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字伯濂、选堂，号固庵，一九一七年生于广东潮州，从事学术研究、艺术创作以及教学工作至今逾七十余年，是享誉国内外的国学大师及书画大家。
饶宗颐从小受家庭熏陶，打下深厚的国学基础。他五岁读古典小说、习书法，十二岁学绘画，十五岁承父饶锷遗志续编《潮州艺文志》，刊于《岭南学报》，十八岁即以高中肄业之学历受聘于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任纂修，之后著作频出，在多个学术领域始有建树。 一九四九年移居香港后，先后在香港大学任讲师、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任讲座教授及系主任。期间多次游学世界，包括在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从事甲骨文研究；赴印度古梵文研究中心做学术研究；于法国巴黎、英国伦敦研究两国所藏敦煌书稿；被新加坡大学聘为中文系首位讲座教授及系主任；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以及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等等。
一九七八年从香港中文大学荣休后，又先后任教于法国高等研究院、法国高等实用研究院及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岛大学、北海道大学、澳门东亚大学等。期间获巴黎索邦高等研究院颁授建院以来第一个授予外国人的人文科学荣誉国家博士学位及法国文化部颁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一九九○年代始，先后受聘为广州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国内大学名誉教授、讲座教授等；并荣获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澳门大学等多所大学授予荣誉文学博士、荣誉人文科学博士等。
二○○○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大紫荆勋章”。
二○○三年，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成立。
此外，从一九七八年始，前后在香港、曼谷、东京、新加坡、汉城、马来西亚、澳门以及国内广州、上海、北京等地举办书画展。
饶宗颐一生“学艺双携”，主要学术著作汇集于《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册，分为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及诗词等领域。此外，迄今出版专著七十余种，发表论文五百多篇；目前仍在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及《补资治通鉴研究》且书画创作不断。
饶宗颐这样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那在许多人看来枯燥乏味、高深莫测的学问，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独特的学术道路和研究方法，对后辈学子的启示又是什么？
“饶宗颐”是一个太丰富的话题，此访谈，只是不揣浅陋，探其万一而已……
久闻饶宗颐先生是当代绝无仅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国学大师，其煌煌巨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册，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学术界尊他为“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他没有耀眼的学历，却独辟蹊径，成为蜚声国际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经学家、文学家以及书画大家。这样一位传奇性的人物，他那在许多人看来枯燥乏味、高深莫测的学问，对现代人究竟意味着甚么？他独特的学术道路和研究方法，对后辈学子的启示又是甚么？
当然，这是一个太大的话题，但笔者得知，饶教授运用甲骨文研究上古史，运用敦煌学研究中古史，都是在追寻中华文明的源头。他认为，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才能搞清“流”的脉络。他或许也认为，认清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探得中华文明独一无二持续几千年的奥妙，才能清醒地把握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而读了饶教授在北大百年校庆纪念会上的讲演《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自觉对他的学问有豁然开朗之感。我以为，饶教授在文中“充满信心地预期，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提出“重新塑造我们的新经学”，正是基于他近七十年来对中华文明“源”、“流”的追寻研究和深刻认识，他的“预期”和“希望”，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实乃发聋振聩之说！
饶教授提倡“新经学”，但绝不是固守旧学的老古董。精通英、法、德、日、印度语等多国语言文字的饶教授，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具有“世界眼光”。他一生多次游学海外，所谓五大洲已行四，只有南美洲没去过。他研究中华文化从来不是闭门造车，而是非常重视学术与文化的对外交流。他的弟子郑炜明博士指出，可以说，四大古文明都是饶宗颐文化史理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这个世界的历史自古以来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化交流的历史，就是人类发展的历史。因此，他主张不能只从中国本身看中国，而应从世界的观点看中国。正因积学深厚、视野开阔，他做学问才能够贯通四方，融会古今，如季羡林先生所赞誉的“最善于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
饶教授也指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甚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当然，这样广阔的思维、无拘无束的思想方法，与他一生的“外缘”大有关系。他曾说，“没有香港就没有饶宗颐”。这又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饶教授也是诗人，他的名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有学者认为体现了一种对“超越性大智慧”的追寻。我想，这种追寻应是饶宗颐先生一个重要的精神特质。每个与之近距离接触的人，都会感到他有一种超凡脱尘的“单纯”和“自在”。而且，惟其具有大智慧，才深知人之渺小和脆弱。他对我说，“我这个地方（指《饶宗颐学术馆》）叫小学”（该馆外文名JAOTSUNG-IPETITEECOLE，HKU，其中PetiteEcole是“小学”之意），因为，“我不敢把自己放大，我说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他也说自己“不敢写自传，没有可传之处，一切还在追求中”……
总之，“饶宗颐”是一个太丰富的话题，以下访谈，祇是不揣浅陋，探其万一而已。
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王辛（以下简称王）：您在北大百年校庆上的发言中提到，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塑造中华民族新时代的圣经，建立新经学。我对您的这个提法非常感兴趣，据我了解，您对经学是非常重视的，您认为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乃国本所系，“史”是事实和原本，“经”是从事实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精华，中国文化的主体是经学。是否可以这样理解：重建新经学意味着重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
饶宗颐（以下简称饶）：我那篇文章是在北大建校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因为，每个国家都有“经”啊！中国其实老早就有“经”，中国的“经”，日本人的皇帝到现在还在念，日本的年号就是从我们的古经来的，到今天还是。可是，我们自己却不读经。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应该反省的问题。
“经”的道理，经书是中华民族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也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也就是说，经书?有许多精义，对现代人有极大的启发作用。现在出土的东西很多，增加我们对过去的了解。我举个例子，好像《易经》，《易经》是中国第一个“经”，讲“天人合一”。古代人所说的“天”，就是宇宙。人，在宇宙之中，很小很小，应该怎么遵守宇宙的规律，来做事情？所以《易经》就是讲怎样“天人合一”的重要的一部书。
要对“经”重新做一次总检讨
王：那您能谈谈甚么是新经学？新在哪吗？
饶：经学的重建，是一件繁重而具创辟性的文化事业，不仅局限文字上的校勘解释工作，更重要的是把过去经学的材料、经书构成的古代著作成员，重新做一次总检讨。我们不是有十三经吗？建立新经学，不一定要十三经，可以多一点，也可以减一点。比如十三经最后一个是《尔雅》，《尔雅》是解释“经”的训诂，这个就可以不用。而一些思想性重要的出土文献，比如像马王堆的“经法”、“五行”等，就可以入“经”。
我为甚么说二十一世纪将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因为一百多年来，出土的东西非常多，这些出土的东西，很多是汉代的竹简、帛书，使我们可以接触到汉代当时的东西（思想精华）。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因为很多老写本、希腊的东西，保留在阿拉伯的写本?面。这些写本，我在法国看了很多，就这么大一本（饶做手势比划），古希腊的很多东西（思想精华）本来存在的，从那?（阿拉伯老写本）找回来。欧洲的文艺复兴就起于这些老的写本。也就是说，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是对古典的新发掘与认识，从古代文明的研究，为人类智识带来极大的启迪。现在我们情况也一样。所以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把“经”做一个新的整理。当然，我们对古代文献不是不加一字地不给以批判，而是要推陈出新，与现代接轨，把保留在历史记忆中的前人生命点滴宝贵经历的膏腴，给以新的诠释。我的意思是这样。
老庄哲学自当列入新经体系
王：您所说的新经学，除了儒家经典，是否也包括道家、老庄哲学呢？
饶：儒、道两家是中国本有文化的两大宗教思想基础，儒、道不相抵触，可以互补，各有优越性，应予兼容并包。《老子》、《庄子》等书原已被前人确认为“经”，自当列入新的经书体系之内，作为重要成员。
我说经书对现代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性的重大作用。汉人比《五经》为五常，五常是很平常的道理，就是讲人与人之间互相亲爱、互相敬重、团结群众、促进文明的总原则。这在科技领先的时代下，更当发扬光大，以免把人沦为物质的俘虏。道家以老子为首，《道德经》所讲的道德是高一层次，使人不执着于人与人之间的争执。“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故儒家也奉其书为圭臬。可见前贤兼治孔、老，这是《老氏书》必列入“经”的主要理由。
要变“天人互害”为“天人互益”
王：您刚才谈到“天人合人”，季羡林先生对中国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也非常重视，不过您多次谈到“天人互益”的观点，认为“天人合一”是精神境界，“天人互益”是行动境界。能不能请您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饶：季羡林先生在很多文章?谈到“天人合一”，我就说，我提出一个新的讲法，算是对季老文章的注脚。你知道，古代人有占卦，周代的《易经》基本上是八个卦，八个卦又演变成六十四卦，分成上、下两部分，干代表天，坤代表地。现在出土的东西证明，夏代有占卦，殷代也有占卦，在排列上，殷代的排列是，坤在前，干在后，也就是以地为主，因为古人认为，一切东西，包括吃的东西，都是从地?生出来的，天太高了，所以以坤为主，先坤后干。但是周代把它倒过来，我们今天通行的《易经》，第一个卦是干卦，第二是坤卦，所谓天“健”，“天行健”，最后一个卦是“既济”和“未济”。“济”是成功，事情已经做好了；“未济”就是还有未来，还有很多要做。而今天出土的马王堆，?面《易》卦的排列，是汉代写本，最后一个卦，是“益卦”。这个很有意思，它与今本《易》卦作结不同，但是异曲同工，“未济”表示保留“有余”，这是中国文化一大特色；“益”也是积极有建设性的观念，我提“天人互益”，就是以“益卦”作为理论根据的。
我们今天世界上的麻烦，就是“天人互害”。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说是“伤天害理”，你把整个环境都改变了，破坏了，以致现在需要“环保”，这是人做出来的一个恶果，很坏的结果。我们对不住宇宙，这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天人互益”，所以就“互害”了。所以我提倡“天人互益”，天同人互相补足，一切的事业，要从益人而不损人的原则出发，并以此为归宿。这是从古本上得到的启示，也可见古本的可贵。
中国文化的包容精神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王：您认为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您运用甲骨文研究上古史，运用敦煌学研究中古史，都是追寻中华文明源头的研究吧？此外，您非常重视“礼学”的研究，曾指出“‘礼’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大动脉，研究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都应该把对礼学和礼制的研究作为一个重点。”以此反对用萨满主义解释中国古史，指出古代中国文明就相当发达，有一套立国治国的礼制。那么，根据您的研究，您认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在世界独一无二地持续几千年不断，奥妙是甚么？
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因为呢，中国人自古以来是不排拒别人的，而是包容、很广义地吸收外来的东西。所以呢，很多方面，到今天，我们的文化成分比较复杂。实际上，我们吸收许多外国人的东西，最后变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使外来者同化了。这是因为中国文化有这种能力，让别人感动、欣赏，才会有这种转化。实际上，中国人老早就三教合一了，我们的文化，差不多有三分之一是印度的佛教，所以不了解佛教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今天，我们有些东西（指中国传统文化）西方还不太了解，连我们自己也不太了解，但我们一定会让他们慢慢了解的。
中国人讲“德”“德”很重要
王：您的诗句“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意味深长，令人深思，您能解释一下这句诗的含义吗？
饶：我是弹古琴的，（饶擅弹古琴，对中国古典音乐也深有研究－－王注）有一次，我和学生在海上弹琴，做了（这）两句诗，就是这样来的。“万古不磨”，就是中国人讲的“不朽”，“不磨”，就是“不朽”的意思。中国人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强调地：）中国人讲德，这是世界上没有的。“德”很重要，“德”是第一，然后立功、立言。比如你写几句诗，大家都传诵，这个也是“立言”啊。
“中流自在心”？我，做到万分之一都没有
王：那么“中流自在心”呢？
饶：这个很有意思。今天讲“很自在”，这是很浅的讲法，（“中流自在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自在”，是佛教的话。我写“心经简林”，第一句就是“观自在菩萨”，“自在”，就是像观世音一样。观世音是怎么来的呢？观世音是印度的舞神Siva变来的，她有千手千眼，就是千手观音。“自在”，就是佛的状态，像观世音的心态；“中流”，在水的一半，说明那种状态有定力，有智慧，有忍耐，有六个波罗蜜，（即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佛教认为行者到达彼岸的无上法门－－王注）就是“我”同别人不一样“我”保持一种自在的心，是一种境界啊！
王：这好像很难做到。
饶：我自我体会、自我想象地去做。
王：那您认为您做到了吗？
饶：（不假思索、很单纯地：）我，做到万分之一都没有。
做学问要从“四面看”
王：您曾说，自己不论治学与创作，都可用顾恺之“迁想妙得”四个字概括。我想这是一种学问融会贯通的结果吧？您还说，“我一向喜欢用哲学的心态深入考察，而从上向下来看问题”。我对这句话很感兴趣，怎么“从上向下”呢？
饶：我不单是从上面看，我是从四面看。为甚么呢？我的方法论和别人有点不太一样。今天做学问的人－－我不讲谁啊，有个毛病，往往抓到一点，就把它扩大，强调这个东西。可是他忘记还有很多别的（方面）。这是误导人家的。实际上，应该冷静，应该全面地看，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许多领域都是有联系的，要有耐心，不要抓一点就概全貌，把它当作主流，不应该这样。这也因为大家都希望“创新”，所以“创新”搞不好也是一个害人的观念，不能随便乱创的，要看清楚（问题）。
“三教合一”？我其实不止“三教”
王：您曾说“不敢写自传，没有可传之处，一切还在追求中”，令我非常感动。读您的《文化之旅》，其中有些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比如您在《皇门静室的‘小学’》写道：“人在天地之中渺小得像一个不可知的斑点，亦像一根芦苇，很容易被一阵风所摧折”；“人是多么脆弱而无知啊！人应该承认自己的渺小！”我想这是真正哲人、智者的感悟。您对儒、道、释都有深研，您的“精神安顿”在哪一家呢？抑或三家兼而有之？
饶：我受佛教的影响很深，佛教、道教我都讲。
（饶教授的女儿饶清芬老师这时对我说：“他是比较“三教”的。”）
王：您是“三教合一”了？
饶：（很单纯地：）其实不止“三教”。
王：还不止“三教”？
饶清芬：“三教”已经很多了！（大家笑）
座右铭？多做一些对人有益的事情
王：您的“心经简林”（饶榜书“心经”全文，刻于三十八根巨形木柱上，立在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附近，已成香江一大文化景观－－王注）意味深长，据知《心经》最深沉的意蕴在于“无挂碍”，这与孔子说的君子“无忧无惧”有甚么区别？
饶：“无挂碍”中的“挂碍”，是指自己造出来的挂碍，与孔子的“无忧无惧”有区别。孔子重视的是人生的部分。
王：您有座右铭吗？
饶：（很单纯地：）座右铭？不敢有座右铭。（想了一下：）就是做事不要太计较，多做一些对人有益处的事情吧。
预定的采访时间很快就到了。在立着饶公墨宝“慈悲喜舍”四字雕刻的《饶宗颐学术馆》门前，我言犹未尽地与这位令人如沐春风的老人握手道别。
其实，不仅饶宗颐的学术宝藏值得探究，作为中国画坛的丹青巨擘，篆、隶、楷、草皆挥洒的书法大家，其绘画书法也大有奥妙所在。且说他的画，一是充满书卷气，被称为中国绘画史上罕有之“学者画”，二是求新求变，至今不已。得益于长期对敦煌学及敦煌艺术的研究，他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画法；缘于对禅学的深刻领悟，他推出中国禅画的新境界；他与荷花也结缘甚深，笔下的荷花千姿百态，变化万端，成为饶氏笔墨的一大特色。九十高龄后，饶教授去年在日本成功举办了题为“长流不息”的书画展，今年十月，还将在北京故宫再次举办书画展。可惜，今次未能就这方面的话题请教，但我期待着，金秋十月在京城，能一睹这位九二老人的最新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