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色戒》有过巨大期待。
尤其是某个年龄段的女性公民，听说梁朝伟的宝贝蛋终于露了馅，既惋惜，又渴望；又听说国内公映版的《色戒》把梁蛋给骟了，既惋惜，又愤然。先是惋惜它不为自己露，后是惋惜它只为别人露。于是，《色戒》在香港上映期间，到香港出差的大陆女性突然增加。梁朝伟的肉蛋一时间成了金蛋。
如果说李安这部片子只是想用梁朝伟的肉球吸引观众眼球，再次觊觎奥斯卡奖，那是不公平的（假如奥斯卡奖只对美男子的球感兴趣，那就变成金球奖了）。至少女作家阎延文就不这样看。在她看来，梁朝伟的蛋其实是烟幕弹，李安是要用美男子的色相美化汉奸。她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台湾评论家的话说：《色戒》“是用‘色欲’的诱饵，引诱中国观众去参加一个‘颠覆’汉奸反面形象的仪式”。她认为，张爱玲小说原文中的易先生，是个“矮小的男人”，头发微秃，一脸“鼠相”，而李安选择的《色戒》男主角梁朝伟，却是风度翩翩、儒雅温情的中年美男子，从形貌上对汉奸易先生进行了视觉美化（参见阎延文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433c4a01000b6v.html）。
按照阎女士的逻辑，当年中国人只是因为长得丑才留在上海，才去当汉奸，长得漂亮的都去了延安；或者说，日本占领军挑选伪政府工作人员的标准是相貌，相貌越丑被录取的可能性越大，小白脸要想被录用，先要毁容。不知道阎女士认为汪精卫先生长得如何，是不是要承认他是汉奸，就要否认他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要承认他是美男子，就要否认他是汉奸？让阎女士失望的是，汪精卫既是美男子，又是汉奸。阎延文如果做了阎王爷，应该判汪精卫下两次地狱：第一次是因为他当了汉奸；第二次是因为他用形貌美化了汉奸。
不错，李安确实不是简单地图解张爱玲原著，而是深化了被原著点到为止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不是性交姿势，不是性发泄和性虐待，不是被阎女士认为的那枚用来“收买”王佳芝“灵魂”的钻戒，更不是对汉奸的美化或对革命者的丑化，而是不能被作为牺牲品的女人的性与爱。女人为了某个崇高目的，可以牺牲生命，但不能牺牲性与爱。性与爱对于女人，是比生命更宝贵的东西，甚至比任何虚拟的价值更宝贵。记得我上大学时，看梁羽生的《萍踪侠影》，里面有个姑娘对向她求爱的救命恩人说，“我可以为你去死，但不可能爱你。”这就是女人。
作为女人，而且是历经沧桑女作家，张爱玲知道性与爱对于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但当时还没有走出校门的王佳芝、邝裕民和梁闰生们，还不知道它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当时还分不清爱国和演戏的区别，也分不清演戏与真实人生的区别。直到角色要求王佳芝不是往脸上添涂油彩，而是要从她那个最应受呵护的地方破除一块薄膜的时候，她可能明白了，这已经不是演戏，而是牺牲。戏中的角色是可以还原的，洗掉脸上的油彩就行了；牺牲则是不可逆的，世界上最好的整形外科医生也不能修复一块破碎的处女膜，以及伴随它破碎的处女之梦。那东西如果违反它的所有者意愿而破，那是强暴；如果它的所有者不是因为性爱而让它破，那就是牺牲。王佳芝的破，当然是为了爱国，而不是为了爱人。
既然是牺牲，就应该物有所值。理应让王佳芝痛苦的是，世界并没有因她的牺牲而有任何改变，她的处女膜破损了，国家并没有完好，要杀的那个人，还在杀人。张爱玲体验着王佳芝的体验，所有她说，她“第二次下手”是“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不要“白牺牲了童贞”（张爱玲：《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这就是说，王佳芝第二次同意对易先生下手，已经不是报国，而是报复了，要易先生用他的命来偿还她的“童贞”。
王佳芝的悲剧是，她的处女膜与阴道发生了冲突。当她的阴道接纳了易先生以后，阴道的快感排斥了处女膜的痛楚。记忆中的处女膜的痛楚一淡，阴道快感就有往心里爬的危险。她起初是抗拒的，甚至在心里嘲笑“到男人心里去的路通到胃”和“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的说法。一定在某个时刻，她忽然发现这种抗拒是徒劳的：她已经爱上了那个别人要她杀的人。不错，杀了那个人，可能对他们所说的国家有好处，而她自己却要做第二次牺牲：第一次牺牲了处女膜，第二次则要牺牲阴道，而阴道还连着她的心。
不确定的只有一件事情：易先生也爱自己吗？当易先生为她买了一枚六克拉粉红钻戒时，她心里的疑问变成了感动：它与火油钻一样贵重，易太太还曾经抱怨自己的先生不愿意给她买火油钻，这回王佳芝没有要求，他主动买，难道这不是爱的证明么？爱是女人的一切，是不能被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王佳芝的选择，这个选择只有两个字“快走”。
由于不懂得爱，不懂得女性器官是爱的容器，造成了剧中爱国者邝裕民的悲剧，也造成了今天某些评论家，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阎延文对《色，戒》的误读和谬评。也许张爱玲和李安只想告诉读者或观众一件事情：人性，个人价值，特别是女人的爱，是不能以任何名义牺牲的。女人只和自己的所爱站在一边，她不会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东西，甚至国家。
换句话说，女性器官和它所承载的爱，拒绝任何祭坛。
2007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