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一八八四至一九五七），字诚之，江苏常熟人，出身于书香门第，据说通读过七遍“二十四史”。他的几部断代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史料扎实，时有新见，浅近文言与新鲜见解熔于一炉，后辈读者，无不钦佩。而《吕著中国通史》则与此不同，全书都是白话文，体例内容也令人耳目一新。

这次中华书局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下引此书只注页码）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文化史”，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到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共十八章，大体相当于今日之专门史。下编内容大体是王朝兴衰的政治通史，从第十九章《中国民族的由来》讲起，到第五十四章《革命途中的中国》结束，也就是说，从传说时代、夏商周三代、秦汉至于明清，乃至写到了抗战时期。八十多年前，它是一部面向大众的读物，今日，它已经成为经典。那么，这是一部怎样的经典呢？

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历了两个转变：第一个转变是引西学入中学，从传统经史子集的学科体系走出来，引入西方的学科体系；第二个转变则在今日，我们如何走出“拿来主义”的窠臼，重建中国本土的学科体系？第一个转变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新文化运动时代，以梁启超、王国维、胡适为代表，继之者有顾颉刚、陈寅恪、傅斯年以及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等。当然，也包括吕思勉这样的学者。

新文化运动鼓吹新思想、新观念、新文明，其进步意义当然是首要的。但是，食洋不化、数典忘祖、教条主义的情况也在所难免，以致出现了陈序经全盘西化、学术上以论带史的不良倾向。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存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重大问题。这就使得历史学面临的第二个转变成为必要，即走出照搬西学的窠臼，建立自主知识体系、学科体系以及话语体系。

但是，许多年轻的学者在重视引进西学的过程中，丢却了老一代学者的学术功底。因而，他们所进行的学术探索，有两个方面的缺陷：第一是学科专业划分很细很窄，乃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问题意识上不能够打通；第二是，旧学功底不深，传统古籍不熟悉，特别是对于基本古籍缺乏深入钻研。然而这些，恰恰是吕思勉这一代学者所擅长的。吕思勉曾经在晚清参加过乡试，也在“壬午改制”（一九〇三年设立新学堂）之后，在新式学堂和东吴大学教过书。新文化运动时他正当意气风发之年，因此，吕思勉属于这样一代学者，他们接受了新学的洗礼，又保持着浓厚的旧学传统。类似的学者有陈垣、马一浮、岑仲勉等。他们比王国维、梁启超年少十岁左右，比陈寅恪、钱穆、梁漱溟等年长十岁上下。以上这些人的旧学功底没有多少区别，可是对于新学的感知却有深浅的不同。因此，他们留下的著作，往往有一些平允之论，这就使得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了重读、再读的意义。

我们举几个书中的例子。在谈及中国历史上的政体问题时，吕先生认为，周厉王被逐，宣王未立，周、召二公，共和行政，凡十四年，“主权不属于一人，和欧洲的贵族政体，最为相像”。还说卫国、鲁国也有类似的情况。又说：“至于民主制度，则其遗迹更多了。”然后又广引《孟子》《左传》等古籍，旁及“子产不毁乡校”等故事，驳斥了“中国自古就是专制”之说（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也有相同思路），认为这个说法“抹杀史实”，但是，“也不必举此等民权遗迹等以为‘自豪’”（46—48页）。这一段关于专制与民主的讨论，体现出吕先生既熟悉旧籍，又了解新知的特点。他在肯定什么，又似乎在不以为然地否定什么。

我从这段阅读中悟出了三层意思：第一层，吕思勉反对言必称希腊的崇洋心态，他不认同欧西在制度上强于华夏。他有一种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按照钱穆的说法，就是对于中国历史有一种温暖的敬意。第二，我们不必以西人的尺度来规范中国历史，可以比较，不可以牵强附会，好像说我们曾经更民主，这种是以西人的标准来与西人比较短长，并不可取。至于第三层意思，在吕思勉那个时代，还不能认识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及应该怎样去解释它；前举他那种肯定又不肯定的语气，如谓“不可说国人政治能力不及西人”，但又说“举古代民权事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48页）。那么，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看法呢？吕思勉给我们留下了悬念和课题，从而启发我们，是时候建立中国人解释中国历史的概念和范式了。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争议问题，吕思勉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比如，论及王莽改革，吕思勉认为：“他的办法，颇能综合儒法两家，兼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规模可称阔大，思虑亦可谓周详。”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按，《孟子·离娄上》有“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王莽哪里来的执行力呢？结果就是足以滋乱而已（360—361页）。这一段叙述，不仅可见吕思勉的功底，而且可见其思想的深入。他认为，从此之后，凡是宏大远图的改革，“根本之计”都止步了，满足于解决当下的问题而已（362页）。吕思勉的看法，我觉得有道理。可以这样说，除了商鞅变法和邓小平改革属于系统的改革，其他的都是针对具体问题的改进而已。吕思勉在书中常有自己的个人观点，未必与流行看法完全一致，但是，能够有自己的看法，恰恰是一个历史家的可贵之处。

有人会说，《吕著中国通史》初版问世至今，已有约八十年，这期间，五花八门的理论或成明日黄花，不再时髦，但是，其考古成就却有目共睹。比如关于先秦历史部分，吕思勉的通史又有什么价值呢？

仔细阅读吕著原文，我们会发现，吕思勉对于古书古史十分熟稔，同时，对于新知也有了解，这两者的结合就是那一代学者独有的优势。我们知道，上古时期王位继承有兄终弟及、父子相继的不同。吕思勉说，母系社会兄终弟及，父系社会父子相继。虽然只是一种解释，但是，言简意赅，富有启发。又，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天下扰攘，士不安居，书中论及古代中国富有天下大同的理想，足以反映出中国文人的博大情怀。此外，在三十六章《论南北朝》及三十八章《论隋唐》之间，专列三十七章《论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其视野之开阔，论述之精深，足见作者对于中国历史大势的熟悉与把握。第四十五章，论及东西两大文明赖蒙古和平而相联系，至今仍有意义。

论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吕思勉提到正反合的问题。

罗马帝国的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普罗克鲁斯是一位新柏拉图主义者，他最早提出万物发展都可分为停留、前进、回复三个阶段。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吸收了普罗克鲁斯的三段式思想，提出“正”“反”“合”的历史命题。黑格尔认为，一切发展过程都可分为三个有着有机联系的阶段。其一，事物发展的起点，在原始的“同一”中就潜藏着它的对立面，即所谓“正题”；其二，这一相互矛盾的对立面经历了否定与分化，即为“反题”；其三则是回归，“正反”二者的统一，即“合题”。正题为反题所否定，反题又为合题所否定。但合题不是简单的否定，而是否定之否定或扬弃。我想在这里借用黑格尔提到的“正反合”，来谈谈吕著的意义，对中国历史认识的意义。

一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引进西学是对于传统中国学问的否定；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要在继续开放的基础上，开启中国社会科学、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实现否定之否定，即所谓“合题”，把正反两个阶段的某些特点或积极因素在新的或更高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正反合”的“合”是正题（旧学）与反题（新学）的综合，是“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在中国的传统上是达到“和”而又超越“和”（有新因素的成长）的境界。总之，旧学不除，新知不来；新知既来，不是取代旧学，也不能取代旧学，因为他山之石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因而，以新知提升旧学，以旧学融摄新学，就成为知识的升华之路。比如，中国历史的解释框架，经过西学的洗礼之后，我们发现了西学的优长，也发现了其局限性，因此，在回归传统、重建中国历史学解释框架的过程中，吕思勉这些大家的著作，作为“不中不西之学”（陈寅恪语），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是无可怀疑的。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吕著中国通史》是一部独特的经典，它面向大众，却不期而然也面向今日所有关心中国历史的读书人、文化人。读旧著，得新知：它以通俗而有个性的笔触给了我们关于中国历史的概观，又启发我们如何重建自己的历史学科知识体系，还留下了早期接触西学新知时前辈中国学者的探索足迹，值得细心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