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评红楼梦时说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同一部色戒，大陆女作家阎延文看到了美化汉奸、香江才子梁文道看到了女人与男人的不同，国民党领袖马英九却看到了千秋大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李敖先生说过，所谓文章，基本问题就两个：一，你要表达什么，二，你要表达的好不好。不好的电影各有各的不好，好的电影却个个都一样，一部电影之所以能称得上好电影，在笔者看来也须满足两个条件：其一，电影所有表达的东西出自作者内心深深的感动，能够引发观众的共鸣，而不是无病呻吟，生拼硬凑；其二，电影能做到声色宜人，具有形式美。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导演固然可以在电影中表现某种哲学理念或为进行某种政治宣传，但是如果缺少合情合理的情节和美仑美奂的画面，观众看了也难免昏昏欲睡。
食色性也。不管各个学派的哲学看上去多么玄妙，但若追根溯源，却无外乎起源于人类这两大本能。人类是否应控制自己的欲望，在多大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欲望，这是古今中外，道德、宗教、哲学、文学等领域探讨不休的主题。若按弗洛伊德大师的说法，人的一切行为其源动力都来自性。确实，没有什么东西比性更能加强或颠覆一个人的信仰，也没有什么东西比性更能吸引观众的眼球，唤起观众身上那最为原始的美感。毋庸质疑，李安是一个视觉大师，电影中几乎每一个镜头都美得让人惊艳。抛开那充满原始冲动的床戏、英俊深沉的男主角、美丽野性的女主角、充满欧陆风情的上海老街区和餐馆、女主角身上那一件件风情万种的旗袍、镶着红宝石的大钻戒不论，就连男主角老易亲手签发的杀死他心爱女人的死刑令，也让人尽领中国书法艺术的美好。《色戒》让国人领略到了老上海上流社会生活的五光十色，过足了“色”瘾，这就是市民阶层也喜欢《色戒》的原因。
如果说色是人类与动物共通的本性，但人之所以异于动物者，在于人之有情，而动物无情，或者说动物没有高层次的感情。电影中那几近真实的肉欲场面如同一支毒品，虽然可一时刺激观众的感官，使观众的荷尔蒙分泌加快，但若没有性爱背后的真情作支撑，绝不会让人看了以后若有所思、怅然若失、以致黯然销魂，久久不能忘怀。
周作人写道自己心目中有两个鬼，一个是流氓鬼，一个是绅士鬼，两个鬼在他心中常常打架，有时流氓鬼占上风，有时绅士鬼占上风。王家卫电影东邪西毒中的慕容嫣白天痛恨黄药师，要杀之而后快，夜晚又缠绵悱恻，深深地思念黄药师；电影大话西游中热情似火的紫霞和冰冷美艳的青霞共用一个肉身，白天是紫霞，夜晚是青霞。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在其最后绝笔《多余的话》中就写到他自己具有两元人格：“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这两种人格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瞿秋白还写道：“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地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事实上，这种人格分裂的状态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我们总是有许许多多的欲求，扮演许许多多的角色，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分不清，哪些是真我，哪些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哪些只是不得已而为之，哪些是自己真正想要的。戏剧要想打动人，戏剧冲突不可或缺，而最能打动人心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人的内心斗争。从莎士比亚到希区柯克，所有戏剧大师无不擅长于描绘人物的内心冲突。影片中王佳芝的情感世界颇为复杂，在她身上可以看到完全相反又同样强烈的两种性格，两种力量、两种情感在她心中无时无刻地进行拉锯战，这两种同样的真实的性格在她的心中既对立又统一。
要理解王佳芝不能不了解王佳芝所处的那个时代。那是日本军在中国领土上奸淫掳掠、在中国首都无故屠杀几十万中国平民的时代，那是救亡压倒一切的时代，那是精忠报国的士大夫精神还深深印在中国知识阶层心中的时代。其实中国人并非尽是想做奴隶而不得之辈，按学者余英时的说法，中国自古以来一直有一个“士”的阶层，他们不惜以一死来捍卫心中的道统。岳武穆、文天祥、方孝孺、海瑞、史可法都是其中可圈可点的人物，“士”的传统虽然在现代结构中消失了，“士”的幽灵却仍然以种种方式，或深或浅地缠绕在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身上。“五四”时代知识人追求“民主”与“科学”，若从行为模式上作深入的观察，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 “靖康耻、尤未雪、臣子恨、何时灭。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还记得当年父亲教我背诵岳武穆的这首满江红时，幼小的我竟然也感到血脉贲张，有一种欲埋骨沙场的冲动。作为湖南大学法学院的教师，笔者曾受命撰写湖大法学院院史，有幸在档案馆中看到了抗战时期老校友们的毕业照，他们人数虽少，法学系一届毕业生通常只有十几人，最多的时候为40多人，但相片中的男生大多正气凛然、雄姿英发，女生大多美得超凡脱俗、清雅出尘，令人回想之余不免惆怅。在那样一种精英教育下，许多教授和学生还保留着为国为民的士大夫本色。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的韦君宜女士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在1930年代考入清华后，父母望她走出国留学深造的路，但国难当头，她义无反顾地上了爱国救亡之路。她在其晚年所著的回忆录《思痛录》中写到：“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色戒》 女主角的原型郑萍如小姐，身出名门、貌美如花，母亲是日本人，在那个时代，她完全可以投降日伪，享受荣华富贵，或者明哲保身，尽享安闲舒适，但她却以柔弱的肩膀担起救国的使命，最终为国捐躯。影片中爱国青年自发组成暗杀团暗杀汉奸并非虚构，而是确有其事，如厦门血魂团等并无国共任何一方背景的爱国青年组织在当时并不罕见，其实在那样一种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和国难当头的大背景下，爱国学生的行动并不难理解。
当王佳芝在大后方颠沛流离，眼看着无辜贫民被日寇飞机炸死，国土沦陷，加之家庭变故，父亲再娶，爱国激情与个人感情生活的极度压抑结合在一起，难免使她萌生死志。在易与王的第一次约会中，易说他每天都要见很多人，那些人每天嘴上都挂着千秋家国，但他们眼中都含着恐惧，而王没有。人之所以恐惧，是因为人有欲求。人有生的欲望，所以人恐惧死亡；人有物质欲和虚荣心，所以害怕失去权势和财富；人有封妻荫子的欲望，就会恐惧自己会白白死去，不能被追认为烈士。海纳百川，有容则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世俗的欲望，她就不会恐惧。王佳芝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人，她是一个很理想主义的人，一个将生死看得很淡的人，她做这一切并非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一种知识分子对暴政出乎本能的反抗，是她自己选择的一种死亡方式，所以她没有恐惧。从这一点来看，作为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王佳芝是一个纯粹的爱国者和革命者。事实上，不论革命阵营还是反革命阵营，超越功利的人不是没有，而是很少。如果没有后来的种种曲折，王定然会成为烈士，被人永远称颂。王在舞台上喊出中国不能亡，为刺杀汉奸不惜牺牲自己的肉体和生命时，她这一切都是真诚的。不管张爱玲原著如何，李安电影中的王佳芝并不纯然是一个小资女人，而是一个有信仰的圣女。李安导演说过，让汤唯出演王佳芝的理由就在于，汤唯的气质很像民国时代的人，眼里没有欲望。
但戏剧耐人寻味之处就在于，这个有信仰的圣女似乎堕落在与汉奸老易的肉体关系中，并受那个硕大钻戒的影响，变成了叛徒，不仅害了自己还害了自己的同志，到底她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影片中存在两个王佳芝，一个是爱国圣女王佳芝，另一个是一个内心敏感、为了爱情可以不顾一切的爱情圣女王佳芝。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才女李清照就既能写出“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这次地，独自怎生得黑”这样缠绵悱恻的小词，也能写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让须眉男子也自愧不如的诗句。“多情未必非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多情与革命未必是两种不能相容的品质，试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爱，又怎会为国家而抛头颅、撒热血。革命与爱情看上去像两股道上跑的马车，但真正的革命与真正的爱情一样，都是需要热情做支撑的。王佳芝一方面是一个爱国女青年，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个喜欢独处的自由主义者，一个多愁善感的女孩，一个缺少爱而渴望爱的女孩，一个喜欢看电影而且看电影会流泪的女孩，她具有那个年代小资女性的一切特征。虽然自由主义者对暴力的本能反抗和母亲去世、父亲把她抛在一边所带来的感情的极度压抑是其视死如归地投入爱国运动的原动力，但这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文艺青年的多愁善感毕竟与需要理性和服从的革命是相冲突的，这种冲突所能带来的只能是悲剧。影片非常简练地用几个镜头描绘了王佳芝这种自由主义的特征。在演完话剧后回学校的电车上，王佳芝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扎堆打闹，而是静静的坐在一边独自想着心事，对象征集体主义精神、被大家所共享的香烟，王只是被动的接受。影片中王佳芝看电影的场景出现了两次，她看的不是爱国影片，而是感情片，她在看电影时很投入，哭得很伤心。在大家兴致勃勃地开会讨论刺杀行动时，她突然觉得对这一切非常厌恶，然后借故中途离开。王佳芝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走开，瞿秋白的最后绝笔《多余的话》可为此做个注解。瞿秋白在该文中说道：“我每天盼望着散会，盼望同我谈政治的朋友走开。”对瞿秋白和王佳芝等纯粹的革命者来说，开会是一件讨厌的事。他们厌恶暴力，认为暴力只是一种必要的恶，但会场上总会有人对暴力津津乐道。他们厌恶出于个人功利考虑的种种行为，但革命队伍中总有一些投机分子，在他们看来，革命不过如吕不韦所说的是一种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中国士大夫精神的代表人物屈原曾写到：“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可这个世界毕竟是俗人多，所以许多孤芳自赏的知识分子在面对丑恶的世俗时，往往选择逃避。影片中当老曹以揭发邝裕民等的行动相要挟，向这帮爱国学生索要钱财时，他们竟残忍地将老曹杀害，爱国学生首领邝裕民一点都不念及同乡之情，在求生意志颇强的老曹拼死挣扎着向门外走出去后，邝又狠狠地补了几刀，终于让老曹断气。须知那是发生在英国人统治的香港，老曹的举报虽可能会给他们的后续行动带来些许不利影响，但在当时并不会给他们带来生命危险，他们何必因此断送一个只为求财的人的生命，难道老曹就没有父母、妻儿和兄弟姐妹。对于这些爱国青年来说，只要目的正确，手段的残忍根本不算什么，而目睹这一切的王佳芝却对此深为厌恶，她头也不回地逃离了她的这些同志和曾让她情窦初开的邝裕民。革命就是要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领袖，忘记自我，从这一点来看，始终有几分个人主义的王佳芝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革命者。
在第一次逃离革命后，王辗转来到了上海，她远在英国的父亲始终无心或无力将她接到英国，她不得不住在舅妈家中，受尽寄人篱下的辛酸。电影中的上海街头充满白色恐怖，特务将爱国志士击毙在街头，到处是流离失所的难民，由于舅妈的刻薄，王不得不与这些衣衫褴褛的难民们一起排队领救济米。当然物质上的贫乏还不算什么，关键是精神上的折磨让王难以忍受，王在学校里不得不被迫念日语，当她来到电影院看美国电影《断肠记》时，汪伪政府强迫影院播放的宣传日军丰功伟绩的宣传片突然跳出来强暴观众的眼睛和耳朵。在已成为国民党中统组织成员邝又一次找到王要求其参与暗杀时，王豪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国而死，死得其所。
于是王又开始了色诱老易的特务生涯。老实说，抛开易是汉奸这一点不论，在感情上，王对易并无恶感。当王刚见易时，当女伴赖秀金问对王易长什么样子时，王对她说跟想象的不一样。确实，易没有王开始想的那样卑鄙粗俗，相反却似乎英俊、沉稳、儒雅、懂得关心人，充满成熟男人的魅力，颇让生活中一直缺少爱的王心动。军统负责人老吴说王佳芝最大的优点是她把自己当成麦太太。和易先生在一起在很多时候，王已经忘了她是在演戏。假戏之所以真做，是因为假戏里面有真感情。当然，王对易也并非一见钟情而又念念不忘。起初王仅仅是对易有几分好感而已。但随着他们的约会地点从餐厅转到床上，王对易的感情逐步加深了。“要征服一个女人须征服她的阴道”，这句话没错，但这句话不能误读。女人并不是纯粹的肉欲动物，较之于肉体的享受，女人更注重的是男人对她的一份真情，张爱玲就说过：“色易戒，情难防。”男人对女人有没有真情是可以通过其行为表现出来的，而最能让女人感受到男人爱不爱自己的是男人做爱的方式。不管别人有无情绪，也不问对方的感受，只顾自己发泄，发泄完倒头就睡，毫无疑问是男人不爱女人的表现。而处处照顾对方的情绪，用尽全部身心使对方快乐，则是爱的表现。请看第一场情欲戏，男人用阴骛的眼光悄悄地看着走进房间女人，好比一个猎人在打量着掉入其精心设计好的陷阱的猎物，随后他把女人像捆一只羊羔一样地捆在床上，粗暴地剥去衣服，在用皮带抽打完女人后，从女人后面进入，在这场情欲戏中，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一个男人的兽欲，看不到丝毫爱的成分，让人不禁想到韩国电影《爱的色放》中那个将妻子当成泄欲工具的丈夫。在第一场情欲戏结束后，女主角脸上露出了笑容，但那与其说是陶醉在爱情中的微笑，不如理解为是鱼终于上钩的快乐和想起易终有一天会遭报应的欣慰。但在后几场情欲戏中，男人的动作越来越温柔，女人脸上则越来越陶醉，此时男人已经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大男人，而是以女人的快乐为快乐的好情人。几番如此这般温柔的云雨后，女人僵硬的心变得柔软起来，获得了一种被爱的幸福感。李安在情欲戏的间隙还恰当地运用电影对白来表达王此时的转变。当王对老吴说“他不但要往我的身体里钻，还要像一条蛇一样的往我心里面越钻越深”时，她已经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易先生。 “每次最后他身体一抽倒下来，我就在想，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冲进来，朝他的后脑开枪，然后他的血和脑浆就会喷到我一身！”当王对老吴说到这句话时，请注意她的眼里充满了恐惧，她已经不是那个眼里没有恐惧的女孩了，因为有爱，所以会恐惧。人在本质上是渴求真爱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代，对于两个缺少爱的人，真爱更让他们倍感珍惜。 “天涯呀海角，觅呀觅知音，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家山呀北望，泪呀泪满襟，妹妹想郎直到今，郎呀患难之交恩爱深。”当王在小酒馆唱起这首歌时，易落泪了，虽然易有家有室，每天被人簇拥着，但能真正爱他、真正的了解他内心悲伤的却只有眼前的王佳芝。这时他卸掉一切武装，而王则像母亲抚爱孩子一样轻轻将易拥入怀中，妈妈为孩子有什么不可以牺牲的呢？
随后王陷入了深深的内心矛盾之中，一方面她的抗日激情让她不能放过这个男人，另一方面，她实在不愿意杀死这个她深爱的男人。在和易进入珠宝店之前，革命意志是胜过了个人感情的。虽然易主动给她买了一个易太太多次索要而不得的大钻戒，王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易的爱，不过王并不是一个能够被物质所轻易打动的轻浮女人，但当易给她带上戒指，眼神一改平时的深沉，显出小孩子一样出单纯快活的表情时，王再也坚持不住了，这一刻她对对方的关心胜过对自己的关心，“快走”两个字里道出的是为爱飞蛾扑火的勇气和决心。当易逃离这危险之地后，王不慌不忙地走出珠宝店，此时她想的是要和自己的情郎相会，抗日锄奸已经被她抛在了脑后。当回去的路被军警封锁，王拿出毒药丸，犹豫片刻后并没有服用，因为此时的她已经有了生的欲望，她希望有机会跟她的爱人平静地共度此生。可惜易为了自保不得已签发了杀死包括王在内的爱国学生的命令，王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死时，王非常平静，她并不对刚才的事情后悔，但她望着邝的那一眼充满了歉意，毕竟，王不想连累她的同伴。
如果说张爱玲的原著所要表达的理念是男人与女人在对待爱情上的不同，而李安所要表达的东西则不止这一点。李安电影的共同特征在于他深刻地描写了人性的压抑，《色戒》这部电影也不例外，它所反映的是战争、革命、集体主义等二十世纪的关键词对人性的压抑。影片中所有人的人生都是一场悲剧。在片中易是强者，可是我们分明看到，他的心中充满恐惧，他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无法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除去他和王在一起的日子，看不出他有任何一点点的快乐，只有和王在一起时他才恢复了人性，感到了自己是“存在”的，但最终命运还是安排他亲手毁掉她心爱的人。易太太和她的牌友们似乎活得有滋有味，安心做阔太太，不管日本人如何残暴，中国老白姓过得如何水深火热，她们牌照打，舞照跳，戏照听，馆子照下。可是我们仔细寻思，她们过得就快乐吗？她们心中也同样充满恐惧，害怕自己的丈夫和自己有一天会失去性命或沦为贱民。她们难以得到丈夫的爱，她们的物质生活虽然丰富，但她们没有精神生活，就连听戏也听得心不在焉，顶多欣赏一下演员的扮相和服饰罢了。她们的幸福顶多停留在一条被圈养的宠物的层次上，也足以令人同情。影片中的邝裕民是一个纯粹的革命者，你不得不承认他的人生悲壮而美丽，但是他没有爱情，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完成学业，没有很多他这个年龄的青年应有的乐趣。
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将过去的二十世纪称做“大死亡”的世纪。据他的推算，由于战争和各种斗争而死亡的不少于一亿六千七百万人，很可能高达一亿七千五百万人，其规模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在他看来，造成这种杀戮的原因是起源于十九世纪的三个相互关联的巨大力量：(一)识字的普及，(二)工业革命和(三)城市化。这些一般公认为进步的标志使民族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现世主义沆瀣一气并经过法国革命的催化产生了日益增强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乌托邦主义、教条主义和极权主义。而这些就是造成二十世纪的“大死亡”的动因。这些现象都是最先在十八世纪发生在欧洲，经过十九世纪的酝酿，终于使公然宣告“上帝死了”的欧洲成为二十世纪的罪恶的策源地。可惜这种种罪恶并没有放过中国，反而与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弱点结合在一起，共同制造了远比欧洲大陆更为悲惨的人间惨剧。
李安导演说拍色戒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其实色戒是一个很悲情的故事，对胜利者是悲情的，对失败者也是悲情的，对国家民族来说也是悲情的。色戒以个人情感为切入点，深刻描绘了20世纪国家和个人的不幸，与那些几大战役之类的影片相比，虽然它并没有刻画血流成河的大场面，但在那些电影里，战士的死亡被拍得有如电脑游戏，人们无法深深领会到了战争与暴力给人带来的伤害。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一点点地撕毁给人看。电影中的王佳芝时刻受着心灵的煎熬，如同有一把刀在一刀刀地切割着她那原本纯洁美丽的心灵，让深深浸入剧情的观众无法不为之动情。20世纪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悲剧，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反右、文革，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无数家庭的离散，无数有情人天隔一方，无数高贵的灵魂被残害。李安导演用他的天分还原了那段历史，不仅仅是还原了爷爷住过的房子、父亲用过的桌子，而是还原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心灵，那个时代中国人心中的伤痛。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故事不多，宛若平常一首歌。情节紧凑、一气呵成的《色戒》是一首歌，但它不是美化和赞颂汉奸的赞歌，而是一首低回婉转的挽歌，是以一颗博爱的心为多灾多难的中国百姓、为爱国青年，也为冷血残暴的汉奸、为麻木不仁的汉奸太太们所作的挽歌。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在这二十一世纪的开头，希望我们能吸取教训，不再经历我们的祖辈经历过的悲剧，过上自由、真诚、美好、和谐的生活。
色·戒
你终于将这神箭
插入了我的胸膛
这是痛苦的极致
亦是快乐的巅峰
我就要死了
要死了
鲜血从我的胸膛涌出
这时我看到你脸上的微笑
我就要去了
要去了
幻化成一个天国里的精灵
每日每夜
在你的心灵深处驻足
2008年2月18日写于湖大乐山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