜移默化地感动人的精神力量。
从听贺先生讲哲学课中，我领悟到学哲学主要不只是为学到一些知识，而是要懂得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道理，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以求得精神上的“安身立命”之所。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贺先生在那战时筑泥为墙、茅草盖顶的简陋教室里，教我们不要多计较物质享受而要追求一种“精神生活”的道理时的神情。我仿佛觉得自己平时也常在寻思而又想不清楚，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道理，听了贺先生的讲课后一下都清楚了，贺先生把我想说而说不出的都说出来了。此外，在哲学中竟还有这么多自己从未想过、也绝想不到的道理！又仿佛把自己的心扉一下打开，感到豁然开朗，进入了一个新天地。我听贺先生讲的“伦理学”课，甚至并不记笔记，但贺先生讲的，有如春雨，点点滴滴都渗入了我渴求甘露的心田。似乎记得过去的道学家设帐授徒，门徒们形容自己聆听教诲时的感受，有“如坐春风”之说，我仿佛也有这种心情。这种感受，许多初接触哲学而有所领悟的人，是或多或少都会有过的，并不是什么特殊的、神秘的事情。我并不想说贺先生的讲课有什么特殊的魅力，能使每一位听课的学生都有我那时的这种感受；甚至我自己也并不是以后听贺先生讲的其他课程时都有这种感受。但我在那个阶段有过这种感受则确是事实，而这对我以后而走上哲学之途是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我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和体验，是很难真正入哲学之门的。这也许只是我个人的偏见。我是这样想的，但既不想以此强加于人，也不想为此与人争论。
总之，因为我深深地对贺先生所讲的哲学着了迷，课外也就找哲学书来看，特别是贺先生译的鲁一士（J.Royce）：《黑格尔学述》，和代表他的主要哲学观点的《近代唯心论简释》论文等，我都在那段时间找来读过。虽理解地未必正确和深入，但自己觉得很有体会。贺先生教课，历来要求听课的学生每人写一篇文章或心得体会交给他，借此了解学生的反应和自己讲课的效果。我自然也写了一篇。文章的题目自己记不得了，内容不外乎当时自己初接触哲学后的一些体会，记得若干年后偶尔翻到这篇东西，自己看了颇以其幼稚而感到脸红，但也许正因为其幼稚而表现了一个初接触哲学的青年的真情实感，所以也给贺先生留下了印象。同时，在听课之余，我和同班同学黄圣仪等曾到贺先生的寓所去拜访请教，受到贺先生的亲切接待，以后也就经常在课后陪贺先生散步或送他回寓所。除我们请教一些哲学本身的问题外，贺先生那时也就向我们介绍了一些中国哲学界的情况。后来贺先生讲学完了，回到西南联大，我也曾多次给贺先生写信，除继续请教一些哲学问题外，也曾表示过很想终身以哲学为业的愿望。但那也只是空泛的愿望而已，当时并没想到要进编译会的事，因为也还不知道编译会的情况。
由于对哲学着了迷，以后在政校的几年，除了应付各门课程及考试（这也并不难）之外，大部分课余时间我都用来读些哲学书，此外则用于学外文。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我的法文教师何如教授，何先生是我在贺先生之外的另一位最敬爱的教师。他除教会我法文之外，与我之间也有非同一般的深厚师生情谊。何老师数月前已在南京大学仙逝，我谨在此祝祷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我今天能运用法文作为研究、介绍西方哲学，特别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一种工具，是何先生所赐。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1945年毕业前夕几个月，接到贺先生的信，问我是否愿意在毕业后去昆明到他所主持的哲学编译会工作。这在我真是喜出望外，立刻就回信表示同意。不能说在这人生道路的转折关头，我的决定是未经思考，随便作出，或一时的心血来潮。须知外交官在一般人心目中毕竟还是诱人的职业，而这“哲学编译会”不过是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小单位，而且可以说是个十足的“清水衙门”，要“坐冷板凳”的。但我却毫不犹豫地作出了舍弃“外交官”去当“编译员”的选择，这在了解我上述经历之后来看，就也会觉得既非偶然，也不足怪。
二、关于哲学编译会
1945年7月的一天，我从重庆坐飞机到了昆明，去进哲学编译会工作。我记得那时重庆正是酷暑天气，整天挥汗如雨。但仅飞行两个小时到了昆明，一下飞机正逢阵雨，顿时感到浑身凉飕飕的，仿佛深秋天气，连忙从行李中找出毛衣来穿上。这两地天气的骤变，似乎也象征着我生活环境的截然改观，和我人生道路的一个急转弯。
说到这哲学编译会，在近代中国哲学界的历史发展中，应有它一定的独特地位，是值得说一说的。因为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也可能是仅有的一个以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介绍西方哲学名著为宗旨的学术机构，它不仅主编和组织翻译出版了不少介绍西方哲学的好书，也培养出了不少哲学人才，对中国的哲学事业是有它一定的贡献的。
据我所知，这哲学编译会是贺麟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大约也就在1942年他应聘去重庆中央政校讲学时期的前后，他从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那里争取到一笔经费的资助，并由教育部拨给4个（后来又增加到6个）人员的薪资名额，就办起了这个编译会。因为他当时是“中国哲学会”的秘书长，实际掌管这学会工作的，就把编译会挂在这学会名下，故全称为“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又因他当时是西南联大教授，这编译会可说实际是附设在联大（抗战胜利，组成联大的北大、清华和南开分别复员到北平、天津之后则附在北大），人员薪资由教育部通过联大（后为北大）代发，研究编译员也都借住在联大的教职员宿舍里，一切待遇也大体与联大的相应的教师一样。
在我到哲学编译会之前，已经有过几位研究编译员，其中有的如曹和仁、胡荣奎等已离去，我始终未见过面，也不知其详。当时在职的编译员有樊星南、韩裕文、陈镇南和顾寿观。如前所述，我是去顶樊星南的工作的。他原来也是中央政校的毕业生，比我早几期，我原先并不认识他。他那年同时考取了庚款留英和清华留美，后来因留英的另一备取生来和他商量，请他把留英的名额相让，他就去了美国。我到昆明时他正在准备而尚未出国，我曾和他同住在北门街贺先生家租用的房子里，相处了一个多月。韩裕文等则住在联大教员的其他宿舍里如青定花巷等处。樊星南出国后，韩裕文搬来北门街住，我和他虽同住一室，但用芦席隔开，各居半边。
这里就顺便介绍一下，我这几位同事前辈的简况。如前所说，樊星南先生是我的前辈校友，他大概也是对国民党的政治不感兴趣才进了编译会的，记得他是江苏无锡人。他能通过考试同时取得公费留英留美两个机会，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据说他去美国后曾成为杜威的“及门弟子”，后来在Nebraska大学等校任教授，主要是从事于教育哲学方面的研究。听说前几年曾回国讲学，我可惜未晤。他在编译会时翻译了美国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等书，在解放前就已由编译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是编译会的重要成果的一部分。
韩裕文先生是山东荷泽人，北大哲学系学生，毕业于1938年，和任继愈、石峻两位先生是同班同学，我曾听樊星南先生戏称他和任、石两位是“中国处国难时期的三大哲人”，这是套用贺先生所写的《德国三大哲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书的提法进行调侃，虽似戏谑，也颇有意味。韩先生在那不久以后也由编译会帮助以自费公助方式去美国留学，可惜已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被肺癌夺去了生命。我记得在他已自知身患不治之症之后还曾给任继愈先生来信，托任先生照顾其在山东老家的亲人。韩先生也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据说熊先生的《新唯识论》白话文本，就曾由韩先生帮助做记录、整理等工作。他在编译会时曾翻译了鲍桑凯等人的不少著作，可惜他的译稿至今也尚无人为之整理出版。他若不是英年早逝，必有更大成就。他的过早逝世实是哲学界的一大损失。
陈镇南先生是上海人。在昆明时他也是编译会的研究编译员。他的德文有较高造诣。贺先生在《小逻辑》译者引言中曾提到该书译稿有一部分曾由“陈镇南君校阅过”。可惜他的志趣似乎不在翻译，编译会于1946年随北大复员迁北平后，陈镇南就离开编译会到北大西语系教德语，过不久又离开北大到北京城里某学院教德语，再过几年听说他也逝世了。
顾寿观先生是江苏武进人，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昆明时也任哲学编译会研究编译员，曾翻译了费希特的《人的天职》（与樊星南合译）一书，也在解放前就由编译会交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在解放前去法国留学，解放初期即回国，曾翻译了拉美特利著的《人是机器》一书，也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后来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辑，通英、德、法等多种外文，并通古希腊文，曾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大为部分青年教师教过古希腊文。只因身体长期有伤病，工作难免受影响，他十分慎重，不肯轻易发表作品，以致他的精深的学术成就未能全部形成公开发表的著作和译著。
以上是1945至1946年间我在昆明时所知道的几位研究编译员前辈同事和他们当时及以后的一些简单情况。
我于1945年7月间到昆明，不久就听到了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喜讯，当时一片欢腾的景象犹历历在目原来满以为抗战胜利，从此可以过太平日子，我也可以潜心研究哲学了，谁知接着就是蒋介石“解决”龙云的一场小规模内战，再接着就是震动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和“反饥饿、反内战”的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等等。经过近一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不平凡的生活，既在政治上受到了一此民主运动的熏陶，在学术上也进一步打开了我的眼界。我所在的哲学编译会只是通过西南联大代发人员薪资的单位，我既不是西南联大的正式教员，也不是它的学生，但实际则生活在西南联大环境中。当时贺先生规定每个编译员每年只须完成十万字的译稿，就算完成了工作任务，其余全部时间都可以自己来安排研究或学习。对于我，因为原先不是哲学系出身，他特别鼓励我多去旁听哲学系的课程所以我从昆明联大时期开始，以后则在北大，历年来都去旁听哲学系及外文系的许多课程，特别是哲学系的必修课，我差不多先后都听了，因此在编译会四年，差不多也等于重读了一回大学哲学系，同时也听了一些研究生课程。在联大这一年，我就听了金岳霖先生的“逻辑”课，陈康先生的“希腊哲学”和为研究生开的“柏拉图国家篇”、贺先生的“黑格尔哲学”，以及外语系美籍教授温特讲的“英诗”和其他外语课程等众所周知，当时西南联大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最著名、最有成就的学者教授，单就哲学方面来说，就有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康、贺麟、郑昕、沈有鼎、冯文潜、王宪钧等教授，而齐良骥、石峻、任继愈诸先生，当时就还都是青年讲师。尽管当时联大作为后方民主运动的中心，政治活动不断，“一二·一”运动以后学校也有一段时间罢课，但学术活动依然活跃，并未间断这种学术环境对我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经过大半年的准备，从1946年5月开始，组成联大的三校终于分别复员迁回平津，编译会也随北大迁北平。我随北大一批学生于5月间的一天离开昆明，三十几人连行李乘坐一辆运货卡车，从昆明出发经过11天才到湖南湘潭，受尽颠簸之苦。从湘潭改乘内河小轮船到长沙，从长沙改乘初恢复运行的火车到汉口，又从汉口乘长江轮船到南京，再转火车到上海。从上海我单独回到浙江老家，在和分别四五年的家人团聚和处理一些私事，并到宁海探望父亲之后，于1946年10月间携妻女重返上海，再与北大师生聚会，搭乘一艘“自由轮”从上海经7天的海上颠簸到达秦皇岛，再乘火车到了收复不久的古都北平。这时贺先生已从另途先到北平了，住在沙滩中老胡同北大教授宿舍。我随北大学生在国会街稍事停留后，就由贺先生为我在沙滩以北的横栅栏一号租到了两小间房子住下。这原是贺先生在抗战前曾租住过的地方，原先房东的老管家“老韩”还依然在替主人管房子，对我们颇为照顾，先让我们在前院两间南屋住了几天，后来大概是见我们深受贺先生看顾，就看在贺先生的分上主动提出让我们搬到后院三间西屋去住，一明二暗，比那南屋好多了。我在横栅栏住了一年多，后来编译会在中老胡同贺先生所住北大宿舍斜对门买了一所房子，作为会所，我和其他编译员一起搬了进去，住到北平解放后约1949年8月间我回南方时才离开。
到北平后，编译会仍如在昆明时依附联大那样依附北大，我也仍在北大旁听哲学系和西语系的各种课程。如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大陆理性派哲学”郑昕先生的“康德哲学”、“现代哲学”，陈康先生的“认识论”，贺麟先生的“西洋哲学史”、“现代哲学”，胡世华先生的“数理逻辑”以及朱光潜先生的文艺理论和冯至先生的德文课等等，我都听过。只是这时编译会的编译员除我之外差不多都换了人了。如前所述，樊星南、韩裕文去了美国，顾寿观去了法国，陈镇南不久也转到北大西语系去了。而这时编译员的名额又增加到6人于是1946年以后编译会就先后进了一些新人，他们是：汪子嵩、邓艾民、晏成书、王太庆、孙霄舫、梁学成。此外，在编译员领薪水的名册上还有林宰平先生。他是和梁启超等同时的老前辈，这时没有工作岗位，贺先生特将编译员薪水中的一份奉林老先生，可说是以表为国家“养贤”之意吧，薪水每月派人送去他家，我就担任过一段时期的这种差使。此外，如汪子嵩和晏成书原是北大的研究生，因每月所领津贴很少，贺先生就聘他们为兼任编译员，但两人分一份工资。现将我这几位编译员同事的情况再作一简单介绍。
汪子嵩先生现在是大家所熟知的著名古希腊哲学专家。他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即考取陈先生的研究生。我在昆明时旁听的陈先生“柏拉图国家篇”的课程，就是陈先生为汪子嵩和另一位研究生王玖兴先生开的。这样我自然也就认识了汪子嵩，并知道他是杭州人，和我曾是杭州高中的先后校友，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到北平后，他又进了编译会，我们就成了同事。后来得知，他早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昆明的“一二·一”运动，他就是领导人之一。在北平解放前，他是“城市工作部”的工作人员，做了许多工作，包括贺先生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教授，国民党原要把他们接走，就是他做工作使他们都留了下来。在解放之初北大党组织公开时，他是北大教工支部的书记当时北大成立教务委员会，汤用彤先生任主委，汪子嵩任秘书，实际是代表党掌握北大校委会工作的人。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汪子嵩同志辞去了校委会秘书职务，到院系调整后全国唯一的北大哲学系任副系主任，实际也是代表党帮助系主任金岳霖先生主持全国所有哲学系合并成的这个哲学系的工作的。他实际主持哲学系的工作直到1959年，在“反右倾”中受到错误的处分和打击才离开北大。他不久就得到平反并到《人民日报》理论部工作，是理论部的领导成员之一。此外，他从“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成立时起，就曾长期担任三理事长（或执行会长）之一，也是名副其实的全国外国哲学史工作的一位领导人。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虽长期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却从不放弃业务。他是我们解放后第一本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指导写成的哲学史集体著作《哲学史简编》的主要撰稿人和组织者之一，也是后来以此为基础改写成的《欧洲哲学史简编》的组织者和主要撰写者。而他更主要的成就，则在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编委会副主任兼“外国哲学史”部分的主编，又主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编著工作，并亲自领导和撰写了其中希腊哲学史的部分，86万余字的《希腊哲学史》第一卷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余各卷也正在准备中。我们衷心祝愿汪子嵩先生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我国西方哲学史工作中空前的这一巨著能早日全部完工。我也深以我的编委会同事中有人为西方哲学史事业作出这样的巨大贡献而感到无比自豪。
邓艾民先生是湖南邵阳人，也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比汪子嵩略早。毕业后先曾担任过一段中学教师等工作，编译会迁北平后，贺先生也招他进了编译会。当时他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康德哲学。他也较早就参加了革命工作，解放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北平解放后不久他就离开了编译会干实际革命工作去了，中央人民政府一成立，他就在中央教育部任职，直到1956年后又回到北大哲学系，一度也担负过系行政工作，后来则主要在中国哲学史教研室搞教学和科研。在十年浩劫结束后，他本可重新在哲学业务上大展宏图，却不幸因癌症过早地谢世了。
从汪子嵩和邓艾民这两位哲学编译会中的中共地下党员的存在，可以说明哲学编译会的一些情况及其创办和主持者贺麟先生的为人。本来，因为哲学编译会是得国民党“最高当局”的特别资助而创办起来的“御用工具”，也把贺先生看作是依附于国民党的人物。不能说国民党当局资助办编译会没有自己的政治目的；也不能说国民党当局对于贺先生，除资助其办编译会外，还加给他一些政治头衔，解放前夕甚至还让他当北大训导长等等，这些都没有拉拢贺先生为国民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意思。甚至也不能说贺先生自己对这些并无察觉。贺先生对这些也都是心中很清楚的，但他并没有因此就去迎合或满足国民党当局的愿望和目的，以求自己在国民党的政治道路上飞黄腾达、升官发财，而是仍坚守学术的教育岗位，利用国民党的财力等来做一些自认为对国家民族有益的事业，为国家民族保存和培养一些有用的人才。他所创办和主持的哲学编译会一共五六个研究编译员中，他就聘用了两个共产党员；在他担任北大训导长时保出了被捕的大批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学生。这些都是知情者和党组织所明白承认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当时，这些共产党员的身份是不公开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他并不知道他们是地下党员。但他们的种种进步活动是众所周知的，也决不能认为贺先生竟“迟钝”到“心中无数”。但这也不是说贺先生解放前的政治思想就很“进步”，很“靠拢共产党”。不是这样。贺先生和那些著名的“左”倾民主教授当然是有很大区别的。他甚至确实一贯也有一种“正统”思想，并把国民党看做是代表当时的“正统”的意思。否则，他也不会应邀去国民党的中央政校讲学，和接受国民党给他的头衔之类了。但也决不能把他和一些国民党的“御用文人”混为一谈，他也决不想去依靠国民党以求个人的升官发财。他常自称自己是站在“学术”的立场，也常称道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时的“兼容并包”精神。他也是想追效蔡先生的这种精神。无论如何，他的想为祖国学术事业尽力、为祖国培养人才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决不能否认的。
现在仍回过头来介绍当时的另外几位研究编译员的情况。
晏成书先生是湖北汉川人，1946年毕业于当时的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后考取胡世华教授的研究生。胡先生调到北大哲学系，晏成书也就转到北大。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晏也从之学数理逻辑，兼及与逻辑有密切联系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她和汪子嵩同以北大哲学系研究生的身份进编译会兼任编译员。研究生毕业后留北大哲学系工作，1949年曾和我一同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但她在1951年就调回北大，以后一直在北大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工作，是该教研室的主要骨干教师之一，现在我国逻辑学术界的许多中青年逻辑工作者，也都是晏先生的学生。她对我国数理逻辑这门学科的建立和推广，以及这方面人才的培养，是有贡献的。
王太庆先生是安徽铜陵人，最初进西南联大哲学系，复员后进北大哲学系，在学期间就和贺先生及编译会有较密切的联系，1947年毕业后就正式进编译会任研究编译员，解放后编译会撤销，人员和财产并入北大，他也就进北大哲学系当教师。1957年“反右”中受到错误对待，被划为“右派”。“十年浩劫”中更被迫离开北大去宁夏银川，在一所医学院的图书馆工作。直到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北大哲学系的负责人亲自去银川把他请回北大，在哲学系西哲史教研室和宗教学教研室工作王太庆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通英、德、法、俄四种外语，对拉丁文、希腊文乃至梵文等也有所涉猎。学哲学、特别是学西方哲学史的人，大概没有人不读过他编译的西方古典名著北大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那一套《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和两卷本的《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都是他具体负责选编和校阅的。他独力完成或参加编译的其他哲学著作单行本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狄德罗哲学选集》等还有多种，也都深得读者好评。这些译著都对我国西方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王太庆先生对此是有巨大贡献的。他可算是哲学编译会培养出来的哲学译介人才的一位典型代表。他不仅是难得的翻译人才，而且博学多闻，为人也乐观风趣，又乐于助人。即使在他身处逆境时，也常有人悄悄地去找他，向他求教，请他帮助，而他总是来者不拒。就我本人来说，解放前和他同住在中老胡同折学编译会会所，经常在一起交流翻译的心得体会，以后在北大有几年在一起工作，也经常将译稿互相交换校阅，深深得益于他的翻译经验和技巧我每想起往日在编译会时和他一起“神聊”到后半夜的情景，就不禁神往我也深以有这样一位同事和好友而庆幸。
孙霄舫先生是浙江绍兴人，和我曾是绍兴中学的校友，后来又是中央政校的同期同学.只是他读法政系，我读外交系，但在校时就因志趣相投而亲近过于同班同学。他当时也听过贺先生的课，后来也与贺先生有通讯联系。政校毕业后，他也无意于从政而有志于学术，终于在编译会迁北平后也应贺先生之招而进了编译会。他当时住在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宿舍里，我们也仍过从甚密。后来他通过考试取得以官价换外汇而自费赴美留学的资格，也得编译会的帮助而换取了外汇，并于1949年初自上海出发赴美据悉他曾在芝加哥大学受教于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哲学家卡尔纳普，在他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因此他应是华人中少有的卡尔纳普的“亲炙弟子”之一。不过他后来又重新攻读化学，并在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从事高分子化学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长期在纽约圣约翰大学任化学教授，也经常去欧洲一些著名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在化学上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年来和我的通信中，他表示待到退休之后他将仍回到哲学工作上来写两本哲学方面的书。我相信在弘扬他老师的哲学的同时，也必能发挥他自己的精湛见解。我们也热烈地期望他的哲学著作能早日问世。
梁学成，京郊宛平县人，约与王太庆同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也进了编译会。他在北平解放之初就离开了编译会，原以为他回家去了，但以后就一直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他的去向始终是个谜。
北平解放后，编译会也像其他文化教育机构一样由“军管会”下的“文管会”接收，人员也都被“包下来”，我们也和其他干部一样每月领几百斤“小米”。但到1949年约8月间，就得悉说编译会要撤销，并入北大。当时编译员中，汪子嵩和邓艾民都是中共党员，参加了革命工作，自无问题；晏成书原是北大研究生，也仍可留北大；孙霄筋已赴美；梁学成已自动离去；剩下的就只王太庆和我两人了。后来王太庆也正式并入北大哲学系任教师。我则因正好接到家中来信说父亲病危，要我回家探望，就也离开编译会南下。到上海后知父亲已亡故，回家奔丧后回到上海，得悉已由北大哲学系新任系主任郑昕先生通过当时的“华北高教会”介绍我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我也就于1949年10月到武大，进了当时由洪谦先生任系主任的哲学系。不久，晏成书先生也从北大调来武大成立不到十年的哲学编译会就这样走完了它的历史旅程。
回顾编译会的这段历史，时间虽短，但对我国西方哲学事业的发展却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这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培养了人才，另一方面是取得了翻译、研究、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的不少成果就第一方面说；我在以上已对曾任编译会研究编译员诸人的概况一一作了介绍，不难看出其中除极个别人之外，绝大多数都在哲学事业上作出了或大或小的贡献，其中很多位在解放后的我国西方哲学史工作中都起了骨干领导或带头人的作用。不能说他们的成就全受编译会之赐，但编译会总在他们的打基础和提高翻译、研究能力等方面对他们有过帮助。至于我本人来说，我完全承认没有编译会就不会有今天的我。如果说我也还能在西方哲学史方面做点工作，就全靠编译会扭转我人生道路的方向，并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就第二方面来说，应该肯定成果也很可观，单说解放前标明由哲学编译会主编、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籍，我所记得的就有陈康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郑昕著《康德学述》，洪谦著《维也纳学派哲学》，谢幼伟译鲁一士著《忠的哲学》，樊南星译鲁一士著《近代哲学的精神》，樊南星、顾寿观译费希特著《人的天职》，韩裕文、任继愈等多人合译B. Rand选编的《西洋伦理学名著选辑》等。这些书中前三种近年来都已由商务以新版重印了，它们和其他那些译著的价值是有识之士所公认的。另外还有一些书是在解放后出版，实际也是编译会的工作成果。例如贺先生自己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原先也是作为编译会的工作进行翻译的，前面大部分译稿也都先给编译会同仁看过，提了意见，只是当时尚未完稿，是贺先生在北平解放之初，在沙滩北大图书馆一间特辟研究室中，闭门奋战数月才完成初稿的。又如我译的法国罗斑著《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原本也是我在编译会三年工作的成果，其中“绪论”部分的译稿，还由贺先生请陈康先生看过，有所指正，全部译稿在20世纪60年代初又由我自己重新仔细校改过才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还有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原先也是编译会中曹和仁的译稿，不知为何缺了前面的一篇，贺先生让我重译补上，并将全书译稿校阅一遍。这译稿和其他编译会所存译稿一起，在编译会结束后都交给了商务印书馆，后来商务将此稿另请郑之骧校阅并加序后予以出版，署名“陈修斋、曹棉之译，郑之骧校”。对此我事先并不知情，曹、郑两位先生我也始终不认识，对他们的情况也无所知。当然，这书得以出版我是高兴并表示感谢的。据我所记忆，编译会交给商务的其他译稿似乎还不少，其中不乏重要意义之作，只是可能都尚需加工整理。我们也很盼望终有一日能将其中有用的译稿尽量都整理出版，以使贺先生所创办和主持的哲学编译会所得的成果，能更好更完全地发挥其作用。
（写于199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