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最值得称道之处并不在于其作品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科学想象，而在于批判深度。理性乃至残酷地，但又充满着绝望之悲悯地进行批判性思考，始终是刘慈欣写作的基点。
从一开始，刘慈欣便向读者旗帜鲜明地表示，自己将要讲述的故事与一般星际传奇有着本质不同。他将这宏阔无边的地球往事的起点设置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少女时代的叶文玲亲眼目睹了身为物理学权威的父亲，如何在批斗中被昔日的学生殴打致死。在此后的“文革”岁月中，她不断遭遇人性至为黑暗的部分，终于对整个人类感到彻骨的绝望和仇恨。于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刻，她向三体人发出信号，召唤他们的降临，以清洗这个恶劣的种族。这是一个何等熟悉的故事，但凡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稍有涉猎的读者，都会在其中找到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的遗风余韵。因为生存环境极端恶劣而不得不摒弃所有审美与温情，以高度理性、冷漠与残忍维系种族延续的三体星人，更像是某种隐喻，而刘慈欣的态度不言而喻。但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在三部曲的第一部中，刘慈欣所表达的批判还比较粗糙和简陋，并不令人满足。
在我看来，地球往事三部曲的高潮在第二部《黑暗森林》中才真正到来。小说开篇对于那只蚂蚁的精细描写让人陷入一种崇高的同情当中，就像是上帝从遥远的星空俯瞰着卑微的人类。这样一种强烈的宗教体验提醒我们，刘慈欣在这部小说中的诉求并不在科学层面，而是在神学层面。从根本上支撑着《黑暗森林》叙述结构的，已不再是对某种具体的科学理论或技术的想象，而是一整套宇宙规则的建构。刘慈欣基于“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这两条公理，所推衍出的宇宙社会学体系，堪与阿西莫夫提出的“机器人三定律”相媲美。而刘慈欣也因此成为了一个立法者，此后关于星际交往的一切想象，都将不得不面对他的立法。刘慈欣以他的立法改变了此前关于星际交往的想象范式：科幻作者们曾经想象过各种形态与习性的外星智慧生命，但无论如何，都一厢情愿地以人类社会的交往模式类比性地想象星际交流。刘慈欣告诉我们，宇宙空间很可能并非人类社会的简单投射，在我们的常规思维习惯之外或许存在着考量这一问题的其他可能。而在我看来，这种对于思维惯性的冒犯与刺激，正是科幻小说批判力的最高境界，也是最需要想象力的境界。
或许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对于“科学”这一概念的辨析上来：即便我们承认，科幻文学的想象总是以“科学”作为基础，长久以来我们对于科幻文学之“科学”的认识也可能过于狭隘。“科学”当然不应仅仅包括自然科学，也应该包括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那么，科幻文学基于“科学”的批判与想象也至少应该涉及三个层次：其一，对自然科学发展的前瞻，及关于它的反思；其二，对社会科学，譬如人类政治经济组织方式的批判性想象，柏拉图的《理想国》、被称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美妙新世界》《1984》《我们》因此也应该被视为某种科幻文学；其三，关于人文科学，即关于人类文化的理解框架、关于人类思维方式的想象及批判。
在《银河系漫游指南》中，我们基本找不到任何可靠的科学支撑，但它关于人类常识的那些看似荒诞的挑衅，细想却无不发人深省，这就是为什么它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奉为科幻文学的圣经。而刘慈欣的地球往事三部曲，也因此应该属于最卓越的科幻文学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