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原子弹（开篇）
在荒诞的世界生活久了，我们渐渐失去了自己的判断力，让貌似正确的观点横行无忌。举一个例子，当人们审视历史的时候，免不了有一些追问，检讨某些人在某些历史悲剧中的过错，并且设想那些历史悲剧本来可以避免。这时候，气氛往往变得凝重，一个权威而苍老的声音说：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历史真的没有假设？其实历史充满了假设，只不过以更高级的形式存在着。我在读《尤利西斯》中译本时，在注释里读到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中的一句话：“事情发生之前，有多种可能性，一旦其中一种成为事实之后，其他可能性便统统被排除掉了。”这话是对的，这话我很欣赏。就像一则中国寓言的意义，当羊从羊圈逃走之前，我们至少有两种可能性，把羊圈修好，或听之任之。于是我在回想我经过的历史时，感到了某种哲学上的必要：我们为了避免历史悲剧重演，需要找出当时被排除掉了的其他可能性，把它们重新建立起来。把破损的羊圈修好，就是让另一种假设成为现实，不会丢失更多的羊，无辜的、善良的、温顺可爱的羊。
走出1957年纷乱的、巨大的、危机四伏的迷宫，暂时还无法安定下来，太多的疑惑在我的四周哗哗旋转着向上升起，它们炫目的亮光至今让我眩晕。这样一来，我回想中的1958年，很想从比较安静的所在，安德尔斯，一位陌生的德国哲学家开始。
几年前的一天，我在一家书店里走了三遍，在那些包装精美但内容贫乏的书籍前一次次摇头，最后挑选了那本惟一可读的书《德国哲学家圆桌》。在那天晚上开往北京的慢车上，书中介绍的第一位哲学家安德尔斯，成了我愉快的朋友。
安德尔斯，1902年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二十多岁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他不是那种在学院里攀登象牙之塔的学者。他献身当下的世纪，干预影响社会，总是让思想保持着原创性和力量。他除了哲学文章，还像中国的庄子、德国的尼采、法国的加缪他们那样，用明快的文学叙事文本，使哲学反思得到直观的表述。在他的寓言《塔之瞭望》里，格林夫人身在塔顶，看见地面上的卡车只有玩具一般大小，看见玩具一般大小的卡车碾过自己幼小的儿子。然后她喊道：“我不下去！在下面的话，我会绝望的。”这里，距离是重要的。距离让我们可以忍受，让我们减少恐惧，让悲惨的社会变成舞台，让看台上的我们变成观众。“我们可能杀害数以千计的人，我们想象的大概是数十个死难者；但我们为之哭泣或者悲伤的至多一人。”
作为一位哲学家，他最重要的优秀品质是先知能力。当年，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新思想，带领德国经济走出一战后的泥潭，全国一片欢腾。安德尔斯看到了那种看不见的阴影，用小说《莫卢西恩的地下墓穴》表达了自己对将要来临的灾难的预警。莫卢西恩就是虚构的法西斯国家，在它的地下墓穴里，坐着被囚禁的自由战士，战士们用寓言和故事互相传递着自由的信息，与此同时，恐怖统治正在蔓延。这种对灾难的预知能力，类似于我们在地震前看到的动物反应。1933年，希特勒刚刚就任总理，安德尔斯感到实实在在的忧虑，开始了从德国到法国再到美国的流亡。没有人请他讲授哲学，但他可以做家庭教师、洗衣工和车间工人，他是孤独者中的孤独者。
后来二战开始了。后来二战结束了。
回到欧洲的他，有很长时间不能回到哲学写作，因为广岛原子弹的阴云还在他头上翻滚着。“自从1945年8月6日——广岛日起，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在这个时代里，我们随时都可能将任何地方变为广岛，不，整个地球都可能在瞬间被我们变成广岛。”在此之前，未来是开放的，人类相信他们可以持续生存。但现在呢，种族自我灭绝的能力有了，人类社会生存的信心没了。安德尔斯说：“无论持续多久，无论是否会永久持续，这都是最后的时代。”
种族自我灭绝的能力来源于技术。安德尔斯看到，技术成了主宰人命运的东西。技术弥漫了整个世界，并融化着世界，渐渐成为世界的主体。人作为世界主体的时代已经结束，技术作为主体的时代已经到来——在20世纪，世界转变为一个自我流变的、无人看管的机器。20世纪的人们在劫难逃，许多情况下不得不泰然接受，但是他们必须和技术统治进行斗争。这一部分世界观成了安德尔斯学说的中心：技术统治下的人的处境的哲学人类学。
1958年，安德尔斯经过很长时间的心理准备，终于去了广岛和长崎，又和执行过广岛任务的美国飞行员长期通信，了解当年的更多情形。那时候是1958年，他必须实地考察才能知道的事情，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很容易知道，更多而且更详细。比如，当年广岛原子弹刚刚爆炸的时候，只见整个天空一片光亮，闪现着从未见过的美丽蓝光和红光，非常壮观。再比如，广岛原子弹没有形成蘑菇云。它形成的东西可以称之为一条细绳。它往上冲，漆黑漆黑的，有光亮和颜色，里面有白光和灰色，顶部就像折起来的圣诞树。还有，我还在一本报告文学中看到，爆炸后的广岛，第二年的草木特别茂盛，与我们想象中的寸草不生，恰恰相反。
现在我们还知道，安德尔斯也可能有出错的地方。比如他在看到广岛、长崎时，可能会看到长长的原子弹爆炸死者名单，看到因此而殉难的儿童雕像，看到和听到各种各样的可怕后果，容易和很多善良的人们一样，以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以为用原子弹轰炸广岛，是人类历史上令人羞耻的一页。实际上，他也确实忽略了对广岛、长崎的核打击，其当时意义是人类正义一方对邪恶一方的正当防卫，合理而且必要；其深远意义是让战争狂人的侵略成本增到巨大，于是有了多半个世纪里世界大面积的和平建设。
安德尔斯如果熟悉中国“亡羊补牢”的那则寓言，应该想到，是当时日本的羊圈，也就是那些统治者出了问题。是那些丧心病狂的日本法西斯，在手上沾满了世界上几千万无辜百姓的鲜血之后，不惜再沾满本国几百万无辜百姓的鲜血，一定要将战争进行到底。亡羊补牢最好的办法，一是日本国内民众赶快把这血腥的政府推翻，一是世界正义力量尽早让这罪恶的战争结束。那时候，一颗代号叫“小男孩”、一颗代号叫“大胖子”的原子弹先后扔下来，让广岛、长崎几十万生命可悲可叹，但拯救了这世界上(包括日本国内)更多的生命。
现在想起来，我读到安德尔斯的时候，正是911事件三周年的纪念日，那日子让我多了一份感慨。
911那天，我一整天都僵住了，别指望有任何的语言和笑容。我先是想到一个技术上免除民航飞机被劫持的办法，就是把民航飞机的驾驶舱与座舱完全隔绝，把座舱与驾驶舱和地面的通讯完全切断，让所有的劫机者根本无法完成自己的想法，那样我们的天空就安静多了。我还想到，击溃了人类社会的道德底线，邪恶者不需任何借口、可以不择任何手段向善良人类公然挑战，世界的文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所有文学和艺术以及哲学、社会学都应该、都必须和911以前不同。
但是过了整整三年，应该发生变化的那些方面，平平常常又平平淡淡，看不出有了什么改变。读到安德尔斯的时候，他在世界上有了原子武器后敏锐又深沉的思考，让我非常感慨：原来安德尔斯已经在1992年去世。原来世界上没有更多的安德尔斯。
爱侣和恐惧感
中国人把每年的1月1日叫做元旦。1958年的元旦到来，全国皆大欢喜，放假一天。特别兴奋的是湖南师范学院，敲锣，打鼓，往天上点燃了许多鞭炮。他们编印的《湖南师院》在这一天出版，上面竟然最先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一首词《蝶恋花》。他们知道，《人民日报》和各地报刊一定会纷纷转载，他们的院刊一定会全国知名。他们还知道，1957年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最高领袖的17 首诗词，全国都轰动了，但里面惟独没有这一首。
1950年代到1970年代，中国几千年的古典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被有意压低和冷落，惟一被记住的文体是旧体诗词，因为毛泽东是写诗填词的高手，而他的37首诗词，大家都能够背诵和必须背诵。1990年代初期，北方某省每年都召开十多家文学期刊编辑参加的期刊联谊会，年轻编辑们不愿听那些老生常谈，往往想一些无聊的文字游戏打发时间，成了网络时代之前的一种“恶搞”。一次会上有人传纸条，提议从那37首诗词里面找出20个与性有关的句子。其实大家都知道，里面一句写性的都没有，并且这种做法对原作者不礼貌，事隔多年也要对原作者鞠躬谢罪，但可以看出，那些诗词融化在他们的血液里了，是他们重要的共同语言。
据说这首神采飞扬、意境高远的《蝶恋花》发表之后，首先“恶搞”的是原作者的夫人江青。她当着众人的面吵吵闹闹，还大声地说：“你怀念杨开慧，我想念唐纳！” 在吵闹之前，江青读了一遍又一遍，被其中怀念爱侣杨开慧的那些句子深深刺痛。
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忽然觉得“爱侣”这个汉语词汇很有意义，特别是在叙述一些复杂多变的两性关系时很有意义。江青去延安之前是演艺界人士，而那时候演艺界的两性关系就已经复杂多变，叙述历史的人很难说得清在24岁的江青嫁给45岁的毛泽东之前，和哪些人算作结婚，和哪些人算作同居，又和哪些人算作情人。以至很多人都把在唐纳之前的黄敬叫做江青前夫，实际上这种叫法不够准确。黄敬曾是她在青岛时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同居几年后，黄敬突然被警察局逮捕，她就赶紧逃亡到上海。虽然黄敬很快出狱，但江青的动作更快，已经先后与唐纳、章泯成为爱侣了。那个年代，除了要扩大在演艺界和公众之中的影响，否则，结婚不一定要有法定的形式，黄敬与江青的同居是公开的，而且两人以夫妻相称并与外界交往，几乎等同于结婚，但还不是正式的结婚。所以把黄敬和江青称为爱侣，我想，比称作夫妇、情人、同居者等等，更为妥当。
当时的演艺界是这样，当时的革命界（我临时使用的一个词汇）也是这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命悬一线，朝不保夕，一切从简，一切从快，男女关系处于没有规律和规则的状态，很少有人使用结婚、离婚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据说他在14岁时，依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个20岁的姓李的女子，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举行的婚仪。26岁时与18岁的杨开慧成为爱侣，有了三个子女。34岁时与17岁的贺子珍成为爱侣，生下六个子女。与江青成为爱侣以后，就不再有那种可以称为夫人、可以对外公开的爱侣。后来的人们详细勘探那段历史，认为他和贺子珍结婚时没有与杨开慧离婚，和江青结婚时没有与贺子珍离婚，是不是有些不够妥当，不过是对战争年代领袖人物一种想当然的、不负责任的误解而已。他们不知道在革命斗争的特殊时期，公开住到一起就建立了爱侣关系，不再住到一起就解除了爱侣关系。即便是那个时代的人，有时也对这种建立和解除的情形一头雾水。比如毛与贺成为爱侣已经三年了，湖南军阀何键逮捕了杨开慧，在湖南父老的营救和说情之后，答允只要杨公开申明与毛脱离夫妻关系即可释放。杨在狱中坚贞不屈，因为不肯脱离夫妻关系而被枪决。何键他们真是糊涂了，实际上存在的夫妻关系可以脱离，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夫妻关系怎么可以脱离?许多年以后，我觉得这像是一种黑色幽默，杨开慧之死很是冤枉。
我的耳边响起戏曲舞台上锵锵、锵锵、锵锵锵锵的紧密节奏，还响起我刚读大学中文系时说过的一段话：在中国波澜起伏的几十年里，人的命运上下沉浮。搞戏剧的人，一生像一部戏剧；搞电影的人，一生像一部电影；写小说的人，一生像一部小说——
以此推论，对于恐惧感很强的人，他的一生像什么呢，像一场让人感到恐惧的事件。似乎环境无法更改，似乎命运已被注定，结局迟早都会到来，是否发生在1958年或哪一个年份，已经不再重要。
江青以前的爱侣黄敬，是在1958年去世的。我见到那一年的中国大事记，全文如下：1958戊戌年，号召全国“除四害”（老鼠、麻雀、苍蝇、蚊子）。“大跃进”运动全面展开，“全民炼钢”，“高产卫星”满天飞，大办公共食堂。对金门炮战连续44天。中央电视台创建。作家、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前往阿富汗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全体遇难。美国飞虎队司令陈纳德，匈牙利总理纳吉，画家司徒乔、京剧大师程砚秋、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卒。
黄敬比江青大两岁，应该在1912年出生。他在20岁读青岛大学时参加革命，迅速成为那一代人中的佼佼者，曾领导过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担任过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的党委副书记。根据一种没有被确认的说法，是他而不是刘少奇，最早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词语，可见他早已是党内有名望的人物。1949年新政权建立，他37岁，担任了第一任的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几年后改任中国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
至今有些天津的老市民还能想起黄敬，非常关心工人生活，体察群众疾苦。他到北京找毛泽东和周恩来拨款，在1952年建造了61万平方米、5万余间的工人新村住宅。
他领导天津百姓修建人民公园、水上公园和杨柳青飞机场，改造南开蓄水池、赤龙河和墙子河。在红红火火、热气腾腾的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他和工人一起抬筐运土。工人们知道他身体不好，患有糖尿病：“黄市长，你有病，工作又忙，指挥大伙干就行了，别把身子累坏了。”他摇摇头，擦一把脸上的汗水说：“没问题，多装些土。”
我没有更多的材料来回忆他，甚至不知道他在参加劳动时的心情是不是在用汗水浇灌新家园的同时，洗去心中的隐忧、焦虑和恐惧感。那时候，江青成了新政权最高领袖名正言顺的夫人，同是与江青有过爱侣关系的人，演艺界的唐纳远避欧洲，连地址都不曾留下；革命界的黄敬却无法逃避，不知道会不会祸事降临，就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下雨打雷，那道天雷会不会击落在自己头顶。
1958年1月，中国的南宁会议开始猛烈批评周恩来和陈云，以及当时负责计划、建设、财经工作的人。他们在1956年领导了缩减重工业建设规模的“反冒进”，那些当时的重大成绩，变成了眼下的重大错误，“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被迫写检讨的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周恩来是这样，他手下管经济的人更是这样，紧张得睡不着觉，彻夜不停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像南宁的蒙蒙烟雨，四处蔓延。
南宁会议结束那天，有位医生到了黄敬的房间，见他倒在床上，精神恍惚，语无伦次，不停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后来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疯了的黄敬突然跪倒在同行者面前，叩头说：“饶了我吧。”据说他在广州军区总医院治疗期间，因为跳楼逃跑跌断了腿，不久以后离开人世，时年46岁。
我好像记得一位医生说过，恐惧感特别强烈的人，平均寿命是46岁。
党派社会和伊拉克革命
作家不是神，不能掌握这世界所有的学问，所有的发展变数。但我想到，如果与大众相比，作家的直觉必须敏锐、宽泛、深入和有效。比如说这世界一种又一种的理论，真真假假，层出不穷，大众可以深信不疑，或者不予理睬，而作家呢，起码要用直觉感知一下，那些东西是不是在说真话。
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让我对人类经过的社会形态有了进一步的思索。
我没有登临叫做伊拉克的那个国度，但我知道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中下游地区，那片曾经叫做美索布达米亚的平原，公元前4000年开始进入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阳光普照，水量充足，洪水带来大量淤泥，肥沃了两河平原。《圣经》里的伊甸园的原型地在那里，《一千零一夜》的故乡也在那里。精妙绝伦的巴比伦空中花园，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都诞生在那里。
那里也是被人类武力征服次数最多的地方，亚述人、波斯人、马其顿人、阿拉伯人、蒙古人的战刀的森林，代替了茂密的植被，先后在那片土地上闪闪发光，直到把这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变成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他们来了，他们杀人，他们放火，他们抢掠，他们奸淫，他们走了。”十多年前，我偶尔读到的一本书用这样的短句描绘历史。我记得不准了，好像每个短句之间都是句号。
1920年，英国人用介于殖民和自治之间的委托统治方式，比较温和地代替了奥斯曼帝国几个世纪的严酷统治。第二年，允许他们建立了伊拉克王国， 1932年，这个新国家又获得了完全独立。
在接触这一段历史时，我有时欣喜有时忧伤地注意到，这个完全效仿英国议会的君主立宪国家，在1958年之前，能够控制各个宗教、种族、党派之间的冲突，能够与世界和平相处与经济往来，但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财富暴敛在极少数人手中，拒绝改变大众的贫困生活。我想到，他们和十月革命前的俄国、辛亥革命前的中国一样，尽管实行了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度，可是由于群体素质不高的原因，仅仅建设了一个低水平的民主国家，也就为革命带来了契机。
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一夜之间取得了完全胜利。受党派影响的政变部队杀死23岁的国王，还决定对王室斩草除根，包括王室的宠物。他们的尸体被扔在大街上，任公共汽车来回碾压，仿佛预示了这个国家和这些国民，要一次次被专制极权的车轮来回碾压，不得安宁。此后，伊拉克的革命一次次来临，推翻了旧的暴君，再产生新的暴君。在政变部队里有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人叫萨达姆，他10岁时就有了第一把手枪，14岁时曾经枪杀他不喜欢的教师。他们的党派叫社会主义复兴党，或者翻译成复兴社会党，1959年就派萨达姆暗杀刚刚政变上台、受伊拉克共产党支持的新总统。1963年复兴党上台，1979年萨达姆从伊拉克保安头子变身为伊拉克共和国总统，随后发动了历经8年的两伊战争，双方死亡人数约200万。
在我看到的一些历史素材里，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没有让伊拉克人民脱贫致富，还把他们拖入了专制极权、血腥镇压的政治恐怖之中。而这场革命当时曾被认为是反帝反封建的世界革命的重要部分，现在看来，是孙中山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斯大林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他们自己认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革命，怎样归属都是个难题。
从文学写作的角度来看，或者从逻辑分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先前人类社会形态的分类不清不爽，才会出现这样的难题。
我在几年前看了那本教科书之后，忽然想到，对人的分类可以有无穷无尽的方法，比如按性别可以划分为男人、女人、中性人、变性人，按洲别可以划分为亚洲人、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大洋洲人，等等。对社会形态的划分也可以有很多种，比如我想到的，按照从古至今社会管理层面的区别来划分，人类经过的社会形态只有四种：部落首领社会、奴隶主社会、封建国王社会、党派社会。
按照这种比较有效的分类方法，许多错综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清晰和容易掌握。当各种各样的国家发生革命之后，一旦封建国王的权力解体或旁落，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哪种共和，实际上都进入了由党派管理国家的党派社会。
伊拉克在1921年君主立宪后就进入了党派社会，以后的革命都是同一种社会形态之内的革命，1958年以前多党分权，1958年后一党专权，21世纪初萨达姆下台，重新回到多党分权。俄国十月革命前已经实行君主立宪，多党分权，十月革命后一党专权，苏联解体后，又回到多党分权。至于中国，情况也有点相似，1905年，慈禧和光绪政府派出两路重要大臣，认真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社会形态。到达俄国时，沙皇还特别告诫他们，注意不要造成俄国那样地方势力太强、民主立宪不稳的状态。但随后中国的立宪，看起来还是没有避免俄国的尴尬，几年后就让孙中山等人的武装起义，圆了赶走满清“异族统治”的旧梦。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管理国家，只把汉族的袁世凯推到前台就算大功告成。
陈纳德和国际主义
1958年一个晴朗的夏日，我的大哥跟着老师去鞍钢参观，看到了那些高耸的炼铁炉、高大的冷却塔，比画报上的还要雄伟。那天还有一位老工人给学生讲话，要他们现在当学生好好学习，将来当工人好好工作。他说他不到20岁就在鞍钢做工，给日本人干活好好工作，后来给国民党干活好好工作，现在给共产党干活还是好好工作。让我大哥奇怪的，是他不怎么恨日本人，却恨美国鬼子，有一年美国鬼子的飞机轰炸鞍钢，炸死了几个日本人、几个中国人，炸坏了两座高炉，炸坏了他的脚趾。
参观回来不久，我大哥和一些学生上街游行，衣服被汗打湿了，嗓子被口号喊哑了。他们喊的是反帝的内容：“美国军队从黎巴嫩滚出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一队幼儿园小朋友，蹦蹦跳跳地唱着反帝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一生气，喝了两碗滴滴涕。上医院，没看好，回家放了三声大狗屁。路边看热闹的人就拍手叫好，让他们再来一个。幼儿园阿姨一挥手，小朋友真的又来了一个：苏联老大哥，挣钱挣得多，买辆摩托车，骑到莫斯科。美国老大嫂，挣钱挣得少，买个破油灯，点也点不着。
据说有报纸报道，那几天内，全中国有两千多个城市、六千四百万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和抗议集会，通宵达旦，日以继夜。许多年之后我觉得，那些数字未必准确，就算全中国真有六千四百万人上街，也没有两千多个城市啊。四十年之后的1998年，我在电视台因工作需要联系到的国内其它城市，也不过一千个左右。想起当年中国的新闻媒体，喜欢玩一种叫做夸张的修辞游戏，几百斤的粮食亩产能夸张到十多万斤。它们可以随意夸张，没有把中国的城市说成十几万个，已经算是比较真实了。
随便说一下，1958年是中东地区的革命之年。那一年不仅伊拉克发生了成功的政变，还有黎巴嫩和约旦不成功的武装起义，都让政府无力控制局面。黎巴嫩总统约请美国出兵相助，约旦国王约请英国出兵相助，终于平安无事。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也想登陆伊拉克，但伊拉克原政府已经被杀光，没有人再约请他们了。
1958年也是中国人的世界革命之年。我们把中东的阿拉伯革命打造成国际共运的一部分，在苏联与西方开始和平、友好相处的背景下，独立挑起世界革命的重担。我大哥和他的同学，以及那些幼儿园小朋友，用喊口号和唱儿歌的方式参加了世界革命。比他们更有实际效果的参加，是那一年中国大陆炮击金门，佯作发兵解放台湾之势，调动美国军舰急赴台湾海峡，减轻了中东地区的压力。
我现在觉得，不管是做学问、做新闻，还是做政治，哪怕是做一个小规模的讲话，立场都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样的立场就有什么样的观点、情绪和行为。我大哥在参观鞍钢时遇到的那位鞍钢老工人，恨谁不恨谁纯属他的立场问题。立场还是一副有魔法的变形眼镜，戴上以后想看见什么就看见什么。那些幼儿园的小朋友的立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甚至能看见美国比苏联贫穷。
那位老工人说的美国鬼子的飞机轰炸鞍钢，确有其事，但从相对正确的立场来说，应该是美国飞机轰炸日本人的军事工业基地。驾驶飞机的也不是美国鬼子，是帮助中国人对抗日本法西斯的美国友人，是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陈纳德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来到中国，1945年八一五光复的那个月份辞职回国，也就是说，中国的全面抗日打了八年，他在中国战斗了八年。在20世纪空前残酷的抗日战争里，中国将士保家卫国、抛洒热血是自己的职责；他是外国人，却和最坚定的中国将士一样坚定，和最勇敢的中国将士一样勇敢。还有，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可以和任何一位中国将士相比。
有必要提到当时中国的军力，虽然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的退让，有了6年时间的战争准备，但仍然虚弱不堪。比如空中力量，说是有500架飞机，但零部件严重缺乏，飞行员出身豪门不思进取，不用说参加战斗，一次普通的飞行训练就有5架飞机接连坠毁，让在一旁视察的宋美龄胆战心惊。陈纳德来到中国担任空军顾问兼战术教官的1937年，逐个审看了这500架飞机，能够飞上蓝天的只有91架。
写到这里，我极其遗憾地想起一次在少帅张学良出生地的采访。那天中午过后，县志办的老崔捧来他多年搜集的资料，其中一段说的就是张学良的空军。他每年都从东北军里选拔几百人去荷兰学习飞行，再从学成归国的人五里选一，让最优秀的人担任飞行员。有人说张学良空军的战斗力世界上排在前列，九一八事变发生的1931年，他有几百架从欧洲购买的最先进的飞机，仓库里还有一百多架新式飞机没有拆包组装，可惜一旦撤出沈阳，全都落在日本人手里。
陈纳德如果拥有张学良的飞机和飞行员，也能在空中与日本人抗衡。他也曾亲自驾机上天格斗，击毁了近40架日军飞机，但战争开始才几个月，中国的飞机几乎全军覆没。幸好苏联援助的飞机来了。在1938年4月29日，日本天皇的生日那天，陈纳德把中国和苏联的飞机合在一起，用一个巧妙和精密的计划，将前来轰炸武汉的39架日机击落36架，只有3架落荒而逃。
1940年苏联空援撤走以后，陈纳德到处游说，终于争取到100架美国P-40型战斗机，还争取到美国罗斯福总统为购买这批飞机贷款5000万美元，并口授一道不公开的命令，在美国和日本尚未宣战时，准许预备役军官和退出陆军和海军航空部队的士兵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队。就这样，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成立了。
我看到的一张照片表明，有了好的飞机和飞行员，陈纳德那阴雨天一般的神色变得晴朗，那老树皮一般的面孔露出笑容。
他和那些曾被美国人称为兵痞或兵油子的志愿者们，自由、自信和浪漫的气质洋溢出来，将他们的飞机编为三个中队：亚当与夏娃队、熊猫队、地狱天使队，分别画上被亚当追逐的裸体夏娃、飞行员自己的漫画像和姿态各异的裸体天使。
就像他们的护照上显示着的身份五花八门，叫音乐家、学生、银行家的都有，这二百多位志愿者来华的目的也不一致，大多数为了正义，也有的为了冒险，为了资历，还有一位飞虎队员只想挣钱给父母盖一座新房子。这些喜欢裸体美女图案的志愿者们，更喜欢昆明一家妓院里活生生的美女。有一次，陈纳德坦然对《时代》周刊记者说：“（昆明的）那个妓院使我操心。大兵们总得要有女人。”据说那时候，还有一架美式运输机把13名妓女运到飞虎队所在的昆明。甚至还有一种传言，说飞虎队的驻地周围有强奸案发生。
比起一群“乌合之众”的性生活是否卫生，更让陈纳德担心的，是他们的P－40C机，在性能上还不是日本人“零式”机的对手。但值得庆幸的是，在关于空战的新观念和技战术上，日本人远远不是他们的对手。
陈纳德是当时世界战斗机组合使用的战术思想先驱者。他多年研究创造的空战理论十分出色，他的“空中游击队”招数也确实厉害。比如，飞虎队在缅甸集训后不久，以不超过20架可用的P－40C机，与逾千架日机日夜周旋，浴血奋战10个星期，创下了击毁日机217架、损失比例1∶14的骄人战绩。再比如，他在缅北用四五十架飞机迎战日军四五百架飞机的时候，每天改变飞机的图案、颜色、号码，还使用稻草制作一批假飞机，使日军无法判断飞虎队的实力和摧毁地面飞机。他从不正面迎战日军机群，往往在其返航时半路打劫，甚至跟踪到敌机降落再猛烈扫荡。气得日军用电台警告，如果陈纳德继续使用如此不规则的战法，“将视作游击队员，受到不仁慈的待遇”。
还有一次，日军派一架飞机到桂林机场上空散发传单，上面写着：“我们——帝国军队的飞行员，向你们——飞虎队的飞行员提出挑战。定于6月28日下午3点在桂林上空，双方进行一场公开竞强的决斗。”到了那一天，日方出动了60架飞机，在性能和数量上都占有优势，结果在短短十几分钟的战斗里，飞虎队击毁14架敌机，自己一方只有四个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在这次公开挑战里获胜。他的一次又一次重要胜利，让长期士气低落的中国军民兴奋起来，也让不可一世的日本空军十分敬畏，把飞虎队称为“光荣的敌人”。
对于四亿五千万中国人来说，飞虎队（包括后来陈纳德领导的第十四航空队）的胜利不仅重要，而且是个福音。在1941年以前，日本空军占有中国领空的绝对控制权，当时的陪都重庆，遭受惨烈轰炸导致数以万计平民伤亡。陈纳德的飞虎队来到中国，宣告了日军以狂轰滥炸让中国屈服的幻想破灭——1942年，日军对重庆的轰炸就已经无法进行。1943年9月，日军在华制空权完全丧失。到了1945年5月，中国的天空里甚至找不到日本飞机的踪影！
我看到的一份资料统计说：“陈纳德领导的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在中国与日军英勇奋战，共摧毁了2600架日机，击沉和击伤了220万吨以上的日军商船和海军舰只，击毙了66700名以上的日军。他的机队与日机战斗的损失比，达到了1∶80的神奇境地。”
1945年8月，陈纳德就要回国。告别的那一天，陈纳德坐在汽车里，人们推着汽车在重庆陡峭的街道上走了好几个小时，一直推到一个广场的中央。在用鲜花和松针装饰起来的台子上，堆满了人们赠送给他的宝石、碧玉、漆器、古董和国画，以及各种条幅和锦旗。陈纳德独自站在台上，人群排着队逐个与他握手道别。一个中国人向他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没有一个外国人像你那样博得中国人的人心。”
在那个时候，泪水从陈纳德饱经风霜的脸上流了下来——八年前他已年近半百了，告别妻子和七个儿女，把中国的天空当作自己的家园，为反对法西斯的正义事业而战，为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谊而战，这一切都是值得的。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这个老志愿者离开中国仅仅五年以后，130万中国年轻人组成的志愿军奔赴朝鲜半岛，与120万包括美国在内的联合国军拼死对抗。双方有将近百万的巨大伤亡。
1958年，是陈纳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年。7月15日，艾森豪威尔总统要求国会晋升陈纳德为中将。7月18日，美国国会通过晋升他为空军中将的法案。7月27日，陈纳德因病在华盛顿去世，终年67岁。1990年，美国公众评选二战英雄，有两个人当选，一位是欧洲战场上的艾森豪威尔，另一位则为亚洲战场的陈纳德将军。2005年，中国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陈纳德再一次被当作国际主义英雄。
1958年还有一件事，与陈纳德似乎无关又似乎有关。他在飞虎队时候的中国秘书王清，因为被发现藏有在飞虎队服役时留下的实物，成了某种罪证，“由于历史原因，王清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后来的某个时候，中国为王清“落实了政策”。
鞍山的大学和北京的大学
那年夏天，我爹的橡胶厂开始加班加点，机器转动的声音不分昼夜，越来越浓的汽油味儿飞出工厂，灌满了我家的屋子。他们赶制出来的传送带，很快就运到全国各地，很快就安装到运输设备，为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运送矿石、煤炭，以及各种各样的生产原料。
我们家里没有姐妹，做晚饭就成了大哥的事情。就着汽油的香味儿吃过晚饭，几个哥哥玩了一会儿就开始看书，有的看学校的课本，有的看课外的图书。我已经4岁多了，纠缠在他们中间，渐渐认识了很多字，有图有字的书也能看了，不认识的字呢，按照内容大意往下蒙，十回里有六七回都能蒙对。
那时候家里没有那么多桌子。等到我妈下班回来，看见她的四个儿子全都趴在炕沿上看书，黑乎乎的脑袋瓜一溜儿刷齐。离那些书很高很远的地方，是一支15瓦的电灯，发出昏黄的光，比煤油灯强不了多少。我妈跟我爹说过许多次了，换一个瓦数大的灯泡，可是商店里只有15瓦的，再说电费挺贵，买到了也不能经常用它。我妈一直担心，在那样差劲儿的灯光下看书，孩子们的视力会不会出问题？
那一年，我的大哥15岁了，再怎么看书也不会近视了，以后视力一直保持得很好。二哥11岁，就受了影响，一只眼睛正常，另外一只近视，后来看到这世界上所有景象都别别扭扭。三哥才8岁，两只眼睛渐渐都变得近视，后来发展到三四百度。最小的我4岁，受那种灯光伤害最大，两只眼睛都成了高度近视，六百度左右，永远都无法恢复。中国的那个年月，不仅缺钱还缺文化，愿意看书的人不多，近视的人非常少见。不信你现在上街看看，那些已经五六十岁的中国人，如果有谁戴了眼镜，就特别显得有知识。
有一天，大哥从我爹的办公室拿了一张报纸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鞍山新办了三所大学，他以后可以上大学读书了。
鞍山是个年轻的城市，换句话说，它的历史短得十分可笑。我看到的一份资料表明，在20世纪初，这里还是一片山野，碧绿青葱，野狼奔突。忽然就开始探矿开矿，来了四千多个日本人，几百个朝鲜人，一千多个中国人，总共六千零几十个人。他们算是这个城市的第一批建设者，住在新建的大房子里，日本技术员每人住 360平方米，中国和朝鲜工人每人90平方米。虽然冶铁的工厂不太景气，但按照他们仿效美国开发矿山的经济制度，分给个人的工资奖金还算可以，所以那些卖粮卖菜的、缝衣修鞋的、说书卖艺的、放映电影的、开设商店饭店金银首饰店的统统来了，渐渐有了市镇的模样。1937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满洲国的溥仪皇帝才想起颁布诏书，让这里有了市级建制，并且定名为鞍山市。1955年我出生的时候，鞍山才18岁。就在那一年，有位欧洲的画家叫皮德，来鞍山画了一些漫画和速写，其中一幅的说明文字，写到鞍山当时有五万人口。
这样的城市，就在1958年开始有了大学，并且一下子有了三所本科大学：一所医学院，一所师范学院，还有一所是钢铁学院。有道是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才刚刚过了几年，我的大哥快要从中学毕业、一心向着大学目标前进的时候，再看那三所大学，只剩下一所钢铁学院，另外的医学院和师范学院已经烟消云散了。
许多年之后，我成为这座城市屈指可数的文化人之一，参加过偶尔举行的各类文化活动，蓦然发觉鞍山的文化空气里严重缺氧，甚至比起我出生的年代更难于呼吸，于是为这座城市感到深深的遗憾，为什么那时的三所大学撤销了两所，耽误了多少鞍山子弟的教育成才啊！
由于这种感慨，我在许多资料中走近1958年，那个特殊的年份，中国提出了超过英国、赶上美国的口号，就要像它们那样，不仅要生产出大量的钢铁，还有培养出很多的大学生。有人说那时的鞍山，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比如说缺少师资。但这种说法不是真的，那时中国的大学，恰好不是靠教授和讲师来办的，引导和教诲学生的是党。
比如北京大学，应该是一所名师荟萃的著名学府，但那时候的学校，不以名师为荣，反以名师为罪；不以读书为荣，反以读书为罪。那些不幸的大学生们，入学后经历了反胡风、肃反、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以及“拔白旗”、“向党交心”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反右运动中的北大学子，被定为极右派、右派、中右和右倾的占了15%左右，其中有的被枪毙（如黄中奇），有的死在监狱里面（如刘奇弟），有的在兴凯湖或清河的劳改农场里葬送青春。
北大学生的另一种不幸，是那些留在学校里的学生，也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在1958年“大跃进”中，北大中文系1955年级响应“拔白旗，插红旗”的号召，起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其实就是批判他们老师）的学术观点。1958年国庆前夕，他们利用暑假集体编写的70万字《中国文学史》正式出版，被推崇为无产阶级占领学术阵地的一个典型。那时报纸上还有报道说，北大中文系55级作为党所培养的一代新人，正在把资产阶级专家所把持的学术殿堂夺回来。被政治利用也是一种幸福，他们自豪，他们兴奋，因为他们年轻：“革命斗争中长大/ 群众运动里开花/ 咱们55级/ 走的是红专道/ 骑的是跃进马/ 听的是党和毛主席的话/ 此去扬鞭万里/ 一生为祖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同时，其它年级“又红又专”的学生也在政治挂帅的旗帜下，编写着更多的史志：中国小说史、中国古代戏剧史、中国新文学史，等等。他们要把被老教授们“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那一年将近初冬，北京大学中文系的6名学生：谢冕、孙绍振、孙玉石、殷晋培、刘登翰、洪子诚，在《诗刊》社的建议和组织下，编写了十余万字的中国新诗简史，叫做《新诗发展概况》。2007年11月，事情过去近50年，他们已是名满天下的优秀学者，终于把《新诗发展概况》（当时没有正式出版）刊印出来，让那些在特定政治时代泛滥的文字，那些甚至具有负面学术价值的文字，提供一份新诗研究史料的珍贵样本。他们还有足够的勇气，完成关于那个荒唐年代的共同的、完整的讲述，完成对当年的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的深刻反思。他们的坦率真诚，让我很深地感动。
我不无忧伤地注意到，在这本新书重要的讲述和反思里，只有他们六人中的五人，惟独缺少了殷晋培。他在六人中年龄最小，却已经在15年前的1992年去世。
在过去的一些年里，我陆续知道了殷晋培的许多事情。
孙绍振在这本新书中说到：文学史最初我是没有资格参与的。我在反右期间，属于“中右”，也就是“差一口气”就沦为右派。要我这样一个“右派边缘”的人去夺取资产阶级学者学术殿堂，自己都感到心虚；没有沦为右派，就谢天谢地了，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已经是莫大的幸运，别的还能指望什么？
那时候，殷晋培同孙绍振一样，也被定为“中右”，即中间偏右，俗称“拿帽右派”——右派的帽子拿在组织手里，如果你表现好了，组织上不提拔重用；如果你表现不好，随时转成敌我矛盾。
也有一种可能，即殷晋培比孙绍振晚了一些时间定为中右。开始抓右派时依照肃反比例抓百分之五，但北大就不行了，前一位党委书记只抓了百分之六点五被撤职，后一位就下狠劲儿抓了百分之十五。右派不够怎么办，发动同学互相检举：谁在大字报栏前读后来成了右派的人写的文章时点过头，就是“点头右派”。谁看反击右派的大字报时摇了头，就是“摇头右派”。殷晋培可能没点头也没摇头，也可能他喜欢用摇头的方式表示赞赏，但他的骄傲心太重，免不了炫耀或夸大他那海派文化（因为他是上海人）的优越感、他出身于资本家（实际上可能是小业主），昂着头走路、说话的时候比较多，被大家看不顺眼。那年月什么样的荒谬都会发生，如果出现一个“昂头右派”也不奇怪。尤其荒谬的，是殷晋培不知他是被控制的中右，一直到文革结束为他平反的前一分钟，组织上没有告诉他，知道这件事的很多人也没有告诉他。一晃几十年里，他盼望被重用也应该被重用，却不知道不被重用的真正原因。
1991年的一天，在鞍山一家小宾馆的餐厅里，有四个人在吃饭，殷晋培和他的太太、他的小儿子，还有一个人是我。他要了两瓶啤酒，说那一天是他来鞍山30周年的纪念日。我说还应该找更多的朋友来庆贺，他只是摇了摇头。他的头早早就谢顶了，剩下不多的头发，从来都梳理得整整齐齐。那时他还是鞍山文联的一般编辑，担任市作协常务副主席但没有级别待遇。市里组织部门决定他任文联副主席，副局级，例行到文联考核，据说没有得到几个人举手赞成。我还听到另一种版本，说是一个赞成的都没有。
在1988年市作协成立后，我是那里的惟一一个事业编制，做编辑也做秘书也做其他遇到的事情，天天和他在一起，天天听他的指挥。他依然一口浓重的上海口音，每天打电话时说他姓殷，总是发出“yinｇ(应)”的声音。遇到职位高的市领导，他就说：“我姓殷哪，殷勤的殷哪。”遇到职位低的普通人，他就说：“我姓殷哪，殷渊书记的殷哪。”——殷渊曾经是鞍山的市委书记。那时候我从大学毕业不久，经常用学生气的目光看这个世界，觉得中国文人在严酷的环境里，丢掉了许多重要品质，以至于成了变质文人。我想不起来是否也这样看待过他，如果这样看待是应当检讨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文人都变质了，很多人比他变得更厉害。
实际上我很敬重他的才能，我还敬重和他同学的谢冕、孙绍振、孙玉石、刘登翰、洪子诚。我知道他们写中国新诗简史的事，以及在二十多年后对朦胧诗坚定支持，为新诗潮大声疾呼，体现了中国文人应有的勇气和良知。据他们在这本新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的《回忆一次写作》中的讲述，1958年的殷晋培是位很帅气的海派才子，“穿着也最讲究，中山装的领口上常常结着一条毛围巾。他写30年代那一章，常常信口念出徐志摩的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然后摇头赞赏。”那时他就知道真正的诗歌是什么样子，许多年以后更知道谢冕、孙绍振支持青年诗人现代诗歌的立场是对的，但在他主持的作协刊物上，仍然拒发那些看起来朦胧的诗歌作品。
他有一个很好的打算，在这个没有文化的城市和省份里，只能一点一点推出现代的文学观念，“积小胜为大胜”。实际上他也这样做了。但悠悠苍天没给他更多的时间。在他终于担任市文联副主席、可以施展才华抱负时，仅仅一个月就因肺癌去世。那时是1992年。那时他53岁。那时作协的办公电话是535944，其谐音听起来好像与他有关：53我就逝世。
在和殷晋培亲密共事的4年时间里，有许多事情是留下深刻印象的，包括他向我发了六七次脾气，我向他发了一次脾气，都发完脾气后相处得更好。所以不管现在还是以后，我还会时常想到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