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0月下旬，当陈修斋教授还在医院住时，曾向我提到过他哲学生涯中的几件往事，并说为此也写过类似于杂忆的短文。最近听说他出院了，就又专程去了一趟。陈先生的精神比一个多月前好多了，每天不仅上午工作，下午也笔耕不已。我推门进去时，书桌上正摊着厚厚的一叠稿纸。

问：陈老师，我们今天不谈哲学，只谈些哲学生涯中的经历或感受，您说好不好？

答：当然好。30年代初，当我在家乡的“志成小学”读高小时，我的一位教师，也是我的族叔，叫陈茂勋，曾给我起过一个“字”，叫“哲民”，并解释说之所以叫“哲民”，是因为世界上有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叫“哲学”。那年我大概11岁，当然不懂得哲学是怎么一回事，但这个“哲”字却深深印在了脑海里，因为我从此知道了我姓“陈”名“修斋”字“哲民”。那时直到以后很久，哲学对我来说始终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我对它充满了敬畏之情。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高深莫测”与“敬畏”不能说完全消失了，但它更多地成为了一种生活，一种生活态度或生活方式，或者说就是生活本身，总之是一种很平易、很亲近的体验或感受，所以我很想谈谈这方面的话。

问：在您的哲学生涯中，这种体验或感受是怎么获得的，或者说，它是不是一下子就让您感受到了？

答：就我开始步入哲学生涯而言，这种感受可以说有两次，而这两次也就决定了我一生的路。第一次大约在1942年春，当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外交系读书，学校开了“哲学概论”这门课，授课的先生是位安徽人，讲课时唾液横飞，声调抑扬顿挫。他给哲学下了两个定义，一个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另一个是“讲得通”。可同学们听到后来，发现哲学只要想“打破砂锅问到底”，就一定非到“讲不通”才为止。当然，这只是小插曲，我所说的那种感受是进校后第二期在听贺麟先生讲“哲学概论”时获得的。贺先生当时开两门课，一门是给外交系一年级学生讲“哲学概论”，另一门是由各系学生选修的“伦理学”。这两门课我全都听了，而且入了迷。

问：贺先生的课讲得很好吗？

答：当然是好。但能让人入迷的，就决不只是个技巧问题。中国古代的道学家们讲究设帐授课，门徒们在形容自己聆听教诲的感受时，有“如坐春风”之说、听贺先生的课，我就有这种感觉。那里面有一种难以言传的、以自己对所讲内容的真诚而潜移默化地感动人的精神力量，它让你感到不是在学知识，而是在升华自己的精神境界，不是在弄懂什么道理，而是在寻得一种“安身立命”之所在。

问：第二次呢？

答：1945年毕业前夕，我接到了贺先生一封信，问我是不是愿意毕业后到他所主持的“哲学编译会”（中国哲学会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工作。我当时大喜过望，立即就答应下来。记得那是1945年7月里的一天，重庆酷暑难当，挥汗如雨，我乘飞机飞行约两小时抵达昆明，一下飞机，顿感一阵清爽，而且适逢阵雨，那种洗去闷热后的遍体舒适与快意也有如“如坐春风”一样。

问：这可能与您的心情有关。

答：是的。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如果没有听贺先生的课，我不会对哲学有这么大的兴趣，如果贺先生不邀请我到编译会工作，我也不可能献身于哲学事业。所以说我个人的哲学生涯离不开贺先生的引导。如果没遇到贺先生，我就会与我的那些同班同学一样进入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今天也许是一名寓居海外或台湾的退休了的外交官，那人生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问：是不是偶尔也会有点后悔，或设想一下另外一种生活是什么样子？

答：不，一点也不。当时外交官的职业还是很诱人的，而我要去的哲学编译会只不过有几个人，而且是十足的“清水衙门”，要坐冷板凳。但我当时就那么高兴，今天也仍感庆幸。

问：您觉得这种感受对于作为一门学问而言的哲学来说很重要吗？

答：我并不想说贺先生个人有什么特殊的魅力使每个接触过他或听过他的课的人都有我那样的感受。我只是说我当时的感受很真实，而且对于我以后的哲学生涯有着关键性作用。我甚至认为一个人如果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感受和体验，是很难真正入哲学之门的。

问：人海茫茫，世事沧桑，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决定了，这里面确有许多可称之为机遇、缘分的偶然因素。反正没有贺先生，您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没有您与杨祖陶老师1978年把我招为研究生，我也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对我的老师的感情与您对您的老师的感情是一样的。

答：在个人与个人的相遇后面，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多方面的因素。1942年时的中央政治学校在重庆南岸小温泉，而贺先生当时却是西南联大的名教授。他到重庆来，实际上是蒋介石看了贺先生译的鲁一士（J. Royce）的《黑格尔学述》后要约见他，才把他与冯友兰先生一起叫到重庆的。后来贺先生办“编译会”，也是“最高当局”给的钱和名额，目的大概是想通过引进别的西方哲学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但从“编译会”对我国学术研究的贡献就可看出，蒋介石个人的或“最高当局”的意图在历史进程中微不足道，编译会1946年后进的几个人中，就有两位共产党员，即汪子嵩与邓艾民，汪子嵩还是昆明“一二·一”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问：能谈谈“编译会”的情况吗？

答：“编译会”是贺先生一手创办的，他当时是“中国哲学会”的秘书长，所以“编译会”就挂在“中国哲学会”的名义下，地址设在西南联大。当我到编译会时，当时在职的研究编译员还有樊星南、韩裕文、陈镇南和顾寿观。我到编译会，是为了顶樊星南的缺，因为他即将赴美留学。韩裕文先生是北大哲学系的毕业生，也是熊十力先生的学生，若不是他50年代中期病逝于美国，必有更大的成就。陈镇南先生的德文特别好，以后曾在北大西语系从事德语教学。顾寿观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通英、法、德多种言文字，还通古希腊文，长期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这就是1945至1946年间我在昆明时的几位前辈同事。1946年后先后进入编译会的还有汪子嵩、邓艾民、晏成书、王太庆、孙霄舫等人。汪先生的情况凡哲学界特别是西方哲学史方面的工作者们差不多都是知道的，因为他是解放后我国在外哲史研究方面的一位名副其实的领导者与组织者。邓艾民先生也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的毕业生，早就投身革命，十年浩劫后死于癌症。从汪、邓两位先生这里可以看出贺先生是如何利用“最高当局”的钱来发展对民族有益的事业和培养、保护有用人才的。在贺先生担任北大训导长时，不知有多少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是经他手保释出来的。晏成书先生曾是胡世华教授的研究生，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家，晏成书也就从事数理逻辑方面的研究，现在的许多逻辑学界的中青年工作者都是晏先生的学生。王太庆先生最初也在西南联大哲学系，1947年毕业后正式进编译会。解放后编译会被撤销，人员和财产并入北大，王先生也就成了北大哲学系的教师，1957年错划右派，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重回北大。王先生可谓一位著名翻译家，他通英、德、法、俄四种外语，对拉丁文、希腊文乃至梵文也有所涉猎，凡学西方哲学史的人，大概没有谁会未读过他翻译的西方古典名著。孙霄舫先生和我曾是绍兴中学的校友，进编译会后也与我过从甚密，后在编译会资助下赴美，曾受教于卡尔普，获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又攻读化学，再获一个博士学位，长期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任化学教授

问：小小的编译会，真是人才济济，它的成果一定非常可观。

答：在短短的五六年时间里，通过编译会出的书可真不少，如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郑昕先生著的《康德学述》，洪谦先生著的《维也纳学派的哲学》，贺麟先生译的《致知篇》（即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樊星南、顾寿南合译的费希特的《人的天职》，樊星南译的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谢幼伟译的《忠的哲学》等。还有许多译稿是以后陆续出版的，如贺先生译的《小逻辑》、《伦理学》，都是当时译好或部分译好了的。我译的罗斑的《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起源》，我与别人合译的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也是那一时期保存下来的成果。有些书至今还未出版，如《近代哲学名著选辑》。

问：看得出来，您非常怀念编译会那一段生活，能再具体谈谈吗？

答：在昆明时，我与韩裕文同住一室，中间隔一芦席。当时的西南联大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最有成就的学者教授，就哲学方面来说，如汤用彤、金岳霖、冯友兰、陈康、贺麟、郑昕、沈有鼎、冯文潜、王宪钧等。那时，我一面在编译会工作，享受与联大相应教师一样的待遇，一面差不多旁听了哲学系所有的必修课，从1945年到1949年，从昆明到北平，这四年间，我也差不多等于重读了一回大学哲学系。那是一段极其愉快的生活。到北平后，我与王太庆同住中老胡同哲学编译会住所，经常交流翻译中的心得体会，至今一想起那种通宵达旦的“神聊”场景，仍神往至极。在那段艰苦动荡、无论是就个人还是就国家的命运而言都处于转折关头的岁月里，我个人的哲学生涯是与编译会的前辈同事们坚持学术立场、献身哲学事业的精神分不开的。

问：您一定还有许许多多的感受。

答：是的。比如此刻，我又想起了我在中央政治学校读书时的何如教授。他是我在贺先生之外的另一位最敬爱的老师。我今天能用法文作为研究、介绍西方哲学，特别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一种工具，是受惠于何先生所赐。他不但教会了我法文，而且与我有着非同一般的师生情谊。

问：何老先生现在何处？

答：他已于去年在南京大学仙逝了。我谨在此祝祷他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说到这里，陈老师的目光停留在对面的郑板桥的四幅竹画上。这四幅画挂在厅里已好几年了，也许唯有这默默的注视，才更能寄托出那更为深沉的感激、怀念、祝祷与期盼之情。

（原载《社会科学动态》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