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先生是名满天下的学术大家，有人把他与钱钟书先生并称为“南饶北钱”，也有人把他和季羡林先生并称为“南饶北季”。

饶公天资聪颖，自幼酷爱读书，其诗、文、画及目录学和儒、释、道等方面的知识、学养以及治学方法等均来自家学。他家中藏书丰富，有十万部之多，因终日浸淫其中，以至进入正规学校读书时发现老师所讲的他都已经知道了。再加上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遂经父亲同意后，他改为在家自学。所以，饶公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属于自学成家。

饶公治学，始于整理乡土文献。他16岁开始续撰父亲饶宝璇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两年后告竣，受到学界好评。1935年，他19岁时即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并加入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1939年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后历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无锡师专教授、广东文理学院教授。移居香港后，任香港大学中文系讲师、高级讲师。1968至1973年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73年后，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

饶公在敦煌学、甲骨学、简帛学、诗词学、潮学、中国古代史、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文学史和书画等领域都做过深入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不仅跨越了诸多领域，甚至跨越了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哲学这四大学科门类，被学界誉为百科全书式的硕学通儒。

当今的学术研究日益专门化，绝大多数学者难以跨越学科间的界限。甚至同一个学科也被细分为诸多二级学科和专门领域，学者大都在某一狭小的领域内从事专门研究。就历史学研究的现状而言，虽然很多研究者可以在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取得重要成果，但能打通不同断代史或专门史的学者就很少见了。而像饶宗颐先生这样能在多个学科门类取得重要成果的学者，现在已经很难见到了。历史经验表明，跨学科和交叉学科研究往往能为学术研究提供新的发展契机。在这种情况下，饶宗颐先生的跨学科研究特别值得提倡和发扬。

因为各种机缘，我有幸与饶宗颐先生有过多次接触，每次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初见饶公

第一次见饶公是在1998年，我从台湾访学返回北京的途中。当时，北京不能直飞台湾，要先到香港，再由香港赴台。从台湾返回北京，也还是必须经过香港中转。我从台湾返回时，安排了在香港稍事停留。当时，好友赵和平兄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我就请他帮我在中文大学预定了两晚的房间，主要是希望借此机会能拜见久仰大名的饶公，同时也顺便到香港各处看看。

和平兄向饶公转达了我的请求，饶公提出在跑马地住所附近的一家餐馆请我吃饭。那天，和平兄陪我从中文大学乘车到达吃饭地点。我们刚到不久，饶公也缓步走来。初见饶公，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完全没有硕学鸿儒的架子，而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恂恂雅士。席间，我们谈到敦煌曲子词的研究，饶公说起日本学者与任二北先生关于敦煌曲子词的争论。饶公认为日本学者对任先生的批评是对的，得到和平兄的附和。我当时认为日本学者对任二北先生的批评并不公正，所以就冒出了一句“日本人也太不说理了”，弄得饶公与和平兄都很尴尬，这个话题就聊不下去了。事后回想起来，是我太冒失了。因为饶公和任二北先生有关敦煌曲子词也有争论，饶公说起这个话题，是想借日本学者的看法来说明任二北先生对饶公的批评是错的。我在中间一搅和，饶公心中的尴尬恐怕要甚于和平兄。

现在看来，我当时的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任二北先生致力于敦煌曲子词研究几十年，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敦煌曲初探》和《敦煌曲校录》，并且在1987年推出了三巨册《敦煌歌辞总编》，应该是世界范围内整理和研究敦煌曲子词贡献最大的学者。任先生关于敦煌曲子词整理和研究的特点是广征博引、长于疏解。当然，对于文字校录，任先生也是重视的。据周绍良先生回忆，“文革”期间，为了查阅敦煌曲子词的图版，任二北先生曾专程从扬州到北京，住在旅馆内，每天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在当时，国内像任先生这样下这么大功夫的学者，应该是为数不多。长期以来，学界多斤斤于任先生有关敦煌曲子词文字校录的一些错误，有意或无意地淡化了任先生关于敦煌曲子词整理和研究的历史性贡献。我至今也认为这是不公正的。任先生当时没有条件到国外去看曲子词原件，只能看缩微照片，原件上的朱笔涂改和用朱笔添加的文字在黑白照片上颜色很浅，以至基本看不到。而饶公和日本学者有条件到法国和英国去看原件，可以依据原件校正任先生所录曲子词的错误。可惜任先生不了解这些情况，于是认为饶公等改动的敦煌曲子词释文是臆改的，添加的文字也是擅自添加的。如果就事论事，任先生对饶公的指责和批评当然是错的，但也确实是事出有因。我当时为任先生打抱不平，主要是认为不能因为以上小错就否定任先生的巨大贡献。问题是，请我吃饭的是饶公，并不是任二北先生，我作为客人不但没有顺着主人的意思让主人开心，反而说出了令主人难堪的话，更何况主人还是令人尊敬的前辈！现在想想，我当时真是少不更事。但饶公并未和我计较，又转移话题聊了很久，最后是满座皆欢。饭后饶公还请我到家中聊了一会，说明他是真的没有计较我的冒失和鲁莽，确有大家的雅量和胸襟。

往来之间

1999年，首都师范大学决定聘任饶公为顾问教授。饶公携女儿饶清芬来校接受聘书并做学术讲座，历史系领导让我负责具体接待工作。那次饶公就住在我们学校的招待所内，我安排他参观了我们系的文物室和资料室。其间，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代表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聘请饶公为该所顾问，饶公愉快地接受了。记得那天中石先生有点拘谨，可能是怕耽误饶公的时间，刚说完正事就起身要告辞。我感觉应该让两位大家好好聊聊，于是就对欧阳先生说，多坐一会无妨。中石先生才又坐下来和饶公攀谈。中石先生告诉饶公，自己是“左球明”（谐音左丘明），右眼近乎失明，所以在聊天时得让饶公坐在他的左边，他才能看得见。

饶公那时已经年过80，而日程安排得比较紧凑。饶清芬小姐告诉我，饶公可以通过调息解除疲劳、恢复精力。活动中间，我就近找了一间办公室，让饶公独自在里面打坐调息。半小时后，饶公就精神焕发地出来了。看来饶公得以健康长寿，有自己的调养之道，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

饶公的讲座，因为和我上课的时间冲突，我未能聆听。不过我特意把讲座的地点安排在了学校的国际会议厅，那是当时我们学校最大的公共空间了。演讲由宁可师主持，校长齐世荣先生也参加了。演讲结束后，齐世荣先生做了讲评，对饶公的学术给予了很高评价。活动结束后，同事告诉我，演讲效果很好，热烈而圆满。

2003年，饶公利用“敦煌研究计划”邀请我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三个月，时间是9月至12月。此时正值饶公身体不好。2003年上半年，他得了一次小中风，虽然很快就控制住了，但完全恢复需要较长的时间。我9月到香港中文大学报到的时候，他的身体也还在恢复中。那时他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每周都到校，只是我刚来的时候特意过来和我见过一面。以后的三个月间，似乎他只来过两三次。平时有事，我可以找饶公的助手郑会欣和沈建华。他们两位，特别是郑会欣兄给了我很多具体帮助。饶公送了我一册他的书法集、一册绘画集、一本论文集，我把书法集和绘画集放在枕边，每天晚上睡前翻看一会，心中常常涌出对饶公多才多艺的钦羡之情。

香港中文大学的藏书很丰富，虽然散在不同的图书馆，但访学人员都可以借阅，借还手续也都很简便，所以在这里从事学术研究还是很便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缺点是平地太少，多数建筑都是建在山坡上的（港大也是如此），在校区内来来往往都要上山或下山。校内有校车提供来往的摆渡服务，校车往返于各书院和办公区，上下都是盘山路，每次都是九转十八弯。自幼生长在北方平原的我，对这种建在山坡上的大学很不习惯，每次乘校车都是提心吊胆的，也很佩服香港司机高超的驾驶技术。我们住的宿舍也建在半山坡上，给人不稳定的感觉。刚到的时候，我很长时间晚上都睡不好，总是担心半夜会从山坡上滑落。

2003年以后，我多次参加有关饶公的重大活动和庆典。其中，对2010年在莫高窟举行的庆贺饶公95岁华诞活动印象较深。那次饶公以95岁高龄亲临莫高窟，但我却错过了开幕式。那天，我和几位学者饭后一起步行前往会场，没有和其他代表一起乘车。当我们走到莫高窟前时，才发现会场不在那里。这时候已经到了开幕式开始的时间，而我们几个却不知道会场在哪里。突然，我们听到高音喇叭在呼叫我到主席台就座，这时才知道会场在距离莫高窟有一段路程的国际会议厅前。从莫高窟返回国际会议厅，走路大约需要十分钟，迟到的我没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下登上主席台，因此失去了一次与饶公同台的机会。

最后一次与饶公见面，是2015年参加在香港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庆典”。那次与会者有千人之多，我本不好意思打扰饶公，所幸郑会欣兄向饶公请示，准许我上前和饶公打个招呼。在我和饶公握手的时候，会欣兄还帮我们照了相，成为我和饶公的最后一张合影。那次和饶公握手，还能感到他的手很有力量。

2003年在香港访学时，我感觉饶公的身体并不太好。他站着讲话或致辞，时间稍久一点，看上去像站不稳的样子，要靠手扶麦克风的立柱作为支撑，给人的感觉已是风烛残年。但后来的十几年间，每次见面，我都感觉他的身体比2003年的时候好，而且越来越好，最终竟能闯过百岁大关。所以，我一直认为饶公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不但创造了诸多学术奇迹，也创造了战胜衰老的长寿奇迹。这一方面应该是由于他调养有道、保养有方，更重要的是因为他具有宽广的心胸和仁爱之心，所以能够达到“仁者寿”的境界。

饮水思源

饶公对内地学术的推动和扶持表现在很多方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策划并实施“敦煌研究计划”。

这项计划是分批次邀请并资助内地中青年学者到香港中文大学“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做一个月至数个月的学术研究，提供宿舍和一间办公室，办公室内配备有部分重要图书，学者也可以借阅香港中文大学的图书资料。这项计划启动于1991年，第一个邀请的是中山大学的姜伯勤教授。其后陆续邀请了项楚（1991年）、荣新江（1992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王素（1995年）、邓文宽（1997年）、陈国灿（1997年）、赵和平（1998年）、陈明（2000年）、余欣（2001年），我是最后一个。在此期间，还有几位虽然研究课题不是敦煌吐鲁番方面，但也是由“敦煌研究计划”支持并邀请的，依次是刘钊(1995年至1996年)、胡平生(1997年)、王辉（1998年）、陈伟武（1999年）、刘昭瑞（1999年）、李均明（2000年）、唐晓峰（2000年）、陈炜湛（2002年）。此外，还有张涌泉、黄征和杨铭虽然没有到香港，但也接受了这个计划的资助。

从以上名单可以看出，饶先生邀请的中青年学者都是一时之选。在内地，他们都有繁忙的教学任务和其他工作；在香港访问期间，他们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各种杂事的烦扰，可以专心就自己设计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唯一的要求是在港期间或回内地后完成一部书稿。以我为例，虽然从事中国古代社邑研究20多年，但始终不能集中一段时间把相关成果整合起来，直到接受饶先生的邀请，才在香港利用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中古时期社邑研究》一书。可见，饶公设计的这种类似闭关式的短期学术访问，对中青年学者出成果是十分重要的。“敦煌研究计划”推出了一批优秀人才和成果，从而推动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

和香港各大学教师的工资相比，“敦煌研究计划”给受邀者提供的研究津贴并不算多，但可以满足受邀者在港期间的各种支出。如果不是大手大脚，还可以略有盈余。鉴于当时内地高校教师的工资水平还不高，盈余部分对改善受邀者的家庭生活也不无小补。特别应该说明的是，“敦煌研究计划”虽然是以香港中文大学为邀请方和驻地单位，但经费是饶公通过“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筹措的，多数是个人捐赠。可以说，饶公是靠个人的影响和魅力推动了“敦煌研究计划”的实施。

饶公对内地学界支持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推动创办新的学术刊物、资助优秀学术著作出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地学者的研究热情高涨，但专业期刊较少，论文发表的园地有限，专著的出版也很困难。内地从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也同样遭受到这样的困扰。在这样的背景下，饶公多方筹措资金，策划并支持在内地创办新的学术园地，资助优秀学术著作出版。

1995年，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在季羡林、周一良和饶宗颐等先生支持下，和北京的一些朋友谋划创办《敦煌吐鲁番研究》，以书代刊。最初的创办资金由饶公募自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和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该刊于1996年正式出版，季羡林、周一良和饶宗颐三位先生任主编，荣新江主持编辑部工作。季先生和饶先生还亲自为创刊号撰写宏文。自2005年，即《敦煌吐鲁番研究》第八卷开始，由我任编辑部主任，主持该刊的编辑工作。2018年饶公仙逝以后，编委会推举我继任该刊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自创刊至今，20多年来，已陆续出版20卷，发表论文和书评近千篇，很多在敦煌吐鲁番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论文都是在这本杂志上首发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用稿以论文质量为准，不论资历，在提高杂志论文质量的同时陆续向学术界推出了一批中青年学者，很多学者都以在此刊上发表论文为荣。

自《敦煌吐鲁番研究》创刊至饶公去世，饶公募集的资金一直在这本刊物的出版资助中占有重要地位。饶公去世以后，香港大学的饶宗颐学术馆秉承饶公遗志，至今仍然坚持为杂志提供部分出版资助。

在推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饶公策划并主编了“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丛刊丛书”和“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陆续出版，不收取出版资助。这两个系列先后出版的著作有20多种，包括饶宗颐《敦煌琵琶谱论文集》《敦煌琵琶谱》，姜伯勤、项楚、荣新江《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荣新江《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导论》，杨铭《吐蕃统治敦煌研究》，黄征《敦煌语文丛说》，池田温等《敦煌文薮》（上），姜伯勤等《敦煌文薮》（下），王素《吐鲁番高昌文献编年》，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陈国灿《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陈明《敦煌出土胡语医典〈耆婆书〉研究》，郝春文《中古时期社邑研究》等，这些论著都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研究的代表作，极大推动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是中国敦煌学的腾飞时期。在这腾飞的过程中，饶公不仅率先垂范，不断为中国敦煌学的发展添砖献瓦，还扶持、帮助、提携了很多内地中青年学者。而今，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并已完全掌握了国际话语权。饮水思源，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饶公作出的巨大贡献。

郝春文，系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名誉会长）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