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就知道杭州作家施蛰存，活到99岁，其名总是跟戴望舒连在一起，因为他和戴是同龄同乡，却比戴多活了半个世纪多一点。
对施蛰存有好感，是缘于他70年前在《灯下集》自序中的一段话。他说，你倘若和人家说三句话，人家就立刻可以瞧得透你这个人的性格，你倘若写三篇小说或三首诗，至少可以掩饰得了你的一部分性格，但你倘若写三篇散文，不论是纯粹散文或随感批评之类的杂文，其给予人家的印象却等于三句说话。因此从一个人的散文中间，我们可以透明地看到一个人的各方面的气质和修养。
施蛰存曾经说自己的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是碑版整理。
这有一点像鲁迅，但是鲁迅最终还是以小说和杂文而著名。
什么都会，全面发展，全能冠军，但是也要以单项为突破点才好。施蛰存的现代派小说集《薄暮的舞女》（2000年后新版的）我看了，毕竟是七八十年前的东西了，有一点点隔，但是头篇就是《梅雨之夕》，刚好跟这个季节窗外的雨有一点点不期而遇不谋而合，所以也就很自然地看了下去——梅雨又淙淙地降下了。
对于雨，我倒并不觉得嫌厌，所嫌厌的是在雨中疾驰的摩托车的轮，它会溅起混水猛力地洒上我的衣裤，甚至会连嘴里也拜受了美味。我常常在办公室里，当公事空闲的时候，凝望着窗外淡白的空中的雨丝，对同事们谈起我对于这些自私的车轮的怨苦。下雨天是不必省钱的，你可以坐车，舒服些。他们会这样善意地劝告我。但我并不曾屈就了他们的好心，我不是为了省钱，我喜欢在滴沥的雨声中撑着伞回去。
好了，我好像已经漫步在这样的雨中了，我好像已经读懂了“我”其实不想回家，因为接下来的事情便是你我都期待的，那就是邂逅一个少女。
这样的小说我觉得现在的80后可能都不屑于写了，不知90后会不会写。我记得王安忆的成名作好像是《雨，沙沙沙》。但是看完施蛰存的这一篇现代派的《梅雨之夕》，你还真不得不佩服他的才思和心理感觉，因为一个已婚男子遇上一个没雨具的少女，一路上走走想想，可以产生如此之多的心思，这个同样是需要认真而不是敷衍的。说实在的，我以前是很不屑这种写法的，比如第一人称的，比如跳来跳去的，比如基本没有故事冲突（但是会有心理冲突），而且写这种东西往往是诗人的强项，而我以为小说家应该最大可能挤掉兑水的部分，也许我是受海明威这种写法的影响颇深吧，冰山只能露出一点点，不像现在的写法，全露出来了。
而且这样的雨又让我想起了张爱玲的电影《红玫瑰白玫瑰》，张也是施十分推重的作家。那里面的男主角也曾在雨天回家，然后发现自己的妻子与一个裁缝有暧昧的迹象。而到了王家卫的《爱神》这里，他干脆就借用了施蛰存的《薄暮的舞女》。那里面舞女极为无聊地摩挲着一只猫，而在电影中，就成了巩俐摩挲着张震，当然到了最后总是相互摩挲了……
这种借用是王家卫十分喜欢的。《爱神》脱胎于《薄暮的舞女》，正如《花样年华》和《2046》都充满了旧上海的味道。这不奇怪，王家卫喜欢这种味道。正如施蛰存当年的好友穆时英和刘呐鸥还都是电影编导。穆时英的成名作是《上海的狐步舞》，一听名称就有很强的符号性。他们这一拨洋场的才俊，其强项也正是为人所诟病的部分，比如泡舞厅泡咖啡馆，也包括泡妞。
施蛰存是他们中的老大，因为他在1922年到杭州上之江大学期间，戴望舒、杜衡、张天翼和叶秋原还是杭州宗文中学的四年级的学生，但大学生和中学生却因为文学而走到了一起，且结成了文学社团“兰社”，这有施当年的诗为证：“湖上忽逢大小戴，襟怀磊落笔纵横。叶张墨阵堪换鹅，同缔芝兰文字盟。”后来文学花边上总会提到施的妹妹和戴的关系，包括后来穆时英的妹妹跟戴的关系，实际上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去看，这很正常啊。第一，那个时候的他们的玩法也是很现代派的，这些人时常出入于咖啡馆、跳舞厅、电影院、高尔夫球场等，施蛰存说当年他们几乎每天下午泡咖啡馆，而当时就有杂志戏称穆时英“未结婚以前，差不多跳舞场就是他的丈母家”。这是不是后来让鲁迅不爽的原因呢？因为鲁迅好像不太喜欢喝咖啡这种方式，他喜欢请客吃饭和看电影。那段生活给施蛰存留下的习惯之一就是要抽雪茄，可以说雪茄陪了他七十多年。后来平反之后他又抽上了雪茄，年过九旬还抽，晚年有一张他抽雪茄的照片，很酷，这不是装出来的酷。我看中国的文人，那些抽上了烟斗的，好像已经有点得道的味道了。后来有人问施老长寿的秘诀时，施老说他把雪茄抽进去之后欲吞未吞在里面打上几个滚之后就马上吐掉——不知真假。
但是有一点绝对假不了的，他和夫人的婚姻长达72年，我知道60年才是钻石婚呀，虽然他身边的朋友颇多风流韵事，而这位现代派的后院却是琴瑟和谐，也许时间不是惟一的尺度，但你还有其他什么尺度呢？现代派不在一棵树上吊着，开了四扇窗，人也就通达了。
而再说施蛰存对戴望舒的好，倒不仅仅是把妹妹介绍给诗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作了文学的推手。他主编的《现代》杂志第一期就隆重推出戴望舒，且亲自操刀为戴的《望舒草》撰写广告词——戴望舒先生的诗，是近年来诗坛的尤物。凡读过他诗的人，都能感到一种魅惑。这魅惑，不是文字的，也不是音节的，而是一种诗的情绪的魅惑。
看看，诗坛的尤物，这说法你可以说有点俗，但施先生的确是动了脑筋的。
而实际上，施蛰存还是一办杂志的尤物，这一点跟邵洵美有得一拼，邵当然更多地是走实业的路子的。80年前的《无轨列车》，谁能想得出这么好的名称？虽然开出了没有几列，但是今天又有出版人拿它来作书辑名了。诗人席慕蓉回忆童年生活时说，她曾经将无轨列车听作“乌龟列车”，但后来发现只见列车，不见乌龟。
还有像《文学工场》这样的名称，就像是今天搞创意的人取出来的名字。2000年后，出版界有过一路身体写作之风，施老就不以为然，他说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中就有过身体写作的。
不管无轨还是有轨，列车倒是驶向终点的。终点是什么，那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文学。包括李欧梵等人的文章中都说到了，施当年对文学的了解，超过了50年之后的他们这一拨吃研究饭的教授。乔伊斯、普鲁斯特，就连刚刚冒头的文学青年海明威和福克纳，施蛰存的《现代》杂志是一个也不放过，这是何等的目光啊。当然我们现在每年也会猜谁会得诺贝尔文学奖，那多半已成一种商业的猜测了。施蛰存的优势是上的是教会大学，通法文和英文，所以那个时候办杂志介绍西方文学，好像并没有感到多少吃力的。据说邵洵美那个时候就开始翻译艾略特的《荒原》了，只不过是把“荒原”译成了“荒土”罢了。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一拨人开始搞现代派了，人们这才发现，那时已是八十老翁的施蛰存才是中国现代派的鼻祖呢。意识流原来那么早就在流了。不过它不管怎么流，总是跟当时的社会情状相关连的，当时的现代派写上海，写舞女，写都市的感觉，在我看来，还是蛮大胆的。因为从今天看，中国“五四”以后好的小说，大多是以乡村和小镇为背景的，这可能跟我们的都市还没有完全发育好有关，但是三四十年代的电影，以城市为背景的，却能让人眼睛一亮，在我看来，甚至比文学的成就还要高一些。可能，电影本身就是浮光掠影的艺术。
作为一名现代文学史上的编辑大家，施蛰存推的当然不是一个戴望舒。多少人是从《现代》起步的呢？现在坊间有一本他的小小的序跋集，那里面可以看出他之著作等身。一般来说，编辑家难成创作大家，可能由于事务还是眼高手低的关系。那个年代办杂志出书，都是盈亏自负的，所以往往有些经济实力和背景的才可以，一切出版物皆是商品，都得符合商品流通的规律，那个时候，自费出版多如牛毛，几十本上百本的印量都可写入文学史了，至少是个人的文学史，这同时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和出版的情况。那个时候，文学也是少数人的事情，你把少数人做的事情做好了，你把称之为意识流也好心理感觉派也罢的小说写好也就成大家了。因为最终我们是能够看懂的，看懂施蛰存《梅雨之夕》中的男主人公，他喜欢走路回家，即使在下雨天他也不坐电车，表面原因是因为他没有一件雨衣，而深层次的原因是他渴望艳遇。
正如在今天，只见梅雨，不见现代派。只见梅雨，不见文学大师，尤其是见不到能开那么多窗户的大师。
这一场现代派的梅雨啊，一直是淅淅沥沥的，让我们都情不自禁地湿润了起来，正如小说中的主人公，不是雨打湿了他，而是他自己先已经湿了起来。这也是现代派的厉害之处，因为施那个时候，现代派是被叫做心理感觉派的，就说《薄暮的舞女》吧，那个舞女一到了薄暮时分就开始打电话了，很简单，她要约晚上的节目了，但是舞女碰到的总是这样一个问题——她想约的人约不到，她不想见的人又想见她，而且那个时候的电话还时常要串线，所以整个小说几乎是不能看，最好是去读，一个人像是演独角戏似的，在跟这个，在跟那个讲话……
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写照，当然现在打电话是方便了，但是人类碰到的情感问题，今天跟七八十年前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所以现代派也是能穿越时空的。我们都是喜欢现代派的，或者自诩为现代派的，虽然他们中的具体的篇目放到时间的座标轴上一看，发现有些简直不能卒读了。但是你如果仔细归纳一下，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他们的作品，他们好像特别喜欢写舞女这一类人，正如现在的小说多写小姐一样——因为只有小姐，才是新时期的新问题，也才可能出现人们常识之外的故事，并由此会展开伦理道德的悖论，这正如托翁写《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一样。
当然还有一路，就像鲁迅写《故事新编》一样，施蛰存他们当年也向古代要矿石。不过比较一下四十年代张爱玲的小说，以及一直在走言情路线的张恨水等，我们便能知道“现代派”终是一个小派，今天的影视编剧喜欢的还是张爱玲啊张恨水啊，像王家卫这样偷一点借一点的，也还毕竟是少数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开了好几扇窗户的人，还是被鲁迅先生斥之为“洋场恶少”，这一场笔墨官司让我们后辈看来，好像是一场误会。本来施蛰存作为一个编辑，鲁迅作为一名导师，他们作为约稿和被约稿的那种关系，以前的合作还算愉快。问题就出在要给读者开书单，这本来既是表面文章可以敷衍的，也可以认真为之的，而施蛰存偏是认真之人，偏在书单上写了《庄子》和《文选》，还要加上一句附言“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这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啊。但是大家知道鲁迅先生曾经以为中国的古书是不能看的，这跟他的“吃人”论是同一个思路的，于是鲁迅把这种现象跟“学起篆字来了，填起词来了”“信封也有自刻的印板了，新诗也写成方块了”……本来作为晚辈的施蛰存你闷声不响就是了，但是青年气盛血气方刚啊，你鲁迅不学古文现在文章能写得这么好吗？于是开始了还击。几个回合下来，鲁迅终于抛给了施一顶帽子——洋场恶少！
施蛰存曾经说：“两个人在报纸上作文字战，其情形正如弧光灯下的拳击手。”但是我们发现，这不是两个等量级的拳击手，所以孰胜孰败是不言自明了。而放到80年之后的今天来看，轻量级如施蛰存是着眼于当下的，重量级如鲁迅是着眼于未来的，信息完全不对称，但凡笔墨官司多半是这种情况。
注意，笔仗打起来，说几句过头的气话，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就算是什么文人相轻，那就没什么，也不一定非要说什么文人要相亲，问题是出在后来鲁迅的地位已经超出了文学界，如此施蛰存戴着这顶“洋场恶少”的帽子只能是破帽遮颜过闹市了。施蛰存一气之下连自己的名字都改掉了。在此之前，他都叫施德普，也蛮好听的一个名字，既洋气又叫得响，而“蛰存”之意则语出《易•系辞下》中的“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势，以存身也”。还好，改掉了，现代派也就蛰存了下来。
还要注意，鲁迅曾经给邵洵美也有一顶帽子——洋场阔少。一个恶，一个阔，可见对施的下手还是颇重的。如此想想，我们现在的环境，还是要正常多了，当然，当代无大师，大家说来说去倒也可以口无遮拦。荐书之类的也还没有荐股来得热闹。鲁迅一方面很提掖后进，比如左联五烈士，比如萧红；另一方面对于看不惯的人，他是绝不手下留情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这一点也不奇怪的。只是施蛰存虽然改了名，但是其脾气和血性还是在的，包括他后来评价沈从文时，也不是一味说好话的，他是说过沈从文其实已经不是乡土派，而是有着不少绅士气了。
不过说归说，朋友还是朋友。这个开了四扇窗的人，简直就是八爪鱼什么都来。这也是那一代文人的强项，有古文底子，又懂外文。而在今天已经成名的作家中，能开好一扇窗户的就已经不错了。要能开几扇窗的，只能期望于80后90后了。但是如果从我们的短短的现代文学史来看，能开几扇窗的，要成大名的可能还不如开了一扇窗的。我们也承认沈从文的中国服装史研究卓有成就，但是跟他的小说比，孰高孰低呢？钱钟书当然也是大家，只可惜在创作上只有一部《围城》。鲁迅先生也是开了几扇窗的，就说他的碑帖拓文，直到今天也还无人整理，好像也吃不消整理。
一个大师要开四扇窗，这大概也是成为大师的必要条件吧。而回到现代派的话题，在我看来，现代派应该是一种精神，年轻时唱唱摇滚那不算什么，厉害的是一辈子都摇滚一辈子都现代派。而作为手法的现代派还是好学的，精神不好学。
现代派施蛰存，蛰了，也存了。
杭州人施蛰存，算是几进几出杭州，。早年的作品集《江干集》就是纪念杭州的吧。到了1936年，他又到杭州来养病，还在位于横河桥下的行素女中兼过课，也留下了好几篇写杭州的散文。其中《赏桂记》一文写出了杭州的另一种味道，今天老杭州人还在讲的刨黄瓜儿（又叫“杀猪”斩客）——外乡人到过杭州，常说杭州人善“刨黄瓜儿”，但他们却不知道杭州乡下人还会得刨城里人的黄瓜儿，如满觉陇桂花厅诸主人者也。可是被刨了黄瓜儿的外乡人，逢人便说，若惟恐人不知自己之被刨；而这些被杭州乡下人刨了黄瓜儿的杭州城里人却怡然自得，不以被刨之为被刨也。
2003年的11月19日，那一场现代派的雨啊终于停了。
换一种说法，那一场梅雨一直还在淅淅沥沥，包括他的这样的文字——
看来是不愿我送的了。但假如还是下着大雨便怎么了呢？……我怨怼着不情的天气，何以不再继续下半小时雨呢，是的，只要再半小时就够了。一瞬间，我从她的对于我的凝视——那是为了要等候我的答话——中看出一种特殊的端庄，我觉得凛然，像雨中的风吹上我的肩膀。我想回答，但她已不再等候我。
——谢谢你，请回转罢，再会。……
她微微地侧面向我说着，跨前一步走了，没有再回转头来。我站在中路，看她的后形，旋即消失在黄昏里。我呆立着，直到一个人力车夫来向我兜揽生意。
在车上的我，好像飞行在一个醒觉之后就要忘记了的梦里。我似乎有一桩事情没有做完成，我心里有着一种牵挂。但这并不曾清晰地意识着。我几次想把手中的伞张起来，可是随即会自己失笑这是无意识的。并没有雨降下来，完全地暗了，而天空中也稀疏地有了几颗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