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1917—2018）在经学（含礼乐）、史学、文学、民俗学、宗教学、艺术学等领域均取得卓越成就。礼俗之学在饶氏学术思想中占有重要位置。本文所说的“礼”乃夏殷之古礼，兼及“三礼”产生以来的礼制、礼治。“俗”是广义上的民俗，包括神话、传说、习俗、信仰乃至俗语言等。本文通过对饶氏治学历程的整体性把握，发现其礼俗学研究有较为完善的思想体系，既注重挖掘礼学的历史源头，也着力梳理民俗的发展脉络，下面从四个方面加以阐释。
上古自然崇拜发源论
上古神明、神话与信仰研究，是饶宗颐礼俗研究的重要入手点。饶氏在青年时期就已广泛引用神话与传说作为研究论据，融入《尚书地理辨证》《楚辞地理考》等论著中。至20世纪70年代末，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入了中国上古神明与信仰发源的一系列重要问题研究。饶氏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先后撰成多篇专论研究古代日月星辰崇拜的起源，及其对后世礼俗的影响。
盘古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公认的开天辟地之祖先神明，其传说的考证多以三国时期徐整《三五历纪》记载为最早。饶氏作《盘古图考》一文，取汉晋书帖、碑记、画记佐证，发现盘古的图画和雕刻形象在东汉年间已经出现，且与徐整同一时期流传的还有先儒说、秦汉间俗说、吴楚间说等不同流派，由此可见盘古作为传说由来已久，至晚为东汉时期。此外，关于盘古神话起源的背景，饶氏认为随着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围陀神话、“自在天”等婆罗门思想随之传入中国并影响了汉晋时期的盘古神话。饶氏认为原罪的有无起于神话背景的差异，中国的造人传说属于用泥捏成一系，不同于西亚。中国的开辟神话与造人神话关系密切，可以说是“二而一的”。
《中国古代东方鸟俗的传说——兼论大皞少皞》（“皞”亦作“昊”）一文饶氏结合出土绘画和传世文献，论证了日和鸟在古代图文表现当时的太阳神话；神鸟就是凤，卜辞称为“帝使”；又对照甲骨卜辞的祭祀对象分别确证了上古“云、火、水、龙、鸟”纪官的合理性。该文最终落脚到上古的鸟崇拜，中国出土的各类鸟形象符号集中在东部地区，符合少昊以鸟名官的传说，也符合郯子记述太昊、少昊二氏的文化背景。
古代“浑天说”宇宙观的反映，饶氏将其与印度古代婆罗门典籍中广泛主张的“金胎说”加以联想，猜测因为吴地古代海外交流更多，使当地人在宇宙观念上更多与外来思想相交流，继而影响了当时中国的天文学说。在《论道教创世纪》一文中，饶氏则重点分析了道教的创世观，认为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明显的佛教思想和谶纬思想影响。
从饶宗颐对上古自然和祖先崇拜的研究可知，无论是日月星辰崇拜，还是创世开辟、始祖造人传说，在中国发源的时间均要远远早于长期以来学术界的普遍认知。这些崇拜和传说在上古之世的发展深度、关联程度和影响广度也超乎今人想象。
神明与宗教信仰发源论
饶宗颐同步关注着崇拜思想向神明信仰的发展演变，在系列研究中揭示信仰的形成过程，以及信仰影响下的礼俗发展。首先是关于神明、神明观以及神道思想何以形成及其对“礼”有何影响的研究。饶宗颐认为，三代的典章制度都可以用一个“礼”字来概括。在针对更早时代的研究中，饶氏已经总结了以天、日为代表的自然崇拜是人类所固有的。《神道思想与理性主义》一文中，饶氏分析了古代神、民地位和德的类型以及德与礼乐刑律的关系。
其次，早期信仰由天入人后，神明的形象还经历了一个具象化、系统化的阶段，这进一步使神明信仰相关的民俗文化在中国发展起来。饶氏分别考证了古代楚地四面先君、楚人信鬼等信俗，并在道教信仰中找到了对应形象。与此同时，饶氏还考证了帛书中出现的各神之名，六神以刑德为首、大音为次，另有云、雷、风、雨群神。更重要的是，他也考证了四仲图中的四方神名。在《中国古代“胁生”的传说》一文中，饶氏总结了中国古代重要人物的胁生、感生和坼疈等几种传说。饶氏发现胁生在印度、波斯和希腊神话中均见，或被认为是印欧语系神话的特有情形，实则在中国也有火神祝融后代陆终氏六子生于胁下的传说。
此外，饶氏在巫与创世神话方面提出了许多主张，同时也认为“萨满”意义上的巫师依然存在于上古至今的中国社会。
古人神明观的转变还影响了文学创作，在《〈天问〉文体的源流》一文中，饶氏使用了“发问文学”这一新概念，以屈原《天问》为形成背景。由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人们的天神观念不断转变，学者对于宇宙现象的疑问愈发增多，化于文字便开辟了这一文学流派。这样的结论也有助于文学民俗学研究的深入。
民俗的古礼起源论
饶氏认为先民对“德”最早的认知源于“天秩”，即当时社会所信仰的天帝或天神。因此，社会之礼、思想之德、信仰之神三者是连为一体的，礼便有了宇宙义，也就在中国古代具备了天经地义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饶氏又以多篇专论详细论述了礼的问题。
饶氏明确指出，中国历史上礼与乐的产生都与祀神有关。饶氏对三礼之学深有研究，旗帜鲜明地肯定经学的现代价值，提出“新经学”。
在具体的礼仪制度和礼俗文化方面，饶宗颐也有探讨。其一是商代祖先祭祀中的“延尸之礼”，即祭祖时选择一位后辈族人扮成祖先代受祭祀，亦称“立尸之礼”。饶氏在《从〈春秋〉宣公八年“犹绎”论及殷祭礼宾尸义》一文对该祭礼举行时的正祭、又祭等仪式进行了考证。其二是殷代驱鬼、命名之礼俗。饶宗颐一直倡导建立“人名学”学科，他利用殷墟卜辞和《尚书》《礼记》等史料，钩沉殷王自卜，为诸妇产子命名；或是太师吹铜，然后卜名，命名必行卜的案例。其三是汉晋时期的丧葬习俗，饶氏在《敦煌出土镇墓文所见解除惯语考释——〈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序》中统计了敦煌出土镇墓文的时间规律，并就其中所见“不得相注仵”“诸勾校”和“用当复地上生人”等惯用语加以分析，指出其所受的道家思想、择日术、星象思想等的影响。饶宗颐对敦煌俗字也有关注，力证敦煌本《坛经》“獦獠”一词，獦非“腊”之俗写；又认为服虔《通俗文》、王劭《俗语难字》之“俗”字，意存匡正。
礼俗研究的学术脉络和思想探析
关于现代意义上中国民俗学的兴起，学术界一般认为始于20世纪上半叶，有北大歌谣征集运动（1918）、风俗调查会（1923）、中山大学民俗学会（1927）等，强调田野调查研究方法、聚焦当下乡间民俗等主要特点。饶宗颐一生视顾颉刚为老师和知己，两人交谊可以追溯至1934年9月饶氏以“潮安县志分纂”的身份加入“禹贡学会”之际，后续围绕《禹贡半月刊》《古史辨》等展开学术工作，交往颇深。尤其是在利用礼俗材料进行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方面，饶氏的岭南民俗研究深受顾颉刚的影响。直到1991年，饶氏又在民俗研究领域选择对“鸟祖崇拜问题”深入探讨。
饶宗颐在礼俗学领域的论著大量产生于20世纪60—90年代末，其礼学研究跨度从殷夏延续到宋明。饶宗颐的礼学研究，有两条路径。一是出土文物研究，甲骨记载的“殷礼”就是统摄其代表作《殷代贞卜人物通考》的主线。二是传世文献研究，饶宗颐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于香港大学讲授《文学批评》本科课程时，就认为《礼记》对儒家修辞发挥得最清楚，孔门四科德行第一，同时又引用《大戴礼记》证诗乐同源。从所见材料来看，饶宗颐这一研究路径的形成主要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学术界研究趋势推动个人研究旨趣转变。二是新材料助益研究进而辩证西方误读。
饶宗颐以古代神话和甲骨为核心的民俗研究，构建了一套三维度的民俗起源论，为审视上古崇拜、信仰和礼俗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总之，饶宗颐构建民俗学起源论可以总结为“自然崇拜—神明信仰—礼俗转换”三维度。
总而言之，礼俗研究是饶宗颐治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史学、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文学、宗教学、艺术学等环环相扣，其研究紧密嵌入饶氏治学体系的宏观框架内，也同样遵循其治学的阶段性学术特点。饶氏治学眼光注重向上（如国家制度）或是眼光向前（如上古礼俗），重视以“殷夏源流观”，探究礼俗的起源发展问题，以“文化全局观”看待早期信仰的广泛影响，且研究过程贯彻高度的文化自觉。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 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摘自《民俗研究》2024年2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4年第5期P21—P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