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重纪念贺麟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作为贺先生亲手组建的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的现任成员和因诸种机缘巧合而担任的第七任研究室主任，能够借此机会反思贺先生为我们西方哲学史哲学研究室（西方室）乃至为整个哲学所留下的精神遗产，我感到无比光荣。能够有机会在西方室成长和工作，是我今生今世最大的幸福，感恩人生的际遇。
贺先生1992年不幸与世长辞，而我1993年才步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师从汝信先生学习，无缘聆听贺先生的教诲，我是通过学习贺先生的译著和文章，了解到贺先生的学问和精神世界。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学习哲学的人，几乎无人不读《哲学史讲演录》和《小逻辑》。而我自感比同龄人幸运的是，作为贺先生的再传弟子，我有幸从汝信老师、尤其是叶秀山老师那里听到不少贺先生读书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故事，比如贺先生请吃饭的事，他曾在当时不对外营业的颐和园“听鹂馆”请客，欢迎葛力和管士滨回国服务，其中有一道菜是“芙蓉鸡片”。“困难时期”一个春节前，西哲史室的同仁起哄让贺先生请客，去“广东酒家”点了“龙虎斗”，结果结账时贺先生口袋里的钱不够了，最后是大家凑钱结账。叶老师还在回忆王玖兴先生的文章中记载过，两位先生曾为《精神现象学》中一句话的翻译起了争执，“不知是谁把谁改了的句子又改了回去”，王先生跑去争论，结果犯了低血糖症（叶秀山：《在，成于思》，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7页。） 克尔凯郭尔在其《哲学片断》一书中为维护信仰的精神性，主张掩去对耶稣生活细节的掌握，以免影响其神性。反之，我们从与大师近距离接触过的学人口中听到的生活故事，增加了大师的人性，使得一代大师变得血肉丰满起来，拉近了几代人之间的距离，增加了后学晚辈对大师的景仰之情。
贺先生1955年与冯友兰、金岳霖三人被点名负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筹建工作，贺先生调来哲学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党的高级干部姜丕之1957年调入哲学所后任副组长。1978年，“西方哲学史组”改称“西方哲学史研究室”，贺先生成为研究室首任主任，直到1983年由王树人老师接任。
贺先生参与组建哲学所时是53岁，已是一代学术大师，也是个人思想创造的黄金时期。据叶老师回忆，贺先生并不情愿离开北大，因为对于大学的工作是熟悉的，是金先生力劝贺先生来所，一来可以当一级教授，二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躲开批判。但贺先生对于西方哲学史组的工作是有想法的，他有一整套计划，且有组织能力，从进人到研究方向的选定，贺先生都行使了自己的权威。在进人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贺先生慧眼识人，把叶老师要到了哲学所。叶老师北大毕业论文是有关康德的，郑昕先生不满意，只肯给“中”，是贺先生认为叶老师脱稿还能说清楚，坚持给了“良”。（叶秀山：《愉快的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页。）在研究方向的确立方面，根据当时的要求，西方哲学史组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尤其是黑格尔哲学研究为主。最终，西方哲学史组形成了由两代学者支撑的人员架构：
一是1949年前出国留学并在海外获得学位的人员，即所谓的“老先生”，其中包括在加拿大学神学的管士滨，1955年12月经国务院分配来组；德国留学的杨一之，1956年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调入西哲史组；美国留学的温锡增，1957年1月来组工作；瑞士留学的王玖兴，1957年6月来组工作。1956年来组的傅乐安没有留学经历，他是从小在上海接受的拉丁语言和神学训练，他同样被视为“老先生”。
二是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大学毕业生和研究生。如果从研究生入学时间算起，先后入组的有：汝信（1956年师从贺麟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叶秀山（1935-2016，1956年北京大学毕业分配来组），余丽嫦（1959年来组，1992年调离），王树人（196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师从杨一之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和薛华（1962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师从贺先生攻读副博士研究生），侯鸿勋（1930-2019，1961年3月留苏归来入组）。
因此，西方哲学史组的学术传统是贺先生亲手塑造的，甚至哲学所的学术传统也是由金先生和贺先生开创的，而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才是这个传统培养起来的哲学所第一代学者，这一点王路老师在《哲学所的学术传统》一文中已经讲得非常透彻了。（王路：《大师的传统》，商务印书馆（上海），2022年，第105-108页。） 在老师辈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的提点之下，我尝试着把贺先生开创的西方哲学史组的学术传统总结为如下三点：
首先是研究与研究型翻译相结合的传统。这个传统的开创首先与贺先生作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先驱者的历史使命是密切相关的。对于贺先生这一代人来说，为西方哲学的概念术语找到合适的汉语对应词并且做一番“正名”功夫是当务之急，这是一代学人自觉的使命。贺先生曾先在《黑格尔学述》的译者序中提出、后来在1936年发表的《康德译名的商榷》一文中引用过这样一段话：“要想中国此后哲学思想的独立，要想把西洋哲学中国化，郑重订正译名实为首务之急。”为此，贺先生确立了译名的四个原则——“译名第一要有文字学基础。所谓有文字学基础，就是一方面须上溯西文原字在希腊文或拉丁文中之原意，另一方面须寻得在中国文字学上（如《说文》或《尔雅》等）有来历之适当名词以翻译西字。第二要有哲学史的基础，就是须细察某一名词在哲学史上历来哲学家对于该名词之用法，或某一哲学家于其所有各书内，对于该名词之用法；同时又须在中国哲学史上如周秦诸子宋明儒或佛经中寻适当之名词以翻译西名。第三，不得已时方可自铸新名以译西名，但须极审慎，且须详细说明其理由，诠释其意义。第四，对于日本名词，须取严格批评态度，不可随便采纳。”（贺麟：《康德译名的商榷》，见《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贺麟卷》，高全喜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396-397页。） 同时，贺先生仍然以“信、达、雅”为翻译的至上标准，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思想文化的标准同步。而在“反右”运动之后，贺先生又不得不把工作的重心全部投入到经典著作的翻译之上。叶老师在《悼念王玖兴先生》一文中说得非常明确，当时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凡“老先生”的工作就是做“资料”和“翻译”，而他们这些新中国培养起来的年轻人的重点在于“写作”。（叶秀山：《在，成于思》，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44-151页。）事实证明，叶老师和王老师的确践行了这条原则，虽然二人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曾经跟贺先生学习《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跟王玖兴先生读德文小说《茵梦湖》，王老师在上世纪80年代也出版过译著，但他们的主要工作业绩还是集中在研究和著述之上。
贺先生是勤奋的，他的个人著述生涯在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严重限制，只能在经典著作译本的译者前言中表达一些自己的看法，但贺先生的思想功力是显而易见的。贺先生确立了黑格尔哲学基本概念的汉语译名，如“概念”、“共相”、“知性”、“自在”、“存在”、“变易”、“定在”、“尺度”、“实存”、“反思”、“理念”、“统一”、“差异”、“扬弃”等基本概念，不仅确立了汉语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而且对现代中国思想和语言都有塑造之功。在贺先生开创的传统引领之下，西方哲学史组为学界贡献了一批经典翻译著作。除黑格尔重要著作《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哲学史讲演录》外，管士滨翻译了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百科全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一部系统、科学、全面地阐述唯物主义思想的巨著；温锡增翻译了斯宾诺莎的《神学政治论》，该书是《伦理学》的补充和延伸。研究组的第二代、第三代学人都有研究型翻译作品问世，如侯鸿勋和汝信的俄语文献和论著翻译，梁存秀组织领导的费希特、黑格尔翻译组（先后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李理、谢地坤、程志民、张慎），周晓亮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翻译与研究，一直到现在詹文杰的柏拉图著作翻译与研究和我本人所做的克尔凯郭尔翻译与研究。令人欣慰的是，新进研究室的年轻人很快也将走上研究与研究型翻译相结合的道路，这个传统仍然在延续。
贺先生开创的学术传统还表现在重视哲学史，重视经典著作的研习之上。汝信老师在回忆他师从贺先生学习的经历时曾经写到，他以非哲学专业的身份考取贺先生副博士研究生时，贺先生“要我系统地从头补课，为我制定了学习计划，认真阅读从古希腊到近代的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原著，当然更着重指导我读黑格尔的主要著作，特别是《精神现象学》、《逻辑学》和《美学》。”（《汝信文集》，“自序”，商务印书馆，2021年。） 叶老师爱把“补课”挂在嘴边，很多经典著作都经过了反复阅读，一直到80岁高龄他还在补中国哲学经典和量子物理学的课。叶老师还根据自己的治学体会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先从思辨哲学的顶峰德国古典哲学入手，追索到思辨哲学的问题之后，再从西方哲学的源头古希腊哲学读起。对这个传统王树人老师也有自己的体会和总结。有一次在食堂午餐时他告诉我，从任何一位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家入手，经努力都能贯通古今。这些治学经历和体会是我们研究室的宝贵财富。
西方室学术传统的第三个方面表现在对哲学经典的重视不局限于西方哲学经典，还延伸至对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研读之上，以期达到中西哲学文化的对话融通。这个方向由贺先生开创，他本人即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后经叶秀山和王树人两位发扬光大。
这就是贺麟先生为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因为是精神遗产，所有无缘与贺先生谋面的后生晚辈都有可能领会、认同这种精神并且将之付诸实践，无论他们是否在哲学所工作。因为是精神遗产，它并不要求我们沿前辈的足迹亦步亦趋，而是要求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老一辈的治学精神，作出一代学人应该作出的贡献。从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目前的情况看，研究与研究型翻译的传统在坚持，重视哲学原典、重视哲学史的传统在坚持。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今人治学不仅跟贺先生一代，而且跟叶老师一代都有所不同，除了当时有明显的条条框框之外，在西学东渐百余年后的今天，“中学”与“西学”已经历过一段汇通融合时期。今天的学人成长在一个中西视域融合的环境里，“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跟前两代学者有所不同，西方哲学的问题或许从一开始就是跨文化哲学的问题，甚至就是哲学的问题。我们今天早已接受了“批判哲学”的用法，不会如贺先生那样在“批判”与“论衡”之间做出区分。而贺先生提出的哲学概念的汉语译名要从“周秦诸子宋明儒或佛经”中寻找的原则也潜存着一定的危险。这种现状意味着，我们对“他者”的学习上了一个层级。如此，摆在年轻一代学人面前的任务我想应该在于，“站在前人的肩上”，重新回到经典，以“循环往复-detour”的态度重审经典，在“自我”与“他者”视域融合的前提下，重新认识“他者”和“自我”，以期形成新的视角。对于西方思想文化的认识，百余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其间尚有很多知识盲区，有很多需要纠正的“误解”，更有需要深化的地方。对这个方向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回到“贺麟先生的精神遗产”这一主题。无论西方室今天的成员还是未来的成员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路径，我想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贺先生对于学问的情感。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贺先生说“可以跟太太离婚，不能跟唯心主义离婚”。叶老师对这句话的解释重心落在了情感上，即贺先生对哲学事业的热爱。叶老师在《我还是要买书的》一文中写到贺先生晚年行动不便、但仍坐在轮椅上让人推着沿书架“巡视”的场景，说贺先生的神情“威严得像个将军，深情得又像个恋人”。（叶秀山：《在，成于思》，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1页。）这句话所传递的情感刻骨铭心。哲学原本就是爱智的学问，没有对哲学的热爱，不可能有西方室的光荣历史，更不会有西方室的未来。我想以此与我的同事和学界同仁共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