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邵燕君】

这一期值得关注的作品是《人民文学》第4期的头条：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中篇）。王十月是“打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头条发表其作品并在卷首“留言”中通篇论及，再次显示了《人民文学》“国刊”的性质。《人民文学》此举令人自然想到年初由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和深圳文联共同举办“全国打工文学论坛”，这个被称为“打工文学进北京”的会议，被认为“将成为打工文学走向全国、迈进文学主流的标志性事件”。“打工文学”在被“纯文学”漠视了20年以后，终于在“共建和谐社会”的文化政策的主导下，被以作协为代表的“体制性”力量打捞上岸。相对于本质上属于“知识分子写作”的“底层文学”，由“打工者写”的“打工文学”具有天生可贵的“草根性”，其经验的鲜活性和复杂性是书斋中的作家难以想象的，这些优势在《国家订单》中都有体现。不过，在被“主流文坛”接纳的过程中，“打工文学”如何保持“劳动者文学”的美学特质和内在的批判性，也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与此同时，“打工文学”与“底层文学”如何吸取对方的长处，互鉴共通、砥砺共进，如何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之后，在“分享艰难”的主旋律下，探索出现实主义文学的新路，则是更须“分担艰难”的任务。

很久没有读到味道醇厚的小说了，就像叶广芩在《豆汁记》（《十月》2008年第2期）里感叹的，很久没有喝到味道纯正的豆汁了！有类作品是非某个作家莫属的，而作家只有写出这样的作品才算“修成正果”，《豆汁记》之于叶广芩就是这样的作品。相信这篇小说在“京味小说”这一脉的创作里也将具有重要的地位。

自“先锋文学”退潮以来，曾为“四大名旦”之一的《花城》一直处境尴尬。形式上一直很“纯”，努力花样翻新，甚至离奇怪异，但内在的文学精神却越来越疲乏。每期刊物虽有亮点，但鲜有可推荐的佳作，长此以往，对评刊者的能力和耐心构成挑战。本期“刊评”特刊一期《看<花城>》，以期交流。

【刊评】

看《花城》——刘纯

自从《清水里的刀子》以来，石舒清的小说就以其情节的淡化、叙述的抒情化、结构的散文化引起文坛的关注，本期的《麻花客》（短篇）也不例外。这篇小说同《花城》2005年第1期刊发的《果核——记邻村的几个人》风格接近，从被唤为“麻花客”的干爷写起，用简明准确的笔触让干爷和他的四个儿子呈现出各自的生活真实，语言一如既往地清疏俊朗。其中，对于那位命里可坐四十天江山的干爷的刻画，显现出作品不同于当下主流的、独具一格的文化底蕴。然而，正如小说所言，“和干爷高古奇清的一生相比，他的儿女们都是没有什么可说，说来倒好像是给他老人家脸上抹黑似的。”无论是精明的王敬一，还是卖血的鞋匠，不管是摆摊的阿尤布，或是疯癫的老娃，虽然仍旧各有各的故事，气象上却比干爷差了一大截，多少都有点市井小家子气。似乎和后辈们的“不肖”相应，小说后半部也显得劲道不足。或许石舒清正是希望通过这种落差传递出某种关于颓败的暗示，但这种处理方式使得小说本来就略嫌散淡的意绪更加清淡。

本期头条推出的阳明明的《崔琴》（中篇），实际上由一个简短的前言和九个相对独立的故事构成，这些故事除了都发生在那个叫做“孚逸河边上的迦鲆”的地方外，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在“前言”中，《崔琴》被描述为一本从旧书摊上花一元钱买来的废品，作为“本书作者妻子”的姓名，“崔琴”被当作小说的题目也就包含了相当的随意性或游戏性，写作的严肃性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消解；与此同时，每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也被刻意模糊，不同的时代背景得以在同一篇小说中杂陈并置：这种自动减负的拼贴行为，显然是为了获得一个更为自由宽松的表现空间，作者由此可以放开手脚，随心所欲地在这块自己开辟的文学版图上反复涂抹、练习。应该说作者在这九个故事里体现出了相对完整的小说意识，只可惜每个故事的处理都略嫌粗糙，缺乏更进一步的打磨，散漫的闲笔淹没了故事的关节和内核，使得它们都少了一种抵达人心的力量。

尹向东的《一百年》（中篇），题目颇为气势恢宏，内容却有些鸡零狗碎。三个小学生在亲眼目睹一次车祸之后变得浑浑噩噩，从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在作者看来，无论是刘亮的过分无畏，还是张明毅的过分恐惧，抑或是“我”的混吃等死，显然都不是面对死亡的正确态度。既然人总会死去，为什么不能坦然地面对有限的生命？为了让“我”想明白这个问题，作者用了二十多页的篇幅，把刘亮和张明毅一步一步推向死路，即使将限制性叙述简单笨拙地转换成全知叙事也在所不惜。然而，“我”的启悟全靠小说结尾一缕温暖的阳光，与作者的杀鸡儆猴毫无关系，如果这缕阳光早一点出现，《一百年》或许可以成为一个精炼的短篇，刘亮和张明毅也不至于难逃劫数。类似的还有王棵的《次要战争》（中篇）：一对自以为是的男女在勾引与反勾引、调戏与反调戏的游戏中互相折磨，俗气的对白与拙劣的心机构成了攻防的全部内容。每当故事快要山穷水尽的时候，王棵却总能柳暗花明地找到新的叙述动力，无关爱情的次要战役也就由此绵延成了一场身心疲惫的次要战争。

此外，张玉清的《安全》（短篇）写一个叫布鲁诺的家伙因为偶见元首癫痫病发而必须赴死，由于死前任何愿望都可以尽量满足，布鲁诺此前根本无法办到的事情反倒一件一件成为了现实。作者选取了一个舶来的故事情境，却又回避了对生活细节的扎实叙写，其所要传达的荒诞感也就由于这种投机取巧的作法而变成了一种流于表面的文字游戏；再加上小说通篇平铺直叙，情节几无起伏可言，基本上就是将一个并不新鲜的理念转化成为一个简单到透明的故事，然后讲完了事。葛林的《我的少年女友》（中篇）描写一个十岁孩童两个多月的草原生活，所谓“少年女友”即指他在草原上结识的女伴米拉。第一人称主观叙述使得小说的语言风格无比童真纯洁，然而这种腔调自始至终一成不变，多少让人有些发腻，反而透出一种“老凤强作雏凤声”的刻意和造作。弋舟的《嫌疑人》（短篇）故事并不复杂：格桑的妹妹与唐婉的哥哥携款潜逃，被唐婉藏匿起来，想要帮助他们的格桑对唐婉的跟踪构成了小说的主体。为了不让格桑也带有包庇的嫌疑，小说的结尾令人目瞪口呆：唐婉在四通八达的巷道里撩起大衣，褪下裙袜，亮出臀部，“眼睛从两条光滑的大腿之间仁慈地注视着他（格桑）”，“一瞬间，格桑已经泪流满面”，然后放弃了对唐婉的跟踪。整篇小说充溢着诸如此类“诗意的光芒”，“诗人的身份”和“诗歌的名义”被作者赋予了无上的精神向度和世俗特权（如可以破例探监），面对这个诗人的白日梦，我们实在无法与作者感同身受。

【关注】

王十月：《国家订单》，中篇，《人民文学》2008年第4期。

点评者：魏冬峰

2004年前后在文坛引起关注并在后来泥沙俱下的“底层文学”，招致的非议之一即是写作者的身份尴尬：远离或者从未有过当下底层生活经验（“起于书斋止于书斋的不在场”）的作者能否仅凭道听途说、一腔热情就去为当下的“底层”“代言”？在一个有着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度，在一个很难挣脱现实主义命名的题材领域里，其“代言”的合法性和真实性何在？好在转型期的中国从不缺乏为文坛争议“买单”的资源，一直活生生地存在却始终被文坛“视而不见”的“打工文学”终于在众多体制性的努力下被打捞上岸，获得了在“国刊”亮相的机会。

《人民文学》第4期头条推出的《国家订单》即由一个打工者出身的作家讲述了一个打工故事。乍看之下，小说的确填补了“底层文学”众多先天的和后天的缺憾。首先，作者本人出身于打工者一族，身份确凿，血统纯正；其次，小说讲述的是作者熟悉的打工故事，取材来源可靠；最后，它讲述的故事超出了我们对“底层”、对打工者生活的概念化想象，因而可以被命名为“真实”。虽然小说对我们习见的劳资对立给出了一个不为人熟知却远不那么壁垒森严、事实上倒不无辛酸无奈的“真实”讲述，“国家订单”这一命名也不无反讽之意。但这样的写作仍然面临一些问题：首先，从“底层文学”到“打工文学”的演变，是否蕴含着一种从“题材决定论”到“根红苗正论”的思维轨迹？其次，即使放弃对“出身论”的质疑，“文学”毕竟不是天生或者不仅仅是一种天生的才能，当打工者的写作逐渐具备了“文学”的特质、体制性地变身为“作家”之后，他对自己曾经身居其中的那个“底层”的生活、立场、情感的“真实”体察还可以延续多久？此外，当“打工文学”消弭了“底层文学”中的“阶层对立”，呈现的是劳资双方的“共享艰难”，那么这般的“艰难”又是从何而来？这一点虽然不太“纯文学”，但好歹还符合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如果“打工文学”能完成当年的“现实主义冲击波”未能完成的这一部分，那它的功绩就大了。

“打工文学”的全球视野与阶级意识——读王十月的《国家订单》

点评者：李云雷

王十月的《国家订单》与其他“打工文学”、“底层文学”不同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仅在劳资关系上把握世界，而引入了“全球化”的视野，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打工者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与处境。这可以说是一个双重性的压迫结构，在工厂内部，是一种阶级性的压迫，而在全球的分工体系中，中国工厂本身则是被剥夺的，处于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产业链的最低端。这种双重性的压迫结构不仅构成了对打工者的剥夺，对于工厂的主人“小老板”也是一种伤害。不同的是“小老板”所承受的只是来自世界分工的压力，而打工者承受的则是双重性压迫。从小说中对于美国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清这一结构。小说中的“美国”呈现出两个面影，一方面是911之后，生产美国国旗的订单构成了小说的主要线索，无论是“小老板”的焦灼，还是打工者张怀恩的猝死，我们可以说都是这一“订单”造成的，这显示出了美国在生产关系中“残酷”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小说中为打工者维权的律师周城，依靠的是美国的基金，这又呈现出“美国”善良、人性的一面。这两个方面都只是真实的，但惟其如此，才能让我们看到善良的“虚伪性”。如果说生产关系构成了人类关系的主导方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残酷”的一面是实质性的，而“善良”只不过是一种掩饰。另一方面，“国旗”在小说中也不无象征意义。美国人表达民族情感的“国旗”，却需要中国来生产，这是一种具有讽刺性的现实，也呈现了世界分工体系的戏剧性与喜剧性。在小说中，我们还能注意到一个中介，来自香港的“赖查理”，正如他名字的中西合璧一样，他也处于中国大陆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交接点上，在小说中他被赋予了一种神话性的力量，赖查理的一个订单，可以使一个企业起死回生，他一出现，可以将劳资纠纷消弭于无形，使工厂中焦灼的不同阶层如注射了强心针一般，焕发出生命的活力与生产的积极性。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生产的链条：打工者—“小老板”—赖查理—美国订单。这一链条同时也是一个多重性的压迫结构，所有的压力最后都集中于处于最底层的打工者。而这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也在于对于这一结构的呈现，它以全球性的视野，对中国打工者的处境有一种总体性把握，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层次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小说的中心人物是“小老板”，它的一个长处是描绘了“小老板”的多个层面，不像一般“打工文学”中仅仅将之描述为打工者的对立面，或者劳资关系中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小说呈现出了“小老板”的复杂性，他的人情味，他的焦虑，他在妻子与情人间的关系处理，他对待工人与李想时的得失算计，为我们表现出了一个立体的“小老板”，一个丰富的“小老板”，这相对于较为僵化的“对立面”来说是一个突破与成功，不过如果我们以更高的要求来看，小说更多是在“关系”中来描述“小老板”，表现更多的是“小老板”们的共性，而这个“小老板”本身的个性、性格、形象却还不够鲜明，似乎还没有达到“这一个”的典型程度。小说对“小老板”这一阶层的描述并不是首创，“小老板并不容易”这一想法或主题也不是首创，在罗伟章的《变脸》、龙懋勤的《本是同根生》中，我们也能看到在夹层中备受煎熬的小老板。

对于这个小说而言，值得探讨的是它所着力倡导的一种“劳资和解”，即打工者与小老板面临共同的压迫“都不容易”，作者的立场与情感也更多倾向于“小老板”，这样一种倾向既是对真实社会关系的掩饰，也是对“新意识形态”的顺应，也在更大程度上遮蔽了打工者的真实处境，但或许超越了作者的主观规定，小说中描述了打工者加班而死的残酷现实，虽然这一事实在作者看来，或许不如“小老板”被逼爬上电线杆更加触目惊心，但也让我们看到了“更不容易”的一个阶层。在这个小说，我们看到了不少背叛，打工者背叛了老乡，小老板也是靠背叛发家的，李想也背叛了小老板，在他们看来，或许只有背叛才能发财致富与出人头地，但他们却没有对整个社会的逻辑进行反思，正如这篇小说一样，它以“打工文学”的名义背叛打工者的阶级意识，为文学界所接受并高度评价，但它只是顺应了当下的文坛与新意识形态，在美学与历史中并没有足够的突破及新因素。

同是打工苦命人，脉脉心随情相依——简评王十月中篇《国家订单》

点评者：张光明

当“打工文学”的口号浮出文坛之时，它本身便被赋予了边缘的意义，甚至说它只具有以文学为依托的文学之外的文化内涵。正是所谓的边缘性使众多的“打工文学”作者被忽视，随着时代变化，打工群体的日益壮大和打工所涉及的众多的复杂的关系日益显著，“打工文学”才逐步被人们所关注，然而它一直特异性存在，只身主流之外。今天，他们自身以及一些评论者进入主流的冲动越发强烈，如何被主流认可，如何融入主流或与主流分羹，如何保持自身的本色，纠结着“打工文学”作者和相关评论者，使他们焦虑不堪。

作为“打工文学”的主力干将之一，王十月携其中篇《国家订单》在主流期刊《人民文学》（2008年04期头条）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后《小说选刊》（2008年05期）又选登了此篇，“打工文学”迈出了重要一步，也具有一定的反响。《国家订单》是具有独特经验的一篇作品，在“打工文学”之中，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作品没有书写打工这个特殊阶层内部不同阶层的对立冲突和雇佣之间尖锐的矛盾，而是从小老板的角度入手，写小老板由于资金断链面临破产而失望，到收到订单赶制产品而带来希望，再到最后却因员工累死的事故使小老板彻底绝望的故事。故事背后的雇佣矛盾不是焦点，矛盾之中温情的流淌是作者用心之处。面对再大的冲突，“同为打工苦命人”的默默理解和体验都会化解一切，沉重却又体恤的情感维系着这个小厂子里的每个人。小老板对李想有患难相助之恩，有共同拼搏的苦难经历和真情相帮；小老板对张怀恩理解、宽容和信任，面对威胁信和锋利闪亮的刀子，小老板假装不知，并委以重任，虽有巧妙化怨、拉为己用之嫌，但小老板确是真诚的；小老板和漂泊的妓女阿蓝之间，肉体和精神上都和谐相依，小老板从阿蓝那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阿蓝从小老板那里得到真情的皈依。小老板和厂子里的所有员工，在加班加点的赶制产品的五天五夜里身先士卒，不断鼓舞，兑现诺言，也体现了温情和相互关怀。文章最后，黑夜里，小老板不知不觉走上高压线架，看着地面上的人，他静静地给阿蓝打了个电话，说着空洞的告别似的话。当妻子哭着喊着“破产了我们再去打工”，“小老板突然感觉一片温暖”。当他绝望地准备“要给那片地方光明”之时，赖查理的电话又一次响起，“国家订单”要两天内赶制出十万面星条旗，“去他妈的国家订单”，小老板终于愤怒了，把手机扔得很远，用力撕碎了手里的星条旗样板。这个“带着写作者的体温和心灵的热度”的结尾，也给读者带来了温情的感怀。同时，“国家订单”在此处有了一种讽刺的意味：社会劳务中雇佣之间的冷漠、压迫关系和不及人情只顾利益的不良状态。而此作品结尾，却是温情、理解、体恤、同情战胜了冷漠和压迫，利益似乎已然无关，所有打工者梦想破灭的地方都有无尽的关怀，是打工者相互取暖、共同患难的自我关怀。于是内在的讽刺，就成为了对社会关怀的呼唤，对社会关怀的诉求和渴望。同时，美国“星条旗”的意象也可以看出作者有意识地将眼光放向全球的空间，开始来探索全球语境下打工者乃至国家的发展可能性，当然，该作品或许由于篇幅和理念局限，探索没有深入下去，但这无疑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良好迹象。

王十月站在对打工者理解和同情的立场之上（作品中的人实际上都是打工者），从小老板切入，书写打工者群体的生存处境和心理状态。这正是作者多年漂泊的打工生涯的切实体验和对打工者这个圈子的深切理解和熟悉的缘故，如作者所言“他们的人生，就是我生命的多种可能性，是我们这一代打工者的可能性，只是在人生的三岔路口，我们终于走向了不同的小径，然而远方是相同的，我们殊途同归”。看似简单的打工处境和心理体验，实际上是其他经验难以代替的，或许只有感受过“花儿开在伤口里”的“真切的痛”的人才能写出。作者书写这种“真切的痛”的体验是通过文学的手段，通过文字来呈现的。作者没有停留在“为了经验而经验”的写作状态，没有流水账式的记录打工者的故事，而是力求把经验和文学有效结合，用简单晓畅、质朴平白的语言书写他所熟悉的打工阶层的独特而又富有意味的故事，这独特性使文学作品具有特异性，特异性也正是文学作品的价值。

脱开此作品来说，固然，“打工文学”可以作为文学的一个面向，但是笔者认为，似乎“打工文学”这个称谓有些狭窄，所谓“打工”更多是作为素材的，包括故事经验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思考。但是，不免让人担心的是，“打工文学”自身到底有多大的更新和拓展空间，如何超越仅仅依靠个人独特的经验来拓宽探索的广度和深度，如何避免自我经验重复，如何挖掘更深的文学因素，文学与“打工”如何有效的融合，创作更具有文学性，更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以及打工文学本身如何定位，如何与主流对接或是对抗，如何保持自身的特异性，依然是包括王十月在内的所有“打工文学”作者们深入思考和不断解决的问题。笔者坚信，“打工文学”本身的群体资源优势一定时期会长期存在，并且会更加壮大，“打工”这个“沧桑的词”（柳冬妩语）注定还有可待挖掘的广阔空间。

【推荐】

叶广芩：《豆汁记》，中篇，《十月》2008年第2期。

点评者：丛治辰

小说难得的是写出韵味来。叶广芩的中篇小说《豆汁记》以豆汁为名，真的写出了小说中所说的豆汁那种“酸中带甜，醇味十足”的悠长滋味。

无家可归的莫姜在一个风雪天被父亲容留，从此成为家中的一员。她是那么落魄潦倒，可是一举一动，甚至表情神态，都透出一种和她的境遇不相称的沉稳与优雅来。叶广芩不动声色地布置悬念，不知不觉吊足我们的胃口，又从容不迫地将莫姜的故事一点点抖出，叙事节奏把握得极有分寸。从前清宫里随侍太后的宫女，到北宫门外卖花生米为生的老妇；从孑然一身投入叶家，到不成器的蛮丈夫和不相干的野儿子前来纠缠；从一碗豆汁的活命之恩，到“文革”时候的以死相报。莫姜这一生坎坷得近乎传奇，却因作者叙述的成功而显得生动可信。叶广芩的叙事不耍花腔，缝得密，垫得实。跟那些先锋味道十足的小说相比，或许显得旧，但是旧得有板有眼，把故事讲得周全通透。如今敢这样写小说的人，才见得出真功夫。

《豆汁记》的韵味，不但来自笔法上的老道持重，更来自那通篇弥漫着的追怀过往的迷人旧气。父亲虽然在新中国的政协里担任职务，但是那种随性而为的艺术气质，显然未改八旗子弟的风度；莫姜是末代宫廷调教出来的顺民，一颦一笑都带着前朝的表情；而刘成贵更是一直活在他宫中大厨的身份里，不管多落魄，还是要吃八珍鸭舌喝荷花粥的。他们显然个个都得算是文化趣味上的遗老遗少。浓郁的遗老遗少气，似乎是京味小说的通用标识，但叶广芩写来自有她的独特之处。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邓友梅就这样肯定叶广芩在京味小说创作中的位置：“叶广芩的‘京味小说’多取材旗人上层”，“好就好在‘够味儿’”，“不造作，不拿捏，从容书展中流露书卷翰墨之气”，“叙事写人如数家珍，起承转合不温不躁，举手投足流露出闺秀遗风、文化底蕴”。而这个“够味儿”是怎么做到的呢？照邓友梅的看法，“这文风这品位，装不出来学不到家，只能是生活磨练环境熏陶先天素质后天修养多年浸泡酿造而成。”（邓友梅《沉思往事立残阳——读叶广芩京味小说》）所以叶广芩这样的作者是极为难得的，她是真正浸在那种特定的文化里面，内心怀着深深的认同，才能写出《豆汁记》这样原汁原味的作品。

过分沉迷于一种文化的认同，就难免有所偏执，有其见与不见。何况这或许还涉及某种可能令有些读者抵触的精英心态：莫姜的温顺何尝不是一种奴性，这些早应被革命掉的旧贵族凭什么就这样沾沾自喜？但我更愿意将这篇小说单纯地看作一个殊少瑕疵的艺术品，而不愿在文本以外的立场问题上作无谓的纠缠。何况叶广芩早在文本中对所谓的“旧”表达了自己的理解：文化上趋旧的气质，使得小说中的这些人别有一种人情味，叫人备感温暖，只是这种温暖在新中国建立到“文革”的历史当中已显得那么奢侈。相信作者亦在这个层面上表达了自己的批判意识。小说的最末，作者感慨“到现在没喝上日夜思念的豆汁。到现在没见过莫姜那样的女人”。不见来者的怅惘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