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因为床上戏而颇为人批评，特别是女主角的大尺度暴露。不过，我倒是觉得，这几场床上戏对我们理解这部电影实在是大有助益。如果剪了，会使这部电影变得较为苍白。这几场床戏也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反映了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的变化。第一次，是她为了任务，要勾引；第二次，仍然是出于完成任务，半推半就，但已经在投入；第三次，则反映出她的矛盾，一方面，她是情报人员，要除掉这个人，另一方面，她的情感投入得却更多了。但她仍没有忘记自己是情报人员。戏后，他让她带一封信给某人；她出来马上就找到了组织，拆开来看。她明知道，他是敌人，他很会虚情假意，但她仍然对他动了心。当她知道，他是为她作钻戒时，她动摇了。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她让他走。她出来，坐上车。这时，她从领口下翻出毒药，但她看了看，没有吞。随后，便是面对死。她的不吞，表明她已彻底放弃了情报人员的身份，想着要跟他长相守了。殊不知，他并没有改变，仍要置她于死地。在他眼里，感情是没有的；有的，只有他自己，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命。如果没有这三场戏，我们很难理解，这场美人计何以会以失败告终，何以会在最后的时刻，她放过了他。这反映的，是人性与战争的冲突和矛盾，反映的是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和矛盾，最终说明的，是在国家安危这一大背景下，个人的渺小和无奈。

她是大时代下小人物的悲哀。她自始就是一个工具。开始是国家利益的工具，她为了提供刺杀他的机会，她要先行与同仁同房，以积累她是一个有夫之妇的经验。但当她完成由处子而妇人的过渡时，他却离开了香港。她的牺牲是无意义的。后来，同仁们在上海再次找到她，她仍然是工具。她给父亲的信，被组织看后即销毁了，但她不知道。这让人不免怀疑，组织说，事成后送她到英国，是不是真的。随后，她出现在了他家，目的仍然是勾引他。她与他在上海的第一次床戏，她是被他强暴的；这又是她为国家所作的牺牲。随后的两场床戏，说明了她由工具到自我感情介入的变化。这一介入却注定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的根源，就在于她始终是一个工具。可以说，她是为了国家，牺牲了自己的肉体；为了爱情，牺牲了自己的性命。贯穿这一主线的，就是这几场床上戏。如果将这几场床上戏全予剪掉，这部电影不就变得十分单薄而苍白了吗？

如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对男主人公的刻画，通过这三场床戏，也就可以充分说明，敌人是不会手软的，即使对他心动的女人。一旦危害到他的利益，他就会置之死地而绝不怜悯。这反映的正是敌人的立场——其实，女主人公的所有底细，早已被他的秘书悉数掌握了，但他的秘书在他宠爱她时，没有汇报，更没有动手。这说明，如果他像她对待他一样，也放她一马，是完全能够做到的。但是，他没有。这不就足以说明敌人的凶残吗！

所以，这部电影，不是对抗敌志士的抹黑，不是鼓吹对敌手软。恰恰相反，通过动情的抗敌志士的结局，提醒我们，不能对敌心软。这不正说明，对敌人的怜悯，就是对自己的犯罪吗？难道非得将人刻画成机器，才是成功的吗？其实，这样的机器型人物，已经够多了，我们已经记不住了。倒是李安的处理，让我们动心，让我们记住了。

《海角七号》，我没有机会看过——据说，此戏登陆，须动刀子。据说，理由是，有歌颂日本殖民历史之嫌。其实，在殖民时期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和感情。就像有人很怀恋七十年代一样，在殖民地时期生活过的人，也难免会对自己的历史有所怀恋。这是他的历史。我们站在政治的立场，从爱国的角度，当然应该且必须批判日本的殖民活动；但是，我们却很难把每个在殖民时期生活过的个体的感受，统统抹杀。这实际是国家认同与个人感情的矛盾和冲突。在这个矛盾和冲突中，个人是无奈，是尴尬。这就像抗战胜利后，傅斯年等人恢复北大，对沦陷时期在敌伪统治下做过事的人，均予除名一样。我们既可以理解傅先生——他在抗战期间远走大西南，生活困顿，饱受战争之苦；同时，我们也应该理解那些留在沦陷区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撤走——周作人这样的大教授可能是能走而不走，但广大普通百姓，我想大多是想走而走不了吧。他们留下来，不做事，又如何生存？！当时的人，对他们有歧视，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事隔多年，我们仍然歧视他们，那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政府有绝对的力量，拒敌于国门之外，他们也可以免受这样的尴尬了。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听到对政府抗战的歌颂，对普通百姓在沦陷区生活的批评。其实，这个责任是国家的责任，不应也不能转嫁到个人的身上。

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利益，未必总是一致的。在国家利益面前，个人的感受实在是太渺小，也太无奈了。我们必须批判胡兰成当汉奸，但我们不应该指责张爱玲爱上胡兰成。这是两回事，虽然不能断然割开。

顺便说一句，《色·戒》的后两场床戏，拍得非常美。我看了，实在丝毫没有感受到猥亵或不健康。肉与肉，并不见得都不健康啊。

2010年秋

（本文摘自《不够专业》，孟彦弘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