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把握真理是过程，对立的统一，回到出发点这三个哲学方法论原则，对于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以及一般＂主义＂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主义　真理是过程　对立的统一　回到出发点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以来，无论在党政领导干部中，还是在一般干部、知识分子中，对于“如何认识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产生了许多疑问乃至困惑。在理论宣传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中，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难看到，近年来，在干部队伍中，普遍重视了如何正确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真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决定的问题，却往往在思想上把“主义”的问题搁置一旁，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说不清或无意义的问题。而在理论工作者中，围绕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并涉及到哲学方法论的问题。的确，只有在哲学方法论上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解，才能在理论上对对社会主义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并注意防止将任何＂主义＂凝固化、独断化和神圣化，在各种复杂的内外环境乃至政治风暴中，经受住考验。这里，拟从哲学方法论上提出三点思考，意在促进这一难题的解决。

（一）真理是过程——“主义”内涵的变化与发展

理论宣传界普遍把十六世纪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图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但据中外一些社会主义史家的考察，“社会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资本主义已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在１８０３年，出现了名叫朱利阿尼的意大利人所写的《驳反社会主义》一文，到了二、三十年代又出现了英国欧文派和法国圣西门派在刊物上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傅立叶关于社会主义共同体的著作。在四十年代初，先后流亡到南欧和西欧的德国人魏特林开始在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据笔者考察，恩格斯是在１８４３年５月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１］p560-561，而马克思是在一年后的１８４４年７月明确表示赞成社会主义的［１］p484。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通常是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做为具有相同含义的概念来使用的［２］p586、［３］p157。在早期，由于他们看到当时冠以社会主义名称的派别，多属资产者和知识分子，这些人满足于向上层社会呼吁，而冠以共产主义名称的派别，则主要活动于工人群众之中。这样，此前已决定献身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便多采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而很少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时甚至把共产主义同社会主义做了区分［４］p224-225。这种用法，直到１８５２年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联盟解散后，才有所改变。但马克思还是常常使用共产主义这一概念，在七十年代批判哥达纲领草案时，在讲到“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时，用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称谓，并划分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５］p10.12。人们知道，四十多年后，列宁把这里讲的“第一阶段”叫做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叫法，在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共产党人中沿袭了下来。马克思在使用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时，为了同当时工人运动中的普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社会主义派别划清界限，将他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６］p638。他们有时还把自己的理论称做＂社会民主主义＂，如在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失败后，他们就在伦敦组织过＂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后来还多次把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叫做＂我们党＂．在此期间，恩格斯很少使用“共产主义”一词，以致他在晚年的一封信中说：“‘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述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它实际上已三十年不曾使用了。”［７］p203人们公认，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其它派别的社会主义学说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曾对未来社会做了这样的描述：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行“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高于私有制”［２］p615；为防止物质资源和劳动力的浪费，实行全社会范围的计划经济，“因而竞争就消灭了”［２］p605;包括“失业者”在内的每个人都成为“文明的、自食其力的、勤勉的人”［２］p615,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按需分配”［８］p638的原则。显然，这种制度性的描述和设计，是深受原有社会主义派别的启示，甚至直接采用某些派别的提法的。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不但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而且首先理解为一种思想理论和政治运动。恩格斯为了同那些只是在那里设计美好社会蓝图的学说区别开来，甚至曾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３］p311。正是在思想理论和政治运动这两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明显地高出于此前和当时流行的其它社会主义派别。从思想理论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基于唯物史观，把社会主义理解为资本主义之后人类社会发展的又一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而非单纯是善良人们的某种主观愿望，更非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从政治运动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发现，处于社会底层而又与大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工人阶级，即被当作同义语来使用的“无产阶级”［２］p280，是完成这种社会变革的基本力量。只有开展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才能实现社会主义，而不能搞少数人的密谋暴动，更不能寄托于上层社会的“恩赐”，或在那里等待＂自然历史过程＂的自动实现。１８４８年发表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从思想理论到政治运动再到社会制度，较为完整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观点。

科学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共产党宣言》发表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在１８５０年至１８５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欧洲１８４８年革命的经验教训，把“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的原理发展为“工人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并指出了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要。这时，马克思深感自己经济史方面知识之不足[9]p208，乃集中精力研究自重农学派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并深入剖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在五十年代后期基本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于六十年代中期发表了《资本论》（第１卷）。由于马克思在该书中明确提出和科学论证了剩余价值学说，从而更加有力地揭示了当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按照后来列宁的说法，《资本论》的问世，使得唯物史观由“假设”变成了“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１０］p9.10由此，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更加牢固的思想理论基础之上，并在理论上战胜了普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当时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大会曾为《资本论》的出版，向马克思表达了谢意。到了七十年代，在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上，马克思提出了“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１１］p179的原理，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上，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八十年代，科学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几乎占了统治地位。到了九十年代，恩格斯认识到：“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１２］p443他在制度设计上，又提出了两种公有制的设想。［９］p314遗憾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虽然终生注意发展他们的理论，却始终坚持他们对社会主义的这一重要看法：“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被消除。”［５］p441

马克思、恩格斯相继逝世后，科学社会主义队伍内部发生了重大分歧。先是伯恩斯坦等人与考茨基、列宁等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后是考茨基等人与列宁等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各执一端，各从一种视角上，理解、解释乃至修改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某些提法。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正居住在阶级斗争比较缓和的英国，尽管他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所做的“修正”，具有一定的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但他过分夸大了“缓和”这一面，忽视了阶级斗争较为尖锐的德国和俄国的实际情况。而考茨基、列宁坚持和强调阶级斗争理论，是与当时德国和俄国的阶级斗争的激烈状况相适应的。在不久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来时，坚持阶级斗争理论的考茨基不敢利用帝国主义战争的机会进行革命。而列宁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几个主要国家同时发动才能成功的原理应予修正，并在大战正酣的１９１７年勇敢地领导俄国工农群众举行了有名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考茨基虽然肯定了十月革命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正确地指出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但他否定了民主的阶级性，激烈地攻击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是违反了民主原则。俄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所取得的成就，使考茨基的超阶级的民主观陷入困境．但列宁在匈牙利革命爆发后认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月比一月地接近了”［１３］p859，企望建立＂国际专政＂的思想，和过分夸大了民主的阶级性，乃至否定了民主的社会一般性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并有重大缺陷的，对后来陆续建立的、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不良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列宁早年参加革命时，也是把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通用的，在１８９３年他从萨马拉来到彼得堡时，已是公认的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在次年所写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所捍卫的社会民主主义，就是＂学生们＂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直至１９１７年１月，列宁还自称＂社会民主主义者＂．只是在二月革命后的四月提纲中，列宁才为了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理论彻底划清界限，拾起了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过的＂共产主义＂、＂共产党＂的词汇，批判并抛弃了＂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之说，而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则紧紧抓住＂社会民主主义＂（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民主社会主义之称）和＂社会民主党＂不放，并赋予与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年的观点有所不同的含义．整个二十世纪，由列宁开启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共产党、工人党）和由伯恩斯坦、考茨基开启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其政党名称大体为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这两大派系，在争取和实现社会主义的认识与活动上，各有千秋，各自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各有其缺陷，没有必要确定谁是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中的所谓＂正统＂。即以社会变革的方式来说，前者强调的是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原苏联和中国都是以武装斗争的方式取得政权并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后者则要奉行和平过渡的方式，否定无产阶级专政，欧洲一些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和工党就是通过普选上台执政的．以经济制度设计来说，前者以原苏联为代表，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公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列宁在内战结束后不久，曾提出并实行过“新经济政策”，使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有了短时间的发展，当时列宁认为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１４］p687。但他实际上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退却”，只是五到十年的事。列宁逝世后五年，“退却”终止了，三十年代后期建立起被后人称为“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后者以三十年代初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瑞典为代表，实行的是保留私有制经济但加以限制，坚持市场经济，努力提高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实现“从摇篮到坟墓”包下来的社会政策。历史发展到了八十年代，曾经取得过重大成就的“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充分暴露了出来，改革的浪潮汹涌澎湃。但原苏联的改革带有否定一切的性质，在当时国内外的情势下，造成了国家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中国的改革虽然是革命性的，却并未否定一切，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新的表述：“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１５］p373这种突出生产力而不象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那样突生产关系，并且与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同现存制度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在于“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１３］p443的观点有明显的区别，这必然要引起人们的广泛议论和深入思考，并导致观念上的重大更新。（可参阅拙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思考和未来展望》，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２００３、３期）

历史表明，科学社会主义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从总体上说，是在不断地从抽象走向具体，从片面走向全面，从表层走向深层，从贫乏走向丰富。当年黑格尔对概念或判断的真理性做过这样的说明：“一种真理同时是不真的真理”［１６］p24；“判断的形式总是片面的，就其只是片面的而言，它就是不真的”[17]p100；“全体才是真理”[18]p133。列宁在研读黑格尔的这些话时写道：“真理是全面的”，而要达到全面，就要看到“真理是过程”［１９］p212.215。从真理是过程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出发，就要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乃至一般的社会思想理论看成是处于变动过程中的。二十世纪物理学发展中所出现的爱因斯坦相对论，引发了思维方法的变革，提供了解读“真理是过程”这一辩证思维方法的新思路：在不同的参考系即不同的认识背景中，客观事物即客体，会对人即主体显示出不同的属性。主体可以和必然根据实践活动的需要，设定各种参考系，或者转换自己的视角，从而确认客观事物即客体的不同的本质属性。就是说，人们对观察对象“有时从它的这一规定，有时又从它的另一规定去加以说明”［１７］p221，“把同一内容时而看作是本质的，时而看作是非本质的”［２０］p9。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之所以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概括有所不同，是与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一派系普遍地、长期地忽视发展生产力这种弊病直接相关的。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另一支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尽管也表现出了某种例如保有一定程度上的剥削等局限性，但毕竟保护了人力和物力资源，保持了社会和谐，不能轻率地攻击其是所谓“资本主义的思想支柱”。同样，对于非科学社会主义中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包括世界上几十个自称主张社会主义的执政党的理论，都不能一概否定，或攻击为“假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学说，从总体上看，是从不同视角上丰富了社会主义的这一概念．不能象曾有过的那样，只以列宁主义为尺子或只以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尺子来衡量．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对于防止把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僵化、凝固化，是有启示作用的。而现代解释学的出现，又表明对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可以从多种视角做出解释，这些“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再创造”，“理解就是对本来事物的重建”［２１］p174.。246。

（二）对立的统一——“主义”的共性与个性

从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论述来看，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对立是明显的，而他们二人也多是从两者的对立方面来阐述问题的。这是任何新思潮在批判旧世界时势所必然的。但这往往使人们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统一的方面，把社会主义的特性孤立起来，陷入了无条件地排斥资本主义的独断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表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主义者，过分地强调了两者的对立的一面．其实，就思想理论层面而言，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一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其精华的同时，将其置于更高的基础之上，使之更为实际、更为普遍，这从他们对十七世纪以来洛克的个人自由主义和十八世纪以来边沁的个人功利主义的批判性评价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也同科学社会主义有一致之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其合理内涵的同时，将其置于正确的基础之上，使之成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从他们对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中即可看出。资本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商品经济的诸多原理，也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吸取其优秀成果的同时，将其置于更为彻底、更为一贯的基础之上，这从他们对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性解剖，特别是马克思对李嘉图在论述“资本和劳动按价值规律交换”［２２］p259的原理时出现的自相矛盾的难题所做的破解中即可看出。就政治运动这一层面而言，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百余年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政治势力，常常显示出一致来。１８４８年席卷欧洲的革命运动是什么性质的？从革命的发动者、组织者和主力军来看，这是一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内的各国社会主义者是这一革命的最坚定的参加者和活动家，但从革命的社会背景、可能条件和实际后果来看，这又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运动，尽管资产阶级表现出了妥协、动摇的本性乃至进行了叛卖活动，但毕竟参加了这一革命，这场革命运动的后果是沉重打击了欧洲封建主义和王公贵族的势力。有趣的是，在随后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起来的情势下，当年镇压１８４８年革命运动的刽子手，竟成了这场革命运动的“遗嘱执行人”［２３］p462-465！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同主张维护人类自由民主制度的资本主义国家，曾结成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向人类文明的敌人——打着“社会主义”招牌（纳粹党即德国国家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希特勒法西斯集团及其盟友——意大利法西斯集团和日本法西斯集团，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持久的正义战争，并取得了胜利，保卫了人类既得的文明成果。

就社会制度这一层面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亦有诸多重要的共同点和一致之处。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其领导集团在主观愿望上都是要发展全社会的生产力和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建设物质文明乃至精神文明的。这样，两类国家在法律制度、管理制度上，必然会有相同或相似之处。也正因此，两类国家在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往中，能制定并遵守共同的规则。面对严重的自然灾害，大气、河流与海洋污染，艾滋病和非典肺炎流行，恐怖活动猖獗，核武器扩散和核战争危险，两类国家都能行动起来乃至共同防范，加以解决。在二十世纪的历史行程中，人们还看到了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一方面，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为了避免或减弱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害，借鉴了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的某些经验，实行了以强调国家机构干预经济发展的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资本主义的法国制订过“五年计划”，资本主义的韩国制订过“十年计划”。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已不能象十八、十九世纪那样，任由个人支配、处置了。许多国家制定了反垄断法等法律，对资本家生产资料的运作方式进行了限制，又通过征收累进税、高额遗产税对资本家的庞大私产进行了限制。资本家集体占有生产资料的股份公司发展起来，众多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成为小股东，使股权分散化了。委托经营制度的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化，导致了所有权的弱化和占有权的强化。一些劳动群众自行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受到了国家的支持。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变化，除了以“按资分配”为主外，重视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劳动者的工资大大提高了。在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社会福利的比重增大了。这一切表明，社会主义因素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生活中，无可否认地增长了。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上，普遍采纳了社会主义国家保障劳动者参政权利的一些举措，如在选举权上，不但普遍取消了财产上的限制，而且普遍取消了种族和性别上的歧视。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在资本主义并不发达的甚至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基地上建立起来的，这就急需吸纳资本主义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取得的成果。在克服了绝对排斥资本主义的左倾错误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调整了生产关系，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认识到“只有在废除私有制所必需的大量生产资料创造出来后，才能废除私有制”［３］p３６６。３67，实行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包括私有经济在内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在分配方式上，实行了以按劳分配为为主体，包括按资分配在内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在资源配置上，实行了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已实行了几百年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广泛地借鉴、吸纳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内容、经验，高效率的行政运作方式，以及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制度。基于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同点和一致之处”的共识，近些年来，在中国大地上，流行着一些诸如“接轨”、“包容”、“双赢”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社会”、“全球利益”这类新的话语和话语方式，这是十分自然的。

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如何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是至关重要的。从理论上说，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做过论证，其着眼点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所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与无政府状态、经济危机，和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带来的合理地配置资源，公平地进行分配以及全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但历史的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预见到以下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制度首先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建立的，从而出现了“不够格”的社会主义［１５］p225与发达的资本主义两类社会并存的局面，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自己，乃至在《资本论》宣布“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后的一百三十余年的今天，仍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关于前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正视两类社会各有长处与短处，除要看到对抗的一面外，还要看到互补的一面。在列宁主义者中，曾经普遍认为，已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在各方面都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当代资本主义已经腐朽，很快就要灭亡。不可否认，列宁主义者是主张和平共处，反对“输出革命”，更反对侵略战争的，但却普遍把社会主义之取代资本主义，理解为“不够格”的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胜发达的资本主义，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必然会促进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甚至流行着这样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出现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出现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在地球上的地盘就不多了，也可能全部崩溃。这种观点和理论，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众所周知的损害。关于后者，科学社会主义者应当正视资本主义国家在调整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时，社会主义因素在增长，以致人们不难看到，由科学社会主义中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派别执政的国家，同美国这样“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上已无显著区别。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马克思在谈到英国的政治斗争形势时说过：“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实行普选权“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24]。今天，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普遍实行了普选权，这是令人深思的。在列宁主义者中，曾经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因素，为了维护既有原理的所谓“纯洁性”，以玄学式的思辨，硬是否定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那些明显的社会主义成分。这种观点和理论，曾使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关系中，常常陷入尴尬的境地。人们注意到，在中国共产党创立邓小平理论，克服了列宁主义者中普遍存在的片面性，正确地解决了对社会主义之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命题的认识的同时，西方一些在苏联东欧剧变中站住脚跟的列宁主义政党如法国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希腊共产党，在自己的党纲中，不但早已取消了暴力革命的提法，而且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苏联共产党瓦解后重新组建的俄罗斯共产党，在自己的纲领中不但在经济上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在政治上主张实行多党制。看来，对于资本主义如何走向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不能只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既有原理中去寻找答案，而应在更广阔的时空背景中，通过进步人类的实践来深入地进行探索和解决。（可参阅拙著《社会主义现象与哲学方法论》第四、五章有关各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把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即对立统一关系，必须既看到这一矛盾本身的复杂性，还要看到它与其它矛盾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因为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是错综交织的。当年黑格尔把古希腊哲学家关于矛盾这一概念的零散论述，上升为他所构建的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的范畴，要求人们“在统一中认识对立，在对立中认识统一”，使之做为“哲学思考之本质”。但他站在唯心主义的、保守的立场上，“兴趣仅仅在于和解这一对立”，认为“理性的本性在于渴求统一。”［２5］p377.6.304而列宁则站在唯物主义的、革命的立场上，明确肯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１９］p408列宁之强调斗争这一面，在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令人瞩目的，并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当然列宁不完全否认另一面，也曾讲过“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19]p408这样的话，并承认解决矛盾的方式的多样性。共产党人的斗争历程表明，正确地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对立又统一这种复杂关系是不容易的。既不能只讲对立而不讲统一，也不能只讲统一而不讲对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下，可以和应当突出其中的某一方面，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完全忽视另一方面。例如在战争和革命成为主潮的时代，就总体来说，应当突出对立、斗争的方面，但也不排除在某种场合突出统一、一致的方面；在和平与发展已成主潮的时代，就总体来说，就应当突出统一、一致的方面，但也不排除在某种场合突出对立、斗争的方面。处理这种矛盾的复杂性，还表现在处理它同其它矛盾关系时所出现的种种复杂情况。大量的社会矛盾并不属于“姓社姓资”的矛盾，却往往又与“姓社姓资”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即使在冷战时期，以原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也不完全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造成的，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美苏两个霸权主义国家的民族利益的冲突。这也正是两大阵营内部各国之间同样是矛盾重重，乃至在六十年代“阵营”已几乎名存实亡的原因所在。五十年代初，尽管南斯拉夫是公认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与“工人自治”），但美国出于反苏的需要，而用军援支持了南斯拉夫；尽管以色列在农村经济中实行了带有共产主义按需分配性质的“吉布兹”（集体）制度，但美国出于对外扩张的需要，也与之结成了同盟。近些年来，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但美国政府仍不时给社会主义中国制造麻烦，其中一些人还在顽固地进行反华活动，其原因并不完全在于中国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因为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但不盲从美国，还坚决反对美国人搞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可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对外关系中，不再以意识形态为依据，乃是应对国际政治生活中的种种复杂矛盾的行之有效的正确原则。在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发展中，出现了以研究微观粒子运动规律为对象的量子力学，其中的正统理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不确定原理）和玻尔的互补原理（并协原理），同样引发了人们思维方式的变革。探究复杂系统变化规律的非线性科学（混沌理论、分形理论）的产生，就是这种变革的重要表现。按照非线性原理，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由于诸多矛盾相互缠绕，其间作用呈现着非线性因果关系，机械决定论在这里彻底失效了。这就指明了，对于任何一个大系统的变化，人们即使得到了“足够”的参数，也不能绝对准确无误地预测其结果。由“过去”不能完全断定“现在”，由“现在”不能完全断定“将来”。在这里的逻辑通道上，会出现链条折损、对称破缺、混沌模糊等困扰。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不能在认定某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就进行某种逻辑推理，断定其必会执行某种内外政策，断定其对国内外的重大问题必做某种处理。同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个概念的本身既有确定性的一面，又有非确定性的一面，在现今世界上，既没有纯粹的社会主义，又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有时很难断定某个国家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许多情况下，做出这种断定甚至是不必要的，需要的倒是模糊对待。只要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创造性地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上来，并恰当地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矛盾，也就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三）回到出发点——“主义”并非终极标杆

对社会主义含义和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统一关系的深入探讨，自然会引伸出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的原初目的和最终指向到底是什么？其实，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指明了：“代替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４］p273我们这里可以把这种联合体简化为“人人自由的联合体”。把握了这个“原来出发点”，并以之鉴别、调整、改进和矫正既有的，甚至是多年流行的种种提法，是防止将对社会主义以及任何＂主义＂神圣化的重要保证。事实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在百余年的斗争历程中，虽然从总的方面来讲，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不断走向全面和深刻的，但每每出现偏差，究其认识根源，正在于离开了“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个出发点。这里涉及一个颇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即人的本性的问题。人的本性即通常说的人性是什么？马克思当年谈到人类的类的特性时，肯定了“自由自觉的活动”［２6］p96这一类的本质。这就是说，人性的最主要之点就是追求自由，首先是个人自由。对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８］p86在这一点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同其他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是有一致之处的。前者之超出他人的地方在于，把人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４］p18，要求人人自由，而不是少数人的自由。如果说追求个人自由，早已被人们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明过的话，那么，追求人人自由，也在近些年来被人们从生物学上找到了的根据。近几十年来社会生物学的兴起，揭示了在动物的基因中，既有“为己”的基因，又有“利他”的基因。蚂蚁中的兵蚁，能为保卫整个蚂蚁群体的生存而自我牺牲。做为有意识的“社会动物”，一个正常的人在个体成长的过程中，逐渐体悟到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的正确关系，从而产生了“为别人着想”的观念。集体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归根结底就是从“为别人着想”的观念中发展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曾说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人的本性、理智、良知”相一致［２］p614。

既然追求自由是人的本性，而社会主义的出发点正是要建立人人自由的联合体，那么，“人人自由”比起“社会主义”或任何“主义”来，都是具有更为根本意义的出发点。也就是说，同人人自由相比，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任何主义都显得渺小了。人们不是为了主义而生活，中国人民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搞社会主义的。五四时期中国的先进分子，之所以在各种“主义”中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之处，或要追求某种心灵慰藉，或受到了所谓天启，而是因为只有它才能引导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走向自由解放之路。今天，中国人民之所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因为它正在为建立“人人自由的联合体”铺平道路。如果真的有某种“社会主义”，与人的自由的目标背道而驰，人们有什么理由非得坚持它呢？列宁之所以在十月革命后的短短几年中就”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改变了”,是因为他并不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固定化,而是用实际生活对之加以检验、调整、修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之最终遭到失败，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之被世界人民摧毁，“四人帮”的“贫穷社会主义”、“整人社会主义”之被中国人民抛弃，波尔布特的＂柬埔寨共产主义＂之破产，就说明了这一点。应当指出的是，社会主义的自由观虽然高于资本主义的自由观，但在以列宁主义为旗帜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过去在突出群体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忽视了个人自由。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观时，不能不强调事情的主要方面，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在个人自由的幌子下，掩盖了广大工人的不自由，后来列宁更反复揭露了资本主义辩护士用自由的口号欺骗人民，这一切虽然是完全必要的，但却在后来相当多的列宁主义者的心目中，自由这面旗变得暗淡无光了。二是长期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影响，而又未经近代资本主义自由观的洗礼，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缺乏应有的自由精神。而革命战争年代所形成的严格的组织纪律性，虽然是十分必要和宝贵的，却带来了某种抑制个人自由的惯性。这样，在群体至上主义的重压下，个人自由受到了某种压抑。而群体利益正是由一个个个人自由组成的，这就势必导致群体利益的虚化。中国共产党在纠正了左倾错误后，不但在实际上重视了人的自由，努力维护和扩大了人民的各项权利，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把以尊重个人自由为主要标志的人权保障问题，先后写进了党的十五大报告和宪法之中，后来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方针。这就表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沿着向“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个原来出发点前进。当然，任何概念都既具有确定性的一面，又具有非确定性的一面，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也不例外．当一个政党或个人宣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并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时，这里的社会主义，既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又可能是空想社会主义，甚至可能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或其它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也有＂原生态＂模式，斯大林模式和毛泽东模式，波尔布特模式，邓小平模式之分．而在对＂原生态＂模式的理解上，也会各有不同．例如至今人们还在争论，究竟是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还是＂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点．这一争论，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同样，对于怀疑乃至反对社会主义的政党或个人，也要认真区分其真实含义，不能重蹈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左倾错误的覆辙．英语词尾ism和俄语词尾uзм都具有虔诚之意，既常译为＂主义＂，又常译为＂教＂．可见，使用＂主义＂这一词尾，既有把某种正确的思想理论强化的积极效果，又有把某种正确的思想理论神化的消极效果．因此，应当恰当地使用＂主义＂这一词尾，以避免使某种＂主义＂神圣化、宗教化．马克思当年曾对＂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表示反感，不但因为一些人歪曲了他的思想理论，而且因为担心这会使他的思想理论变成教义．不可否认，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中，使用＂主义＂所带来的积极效果和消积效果会更为明显．就是说，用先进的＂主义＂去克服落后的意识，会使思想教育的成果更为牢固，但同时又会使这＂主义＂被宗教化，产生新的迷信．在经济文化发达的国家和民族中，即使是先进的＂主义＂也常常被淡化了．例如在一些工人阶级政党的纲领中，已不再讲马克思主义，而是讲＂马克思思想＂、＂马克思理论”、”马克思学说”了．有些人甚至不再讲社会主义，而是讲＂社会政策＂了．更有一些进步的当代政治家，原则上不再讲任何主义，而是只要对人类的进步事业有利，任何思想理论学说都可拿来运用．他们中的一些人记取了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教训，不再刻意按照当年马克思的＂原生态＂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模式，硬性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了，而是从本国实际出发，努力建设发达的、公平的新社会．而仍然高举科学社会主义旗帜的政党，例如中国共产党，也不再固守某种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用＂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一最终出发点，来时时矫正自己的路线和政策，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发展＂和＂创新＂．看来，任何＂主义＂都不是终极标杆，而用＂原来出发点＂来鉴别和取舍一切，则是更为根本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强求别人采用自己惯用的术语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来说明未来的理想社会，有人习惯于用诸如”彻底的人道主义”，”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乃至”天下为公”、”大同”，来说明未来的理想社会，也未尝不可．因为他们都有相同或类似的出发点：每个人的个性都能得到全面发展，人人都过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幸福生活！

“回到出发点”的思维方法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法。当年黑格尔在构造他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时，总是离不开正题、反题、合题的模式，他在谈到他的认识“圆圈”时，称这种模式是“回复到自身的发展”［１６］p32。列宁在读拉萨尔的一本书时，联想到黑格尔的这一观点时写到：“无论天体运动，或机械运动（地球上的），或动植物和人的生命——它们都不仅把运动的观念，而且正是把回到出发点的运动的即辩证运动的观念灌输到人的头脑中。”［１９］p390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正是抓住了被那些大理论家、大思想家们忽略了的一个最简单的然而是具有出发点意义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行，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５］p574，才创立了唯物史观的。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回到出发点”这一思想方法，他曾着重指出过，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对于党的“具体路线和具体政策”来说具有出发点的意义，必须使后者服从于前者［２7］p1211。当代一位日本学者深切地体会到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的重要性：“重新回到原点，再一次宽广地浏览整个问题，然后再组织起来，最后导出结论”。［２8］p13当然，要随时随地记住并运用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认识根源上看，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已经形成起来的观念凝固起来，常常囿于某种结论而忽视了它的前提，局限于派生而丢掉了始源，拘泥于枝节而离开了根本，热衷于眼前而忘记了长远，造成了对“原来出发点”的遮蔽。从思维过程上看，主体在用概念或判断揭示客体的诸多属性时，由于不断扩张的横向运动和不断深化的纵向运动，经过反复多次的肯定和否定，取舍和重组，便蕴涵了背离概念或判断原意的可能。而思维运动一旦在某个环节上停止下来，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难怪现代中外一些优秀的学者和管理者注意到了这样的事实：人类过于复杂的智慧，有时竟会成为自己生存和发展的一种障碍，而回到简单的，做为出发点的东西中去，常常是走出迷宫的一把钥匙。辩证思维的大师列宁，虽然深知“回到出发点”的重要，但他承认自己有时也会忘记这一点。他在十月革命前夕写的一篇文章中，用“争取面包”来比喻阶级斗争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时说：“关于面包，我这个没有挨过饿的人还没有想到过，面包对于我来讲自然就象是写作的副产品一样。要用极其复杂的方法，通过政治分析，思想才会接近争取面包的阶级斗争。”［１３］p325毛泽东也是辩证思维的大师，他十分重视“为人民谋福利”这一出发点。但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以来，却把阶级斗争和变革生产关系这种手段，同发展生产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种目的割裂开来，似乎为了搞阶级斗争而搞阶级斗争，为了变革生产关系而变革生产关系。在剥削阶级已被基本消灭之后，仍然“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基本消灭之后，仍然追求“一大二公”，严重地损害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了“回到出发点”这一辩证的思维方法。邓小平在提出“三个有利于”时说：“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１５］p372江泽民在对“三个代表”做结构性分析时指出：“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２9］p24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了以人为本，一切为了人的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当然，这里所讲的出发点是分层次的。而“人人自由”是最高层次的出发点，是变动中的不变，是不确定中的确定，是相对中的绝对。牢记建立“人人自由的联合体”这一最高层次的出发点，就为进一步发展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概念在将来可能出现的变化，提供了一个坚固的、稳定的立足点和支撑点。（可参阅拙作《牢记“回到出发点”的辩证运动》，载《理论研究》１９９５、４期）

参考文献：

［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

［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４］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９］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

［１０］ 列宁全集（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

［１１］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８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１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

［１３］ 列宁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４］ 列宁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

［１５］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

［１６］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１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１７］ 黑格尔·小逻辑（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１８］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３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

［１９］ 列宁·哲学笔记（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

［２０］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６

［２１］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

［２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Ⅱ）（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３

［２３］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

［２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391

［２５］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４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

［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

［２７］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６（横排本）

［２８］ 拓植九庆·思考的逻辑·发现（j）北京：发现杂志社，２００４，１３

［２９］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

附：英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The Three Questions Of Methodology In "How To U nderstand Socialism"

sunfengwu

(Hulunbeir Health School , Inner-Mongolia ,Zhalantun,162650,China)

Abstract:Truth is process.Truth is unity of opposites. Truth is returning to the starting poin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rasp the three philosophical methodology principles for understanding socialism scientifically .

Key words: truth;process;unity of opposites;starting po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