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 引

饶宗颐先生，号选堂，又号固庵。1917年生，广东潮安人。父亲饶锷先生，颇富藏书，著有《潮州艺文志》等。选堂先生自幼承家学渊源，谙熟岭南文献掌故，而且于经史、释道书，皆有深嗜，打下了极好的学问根柢。抗战前后，在两广一带整理乡邦文献，并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编《古史辨》第八册，并撰《新莽史》。1949年以后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并曾从事研究或讲学于印度班达伽（Bhandarkar）东方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C.N.R.S.）、美国耶鲁大学、法国远东学院（E.F.E.O.）、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和日本京都大学等高等学府。退休后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艺术系荣誉讲座教授。

饶先生学艺兼美，早已名闻海内外。但是，由于大陆多年来的封闭，很难看到港台、海外出版的饶先生著作，对饶先生的学问往往不甚了然。自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时常到内地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著作也不断在北京、上海等地刊出，今天国内学界，饶先生的大名可谓无人不晓了。

我因研治“敦煌学”的因缘，早已特别留意饶先生的著作，数年来游学鸥洲、日本，见饶先生大著，必购而读之。但饶先生研究方面之广，无有涯际，文章散在四方，常恨搜集不易。今有机会来港，亲承指教，得接道风，并得饱览饶先生“敦煌学”论著。饶先生百科全书式的学问远非我所能述，以下谨就我所熟悉的所谓“敦煌学”范围，略表一二。

所谓“敦煌学”，严格来讲并不能算作一个学科。敦煌只不过是留给后人一大批宝贵的洞窟、壁画、雕塑，特别是数万件遗书。随着遗书的流散，这些内容涉及多种学科的文献，吸引了世界上一大批学人专心于此，探索钻研，各逞其能，“敦煌学”也就应运而生。敦煌遗书散在英、法、俄、日等国，在英法分别于六十年代初和七十年代末公布所藏之前，研究起来并非易事。而且写本数量庞大，内容博杂，以佛典居多，所以要从中拣选出最具学术价值的文书，除了要有雄厚的学养外，还要独具慧眼。

一、发前古之秘，凿破混沌——道教研究

1956年4月，饶先生发表第一部“敦煌学”著作《老子想尔注校笺》【1】，将伦敦所藏的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录出，兼做笺证，阐明东汉老学神仙家说，书中还就《想尔注》与《河上公注》、索洞玄本《道德经》、《太平经》等做了比较，并辑录《想尔注》佚文，考述张道陵著作，为道教原始思想增一重要资料，于道教研究贡献至巨【2】。其后不久，法国的中国宗教学权威康德谟（M. Kaltenmark）即以此书教授诸生，其弟子们后来有欧美道教研究计划，实与饶先生这部书有关。

《校笺》出版后，东西学人探讨《想尔注》者日众，许多关于道教史的专著都采用饶先生的论说【3】，有些日本学者对此书年代有所怀疑【4】。饶先生亦间有补充，先后撰写了《想尔九戒与三合义》【5】、《老子想尔注续论》【6】，今并收入1991年11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老子想尔注校证》，其中新刊之《四论想尔注》，利用新出马王堆帛书材料，破除日人对道气论的疑虑，使旧说更为坚实。

饶先生熟悉《道藏》，故能从敦煌残篇断简中找出《道藏》所缺而又能够说明问题的资料。对于《道藏》已存的敦煌道典，饶先生也有不少发明，如判断P.2732残卷为陶弘景《登真隐诀》杨君服雾法七韵之残文，其所注用韵数，今本或缺【7】。又《敦煌书法丛刊》第27－29卷三册为《道书》，虽然主要是从书法角度选取素材，但其所选的玄宗御注《老子道德经》、葛玄无注本五千文《道德经》、《庄子节本》、《太上洞玄灵宝度人上品妙经》、《太玄真一本际经》、《无上秘要》、《二教论》、《阅紫录仪》、《玄言新记明老部》等，均为道教史上重要典籍，极具参考价值。饶先生曾慨叹“道教典籍久为人所漠视，今之业绩反得力于异国人士”【8】，故此奋起其间，做出优异成绩。目前，道教研究已在国内广泛展开，但有关敦煌道教典籍的研究尚不多见【9】。

二、原始要终，上下求索——文学和乐舞研究

饶先生早年治《楚辞》，曾详校敦煌出土的释道骞《楚辞音》【10】。饶先生自言：“平生治学，所好迭异。幼嗜文学，寝馈萧选。”【11】他对敦煌遗书中文学作品的研究，更重要的起点是1957年发表的《敦煌本文选斠证》一、二篇【12】。其后不久，伦敦公开出售斯坦因所获写本六千余件的缩微胶卷，饶先生斥资购得一份，爬梳出许多珍贵秘籍，如迄今所知仅有一件写本的《文心雕龙》，即由饶先生于1962年首次影印行世，并且指出胶卷所摄有所夺漏【13】。现此卷研究影刊者又有数家【14】，但饶先生首刊之功实不可没。此外，饶先生还据原件校补了敦煌写本《登楼赋》，并考其写作年代【15】。又据S.4327《谩语话》，讨论话本的起源问题【16】。

在敦煌文学领域，饶先生的最大成就应推他对曲子词的研究。1971年，饶先生完成《敦煌曲》一书，由法国汉学泰斗戴密微（P. Demiéville）教授译成法语，合法汉两本于一编，由法国科研中心出版【17】。饶先生早年整理清词，后上溯宋、明，有《词籍考》之作【18】。以此深厚的词学功底，和1965年在巴黎、伦敦亲接原卷的有利条件，饶先生精印出一大批前人不知的敦煌曲子词，包括两件难得的俄藏敦煌曲子词写本，嘉惠学林【19】。

此书所校录的敦煌曲子词，杂曲之外，兼收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未收之赞偈佛曲，且作校记，订正旧录之误极多。其所刊新资料，于历史研究也多有裨益，如《谒金门开于阗》一首，是敦煌与于阗关系史的重要篇章，至此时方显于世【20】。另外，对敦煌曲之年代、作者，词之起源，词与佛曲、乐舞、龟兹乐之关系等问题，均做了切合实际的考察。

书中附有敦煌曲系年、敦煌曲韵谱、词调卷号索引等，便于读者使用。此后有关敦煌曲的研究著作，无不取材于此书。但饶先生本人并未满足，而是继续补阙拾遗，又撰有《曲子定西蕃——敦煌曲拾补之一》【21】、《长安词、山花子及其他——大英博物院藏S.5540敦煌大册之曲子词》【22】。并在陆续发表的多篇论文中，进一步申论曲子词的种种问题，如《孝顺观念与敦煌佛曲》【23】、《敦煌曲子中的药名词》【24】、《法曲子论——从敦煌本〈三皈依〉谈“唱道词”与曲子词关涉问题》【25】等。1989年出版的任半塘先生著《敦煌歌辞总编》，于《敦煌曲》有些不符实际的批评。

近年来，饶先生重新检讨曲子词及其相关的种种问题，先后撰有《后周整理乐章与宋初词学有关诸问题——由敦煌舞谱谈后周之整理乐章兼论柳永〈乐章集〉之来历》【26】、《从敦煌所出〈望江南〉、〈定风波〉申论曲子词之实用性》【27】、《“唐词”辨正》【28】、《敦煌词札记》【29】等，并整理影印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李卫公望江南》【30】，阐明自己对曲子词的观点。饶先生说：“念平生为学，喜以文化史方法，钩沉探赜，原始要终，上下求索，而力图其贯通；即文学方面，赏鉴评骘之馀，亦以治史之法处理之。”【31】在曲子词的研究上，正是如此。

我于词学是外行，对于任先生的批评，不敢赞一词，但任先生关于一些歌辞年代的界说，如《五台山曲子词》，若依治史方法处理之，则只能说是后唐时的产物，而非武周【32】。饶先生对敦煌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成果部分汇集在台湾学生书局1991年出版的《文辙》一书中。

饶先生善鼓琴，通乐理。早在六十年代初，就注意到敦煌遗书中保存的珍贵乐谱、舞谱，撰有《敦煌琵琶谱读记》【33】、《敦煌舞谱校释》【34】，是这一研究领域里的先驱者之一。八十年代以来，饶先生发表《敦煌琵琶谱〈浣溪沙〉残谱研究》【35】、《敦煌琵琶谱与舞谱之关系》【36】、《敦煌琵琶谱写卷原本之考察》【37】、《论□·与音乐上之“句投”（逗）》【38】、《敦煌琵琶谱史事的来龙去脉》【39】等等一系列论文，于琵琶谱的年代及曲体结构，创获最多。

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均收入《敦煌琵琶谱》【40】和《敦煌琵琶谱论文集》【41】两书中。黎键先生《饶宗颐关于唐宋古谱节拍节奏记号的研究》【42】和陈应时先生《读敦煌琵琶谱——饶宗颐教授研究敦煌琵琶谱的新记录》【43】两文已有专门论说，此不赘述。

三、搜虫书鸟语之文，溯龙树马鸣之论——历史语文研究

在历史学领域，饶先生利用敦煌文书，同样做出许多令人瞩目的开拓性工作。

禅宗入藏，是西藏佛教史与汉藏关系史的重要课题，自来研究者皆为欧美日本学者。饶先生在戴密微教授刊布的法藏《顿悟大乘正理决序》之外，新发现了伦藏本S.2672，撰《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44】，并依此文书及相关汉藏文材料，对有关禅宗入藏的宗论与历史、地理、年代问题做了深入的考述。与此相关的还有《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45】、《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46】两文。

前者重要在讨论摩诃衍禅法的来源，后者则据敦煌文书，论证戴密微提出的敦煌贞元三年（787）陷蕃说【47】。饶先生上述三文，属于这一复杂问题的开创期的研究成果。仅此一例，可见饶先生治学，往往能够抓住一代新学术的重点，而做出奠基性的工作。

翻开《选堂集林史林》，上至三代，下迄明清，所论极为广博，一些论文，虽非直接讨论敦煌文献，但随处拈来，得心应手。如《论古文尚书非东晋孔安国所编成》【48】，引P.2549《古文尚书孔传目录》为证，说明是西汉临淮太守孔安国撰。《穆护歌考》于敦煌祆教、摩尼教史料采论至广，多有新意【49】。《维州在唐蕃交涉史上之地位》一文【50】，对P.2522《贞元十道录》有所考订。《论七曜与十一曜——敦煌开宝七年（974）康遵批命课简介》【51】，由P.4071《康遵批命课》，申论《聿斯经》出自西域都赖水，并考辨“七曜”有摩尼教传入之“七曜”与中国天文数术传统中固有的“七政”两意，引敦煌历书等材料为证。《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殖》引敦煌本《新集孝经十八章》，证唐代君主的三教汇合论，又指出S.5645刘晏《三教不齐论》，即日僧最澄、空海传入扶桑者【52】。

东汉以来，梵书胡语流入中国，对汉语影响至巨。但陈寅恪先生以后，治汉语史且谙梵文者不多。饶先生曾留学印度梵学研究中心班达伽东方所，从巴朗吉（Paranjpe）父子攻治婆罗门经典，研治《梨俱吠陀》，通晓梵巴诸语文，因而能够揭出刘熙《释名》渊源于婆罗门经《尼卢致论》（Nirukta）【53】，韩愈《南山诗》实受马鸣《佛所行赞》（Buddha-Carita）影响【54】等前人未发之覆。饶先生还由敦煌写本《悉昙章》，申论梵文r、r、l、l四流音对中国历代文学作品的深远影响【55】。

又如“敦煌学”界讨论极繁的“变文”之“变”字，饶先生在《从“变”论变文与图绘之关系》（1980年）一文中【56】，指出即梵文所谓“神变”之Pratiharya。后来美国学者梅维恒（V.H. Mair）在所著《唐代变文》【57】和《绘画与表演》【58】两书中，详考“变”字的印度来源，实未出饶先生此文的篱藩。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一书中的各篇文章，虽篇幅不长，但发明极多。

四、他生愿作写经生——书法绘画研究

敦煌艺术以绘画最为脍炙人口，研究敦煌画的人往往只注意壁画和绢画。饶先生独具匠心，留意写本中的绘画资料，曾撰《跋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两残卷（P.2682，S.6261）》【59】，于此两卷书法绘画，有所考述。后在巴黎讲学之际，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研究敦煌画极重要的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由戴密微等译出，中法对照，有图有说【60】，于沙州画样来历以及画法、题材，结合画史，多所阐明。以后又在《魏玄石白画论》一文中【61】，对白画二字来历，有所补充。此书填补了敦煌画研究中的一项空白。近年来，饶先生多次访问敦煌，得以亲睹莫高窟壁画，在陆续发表的文章中，对敦煌壁画中的刘萨诃【62】、围陀【62】、誐尼沙【64】等形像，皆有新说。

饶先生绘画史论文，现集为《画（寧+頁）》一书【65】，其中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吴县玄妙观石础画迹》一文【66】。此文由台湾史语所保存的石础画像，论到《灵宝度人经变相》，于人们熟知的佛教经变画之外，揭示了道教经变与变相的关系，所引敦煌写本如P.4979所记《道教天尊变》一铺，为许多讨论变文变相问题者所忽略。

相对而言，饶先生于敦煌艺术更具开拓性的研究，是对敦煌书法的系统表彰。早在1961年，饶先生就写有《敦煌写卷之书法》【67】，利用当时所见英伦藏卷，选印精品为《敦煌书谱》。以后1964、1974年两度逗留法京，遍览伯希和取去之宝藏，更扩大规制，选取拓本、经史、书仪、牒状、诗词、写经、道书中有代表性的精品，辑成《敦煌书法丛刊》29册，于1983－86年间，陆续由日本二玄社照原大影印，佳书妙品，融于一编。

在每册的解说中，饶先生系统揭出敦煌书法作品的艺术价值，其论各个时代的法书风格，可从以下例子中窥之一二：P.4506北魏皇兴五年书《金光明经》，“结体荡，行笔逋峭，《刁遵》、《高湛碑》之劲美，兼而有之。论其书法艺术，顿挫行阵之中有一片浑穆气象，谓为标准之魏法，可以当之无愧”；P.3471《仁王般若经序》“书写于陈世，必在天嘉以后，坚挺秀整，开唐人之先河，劲古而不媚俗，孰谓经生书为无足观耶?”P.2508《南华真经郭象注》“为唐初道书之精写本。自袁桷误题《灵飞六甲经》为钟绍京笔，后人悉目此为经生书。此卷当亦属经生书，〔《徐无鬼》卷〕意态飞动，尤为妍秀。因知经生书体类多姿，非仅《灵飞六甲经》一路而已也。”P.3994《词五首》“字极拙重健拨，在欧、柳之间，毫锋取势，可与王《汝帖》第十二卷所收李后主书《江行初雪》画卷赵干题字相颉颃，可定为五代时书风，在书法史上应为极难得之妙品。”我们对照影本读这些典雅的鉴赏跋语，实在是一种美的享受，惟日译往往失去文言意趣，今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中文修订本，题曰《法藏敦煌书苑菁华》，正可以弥补此失。

饶先生选录此书标准有三：（一）具有书法艺术价值，（二）注明确切年代及有书写人者，三）历史性文件及重要典籍之有代表性者。包括书法精品《温泉铭》、《化度寺塔铭》、《金刚经》三拓本【68】，以及《十七帖》、《智永真草千字文临本》；经史典籍《周易》、《毛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晋春秋》【69】、《大唐西域记》、《沙州图经》、《书仪》；文人诗词及俗文学作品《文选》、《玉台新咏》、《高适诗》、《云谣集》、《王昭君变文》；重要文书《封常清谢死表》、《沙州百姓上回鹘可汗状》、《曹元忠状》、《大云寺安再胜牒》；佛道经典《金光明经》黄绢写经【70】、《东都发愿文》【71】、《生经》、《三阶佛法》、《因明入正理论》、《大乘起信论略述》等等（道书已见上），对所收每件文献，均有考证，多所发明。周绍良先生说：“这一百五十多篇提要，既博且精，实为饶先生多年治敦煌学之结晶，不可以寻常书法文字视之。”【72】柳存仁教授也称：“其所审鉴之《敦煌书法》，益见其考索之赡备。”【73】人称饶先生“业精六学，才备九能”【74】，我以为此书最具代表性。

“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75】这两句题画诗，真切地表现了饶先生对敦煌艺术的热爱。

小结

饶先生研究敦煌遗书，着眼点往往是汉学领域中的大问题，但他所论又往往不限于汉文材料，古今中外，取材随心应手，故而多有创新之论。饶先生对敦煌资料的研究表明，他不愧是一位“当今汉学界导夫先路的学者”【76】。

【1】全称《敦煌六朝写本张天师道陵著老子想尔注校笺》，副题《道教原始思想初探》，香港东南书局，1956年4月出版。

【2】参看Anna Seidel, “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 in the West 1950-1990”, Cahiers d’Extrême-Asie 5 (1989-1990), p.230, 235。

【3】如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

【4】参看楠山春树《老子传说の研究》第六章老子想尔注，创文社，1979年；麦古邦夫《老子想尔注について》，《东方学报》（京都）57册，1985年，75－107页；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第三章老子想尔注，创文社，1990年。

【5】《清华学报》新4卷2期，台北，1964年，76－84页。

【6】《福井博士颂寿记念东洋文化论丛》，东京，1969年。

【7】《论敦煌残本登真隐诀（P.2732）》，《敦煌学》第4辑，1979年，10－22页。

【8】黄兆汉《道教研究论文集》序，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8年。

【9】如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开始出版《道教文化研究》，但一、二辑中未见有关敦煌道教文献的论文。

【10】载所著《楚辞书录》，香港，1956年版；又收入所著《文辙》上，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123－130页。

【11】《选堂字说》，载所著《固庵文录》，台北，1989年，325页。

【12】《新亚学报》3卷1期，333－403页；3卷2期，305－328页，4图版。

【13】《文心雕龙专号》，香港大学中文学会，1962年。又所附《唐写本文心雕龙景本跋》，今收入《文辙》上，407－408页。

【14】参看潘重规《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香港新亚研究所，1970年；林其琰、陈凤金《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合校》，上海，1992年。

【15】《敦煌写本登楼赋重研》，《大陆杂志》特刊第2辑，1962年，511－514页；收入《文辙》上，267－275页。

【16】《敦煌本谩语话跋》，《东方》（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专号），1968年；收入《文辙》上，443－449页。

【17】全称Airs de Touen-houang (Touen-houang k’iu), textes à chanter des VIIIe-Xe siècles.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tée en fran?ais avec la traduction de quelques textes d’Airs, par Paul Demiéville, Paris 1971。应当指出的是，此书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系作者自己抄写的，而是假手他人，故有笔误。

【18】《词籍考》，香港大学出版社，1963年。新编《词集考》，1992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

【19】参看杨联陞书评《饶宗颐、戴密微合著〈敦煌曲〉》，原载《清华学报》14卷2期，1974年；收入《杨联陞论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242－247页；苏莹辉《〈敦煌曲〉评介》，《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卷1期，收入《敦煌论集续编》，台北，1983年，301－320页。

【20】参看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91页。

【21】《新社学报》第5期，新加坡，1973年，1－3页。

【22】《新亚学报》第11期上，1974年，49－59页。参看魏礼贤（Hélène Vetch）的法译 “Note sur le Tch’ang-Ngan Ts’eu”, T’oung Pao, LX. 1-3, 1974。

【23】《敦煌学》第1辑，1974年，69－78页。

【24】《明报月刊》237期，1985年9月号，68－69页。

【25】《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53－60页。

【26】《中国文哲研究所集刊》创刊号，台湾，1991年，25－38页。

【27】《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1年，395－400页。

【28】《九州学刊》4卷4期，1992年，109－118页。

【29】同上，119－120页。

【3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

【31】《文辙》小引。

【32】参看拙稿《敦煌文献和绘画反映的五代宋初中原与西北地区的文化交往》，《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55－62页。

【33】《新亚学报》4卷2期，1960年，243－277页。

【34】《香港大学学生会金禧纪念论文集》，1962年。

【35】《中国音乐》1985年第1期。

【36】1987年香港“国际敦煌吐鲁番学术会议”论文。

【37】《音乐艺术》1990年第4期。

【38】《中国音乐》1988年第3期。

【39】《音乐研究》1987年第3期。

【40】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1年。

【41】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

【42】《敦煌琵琶谱》155－171页。

【43】《九州学刊》4卷4期，1992年，121－125页。

【44】《崇基学报》9卷2期，1970年，127－148页；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香港中华书局，1982年，713－770页。

【45】《香港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上册，香港，1964年，173－181页，图I－IV；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97－712页。

【46】《东方文化》9卷1期，1971年，1－57页；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72－696页。

【47】按此说大致不误，惟因据《新唐书》所记依满十二年计，为贞元三年，实多计一年。目前学界一般取贞元二年说，参看池田温《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72年，737页，注6；山口瑞凤《吐蕃支配时代》，《敦煌の历史》，东京，1980年，197－198页；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1期，1－7页。

【48】《选堂集林·史林》上，398－410页。

【49】《选堂集林·史林》中，472－509页。

【5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本下，1969年；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656－671页。

【51】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sur Touen-houang, ed., M. Soymié, Genève-Paris 1979；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中， 771－793页。

【52】《选堂集林·史林》下，1207－1248页。

【53】《尼庐致论（Nirukta）与刘熙的〈释名〉》，《中国语言学报》第2期，北京，1985年；49－54页；又载川口久雄编《古典の变容と新生》，东京明治书院，1984年，1190－1196页；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1－10页。

【54】《韩愈南山诗与昙无谶译马鸣佛所行赞》，京都大学《中国文学报》第19号，1963年，98－101页；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118－122页。

【55】 “The Four Liqiud Vowels r r l l of Sanskrit and Their Influence on Chiese Literature (Note on Kumarajiva’s T’ung Yun. Tun-huang Manuscript S.344), The Adyar Library Bulletin, vol.31-32 (Dr. V. Raghavan Felicitation Volume), Madras 1968；许章真译载《国外学者看中国文学》，台北，1982年；英文本收入《选堂集林·史林》下；中文本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29－38页；亦收入许氏《西域与佛教文史论集》，台北，1989年；此外，金文京日译本载《中国文学报》32号，1980年。

【56】《池田末利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丛》，东京，1980年；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语文篇——悉昙学绪论》，123－137页。

【57】Cf. T’ang Transformation Text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9.

【58】Cf. Paintings and Performance. 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  Honolulu 1988.

【59】《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1本第4分，1969年，539－543页，图1－9。

【60】全称Peintures monochromes de Dunhuang. Manuscrits reproduits en facsimile, d’après les originaux inédits conserve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Paris, avec une introduction en chinois par Jao Tsong-yi, adaplée en fran?ais pa Pierre Ryckmans, preface et appendice par Paul Demiéville, 3 v., Paris 1978。

【61】《选堂集林·史林》上，308－310页。

【62】《刘萨诃事迹与瑞像图》，《1987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讨论会文集》，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336－349页。

【63】《敦煌石窟中的誐尼沙》，《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

【64】 “The Vedas and the Murals of Dunhuang”, Orientations 20.3, 1989; 《围陀与敦煌壁画》，《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文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0年，16－26页。

【65】台北时报出版社，1993年。

【66】《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5本第2分，1974年，255－309页。

【67】《东方文化》第5卷，1961年，41－44页，图I－XXIV。

【68】以上三帖又详见《论敦煌石窟所出三唐拓》，《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上，兰州，1987年，298－304页。

【69】详见《敦煌与吐鲁番写本孙盛晋春秋及其“传之外国”考》，《汉学研究》4卷2期，1986年，1－8页。

【70】详见 “Le plus ancien manuscrit date (471)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 chinois de Dun-huang P.4506 (une copie du Jinguangming jing 金光明经)”, Journal Asiatique, 269, 1981, pp.109-118。

【71】详见 “Le ‘voeu de la capitale de l’Est’ (东都发愿文) de l’Empereur Wu des Liang（梁武帝）”, Contributions aux études de Touen-houang, III, Paris 1984, pp. 143-154＋pl.XVIII。

【72】《一部研究敦煌写经书法的专著》，《人民日报》1986年8月28日。

【73】《庆祝饶宗颐教授七十五岁论文集》序，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

【74】苏文擢《佛国集后序》，《选堂诗词集》，选堂教授诗文编校委员会，1978年，12页。

【75】《选堂诗词集》157页。

【76】施岳群《在饶宗颐顾问教授聘书颁发仪式上的讲话》，复旦大学，1992年11月。

初刊香港《信报财经月刊》1993年5月号；修订本刊《中国唐代学会会刊》第4期，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