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8年的上半年，文革这把火已经烧了快两年了，北京中学校园里的“革命”早已落潮，大字报、大批判、激烈的派仗，渐行渐远，再也提不起大家的兴趣了。“复课闹革命”雷声大，雨点小，最终流产。平日校园里，除了开饭的时间，几乎见不到有人在走动。很多同学根本不来学校，有些人一年半载也见不到一面。那时住校的同学不多，小猫三两只，学校开始恢复昔日的宁静。不同的是，失去读书声的校园，给人更多的是一种落寂与荒凉的感觉。
说起来，年轻人总是耐不住寂寞，尤其是在精力充沛的年纪，虽说无所事事，整日也闲不住。那时，我与朋友郑君“盘踞”在校园偏僻的角落，昔日的理发室成了我们的窝居，在里面当起逍遥派，夜伏昼出，无拘无束，很是惬意。自打文革开始，理发师傅早已去向无踪，住在那里最大的好处是安静，室内有水有电，洗漱煮食十分方便。那些日子里，闲了，我们或是闭门读书，或是外出游玩，无线电、半导体也算是另类的“路线斗争”；饿了，或是去食堂打饭，或是用电炉煮面条稀饭；馋了，两人凑点零钱去小饭馆搓一顿。通常是在周末回趟家，与父母打个照面，顺便带回一些米面油盐。那时，在大学工作的父母也身处文革的激流之中，诚惶诚恐地度日，根本顾不上子女。作为没有书读的中学生，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算是十年动乱里最值得怀念的一段生活了。
记得有一天，是军宣队还是当时管理学校的什么人跑来叫我去办公室，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找我核实。来人一脸严肃，似乎真有大事要发生。我不敢怠慢，一路小跑，紧随而去。
办公室里，有几个人坐在那里低声交谈，神情肃穆，看装束打扮就知道是外地来京的外调人员。文革时期，流行外调，全国各地，屁大点事就会派人出去调查，反正坐火车不要钱，顺便游山玩水，到处逛逛，公私兼顾，何乐不为？
“你是高二*班的同学？”我还没有落座，已经有人开始发问了。
“听说去年你去过江西？”
“去年我们学校去过江西的人多了，还有两位同学惨死在南昌城外的乱枪之下。有什么事吗？”我颇有些警惕地反问。
“这我们知道。你与廖*林是同班同学吗？”
“没错，去年4月，我正是与廖一起从北京出发去的江西。”我暗自琢磨，找我到底是为什么事呢？
“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讲述一下你们去江西的具体情况？”听对方口气比较委婉，我心里踏实了许多。
那时的外调五花八门：追查历史的，核实现行的，有的没的，七大姑八大姨，老死不相往来的，都要给你查个人仰马翻。外调人员也是鱼龙混杂，看菜下饭，嘴脸不同：对行政级别高又没有“被打倒”的，他们小心翼翼，笑脸相陪，唯恐得罪；对黑五类，走资派，他们居高临下，声色俱厉，显尽威风。从他们的表现，你可以判断出自己的处境。必须说明的是，在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里，人性很难得，最不缺乏就是打手与恶棍。有时，这些家伙往往比主子更加可恶，更加难缠。所以，那时不管什么人，面对外调人员时总是要加倍提防，避免给自己或是亲朋好友招惹麻烦。
既然人家客气，咱也主动配合。况且时隔一年，记忆很清晰，我便从出发开始讲起：
1967年4月，文革进入最为诡谲的时期，全国各地革委会相继成立，各派大联合却又大打出手。开始棍棒石块，继而真刀真枪，你攻我防，热闹非凡。天子脚下的北京也不太平，大学在打，中学在斗。武斗死人的消息此起彼伏，早已不再是新闻。同班同学廖*林为人一向低调，很少关心和参与学校里的文革运动，经常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他听说江西两派剑拔弩张，形势危急，也想顺便去革命圣地井冈山看看、逛逛。或许认为时局动荡，出远门有个伴儿好些，于是他便找到了我。两个血气方刚的毛头小伙，一拍即合，说走就走。
我们从北京站乘南下的火车，经郑州、武汉，在株洲换车，4月下旬到了南昌。那时的南昌气氛相当紧张，一派退守，一派围城，扬言“农村包围城市”，即将“血洗南昌”。城里大部分商店已经关门闭户，街道上行人稀少，不时有各类武装人员乘卡车或是列队通过，带有高音喇叭的广播车来回穿梭，呼吁人们“誓死保卫南昌”，随时准备抗击“来犯之敌”。夜晚，城里城外不时传来阵阵枪声，在夜空中久久回荡，令人毛骨悚然。似乎大战在即，处处风声鹤泪。
我俩刚到，人生地不熟，经常在空荡的大街上闲逛，也曾到南昌起义纪念馆里寻找枪支。怎知，晚来一步，能用的早被人抢光了，只好将出土的，已经拉不开栓的残破手枪，包上块红绸布，别在腰里给自己壮胆。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很搞笑。没过几天，我在江西医学院遇到了北京商学院的老张，他当时是南昌城里的风云人物。他介绍我到南昌铁路局造反派组织办的《铁道风雷报》里当摄影记者。据说是要拍下一些武斗场面与伤亡人员的照片，上交中央领导，反映江西文革的危机状况。满怀革命壮志的我，十分敬业地接受了这份极具挑战性的任务，废寝忘食，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同行的廖君不以为然，他依旧坚持要去吉安，上井冈山，我俩就此分道扬镳。随后几天，听说他在吉安遇险，被对立派抓捕。那时的小道消息五花八门满天飞，真假难辨，听说也就听说，根本无法核实，加上那阵子我确实很忙，整天挎着相机，开着吉普车到处跑，没时间细想，也就没往心里去。
“这就对了！”我说到这里，有人插话。
“廖*林同学在吉安生米镇被捕后遇害。前一阵，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经群众举报，凶手落网。残害他的凶手已经供认不讳，讲述作案经过，指认作案现场，我们这次来北京就是要落实这件命案。”
我听了大吃一惊，几乎同时喊了起来。
“不可能！你们一定是搞错了！”
“怎么会搞错？廖和其他几位遇难人员的遗体已经被挖掘出来了，这是当场拍摄的照片。”有人把几张照片推到我的面前。
“这怎么可能，上个月我还见到了廖*林。他家住在北大蔚秀园，离学校很近，不信，我可以带你们去核实。”我看也没看一眼照片，胸有成竹地说。
接着，我把廖后来给我讲述的故事又原原本本地讲给他们听。
廖是乘船去的吉安。由于天气闷热，傍晚他在甲板上睡着了。怎知，这艘木船突然遭到对立派船只的攻击，两船相撞，廖和一些人落水了。随后，他们被对方用长竹竿打捞上岸，经过审讯，关押起来。半夜时，有听懂当地方言的人悄悄告诉他们，对方打算将他们处死，为自己一方死难的人员报仇。大家一听，慌了神。那阵子，江西武斗十分激烈，枪来炮往，死伤惨重，最后双方都杀红了眼。常常出现亲朋好友被打死，抓住俘虏报仇雪恨的惨剧。我作为“战地记者”，亲眼见到并拍下了被捆绑在树上枪杀或是用刺刀捅死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说起来，人真是奇怪的动物，第一次见到这样血腥的场景，我浑身发抖，胆战心惊。后来见多了，习以为常。竟敢独自一人，打着电筒，在冰冻的冷藏车厢里，为成堆的死人逐个拍照。战场上的死者，大多肢体残缺，嘴斜眼歪，面目狰狞。当时的我，还不到20岁，与他们近距离接触，却丝毫没有感到恐惧与恐怖。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言归正传。当时，廖和一起被关押的人听到死亡的消息，害怕过后，决计拼死一搏。午夜，他们趁看守人员松懈时，撬开后窗，逃了出来。他们慌不择路，在漆黑的稻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拼命奔跑，终于摆脱了后面的追兵。没想到，一个晚上，没吃没喝，竟然从江西跑到了福建，才算松了一口气。可见，求生的欲望，真的可以产生常人无法解释的巨大能量。后来，廖从南昌回到了北京。
望着桌上的照片，我们都懵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位稀里糊涂顶着廖*林的名字死去的人是谁？怎么会发生这样可怕的荒唐事？对于我的同学廖*林来说，真真切切地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实属万幸。可是，那位“冒名顶替”的死者呢？他也是父母生，父母养，活生生的一条性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残害了。十年文革，血迹斑斑，罄竹难书，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全民族的浩劫。中华大地，上上下下，几乎无人可以幸免。这场动乱，无论过去多少年，至少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惨痛的、刻骨铭心的记忆。
2015年11月1日悉尼
后记：
1968年下半年，同学们开始各奔前程：黑龙江、内蒙、云南军垦兵团，山西、陕西插队落户，也有小部分留在京西门头沟煤矿下煤窑。我于1969年1月来到了陕北宜川县插队，大批人马在县城下车的时候，我意外地遇见了廖*林，原来他也来了。3天2夜的旅途，我们彼此竟然互不知情。2014年10月，我俩相约故地重游，一同回到了阔别几十年的陕北，触景生情，感叹一番。顺便提一句，理发室蜗居的朋友郑君在京西煤矿挖煤十年，1978年高考后入学，毕业留校，竟然官运亨通，一路高升，官至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正局级退休，可谓“煤黑子”扬眉吐气。最有意思的是，他还成了我的表妹夫。当然，这是我牵的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