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悉饶宗颐先生在香港仙逝，享年101岁。虽然是高寿而善终，但于我而言，还是有些突然。记得大概十多年前，一次饶公（我更习惯用这个称呼）在香港办画展，小说家金庸先生敏锐地察觉到展品一共108幅，所以在祝词中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饶公一百零八幅作品，我们也希望饶公在108岁时，再来看饶公新的一百零八幅作品。我就像迷金庸小说一样被他迷惑了，所以三个月前饶公来北京办画展时，我去了新疆图木舒克市，而错过与饶公见面的机会，当时还想，反正可以等到饶公108岁时再看他的画展。遗憾的是，小说家的话是虚构的，我错过了最近一次与饶公见面的机会。
从饶公游学，耳提面命，不时受教
我是1991年8月到香港大学参加隋唐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时候，第一次拜见饶先生。此前半年我在英国图书馆编敦煌汉文残片目录，罗永生兄告诉我香港大学的黄约瑟先生要在8月初办一个隋唐史的国际研讨会，正是我回国的时候，建议我提出参会申请，绕道香港回国。我不认识黄约瑟，永生兄当时也是人微言轻，听说黄先生亲自去请示饶先生，饶公虽然和我从未谋面，但看过我写的文章，马上说“请，请他来”。
记得开会那天，与会者都是国内和国际知名学者，饶先生来到会场，许多人迎上去招呼，饶先生开口问“新江在哪？”看到我最年轻，直奔而来。真没想到，如雷贯耳的饶宗颐教授，这么平易近人。攀谈起来，他对我当时有关晚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归义军史的研究很有兴趣，我们说定，第二年由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邀请我来港从事研究工作。于是，我在1992年11月没等随斯文·赫定基金会环塔里木盆地考察结束，就从和田半途回京，赶赴香港，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跟随饶公做敦煌学研究，一直到1993年5月。随后在同年8月，我又在饶公安排下，出席香港大学举办的“第34届亚洲与北非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再次拜见饶公。
1994年3月，我随季羡林先生到曼谷参加华侨崇圣大学成立仪式，又有机会与饶公朝夕相处，仪式结束后，我没有随季先生回京，而是随饶公到了香港。在这次访港过程中，与饶公商定，把原本由中华文化促进中心资助《九州学刊》敦煌学专号的经费，转到北京，单独办一份《敦煌吐鲁番研究》专刊。这就是1995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吐鲁番研究》，由季羡林、周一良、饶宗颐三位先生主编，我负责具体编务，前六卷的具体工作就是我来做的。
1997年香港回归后，更方便往来香港，见到饶公的机会也更多。2001年10月15—30日，又有半个月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与饶先生合作敦煌学方面的研究。与此同时，饶公也多次来北京参加会议，举办画展，每次都有机会见面，耳提面命，受益良多。
饶公为人谦和，他每送我一本书，都写“新江兄正之”“新江吾兄吟正”等，对年轻人奖掖有加。所以我和他虽然年龄差距很大，而且分处内地、香港，原本的价值观念当然很不一样，但一见如故，每次谈话，都非常愉悦。他对我没有任何保留，有问必答。我对饶公的知遇之恩也倾力回报，帮他编辑过八卷本《法藏敦煌书苑精华》，还有《敦煌曲续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等书。
以正存思，以奇振采，以无误信天下
饶先生出身潮州士人家庭，家富藏书。父亲饶锷先生，著有《潮州艺文志》等。饶先生幼承家学，谙熟岭南文献掌故，对于经史子集以及释道图书，都有爱好，打下了极好的学问根基。抗战前后，在两广一带整理乡邦文献，并帮助叶恭绰先生编《全清词钞》。还曾应顾颉刚先生之约，编《古史辨》第八册。1949年后移居香港，先后执教于香港大学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一度出任新加坡大学中文系主任。曾游学印度班达伽东方研究所、法国科研中心、美国耶鲁大学、法国远东学院、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日本京都大学等地，广结善缘，收集资料。
饶先生的治学范围广泛，古今中外的许多领域，都有所涉猎，其中既有传统的经史子集，又有20世纪初叶以来新兴的考古学、美术史、历史语言学等，尤其钟情于出土文献，举凡甲骨、金文、简帛、敦煌吐鲁番文书、金石铭文，都有所贡献。此外，饶先生学艺兼美，古琴、书画，样样精通。饶先生著作等身，仅2003年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就有皇皇14卷20巨册，每卷主题包括史溯、甲骨、简帛学、经术、礼乐、宗教学、史学、中外关系史、敦煌学、潮学、目录学、文学、诗词学、艺术、文录、诗词等，可见方面之广，其学养之厚，简直让人叹为观止。
饶公没有上过正式的大学，如何能产生这样巨大的学术成果，迄今也是一个谜。我在阅读饶公的论著和有机会与饶公的攀谈中，也一直在寻找答案。我曾拜读饶公有关敦煌学的著作及艺文，包括《老子想尔注校证》《选堂集林·史林》《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敦煌琵琶谱》《敦煌白画》《法藏敦煌书苑精华》等，并撰写过《饶宗颐教授与敦煌学研究》（1993年）和《敦煌：饶宗颐先生学与艺的交汇点》（2012年）两篇文章，对这一领域做过概括总结。我对饶公其他许多领域的著作只是翻阅，但时而听他讲述自己的新发现，略有体会。从总体上来说，饶公如此大的成就之取得，至少有如下几点对我来说深有感触。
一、饶先生具有家学传统，在帮助父亲编《潮州艺文志》时，就打下广阔的文献基础，以后编《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善本书录》，更是接触到香港最重要的善本收藏。他治学触类旁通，从乡邦艺文，延伸到东南沿海以及南洋各地的史地、碑刻。特别是他长年在香港教书，又常常往新马泰各地旅行，所以对于当地文献、遗存以及海上丝路，都有讨论，像《〈太清金液神丹经〉（卷下）与南海地理》《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宋帝播迁七洲洋地望考实兼论其与占城交通路线》《永乐大典中之南海地名》《说鸼及海船的相关问题》《三教论及其海外移植》《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之地位》《从浮滨遗物论其周遭史地与南海国的问题》等文，对于海上丝绸的交通路线、物品交流、船舶航行等等，都有论说，是我们今天热议的海上丝路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饶公从编纂《全清词钞》开始，从清词上溯唐五代宋金元词，在《词籍考》《宋词书录解题》两书基础上，后来形成《词集考》一书。对于敦煌写卷中的曲子词，更是用力最多，曾收罗法英乃至俄国所藏，编成《敦煌曲》，并讨论敦煌曲的年代、作者，词与佛曲之关系，词之异名及长短句之成立等问题，目的是探讨敦煌曲与词的起源问题。以后又将此书之后的各篇讨论文字，特别是批判任半塘“唐词说”的文章，辑成《敦煌曲续论》。因为我在研究晚唐以降归义军史时，曾从历史角度论证过一些曲子词，如《五台山赞文》的年代，深得饶公首肯，所以他让我来编辑《续论》一书。今日翻检当年编辑、校订饶公大文的各篇底本，先生耳提面命的样子，历历在目。
饶公在和我们聊天过程中，经常说到顾颉刚先生请他编《古史辨》第八册，因为停刊而未出版一事。但他对上古秦汉历史地理问题，一直关心有加，对于甲骨金文中的有关记录，时时加以检讨，后来形成在这方面撰写的许多论著，提出古史研究的多重证据法。他勇于探索，不断求新的精神，让人感佩，这也多少影响到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二、饶先生对于学术生态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与他同辈的内地许多学者原本也有同样的条件，做出同样伟大的名山事业，只是50年代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夺取了许多人的时间和生命。所以，在他和我们聊天的时候，经常说到，他1949年以后移居被认为是“文化沙漠”的香港，当时也很担心这里能否做学问。但后来发现，此时的香港，可以说是三国时期的荆州，在各地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某个地方如荆州，居然暂获安稳，聚集了一批天下英才，一时间学术文化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大量的人才、资金、图书都汇聚在这里，为这里的学人，提供了相当好的治学条件。
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50年代英国博物馆收藏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文书的缩微胶卷，在日本东洋文库的推动下，可以向外出售或对外交换，当时北京图书馆用本馆所藏与东洋文库交换了一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获得一份副本，由刘铭恕先生负责编目，到“文革”以后北大图书馆才出资复制一套，我记得有些老先生是和我在同样的时点，第一次看到这些文书的真貌，而不是前人的录文。但是，我听饶公说，这批缩微胶卷一开始出售，香港一位有钱人就买了一套，提供给他做研究。于是，饶公在其中发现了《老子想尔注》，撰写《校笺》，1956年刊行于世；又从中检出所有书法资料，如S.3753《临十七帖》、S.3392《天宝十四载制书》、S.5952《飞白书》等，编为《敦煌书谱》，附于1961年所撰《敦煌写卷之书法》文后；他又在戴密微（Paul Demiville）《拉萨僧诤记》的基础上，找到S.2672《顿悟大乘正理决》，1964年发表《神会门下摩诃衍之入藏兼论禅门南北宗之调和问题》一文，对有关禅宗入藏的宗论与历史、地理、年代问题作进一步讨论，并另撰《王锡〈顿悟大乘正理决〉序说并校记》（1970年）。此外，如《文心雕龙》等写卷，都是这次翻检所得。可以说，饶公敦煌学研究首先受益于伦敦所藏敦煌缩微胶卷，然后才是到法国讲学期间系统整理敦煌曲和敦煌白画。
三、我觉得饶公治学的特色，还有一点就是走到哪，学问做到哪。饶先生到过许多地方，除了国内名山大川，还有欧美、日本、南亚、东南亚，以文会友，搜寻材料，对与当地有关的问题，往往能推陈出新。他到东南亚走访石碑，到伦敦、巴黎、京都等地查阅敦煌写卷，都产生了许多研究成果。改革开放后，饶公更是经常走访内地的博物馆、考古所、文物遗址，参观、考察新出土的文物、文献，随时撰写了大量有关的文章，形成专著的如《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等。他还拟定《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丛刊，邀请内地学者合作，利用新出土文献，以编年体增补《通鉴》史事，已经出版的有与李均明合著《新莽简辑证》《敦煌汉简编年考证》，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王素、李方著《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王辉著《秦出土文献编年》，刘昭瑞著《汉魏石刻文字系年》，陈国灿著《吐鲁番出土唐代文献编年》，李均明著《居延汉简编年·居延编》。饶公在构想这个系列时，我正在香港，也参与了讨论，贡献了想法，但十分遗憾的是，我答应饶公的敦煌写本归义军时期文献编年工作，一直没能完稿，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四、我还想说的就是饶先生做学问，发表论文不拘一格，不论什么场合，采用各种方式，文章大大小小，随手而出，让学界有应接不暇的感觉。饶公早年的著作，许多都不是正规的出版社出版的，装帧也很简陋，往往只是托某个出版公司印制和销售；还有一些古文字的文章，都手抄影印，避免排版的麻烦和延沓。这种做法，使得饶先生的许多成果得以早点问世，为学界所知。我见到饶公之前，就收集他的文章，1984—1985年在荷兰时，复印过他在港台杂志和西文出版物中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后来在北京书展买到香港中华版《选堂集林·史林》，又在法国购得他的大部头著作《敦煌曲》《敦煌白画》。所以，当我第一次到香港中文大学他的研究室时，他得知后非常高兴，特意允许我在研究室的暗室里，将他的著作和论文抽印本每种拿一本。饶公早年的许多出版物，我就是这样才得到的，也让我感触很深。在香港条件还比较艰苦的五六十年代，饶公为发表学术论著，也是颇费苦心。不过我想，正是这一切，造就了饶先生的伟大学术成就，使之成为一代宗师。
最后应当提到，饶先生不仅仅是香港的学术权威，也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学大师，而且他也对海外汉学产生过非常大的影响。饶先生1965年访问巴黎、伦敦，调查敦煌曲子词写卷。1971年完成《敦煌曲》一书，由欧洲汉学泰斗、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戴密微译成法语，合法汉文本为一编，由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出版。后来饶先生在巴黎讲学之际，又将散在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材料辑出，编成《敦煌白画》一书，由戴密微等译出，在法国出版，中法对照，有图有说，对研究敦煌画极富参考价值。戴密微对饶先生极为敬佩，甚至把他俩到瑞士旅行时饶先生一路所吟诗歌（《黑湖集》），都翻译成法文，发表在欧洲专业的学术刊物上。因此，饶先生通过多次在法国讲学，以及大量译成法语的文章、著作，影响了一代法国甚至欧美的学人，不少欧美汉学研究者从选题到研究，都受到饶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饶宗颐先生是一座学术的丰碑，他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为今后的学术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自1991年开始从饶公游学，不时受教，获益良多。先生尝言：“学人者，以正存思，以奇振采，以无误信天下。”（《戴密微教授八十寿序》）相信此至理名言，与先生之精神永存。
（作者：荣新江，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