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卢森堡是波兰和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杰出的女革命家，第二国际左派最重要的理论家和著名领袖之一，她一生为社会主义革命颠沛流离，多次入狱，最后为国际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捐躯。
中国人对这位女革命家和思想家并不陌生。很早以前，她的名字就为中国人所知。改革开放以来，她在社会主义民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资本积累等问题上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更是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本文与一般的研究综述不同处在于，既是对以往卢森堡研究史的一个概述，又是对这些研究的一项评论。概述未必详尽无缺，评论也很难被所有人接受，我们只希望以自己的看法，对迄今为止卢森堡研究的公正总结和继续发展提供一些助益。
一、推介与纪念的时期
中国人对卢森堡的认识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这之前，《进化》杂志曾在1919年报道过卢森堡牺牲的消息，但卢森堡初次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被介绍给中国人，是在1921年。当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11期上发表署名鹤鸣的文章《介绍几个女社会革命家》，文中称“罗扎和克拉拉，是世界无产妇女底明星”，并简单介绍了卢森堡的四本著作①，勾勒了卢森堡的思想概貌。1922年他又发表《李卜克内西传》和《女权运动史》，盛赞卢森堡为“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急先锋”②。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在上海、北京、广州、武汉和长沙等城市都召开过卢森堡纪念会和各种纪念活动。1922年1月17日，在上海的宁波会馆集会上，陈独秀号召中国革命者学习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参会的还有一些国际友人。北京的纪念活动是在西城一所中学召开的，参会者青年众多，情绪激昂。报刊杂志则特辟专刊，发表纪念文章。在众多纪念文章中，最隆重的是1922年1月15日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报《先驱》上出版的二人的纪念专刊。专刊以《我们为什么要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发表社论，文中结合中国实际，论证两位革命家的意义，号召中国人民要像他们一样有觉悟、有学识，为无产阶级服务。1923年，《先驱》为悼念两位在组织罢工中被湖南军阀杀害的中国青年——黄爱和庞人铨发表社论，题目为《四个死者，一个精神》，将他们和卢森堡、李卜克内西一并纪念，指出他们从事着同一事业，有着同样的精神。这一期还翻译发表了日本社会运动家山川菊荣写的二人的合传，这是中国读者所读到的第一个卢森堡小传。这一期刊还发表了一位中国妇女写的文章《卢森堡和中国女子》，文中饱含热情地号召学习卢森堡：“卢森堡是坚信社会主义的一个，她的死就是为社会主义而死。姐妹们，我们要社会革命、经济革命，非明白认识社会主义不可，非坚信社会主义不可。”③此外，《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发表过纪念专刊，其他报刊如《今日》、《星火》也都发表过相关纪念文章。
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遭遇重大失败之际，出于对右倾投降主义的批判，中国共产党号召学习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二人的精神，宣传他们反对修正主义的事迹。1929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发表《纪念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文；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刊物《中国工人》发表了题为《为李卜克内西、卢森堡逝世十周年纪念告全国工友》的文章。
抗战期间，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号召学习卢森堡这位国际主义战士，宣扬其反战形象，全国青年联合会出版的《中国青年》在1939年1月发表了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的文章。1940年1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的机关刊物《群众》上发表了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社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卢森堡在党组织和领袖与群众方面的思想是错误的，并表示同意列宁的判断。1943年，《群众》杂志又刊登了一篇《他们的名字是德国革命——纪念卢森堡、李卜克内西逝世二十四周年》的文章，歌颂其顽强的革命精神，并慨言他们将永活在德国人民的心中④。
总之，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是向中国人介绍和弘扬卢森堡的英勇革命业绩的时期，卢森堡作为坚持革命立场、反对各种机会主义、最后以身殉志的烈士而为中国革命者所认识，她的一些思想也得到了初步的介绍。但因为是革命和战争年代，对她的介绍主要是结合各个时期各种形势下的政治需要，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性研究还没有开始。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陆续翻译出版了卢森堡的一些著作。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卢森堡的书信集《狱中书简》，向人们呈现出卢森堡革命家身份之外的一个感情细腻、热爱生活的女子形象。1958年，应当时国内反对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三联书店出版了卢森堡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一书，她的重要经济学著作《资本积累论》和《国民经济学入门》两书则由三联书店在1959年和1962年分别出版。上述译作的出版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其意义，它们使中国读者得以直接了解卢森堡与伯恩施坦主义争论时的主张和她作为马克思学派经济学家的主要思想。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这些译作在出版说明或译后记中，不能不沿袭斯大林以来的“正统”评价，对卢森堡的“严重的错误”进行批判。例如说她“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也并非彻底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在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的问题上，她就不了解不仅必须从思想上而且必须从组织上同他们划清界限”⑤；指责她的《资本积累论》“表现了她的半孟什维克观点”，在政治上“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有害的”，在理论上的“分析也是站不住的”等等⑥。三联书店在1964年出版了德国学者弗雷德•厄斯纳的《卢森堡评传》，它有助于人们了解卢森堡，但其中的许多观点以今天的眼光看，已经过于陈旧了。
在这个时期，曾留学波兰、通晓波兰语的程人乾作出过今天仍值得提起的研究工作。他在1963年发表的《卢森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898-1904)》一文是新中国最早研究卢森堡的论文⑦。他编撰的小册子《卢森堡》于1972年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历史知识读物丛书》出版，其中较系统地叙述了卢森堡的人生履历及其思想概貌。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对于介绍卢森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那一时期中国人对卢森堡的认识和评价深受斯大林以来苏联和第三国际正统观点的影响⑧，国内的“左倾”也越来越严重，从而在长时期内不能对卢森堡展开深入的、实事求是的研究，至多只能在某些特定的问题上——例如卢森堡坚持革命立场、反对修正主义——作些泛泛的肯定评价，而对她那些最富于独到性的思想绝口不谈，讳莫如深，以致卢森堡在人们心目中仍然只是个在与内外敌人作斗争时英勇坚决、但犯有重大错误的女革命家而已。以今天的观点看，这样的理解显然是不全面、不公正、不客观、不深入的，然而，这些是不应该苛求于前人的。
二、深入探讨与重新评价的时期
随着“十年动乱”的结束，特别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国学术界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对卢森堡研究也开始了全新的、具有突破性的研究。
1980年3月，日本学者、国际著名的卢森堡研究专家伊藤诚彦应邀来华，做了关于“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国际状况”的讲演，并与中国学者建立了联系。以此为契机，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将卢森堡的研究作为重点之一，开始了全面研究。该研究室诸多有着深厚德文功底的学者如李宗禹、殷叙彝、周懋庸等，在最初翻译和介绍卢森堡著作的工作中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贡献，他们在该刊以及其他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多种关于卢森堡思想的学术评论和理论分析，对卢森堡早已关注的程人乾也开始了新的研究⑨。1981年2月，在卢森堡诞辰110周年之际，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译的《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卢森堡专辑)》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入了李宗禹翻译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殷叙彝翻译的《论俄国革命》等卢森堡的重要著述，李宗禹、周懋庸等人对这些文章及其有关背景和争论的介绍⑩，以及东德、西德、苏联、意大利等国学者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的译文。这本卢森堡专辑，以其内容丰富，至今仍是不可少的一本参考书。同年三月，在中央编译局的主持下，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性的卢森堡思想理论学术讨论会。来自全国17个省市的大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40多名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也是我国第一次举办的全国性卢森堡学术会议。1982年，由中央编译局林基洲为首的中国学者代表团一行四人应日方的邀请，访问了东京等城市的十多所大学和研究机构。此行使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卢森堡协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1985年4月，为了纪念中文版《卢森堡文选》上卷的首次发行，在上海和南京分别召开了卢森堡研究的中日学术会议，这是国内最早的有关卢森堡研究的国际性学术会议，此后，中国学者还应邀参加了在瑞士、奥地利、联邦德国举行的有关会议，这些活动都标志着我国的卢森堡研究已走向世界。
中文版两卷本《卢森堡文选》的出版是我国卢森堡思想传播和研究史上的一件大事。该书的编译工作是在中央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的主持下进行的，参加者除中央编译局自己的学者外，还邀请了广州外语学院、西安外语学院等高校德语专业的学者。他们全面查阅了编译局收藏的德文版《罗莎•卢森堡全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以及第二国际历次大会会议记录和文件等重要文献，依据德文、波兰文和其他多种文字中的卢森堡著述，翻译和编辑了这部《卢森堡文选》(11)。该书上卷6300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下卷则是在1990年出版的(可惜印数仅800册，迄今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图书馆中都未有收藏)。在国外卢森堡研究成果的引进和借鉴方面，这一时期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苏联作者叶夫泽罗夫和亚日鲍罗夫斯卡娅合著的《罗莎•卢森堡传》(12)；周亮勋、张启荣、程人乾等学者发表了介绍国外卢森堡研究进展状况的文章(13)，198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以铸翻译的卢森堡的《论文学》一书。这些译作，都大有助于读者了解卢森堡生平思想以及国际卢森堡研究的情况。
以上述情况为背景，8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卢森堡的研究呈现出一片活跃景象。一批论文相继发表，一些以前被设为禁区的重大问题受到了关注。总的看来，这一时期国内学术界对以前人们已知的卢森堡反对伯恩施坦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和支持俄国革命的立场，继续给予肯定(14)。但随着思想的解放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论俄国革命》等重要文章的译介，人们开始接触到卢森堡思想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她对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原则和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权的批评，以及在这些批评中所阐发的以高度强调工人阶级自我管理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民主观(15)。二战后，正是这些思想在国际范围内唤起了人们对卢森堡持久的兴趣，使她被公认为最深刻、最有预见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之一。然而在我国对这些问题开展独立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卢森堡与列宁的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公允地提出：列宁和卢森堡的分歧是这两位革命者在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不同观点之间的分歧，并非只有列宁一个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像卢森堡这样的左派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6)。许多学者认为，虽然卢森堡有不少错误，她的批评更多地来自于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经验的判断，忽视了俄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因而有片面的和不恰当的性质，但不能忽视卢森堡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她关于重视党内民主、强调群众首创性和有关社会主义民主的思想，从长远看都是十分重要的、精辟的，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7)。
此外，八十年代学界也开始注意到卢森堡在民族问题、帝国主义和资本积累等方面的观点(18)。与此同时，我国学者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卢森堡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周懋庸所写的关于卢森堡与约吉希斯的关系以及狱中生活的文章(19)，被誉为“引起了中国青年的浓厚兴趣，并从中汲取了力量和启示”(20)。叶伯泉写的《卢森堡与自然美》将卢森堡对大自然和对美的态度与她的革命思想联系起来(21)。
到了九十年代初，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背景下，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批评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建方面的思想的重要性更加凸现出来。1991年是卢森堡诞辰120周年，程人乾发表了两篇文章，分别概括卢森堡有关群众领袖之间的辩证关系和议会斗争问题的思想(22)。文章全面地介绍了卢森堡的观点，没有因为与列宁的不一致而对其简单否定，也没有忽视她的理论贡献。1994年11月1日，由国际卢森堡协会和中央编译局国际发展与合作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位外国学者和十几位中国学者出席。周尚文、殷叙彝、周懋庸、胡文建、程人乾、许复宁等学者分别对卢森堡在无产阶级专政、官僚主义、民族自决权等问题上的思想阐述了他们的观点(23)。同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程人乾的《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这本书是作者根据卢森堡的大量书信、回忆录和其他资料写成的第一本全面论述卢森堡生平和思想的专著。该书对于既有的研究成果既有总结，又具开创性。
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前期的研究重心在于翻译和介绍卢森堡的主要著作，并开始以独立开放的态度对她那些以前一直被视为异端的思想进行研究。对卢森堡关于列宁和俄国革命的批评所作的译介和探讨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既改变了以前对卢森堡的独到思想一概否定的陈旧概念，也为从理论上深入认识苏联模式的根本弊病提供了重要的启发，从而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当然，今天看也有不足。限于当时的条件，论者们大都持谨慎态度，稳中求变，以和缓折中的方式对待卢森堡与列宁之间的分歧，或缩小他们之间的分歧的严重性，或把卢森堡说成后来认识到错误并自我纠正了。这种借列宁话语体系解读卢森堡的做法，在当时完全可以理解，如今看便有含糊其辞、不够鲜明和不够彻底的弱点。因此，今天的读者重读那一时期关于卢森堡的研究，有可能感到不那么满意。但是不能忘记，在长久禁锢之后打开这片禁区，让中国人终于了解到卢森堡那些颇为陌生而又有很大现实意义的观点，本身就已经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完全可以说，没有这一时期的开创，就没有后来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筚路蓝缕之功，是后来人无论如何也不应抹去的。近来有论者对过去几十年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在译介、研究和组织重大学术交流方面的功绩，不仅只字不提，甚至贬低为“始终处于低迷状态”，在我们看来，这是极不公正的，大失学者的真诚(24)。
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日益突出，重评卢森堡也就愈发必要。但是，随着自由主义思想的升温，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注度明显降低。因而相较于八十年代，研究进度似有迟缓，成果数量也似有减少。然而，进步的道路一旦打开，就不可能再中断了。九十年代仍有一批值得重视的论文出现(25)。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打破思想藩篱，不再受制于定见，研究卢森堡思想的领域拓展了，研究者已不限于国际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家、哲学史学家也都加入进来。相对客观中立的研究逐渐成为趋势。经济学者关注她的资本积累和有关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后者是当代的世界体系论和依附论的理论来源之一；政治学者开始总结卢森堡的政治哲学全貌；哲学领域的学者则关心她的方法论意义和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企图建立她的思想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理论联系；也有学者注意到卢森堡与思想史上的其他思想家例如阿伦特的相似之处，还有的学者关注到卢森堡的文学观和美学观。总之，对卢森堡的研究在这个时期呈现出纷呈多样的格局，论述较为细致的论文在数量上也增多了(26)。此外，涌现出了一批硕、博士论文，它们侧重研究卢森堡思想的不同侧面，包括民族思想、社会革命理论、社会主义民主观、总体性方法论、资本积累论和对妇女解放事业的贡献等(27)。
就专著而言，复旦大学陈其人教授出版了《世界体系论的肯定与否定》和《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两书(28)，中南财经大学的熊敏博士出版了《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29)。陈其人的书追根溯源，上下贯通，自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以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将卢森堡有关资本积累的观点置于政治经济学史中加以考察，并指出了她的不足。熊敏则对卢森堡经济理论的逻辑前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几部专著对资本积累论理解深刻，为卢森堡研究做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在卢森堡的著作翻译出版方面，有新的进展。2001年10月，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殷叙彝、傅惟慈、郭颐顿合译的《论俄国革命•书信集》。2007年5月，由田时纲新译，花城出版社重新出版了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这些翻译著作都为进一步介绍和研究卢森堡的思想和人生创造了条件。此外，人民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由已故的李宗禹先生编选的新的《卢森堡文选》，里面除收入以前已发表过的卢森堡著作外，还有在晚近才发现的一篇卢森堡的遗稿《信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此文原文为波兰文，曾长期湮没在莫斯科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档案中，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被发现并译成德文，随后又被译成英文等其他文字。它引起了当代国际范围内的广泛注意，被认为是针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篇重要批评。李宗禹在2005年前后据英文并参照德文将此文翻译过来，可惜译文直到他去世后才发表出来(30)。
这一时期，两次国际学术会议对卢森堡研究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第一次是2004年11月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国际卢森堡协会、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主办、在广州召开的“罗莎•卢森堡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9个国家的32位学者和40名国内学者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主要围绕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展开，许多左翼西方学者高度强调卢森堡的基层民主思想和在议会斗争中的价值，中国学者则大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她在党内民主方面的阐述及其当代意义(31)。继这次会议之后，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举办的“罗莎•卢森堡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3月在武汉召开，与会者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60余名研究专家。这次会议主要关注的问题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及政治经济学研究。意大利学者R.贝洛菲奥雷、英国学者J.托波罗夫斯基、荷兰学者M.克拉特克等人对卢森堡关于资本积累的看法作出了深入的分析。此外，德国学者奥图卡•鲁本通过印证丰富的史料，澄清了卢森堡研究中争议较大的几个问题。中国学者则更多地关注卢森堡在资本积累问题上的论述，并力图用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性”的方法来诠释卢森堡的思想(32)。
近两年，中国的卢森堡研究更有从书斋走向社会的趋势。2013年12月，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邀请了北京大学的张光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何萍教授作了有关卢森堡研究的讲座，与会青年学人达六十余人，提问环节踊跃活泼，两位老师就很多有关卢森堡的争议性问题进行了有效的澄清；2014年7月1至5日，十余位来自中国、德国和美国的专家以及百余位青年学生学者，参加了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和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罗莎•卢森堡与当代世界”系列讲座暨博士生论坛，就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政治经济学和哲学思想、社会主义民主等诸多议题展开了探讨。随后在北京，还是在卢森堡基金会的支持下，2014年7月8日，美国欧克顿社区大学终身教授彼得•胡迪斯和北京大学的张光明教授共同被邀请作了有关卢森堡思想与俄国革命问题的讲座，参与活动者大都是青年学生或民间学者，提问十分尖锐，讨论也非常热烈。此外，孙兰芝著的《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历史人物传略——卢森堡》由工人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这是一本普及性的卢森堡传。
三、对最近研究的述评
当前我国的罗莎•卢森堡研究，是在以往的研究，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和推进，总体来看，学术性、客观性和开放性都更为显明。一些论者走出以列宁的观点为是非标准的老套路，趋向于立足历史，本着客观独立的立场对卢森堡的批评进行分析和评价；研究的视野也大大拓宽了，从弘扬卢森堡的革命事迹转向研究卢森堡的思想理论，从政治研究领域扩展到哲学和政治经济学领域，从历史研究扩展到与当代思想的比较研究，等等。老问题的考察远未穷尽，新的问题又提了出来。沿着这个方向，可以预测，卢森堡研究领域今后还有相当广阔的空间。
但在我们看来，目前卢森堡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第一，当前有将卢森堡现代化、抽象化、西方化的趋势。时下论者比较注重卢森堡思想当代意义的诠释，将卢森堡与现代西方思潮联系起来的研究思路较为时兴。这在客观上虽有助于为卢森堡的研究“造势”，但也引起了一些理解上的偏差。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代的历史人物，她虽与当时的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主流观点多有分歧，但她仍然生活于该时代的理论与实践之中，她的思想方法从根本上说仍属于那一时代。她对当时主流的批判，与其说是类似于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和反“经济决定论”，不如说是她对资本主义经济崩溃必然性和对工人阶级革命性的估计与例如考茨基这样的正统理论家不同所致。现下的一些学者将卢森堡抬举为“西马”的开山鼻祖，认为她深刻地影响了之后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而开创了“‘卢森堡——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以民主为总体视野的革命传统”(33)。依我们的看法，此种见解似有过度阐释、牵强比附之嫌，它直接来自于当代研究者们对卢卡奇关于卢森堡的解读(34)的借用，服务于各种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新解释中脱离唯物史观、片面张扬“主体性”的需要。这种倾向把人们引导到这样一种方向，即不是本着唯物史观的方法去深入挖掘现代资本主义长期延续的客观经济原因，而是一边谴责所谓不懂得“总体性”的庸俗经济主义，一边主观主义地去解释这种延续。
在卢卡奇抽象化哲学化的理解中，卢森堡是一个在革命过程中强调无产阶级首创精神和先进性的思想家，这固然不错，但如果对于卢森堡的解读只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这一方面——仿佛卢森堡如同后来的“西马”思想家们那样，认为只要掌握了思想意识的制高点和文化上的领导权就可以超越经济发展的必然制约，在历史的创造中大展身手——这样一种对卢森堡的理解恰恰忽视了她思想中最根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即工人阶级群众的革命思想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来源于促使他们不得不起来革命的现实经济条件，而这一现实条件深植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中；社会主义之为一种替代性选择，并非因为它是一种超越经济必然性的理想，而是源于避免资本主义使人类陷入“野蛮状态”的现实的抵抗。对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革命首创精神的强调无非是为了这场必然的革命加快到来所做的准备，这一准备非常必要而迫切，它不能被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所延宕，也不能被卢森堡所不同意的列宁的“极端集中制”所规定。它之所以必要和迫切，是因为卢森堡在其重要理论著作《资本积累论》中曾详加论证的信念：资本主义由于其经济矛盾必然灭亡。这样一种思想脉络，是完全立足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上的，也是与第二国际社会主义思想没有根本矛盾的。区别是在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经济困境的估计要比考茨基等人的估计严重得多，对工人阶级群众革命自觉性的估计比后者要积极乐观得多。
与此相联系的另一种情况是，将卢森堡同阿伦特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思想家简单作类比。卢森堡确实重视民主问题，但她所强调的“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并非源于自由主义立场，而是深植于经典马克思学说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正是从这个本质出发，她既反对否定革命的改良主义，又反对由少数革命理论家对阶级群众的灌输和代言。她之寄望于工人阶级在革命和新社会建构之中的自我意识、自我管理和首创精神，与其说是来自对抽象的、天赋的自由平等的信仰，不如说来自于她所理解的对资本主义矛盾所造就的阶级大众的阶级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信赖。
因此，在我们看来，今天的学术研究不能仅仅满足于抽象地从思想类比中解释思想家之间的理论联系，而应该依据大量的可靠的史料(35)，历史地将思想家放在他们的时代，看到他们的思想与所处时代的互构，这是我们还原卢森堡思想的真实性、理解其思想的合理性并评说其局限性的可取方法，也是对思想家本人最大的尊重。相信卢森堡自己如果能够活到后来，她并不愿意当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不会乐意与自由主义的思想家为伍，与之相比，她可能更愿意被称为“马克思最好的学生”。
第二，关于卢森堡思想的总体性。时下马哲史的论者多重视卢森堡思想内在的整体性。卢卡奇曾将卢森堡思想总结为运用“总体性”方法的结果。这一观点深深地影响着当下国内的研究者，例如，何萍教授、陈学明等教授都着力阐述了这一看法(36)；有的博士论文则专门论证卢森堡的总体性方法。不错，马克思的研究方法确实主张把社会作为总体去认识，但他所理解的总体，是要求把人类经历的一切真实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当做“自然史的进程”去理解，而在这一进程中，恰恰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7)。相比于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称谓，立足于唯物史观方法上的资本主义经济批判者和社会历史学家可能更符合马克思的身份认定。与其说这是一种“总体性方法”，不如说它是一种将人类社会置于历史变迁之中来考察的大历史观。卢森堡不过是继承了她的导师在分析一切问题时秉持的基本观点，并在她自洽性极强的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显明罢了。因而过于强调卢森堡思想的“总体性”特点，有可能与事实不符(38)。
第三，关于卢森堡思想的局限性。当下我国学者对卢森堡及其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确实是进步了，盲目跟风式的不公正指责少多了，正面的积极评价大大增加，谈论起问题来也确实更为开放和直率。但许多成果仍满足于一般性地颂扬其思想贡献与价值，以大量史料为依据的实证性分析似嫌不足(39)，对卢森堡的理论和政治活动中所体现出的那一时代的深刻矛盾，似乎很少有人去关注。由此而来，例如，在谈论卢森堡的社会主义民主观时，人们往往或继续在列宁本人的视野下评说其贡献和缺陷，或延用“以史为鉴”的老套路去宣讲和解释卢森堡，以配合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需要，而真正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方法，结合世界社会主义的大背景去分析卢森堡的成就与局限的成果，迄今还相当不够。在我们看来，卢森堡之谴责西欧的改良主义和批评俄国革命的错误，固然极具理论深度和批判力度，但她与她的差不多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未能真正理解那一时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扩展所造成的“历史的错位”，由此，一方面，她忽视了俄国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远没有达到爆发独立的无产阶级大众革命的程度，俄国所发生的革命实质上只能是“先锋队”所灌输、领导之下的革命，在这种情况下，她对“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理论”的批评和对“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的呼吁，虽然尖锐而透彻，但确实无法被接受(40)；另一方面，她主张通过西欧革命为俄国革命摆脱物质条件匮乏的困境，并因此严厉谴责社会民主主义的“背叛”，却未能深入把握由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的发展与自我修复潜力和由此而来的阶级群众的心理变化，革命的前途已愈益变得不可能的事实；她主张由自发的群众通过大众民主实现自治的社会主义方案，在现代国家的复杂社会条件下也缺乏程序上的可操作性。因此，在高度评价卢森堡的理论贡献的同时，对这些问题还需要深度关注。
四、对将来研究的若干建议
以上的分析和介绍，对90年来的中国卢森堡研究作了大略的梳理和评论。下面试图对今后的研究提出几条建设性的看法。
其一，卢森堡人生和思想之间的互构关系。迄今虽然已有程人乾的卢森堡生平和思想评传以及其他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但其受时代所囿，很多评论不够完备或已经过时。晚近的研究已有一些这方面的成果，但还原一个真实的卢森堡，仍然是有意义的研究工作。
其二，对卢森堡思想的历史研究。如前面所说，卢森堡的贡献与弱点都体现着她的时代。她的贡献来自于对马克思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和对工人阶级大众自决能力的信任，她的弱点则反映出由于当时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的矛盾而呈现出的两难困境：在西欧，资本主义自身协调能力的增强、议会改良主义力量的增长，逐渐减弱了现实政治中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而在俄国，列宁为了适应现实需要，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进行改造，从而在策略上解决了落后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生成阶级意识，进而爆发革命的问题，但这一革命实践在成功地取得政权后，最终以走向一条与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大异其趣的方向为代价。卢森堡的既革命又民主的思想在东西方的历史现实中同时受挫：在前者那里，卢森堡对革命的坚持被认为是对社会民主主义正统“消耗战略”的妨碍，革命被无限期地推后了；而在后者那里，革命的进程变更了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初始条件和相应结果，以致卢森堡对群众自发性的继续坚守好似无人理睬的隔空喊话。新的历史条件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方向发生了脱节，这正是卢森堡思想、同时也是马克思学说遭遇的来自现实的严峻的考验和困境。从卢森堡的思想困境中揭示世界社会主义现实历史进程中的重大矛盾，这方面的研究迄今还非常不够，甚至还没有受到足够注意，今后仍大有文章可做。
其三，对于资本积累的问题仍需进一步重视，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的经济观点，上承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下启现代的世界体系论，是有关资本积累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入手点。在认识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问题上，在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思考有关中国的很多现实问题上，她的思想遗产仍然值得总结、重视、挖掘和更新。
其四，对以卢森堡为重要倡导者之一的工人阶级自我管理社会主义思想脉络的梳理。这一脉络本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其意义和价值随着20世纪以来时代和环境的变化、现实社会主义发展中所遇到的众多曲折历程而变得愈益重要；通过一大批思想家的论述，它构成了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一条值得特别重视的传统，深入挖掘这条思想线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出现的很多理论困境和现实问题，也有助于对未来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探索，而目前这方面的努力还是十分欠缺的。通过对卢森堡思想的研究，使思想界和大众了解这一迄今为止对我们仍很陌生的传统，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任务。
尊重历史，立足事实，瞩望未来，这就是我们的看法。
注释：
①拉拉系指克拉拉•蔡特金。四本著作指的是《资本之集中》(即今之所译《资本积累论》)、《波兰产业的进化》(即《波兰工业的发展》、《改良呢？革命呢？》(今译《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底组织》(应是指1916年的《社会民主党的危机》一书)。参见《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9页。
②《李达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0页。
③《先驱》第15号(1923年1月15日)，转引自周海乐著《第二国际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592页。
④参见周懋庸《卢森堡与中国》，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⑤见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三联书店1958年版。
⑥见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三联书店1959年版中译本译后记。
⑦程人乾：《卢森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1898-1904)》，载《历史教学》1963年第10期。
⑧列宁与卢森堡既有深刻分歧，也有革命之谊。卢森堡殉难后，列宁对她作过“犯了错误的鹰”的评价。斯大林则在1931年《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卢森堡给予严厉批评，近于全盘否定。按照斯大林定下的调子，1932年2月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台尔曼在长篇报告《革命的出路和德国共产党》中说，德国共产党必须克服卢森堡主义的残余，任何复活卢森堡主义的做法都不是建造通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桥梁，而是向社会法西斯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过渡。苏共二十大以前，苏联、东德、波兰等国的研究工作者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都认为，卢森堡有一个错误的理论体系，在卢森堡同列宁的所有分歧上，卢森堡都是不正确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不要说为卢森堡辩护，就连引证卢森堡都会受到严厉的批判。苏共二十大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苏联、东欧的学者不再使用“卢森堡主义”、“卢森堡的错误体系”等说法，但是仍然认为，在和列宁观点不一致的问题上，卢森堡都是错误的。
⑨程人乾：《国外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国外社会科学》1980年第12期。
⑩例如，李宗禹：《关于卢森堡的两篇文章引起的争论》；周懋庸：《卢森堡的〈俄国革命〉手稿的写作和出版及其影响》。
(11)如今仍健在的老一代学者，应笔者的咨询，动情地介绍了当时在李宗禹、殷叙彝、周懋庸等老同志的主持下，大家遍寻资料，协力工作的情况。
(12)[苏]叶夫泽罗夫、亚日鲍罗夫斯卡娅：《罗莎•卢森堡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3)周亮勋、张启荣：《关于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的争论资料》，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程人乾：《国外罗莎•卢森堡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载《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12期。
(14)例如，周懋庸：《朝气蓬勃的“新兵”——罗莎•卢森堡1898-1899年反对伯恩施坦主义的斗争》，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毛承硕：《罗莎•卢森堡反对修正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1981年第1期；周懋庸：《卢森堡论及伯恩施坦思想来源的三篇文章》，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5)例如，殷叙彝：《一本有争议的著作：评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1年第5期；程人乾：《论卢森堡在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贡献》，载《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程人乾：《卢森堡重新评价的几个问题》，载《山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李兴耕：《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关于卢森堡和考茨基对俄国革命的评论》，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4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宗禹：《试论卢森堡和列宁在建党问题上的分歧》，载《世界历史》1983年第1期；李宗禹：《论罗莎•卢森堡的组织观点》，载《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第8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6)周尚文：《正确看待左派领袖间的分歧》，载《社会科学评论》1986年第1期。
(17)见前述程人乾《论卢森堡在建党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上的贡献》、《卢森堡重新评价的几个问题》，和李宗禹《试论卢森堡和列宁在建党问题上的分歧》等文。
(18)蔡中兴：《罗莎•卢森堡是怎样认识帝国主义的？——对一种传统看法的异议》，载《世界经济研究》1983年第5期；《正确评价罗莎•卢森堡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年第2期；刘祖熙：《略论卢森堡和列宁在民族问题上的争论》，载《教学与研究》1984年第3期；许兴亚：《列宁对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一书的批判及其意义——答任微同志》，载《河南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
(19)周懋庸：《卢森堡的魅力》，载《读书》1991年第8期。
(20)程人乾：《罗莎•卢森堡——生平和思想》，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21)叶伯泉：《卢森堡与自然美》，载《求是学刊》1989年第1期。
(22)程人乾：《罗莎•卢森堡论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的辩证关系》，载《山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14卷；《罗莎•卢森堡论议会政治和议会斗争——纪念卢森堡诞生120周年》，载《国际共运史研究》1991年第1期。
(23)周懋庸：《罗莎•卢森堡思想国际研讨会述要》，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5年第1期。
(24)参见吴昕炜《罗莎•卢森堡研究的世界视野与中国话语》，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
(25)例如，马健行：《简评20世纪初发生的一场有关帝国主义问题的争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刘辉、詹真荣：《卢森堡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及其启示》，载《江西社会科学》1992年第6期；冯峰：《罗莎•卢森堡与第三市场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1999年第3期。
(26)其中较主要的，例如熊敏：《罗莎•卢森堡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论罗莎•卢森堡政治哲学的理论视野》，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4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周尚文、江乃兵：《论罗莎•卢森堡的党内民主观》，载《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3期；张光明：《谈谈陈独秀晚年民主观并回溯到卢森堡——读〈给西流的信〉有感》，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年第2期；《罗莎•卢森堡民主思想在当今的意义和不足——重读卢森堡关于俄国的两篇文章》，载《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3期；《罗莎•卢森堡的〈信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一文述评——兼评卢森堡思想的当代意义与弱点》，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年第5期；《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篇批评——再谈罗莎•卢森堡〈信条〉一文》，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王学东：《的党内民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载《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王学东、王宏斌：《中国关于研究的现状》，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周穗明：《卢森堡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先驱的民主观》，载《科学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何萍：《的资本积累论与中国》，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是“回到马克思”还是走向“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的魅力谈起》，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7年第3期；《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中的决定论与非决定论——关于马克思、卢森堡、列宁的一个比较研究》，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作为哲学家的》，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第1期；《的危机理论——重读〈资本积累论〉》，载《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赵凯荣：《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体系内部的论争——从列宁与卢森堡的论争谈开来》，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吴宁：《卢森堡资本积累的空间理论及其得失》，载《学术论坛》2006年第3期；陈学明：《论的总体性方法及其当代价值——兼评卢卡奇对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载《社会科学家》2014年第1期；周凡：《的自发性理论及其政治意义》，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丁俊萍、赵光元：《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探析》，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5期；姚顺良：《超越学理：虚假问题与幼稚答案背后的视域拓展和视角转换——评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及其引发的争论》载《湖北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的现代资本主义批判逻辑的历史生成》，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夏莹：《“卢森堡困境”真的存在吗——论拉克劳、墨菲对卢森堡理论的批判及其误读》，载《学术月刊》2006年第8期；李佃来：《的民主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回应——一种政治哲学的考量》，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金寿铁：《论民主与社会主义》，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10期。
(27)例如，刘政仙：《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贡献》，华东师范大学2007硕士论文；张小红：《论的民族思想》，华东师范大学2008硕士论文；赵春清：《历史与人的解放——社会革命思想研究》，复旦大学2011博士论文；王琳琳：《论的民主观》，郑州大学2011硕士论文；张小红：《总体性方法研究》等。
(28)陈其人：《世界体系论的肯定与否定》，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
(29)熊敏：《资本全球化的逻辑与历史：资本积累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30)译文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后收入《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31)参见庄俊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1期。
(32)参见赵司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国际研讨会综述》，载《现代哲学》2006年第4期。
(33)李佃来：《的民主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回应——一种政治哲学的考量》，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
(34)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35)附带说一句，由于忽视扎实的历史学积累，如今在一些颇有名气的卢森堡研究者那里，常可见到基本的常识性错误。
(36)何萍：《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载《河北学刊》2006年第3期；陈学明：《论的总体性方法及其当代价值——兼评卢卡奇对的研究》，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年第4期。
(3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8)说到卢卡奇的“总体性”，这里顺便讲两句。认真地读一读《历史与阶级意识》便不难看出，卢卡奇所讲的掌握了“总体性”的“阶级意识”，指的是与一种工人大众日常经验无关的对工人阶级历史地位及其使命的抽象理论阐述，这恰好与列宁《怎么办？》中提出的著名的“灌输论”相呼应。与其说它是要强调工人阶级自发性，不如说是要从哲学上为列宁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主张作论证。这与卢森堡对工人阶级大众自我意识的高度评价，怎能相提并论呢？再者，如所周知，卢卡奇在1967年为《历史与阶级意识》新版所写的序言中，承认1923年时的他尚处于“马克思主义学徒期”，而后来他已经“真诚相信《历史与阶级意识》是错误的，并且直到今天我还这样认为”(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和第36页)。我们没有理由漠视卢卡奇本人的这一声明。
(39)在这个方面，如今的不少论述，可能限于外语能力，其实还不及上世纪80年代一批老学者的高度。
(40)参见《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