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二，北京的老朋友胡君发来微信，拜年之余提及前几天，诗人北岛回京，胡君和北岛在六里桥西贝莜面村餐厅见面并一起吃了顿饭，席间他们还提起了我。随微信附上一张他与北岛的合影照。虽说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我们都已经进入花甲之年，细看照片，二人的变化不是很大，健康状况也足以令人欣慰。

真的，世界虽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却往往充满了奇遇与巧合。说起胡君与北岛的联系和会面，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

我本不认识北岛，但其名早已久闻。几年前的一天下午，悉尼文友胡女士打电话给我，说北岛来了，她想请几位朋友来她家聚聚。原本，我们几个比较熟识又比较闲在的文友，隔长不短，经常相约，轮流在各家美食小聚，已成定俗。听说大名鼎鼎的诗人到访悉尼，而且北岛还不知道他曾经是我舅舅的学生，为此，放下电话，立即驾车，欣然赴约。

在国外，华人相遇，乡土的亲近感能很快拉近了人们的距离，尤其是经历过文革动乱的一代人，共同的话题总是说不完。文革开始时，北岛是北京城里有名的中学---男四中高一的学生，薄熙来是他同年级的校友。我的两位舅舅曾在那里教过书，一位教授音乐(60年代初调到中央歌剧舞剧院教授声乐)；一位是解放前哈尔滨俄专毕业，精通俄文、日文、英文三种语言，一直在男四中教授外语，直到退休。在北岛有关男四中的回忆文章中曾经写到过那位教授外语的舅舅，他在文革中也曾经受到过不小的冲击。不过，相比“红八月”里被打死、打残的大批北京其他中学教师，我这位舅舅还算是幸运的，起码四肢健全地活到了文革结束。

当年，我所在的中学，在北京市可以说是与男四中齐名，更“胜”一筹的是，它的校园建在北大与清华的中间，景色秀丽圆明园里，其前身就是一所专门为高级干部子女建立的学校。五十年代末期，为标榜人人平等，才开始择优录取一些平民子弟入学。一直到文革开始，在这个学校里，各类干部子女始终占据了绝大多数。文革初，我亲眼目睹学校里的美术老师被一大群身穿黄军装的学生活活打死在校园的喷水池里，此举开创了北京中学学生打死老师的先例。遗憾的是，文革过去快五十年了，这所学校至今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当年的暴行表示过丝毫的忏悔。

言归正传。那天，在与北岛的交谈中得知，文革后期他没有上山下乡，属于中学生中极少数“幸运者”，被分配到了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我立马想起我的几位同学、朋友也同样被分配在那个建筑公司。其中一位是文革初期拍案而起，带头批判“血统论对联”的猛士。在他的旗下曾经聚集了一大批被排挤、被边缘化的平民出身的同学，他们满怀“革命激情”，反对封建的血统论，反对打砸抢的“联动”组织，要求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紧跟随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注：没办法，那时代的人们就是这样的傻、这样的天真，包括笔者本人）。这位“猛士”后来成为北京市中学红卫兵“43”派的领导人之一，他就是当年被同学们戏称为胡司令的胡君。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和胡君一起分配到六建公司的还有一位，此人在文革中是胡君的得力助手，是我的同班同学、交往密切的朋友朱某。在他们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已经插队到了陕北，那时一直与朱某保持着通信。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渐渐中断了联系。文革后期，听说胡君在“清队运动”中被抓起来了。那年头儿，资讯欠发达，除了通信，很少有别的联系方式。信不通了，也就失去了消息的来源。随着时间的推移，插队回京、工作、家庭、老人、子女，出国等各项俗务缠身，除了偶尔回忆，文革中的一些人与事，逐渐淡忘了。

再次见到胡君是在四十年后的一次校友聚会上。同学们大多是两鬓斑白，年近花甲，提及往事，感慨不已。正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其中，三世同堂者也大有人在。多年不见的同学，聚在一起，倍感亲切，相互问候，握手言欢，友情、激情不减当年。

唯一令人遗憾的是，虽说文革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这场运动在同学之间所造成的裂痕与伤害，却远远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得到应有的愈合。参加聚会的大多是当年胡司令旗下的“战友”，“对立面”的同学几乎无人出席。常言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今，劫波早已过去，昔日同窗，相逢竟是如此之难，何来一笑？！

聚会上，令我奇怪的是，始终没有见到我的那位朋友，当年与胡司令几乎形影不离的朱某。问胡君，他寥寥数语，搪塞而过，并未细说。事后，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当年胡君被单位“双规”，与此人有很大的干系。作为同学、朋友、同事的朱某，在文革后期的揭批《5.16》的运动中，大会小会，挺身而出，揭发批判，落井下石。经历过政治运动的中国人都知道，如果身边的亲人或是“亲密”朋友反戈一击的话，那是最可怕、最要命的事，其伤害力绝非常人所能想象。最终，胡君被送进了“班房”。据说朱某自此平步青云，官至公司总经济师后退休。幸运的是，在胡耀邦主政时期，平反冤假错案，还胡君以清白。而朱某从此消失，不再与昔日同学有任何联系。

当我向北岛问及是否认识胡君时，只见他微微一笑，语惊四座：说来巧了，我当时就是他的看守啊！还经常偷偷地为他传递一些消息和纸条呢。北岛还说，胡君平反后他们成为了好朋友，可惜在出国以后失去了音讯。没想到，这次小聚，使北岛与失散多年的老朋友恢复了联系，实在是可喜可贺。看来，人生的许多巧遇，往往是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的。

不知为什么，大过年的，见到胡君与北岛的照片，使我突然想起了那位久未谋面的朱某。其实，他也算是我的一位很要好的朋友。当年，我们是同班同学，同宿舍的室友，加上他奶奶家离我大姨家很近，两家因我俩而相识，也时常互有往来，我们的友情得到进一步的维系。或许是由于他年长一些，为人有些世故，处世有些圆滑，微笑中总是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以至于文革初期，班里的干部子弟在围攻我和几位同学时，硬是无中生有地认定他是我们的后台，还形象地比喻他就是站在我们身后的“摇羽毛扇”之人，我们几个不过是他的“枪手”而已。那时，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没想到，几十年以后，这条绳子还在，他却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唉！想起来可悲：毛泽东时代，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到底残害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至今难以统计。可怕的运动像一波一波的潮水，凶残地吞噬着无助的人们。大浪过去，财产尽失，家破人亡。在泥沙俱下的同时，扭曲了人性，也卷走了人们内心仅存的道德与良知。

尽管我知道，在这世界上，凡是大难来临之时，总会有趁火打劫，背信弃义之徒，但也会有肝胆相照，雪中送炭之士。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联想到胡君落难这件事，在我的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北岛那有名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从我内心讲，我是多么不希望亲手把这张“通行证”挂在我的那位同学和朋友的身上啊！我内心在盼望，有一天他会勇敢地站出来，道歉也好，忏悔也罢，总之这件事应该有个了结，也是对自己良心，对自己人生的一个交代。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在举国荒唐的岁月，人人都是不同程度的受害者，有谁能够保证没有说过、没有做出过一些违背道德良知的荒唐事呢？相信当“忏悔与宽恕”能够成为这个民族的美德之时，距离真正的崛起也就不会太远了。

2015年2月21日悉尼

北岛（左）与胡君（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