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1月2日上午

地点：百周年纪念讲堂

发言人：饶宗颐教授（香港中文大学）

以下是讲座部分：

许校长，各位学术界前辈、专家，首先本人得衷心感谢北大教授委员会诸位先生的推荐，给我一个难得的机会，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论坛发言。记得我在香港举行的炎黄学术会议上谈到郭店楚简中最后部分的《语义》，可相当于庄子屡次郑重提到的“重言”。（重言应当解释为Keynotes，“重”不是重复）古代政治领袖，像禹之“拜昌言”，这说明先哲是如何尊重传统。若干年来，出土简册的丰富，我亦多次提到未来的二十一世纪应该是重新整理古籍的时代，现在正式进入2001年，我充满信心的预期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长期以来，人文科学与其他先进的科学接轨，近年三代断代工程的成就，正是重要的说明。我们的历史是世界上文化持续没有间断的国家，在外人代庖为我们操笔政所写的历史，认为我们的信史，只能从商代讲起，似乎很有问题。郭店楚简中显示的虞夏相继蝉联的史实，我们何能加以抹杀？所以，我们的古代史有由我们自己重写的必要。汉字的远源，从出土文物和各地陶器上刻画、绘写的符号看来，正是文字的前身，北大现在正进行作全国各地全面的普查，是很重要的工作。

在整理简帛经典的过程中，最令人困扰的是“异文”的复杂性。陆德明当杨隋统一南北，总结六朝人的训诂工作，编著《经典释文》一书，我会建议我们应该利用简帛的新材料，参考清代学者对异文的研究成果，去重编一部新的《经典释文》，这不仅是语文方面的贡献，实际上某一语汇的探讨，是文化史重点问题来龙去脉的综合性研究的基础，这是一项很庞大的工程，以后可能引导出许多新的发现，对于了解某一观念的产生与形成，可取得更进一步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基本问题─是“新经学”的提出。

我们现在生活在当前充满进步，生机蓬勃的盛世，我们可以考虑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的经学。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他们的Bible。（日本至今尚保存天皇的经筵讲座，像讲《尚书》之例）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现在许多出土的简帛记录，把经典原型在秦汉以前的本来面目，活现在我们眼前，过去自宋迄清的学人千方百计去求索梦想不到的东西，现在正如苏轼诗句“大千在掌握”之中，我们应该如何珍惜，再作一番整理工夫，重新制定我们新时代的Bible，什么是“经”？应该考虑不限于十三经？问题相当复杂，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新材料引发古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赐予。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家的恩惠。我的呼吁，可能不是我个人的想象，而是世界汉学家共同的期望。

六十年代，我的好友戴密微先生，多次告诉我，他很后悔花去太多精力于佛学，他发觉中国文学资产的丰富，世界上罕有可与伦比，但中国人不一定知悉。当前是科技带头的时代，人文科学更增加它的重任，到底操纵物质的还是人，“人”的学问和“物”的学问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应该好好去认识自己，自大与自贬都是不必要的，我们的价值判断似乎应该建立于“自觉”、“自尊”、“自信”三者结成的互联网之上，而以“求是”、“求真”、“求正”三大广阔目标的追求，去完成我们的任务。

在座的季羡林先生，多年以来，倡导他的天人合一观。以我的浅陋，很想为季老的学说，增加一小小注脚。我认为“天人合一”不妨说成“天人互益”，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是损人的原则出发和归宿，《阴符经》说：“天人合发，万变定机。”这是从消极、不好的方面来说。（“合发”是指“天发杀机，天地反覆”。二者同时发生，“天发”是“公道”，“人发”是“私情”。）我讲互益，是从积极和好的方面来讲。马王堆易卦的排列，最后的异宫，以益卦为结束全局，作为最后一卦。这与今本《周易》以“既济”“未济”二卦作结不同，而异曲同工。以“未济”收场，表示保留“有余”，这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益是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观念。益卦初九爻辞说：“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上九的爻辞说：“立心勿恒，凶。”我们如果要大展鸿图，不是光说说而已，而是要展开“大作为”，这样或许可以做到像苏轼说的“天人争挽留”的地步，是天与人所要共同争取的。经书里面，许多经义对现代人还是有极大的启迪的！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