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旅澳知名画家王旭先生的《反右五十五周年，王旭画展暨圆桌研讨会》在悉尼理工大学隆重开幕。悉尼各界人士以及专程从墨尔本赶来的专家学者艺术家、王旭先生的朋友、中学校友等一百多人出席了开幕式，参观王旭先生的画作并积极参与了相关的研讨活动。

会上，我有幸遇见了储安平先生的公子，著名作曲家钢琴家储望华先生。储先生为人平和沉静，自然蓬松的半长发凸显了一位艺术家的气质。“王旭的画展中有我父亲的画像，我是一定要来参加的。”提前一天从墨尔本专程飞来悉尼的储先生如是说。

五十五年过去了，储安平先生是当年五十五万被错划右派分子中，至今没有被“摘帽平反”的极少数代表人物中最著名的一位。可惜，他至今下落不明，不知这是否在预示着这场荒唐的运动在中国现代史里还没有最后的定论。人们常说，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或许正因为没有被“摘帽平反”，客观上为这些“少数人”在历史上树立了一座特别的口碑。对此，储望华先生深有感触地说：“不少人初次见面，得知我姓储，接着就会问是不是储安平的储？当我说储安平是我的父亲以后，经常得到‘欢迎来我家做客，到我家吃晚饭’这样热情地邀请。”可见公道自在人心。

相信历史终究会还储安平先生以及这些“少数人”以清白。

研讨会后，悉尼作家何与怀先生提议移步中国城的水井坊餐厅宴请储望华先生，以尽地主之谊。餐桌上，悉尼理工大学的冯从义博士、著名画家沈佳蔚先生、原北京电影演员冷眉女士、女作家胡仄佳等人就中国的反右、文革以及相关的文学绘画音乐艺术等话题与储望华先生展开了探讨，你言我语，好不热闹。杯盏之中，一群身在南太平洋，远离祖籍国的中国人在饶有兴致地谈论着，关切着心中那片难忘的故土，言语之间，充满了深情。

几年以前，在悉尼华文报纸上我曾经写过《黄河的遗憾》和《再谈“黄河的遗憾”》两篇拙文，就文革中的“文艺成就”之一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发表过一点自己的感想与评论。文章转发在互联网上，有支持，有反对，还引起过一些争议和辩论。在言论自由的网路上，这一切很正常。然而，有关这部作品及相关的一些疑问始终留在心里没有答案。如今，有机会近距离面对这部作品的创作人之一的储望华先生，我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关于这部作品在结尾处加入‘东方红’和‘国际歌’的旋律，其中确实是有一段小小的插曲，而且开始并不是由江青提出的。”储望华先生清晰地回忆“作品在完成之初，迫于文革那时的政治形势，创作组分成三批人马分别到工农兵中去征求意见。有人到首都钢铁公司，有人去北京四季青人民公社，我来到了北京卫戍部队的战士中间。一位战士提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离不开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作品中应该体现出这一点。当向江青汇报时，立即得到她的赞同与支持。方案定下来以后，如何将这两段不同的旋律恰如其分地融入这部作品也是件大费周章的事情。”

平心而论，排除令人痛苦的文革记忆，殷承宗版的钢琴协奏曲《黄河》在结尾上的艺术处理还是相当成功的，高潮迭起，气势磅礴。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很难被遗忘，尤其是亲身经历过那段苦难的人们总是记忆犹新。我在《再谈“黄河的遗憾”》一文中这样写道：我相信中央乐团1987年决定重新修改钢琴协奏曲《黄河》也是出于相同目的。著名钢琴家石叔诚先生对这部作品进行了较大的改动，重新配器，恢复采用标准双管乐队，尤其是在第四乐章的《保卫黄河》去掉了大高潮中《东方红》、《国际歌》的旋律。我认为修改后的“黄河”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从还原历史本来面目的深刻意义上讲，都是成功的。……它不仅忠于冼星海先生的原作精神，还避免了“黄河”这部传世作品为它的演奏者和欣赏者带来那十年动乱的记忆。

当然，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殷承宗版与石叔诚版的“黄河”各有自己的“粉丝”。从音乐欣赏的角度来看，人人有不同的偏爱，尊重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自由，这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我认为实在没有必要为此进行唇枪舌战。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与储望华先生会面澄清了一个遗留在心中很久的疑问。几年前，网路上流传储先生曾经在悉尼歌剧院演奏歌颂毛泽东的乐曲《东方红》。大批网民跟帖指责储先生泯灭了艺术家的道德良知，为专制涂脂抹粉，忘记了正是毛泽东的“阳谋”引蛇出洞，使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几十万社会精英惨遭灭顶之灾。

网路是一个自由度很大的空间，很多消息一时真假难辨，而且传播迅速广泛，对一个人的毁誉影响极大。没有确凿的答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对这条消息也是将信将疑。

“文革以后，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包括悉尼歌剧院演奏过‘东方红’，也不知道这消息是从何而来。”储望华先生平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对谣传不屑一顾。

谈到文革对艺术家的迫害，我们用“触目惊心”、“罄竹难书”等词汇来形容它绝不为过，恐怕这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属于最黑暗的一页。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即便不是文化圈内的人士，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在每一位艺术家的名字上面沁满了鲜血。

储望华先生在与我的交谈中还特别提及这样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其实于会泳是一位很有天赋、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众所周知，在文革中，于会泳陷入了政治的泥潭，还曾官拜文化部长一职。最终，这位对戏剧对音乐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艺术家，年仅52岁便死于非命。几十年过去了，血迹斑斑的文革一直在无情地警世：没有民主法治的社会，对所有人来说注定是一场悲剧。

2012-4-17 於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