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史学大师吕诚之(思勉)先生的课，做他的学生，已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日军进驻上海租界后光华大学停办，吕先生回常州，应聘到离城不远湖塘桥镇上的私立青云中学教书。这是一所刚开办的“地下”学校，表面上向日伪登记，骨子里是原苏州中学的几个常州籍教员弄起来的苏州中学常州分校。办学人以请到原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吕思勉教授任教为号召。我也闻风而动，转学到这所中学做了吕先生的学生。所以严格地讲，吕先生只是我的中学老师，不是大学老师。但确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的好老师，是把我真正引进学问之门的导师。
我之所以闻风而动，倒也不是徒慕大学教授系主任之虚名，而是确确实实对吕先生的学问钦佩。原来在我十四岁的时候，在已沦陷的常州的书摊上买到一本吕先生的商务印书馆版《经子解题》，引起了我研读古书的极大兴趣。先母对我说：“这本书的作者吕先生和我还沾点亲戚呢！”(先母姓程，是吕先生的母亲程老太太同族的内侄孙女)因此当青云中学开办时，我虽只是个十六岁的小青年，而且先父早去世，多年来一直和教小学为生的先母相依为命，很少离开家，这时也下定决心，离家去做心仪已久的吕先生的学生，对此先母也给我很大的支持。
我到青云中学是上高中二年级，而当时青云中学最高的班级也就是高二，办学的人因为请到吕先生，就把高二文理分科，由吕先生给我们文科班学生开设“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两门专门课程，另外班上的“国文”“本国史”也理所当然地请吕先生担任。四门课合起来每周有十二小时，吕先生给我们整整讲了一学年。后来才知道在大学里也很难有机会听名教授讲那么多钟点。
因为是高二，“本国史”从元代讲起，基本上是像他所著商务1924年版《本国史》(新学制高中教科书)那样的讲法。这本书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前些日子看到汤志钧同志所写的《现代中国史学家·吕思勉》，附有“吕思勉先生主要著作”，其中就没有提到这本《本国史》，也许认为这只是教材而非著作吧？其实此书从远古讲到民国，只用了十二万字左右篇幅，而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典章制度各个方面无不顾及，在取舍详略之中，体现出吕先生的史学史识，实是吕先生早期精心之作。有些青年人对我讲，现在流行的通史议论太多，史实太少，而且头绪不清，实在难读难记。我想吕先生这本要言不烦的《本国史》是否可给现在编写通史、讲义的同志们一点启发。
在讲授上，吕先生也有其独特的风格。他当时已是五十八岁的老先生，但课堂里从不设坐椅，老是站着先在黑板上写一段，然后从容不迫地边踱方步边讲说。他没有叫我们买教科书，也没有专门印发讲义，但把吕先生每次写在黑板上的抄下来就是一部好讲义。而且文字不长，要言不烦，抄起来也不吃力。他讲说也同样言词清晰，语气和平，而内容处处引人入胜，笔记起来也很少力。所以我感到听吕先生的课简直是一种学问上的享受。附带说一下，吕先生在黑板上写的是文言文，这种文言文既不像章太炎那么古奥艰深，又不像梁任公那么多水分，而是简雅洁净，这对有志文史之学的青年人学习文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典范。
“国学概论”“中国文化史”这两门课程，今天不仅中学生，恐怕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不很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其实，“国学概论”者，即“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谓，这比现时的“中国哲学史”的范围似乎还要宽广一些。“中国文化史”则包括社会等级、级济情况、生活习惯、政治制度，以至学术宗教等各个方面，而作综合的历史的讲述。在此以前，吕先生写过一部《中国通史》，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其上册就是文化史，这次给我们讲的“中国文化史”“国学概论”的基本内容都已见于这本上册里。这本上册是第一部真正的“中国文化史”，前此日本人高桑驹吉也写过一本《中国文化史》，但实际上和《中国通史》差不了好多。最近胡乔木同志谈到要编写“中国文化史”，我建议编写者把吕先生这册旧著找出来读一读，将会得到好处。
在这里我想着重讲一些吕先生教我们“国文”课的情况。因为一般人只知道吕先生是史学家，不知道吕先生还是一位对中国古典文学以及文学史深有研究的学者。可惜吕先生在这方面的见解除在《宋代文学》这本小册子(1931年商务版)里披露过一些外，从未写成专书，不为人所知，因此作为当年的老学生有义务在这里向大家介绍。
我记得上第一堂“国文”课，吕先生就宣布用《古文观止》作教本。我当时听了大吃一惊。《古文观止》我在十三四岁时就选读过，不久买到姚鼐的《古文辞类纂》，又有了点文学史的知识，早薄《古文观止》为村塾陋籍。何以吕先生这位大学者忽然要用这种陋籍作教本呢？可是接着吕先生就作解释了，吕先生说：所以用这部书，正是因为它选得坏。坏在哪里呢？吕先生从“古文”这个名词来申说，吕先生说：所谓“古文”是和骈体文相对而言的，可是这部《古文观止》里却选了六朝隋唐的若干骈体文，如《北山移文》《为徐敬业讨武曌檄》《滕王阁序》之类，说明编选者根本不知“古文”为何物！既然选得如此乱七八糟，为什么还要用作教本呢？吕先生说：正因为它选得杂乱，各种文章都好坏有一点，作为教本让大家多了解些东西还是有好处。当然，通行易得也是用它的一个理由。
《古文观止》虽是陋籍，其中所选的文章还应该是好的，这是我过去的认识。但吕先生不这么看，他指出：《古文观止》这部书是为科举时代学做八股文的人诵读的，做八股文要从没有话可说处硬找话说，因此《古文观止》所选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说空话发空论的文章。吕先生在选讲唐宋八家的文章时还不止一次地说：八家是能写好文章的，但选在这里的往往不是好文章，主要原因就是此书专要选空议论文章。再有个原因，就是此书要选短文章，有些好文章篇幅长，就不予入选。吕先生还举《史记》为例，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有许多好文章的，但因为长，所以此书不予入选，尽选些短而空的文章。
吕先生所讲授的文章不一定是他认为好的，不好的也讲，讲它不好在哪里。我记得最清楚的，一篇是王禹偁的《黄冈竹楼记》，吕先生说它不好，不好在哪里，在不纯，开头写古文，中间来几段骈文，最后又是古文，不纯就不美。再一篇是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更是一篇万口传诵的大文章，可是吕先生认为也写得很不好，一上来说的“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和下面所讲的孟子“浩然之气”根本是两回事，不应硬扯到一起，最后的七言歌辞又不古，古文中不宜有此。
吕先生当时所讲的四门课我都作了详细的笔记，写在黑板上的当然一字不漏地抄下来，口述的也尽量记下来，外加( )号以与板书区别。其中尤以“国文”课的笔记更详细。吕先生逝世后，在1961年我曾把它整理写成清本，可惜被友人借阅，不在手边，所以上面所述多凭记忆，不尽原话。但意思是不会有出入的，因为吕先生当年讲课的精彩之处实在给我印象太深，虽事过四十年犹有历历如昨之感。不仅“国文课，其他几门课也无不如此，譬如“国学概论”的佛学部分，本来是最难讲、最不好懂的，何况听课者还是毫无哲学常识的高中生，可是他不慌不忙，只用三小时左右就把佛教大小乘的基本教义、中国佛教主要派别法相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在理论上的异同得失讲得清清楚楚，使人听起来很有味，一点不难懂。这不是凭口才，而是真正有批判地研读各宗重要经、论后才能做得到。我很惭愧，《大藏经》虽摸过，经、论可迄未从头到尾读过一种，现在有时能对付着讲几句，还是靠当年吕先生讲授之赐。
同时开讲四门功课应说是很繁重的，可吕先生从未因此停止撰写“断代的中国通史”的工作。吕先生在早年撰写过一部在当时影响极大的通史——《白话本国史》(1922年商务版，4册)，但他后来认为只是“粗浅的东西”，计划撰写一部详尽的断代的中国通史，分成《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六部，全部完成至少有四五百万字。《先秦史》已在1941年由开明出版。《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后来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由开明出版，承吕先生各送我一部。《隋唐五代史》在解放后1959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已是吕先生身后的事，可惜出版者出于今天看来不必要的顾虑，把前言删去不印，全赖吕先生的女儿翼仁同志把被删的这部分打印出来，分赠知好，才不致失传。我现在手头还保存一份，将来如重印，建议能补进去。而且希望《先秦史》等三部也赶快重印，台湾省的开明书店早已重印了，我们实在没有理由不印。至于宋以后的两部，吕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没有精力完成，改用札记的方式把研究成果写出来。吕先生是一向重视写札记的，抗战前吕先生的部分札记就曾以《燕石札记》的名称在1937年由商务出版，晚年大量的札记除1957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印了一册《燕石续札》外，绝大部分还未问世，听说现在已有出版的希望，这是大好事。
我当吕先生的学生时，吕先生正在写《两晋南北朝史》，住在离中学不远的一家居民楼上，单身一间房，很清静。我课余去看他，看到他写作的实况：桌上是几堆线装《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南齐书》《南史》之类，吕先生一边逐卷看，一边摘抄用得着的史料。吕先生是书法家，写字的结构有点像颜书《多宝塔碑》，但比《多宝塔》更刚劲挺拔。摘抄的史料一笔不苟地写在自印方格稿纸上，既清晰又好看，体现出前辈学者谨严的治学风度。摘抄的史料分好类，加以排比，连贯成文。这正式的文稿我也看到，字的清晰不必再说，连文句都极少改动，最后就付印出书。以《两晋南北朝史》而言，全文一百多万字，连抄史料恐怕至少手写了二百万字以上，还不算过去读书和行文思考的功夫。我想，一个人能以毕生之力写出百万字的巨著，也就不容易了，而吕先生除《两晋南北朝史》外还前有《先秦》《秦汉》，后有《隋唐五代》，还有其他十多种著作。古人说“著作等身”，如果把吕先生的全部著作像古人那样统统刻成木板书，堆起来恐怕几个“等身”还不止吧！
这几部“史”现在大图书馆里总还有，我常劝有志研究我国历史的青年认真读一读。以我的浅学，当然很难对这几部巨著作出全面的确如其分的评价，我只想谈两点。一点，这几部巨著都分上下册(只有《先秦》合一厚册)，上册政治史我认为是一部新的《通鉴纪事本末》，下册文化部分我认为是一部新的《文献通考》。新于《文献通考》者，《通考》只引用纪传体史的志和《通典》等现成的典章制度史料，而吕先生的书则除这些史料外，更多地引用了散见于列传中的大量有关史料。这个工作前人也做，如宋人的《两汉会要》、清人的《三国会要》《明会要》，近人杨树达先生也曾沿此方法撰写过一册《汉代婚丧礼俗考》，但都比较片段，远不如吕先生这几部巨著之规模大而探索深。新于《通鉴纪事本末》者，《纪事本末》只本《通鉴》剪裁，这几部巨著则以纪传体史为主，兼取《通鉴》，考核异同，寻求真相，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提出精辟的看法，绝不囿于陈说，这非司马光等旧史家之所能及(我现在研究唐代政治史，在方法上很大成分还是受吕先生这几部书以及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启发)。再有一点，对史学稍有修养的人都知道，写单篇论文容易见精彩，写通史、断代史则很难写好。这是因为论文总挑自己有研究的东西来写，没研究过的可以回避不写，而通史、断代史必须面面俱到，不管有没有研究都得写，遇到没研究过的就只好敷衍抄袭，自然精彩不起来。吕先生这几部书则不然，几乎每个问题每一小点都下过功夫钻研，所以写出来的可说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是自己的东西。如果把这几部书拆散改写成单篇论文，恐怕要数以千计。谁能一生写出这么多的论文呢？单就这点就足见吕先生之不易企及了。
吕先生所用的《二十四史》也值得谈几句。倒不是版本好，版本实在太普通，是当时比较价廉易得的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有光纸印线装小本。但打开来一看，实在使我吃了一惊，原来全部从头到尾都动过笔。过去学者动笔点校书虽是常事，能点校整部《二十四史》的便不多，即使有，也无非是用朱笔断句，或对好的文句加圈点。可吕先生这部《二十四史》不一样，是用红笔加了各种符号，人名加[]，有用的重要史料圈句，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后来我读《二十四史》里的《三国志》，借了吕先生的校本想过录一部，可是由于怕下苦功，过了两个月还是一笔未下，把原书还给了吕先生。吕先生的断代式中国通史所以写得如此快，几年就是一大部，其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他对《二十四史》下了如此扎实的基本功。吕先生究竟对《二十四史》通读过几遍，有人说三遍，我又听人说是七遍，当年不便当面问吕先生，不知翼仁同志是否清楚。但我曾试算过一笔账：写断代史时看一遍，之前朱笔校读算一遍，而能如此作校读事先只看一遍恐怕还不可能，则至少应有四遍或四遍以上。这种硬功夫即使毕生致力读古籍的乾嘉学者中恐怕也是少见的。
说到这里，可以顺便讲讲吕先生的藏书。书都藏在常州十子街吕先生的私宅里，是祖上留下的几进老式平房，书放满一、两间，满满几十只书箱。这种书箱是吕先生请木工定做的，不太大，木门不镶玻璃，可上可卸，可随房屋高低宽窄堆叠成各种不同的形式，万一搬动也不用把书倒出来，比现在通行的书橱、书架似乎还合用些。箱里的书不仅有线装书，还有大量的平装新书，是商务、中华等的出版物，除历史外，政治、经济、哲学各个领域的新书无不应有尽有。我曾问吕先生借过几本冯承钧所译的史地考证小册子，发现每一本吕先生都看过，而且对他认为有用的史料或好的见解像《二十四史》一样用红笔圈句。线装书，没有什么旧刻旧抄、善本秘笈，而只是通行常用的刻本或石印、排印本，但都认真看过，不像有许多人的藏书只是随便翻翻，甚至买回来往书架上一放永远不翻看。至于善本书，吕先先也有他的看法。我当时曾问过他商务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好不好(都是影印宋，元、明旧本善本)？吕先生说：有的也不见得好，有个朋友曾用宋本《晋书》和殿本对过，发现宋本反而比殿本错得厉害。但吕先生又说：张菊生(元济)先生把百衲本中长于殿本的重要异文写成一部《校史随笔》，很可以看。可见吕先生并没有否认旧本的长处，只是不以为“凡宋刻必好”，没有某些藏书家“佞宋”之癖。
吕先生记闻之博还可举例子。有一天，翼仁同志问他：爸爸，元代的“知院”是什么？这是个不常用专门名词，吕先生可不慌不忙地马上回答：“知院”就是知枢密院(枢密院是主管军事的机构)。我当时在旁边听到，后来翻过《元史·职官志》，果然如此。可是差不多同时，就有一位颇为知名的史学家在所写的作品里把“知院”臆解成和尚，又不肯去查《元史》。我认为人之高下正可从这种看似细微的地方分辨出来。吕先生尽管博学，但从不想当然，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我当时读黄仲则的《两当轩诗》，有一首咏归燕的七古，典故很多，有几处不知道出处本事，问吕先生，吕先生解释了几处，但对“神女钗归锦盒空”一句也不清楚，就很和平地对我说：这是什么典故我也想不起了。这种平易朴实的态度使我很感动。我以后也当了老师，当学生问起我不懂的问题时，我就学吕先生，老老实实对学生说：我也不懂。或者说：我记不得了，可以查查什么书。学问如大海，而人的生命精力有局限，即使自己专攻的学问里也必然有许多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要留待下一代来继续解决。硬把自己假装成无所不知，适说明其浅薄无知。
吕先生对不同学派的人是很尊重的，只要人家确有真才实学。如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古史辨》，很明显和吕先生是不同的学派，但顾先生的高足童丕绳(书业)先生抗战初到上海，认识了吕先生，马上被吕先生请到光华大学历史系任教。童先生当时继续顾先生的工作编集《古史辨》第七册，又得到吕先生很大帮助，不仅帮童先生看文章、看校样，还允童先生之请把自己的古史论文编进去，答应和童先生共同署名作为第七册的编著者。我过去也久知《古史辨》之名，但总认为是史学的旁门左道，从不一看其书。这时问起吕先生，才知道吕先生和童先生合编第七册之事，从而对《古史辨》重视起来，托友人从上海买了寄来细读。这年冬天听说童先生有事路过常州，就请人介绍引见，以后成为童先生的学生、女婿。又因童先生的介绍成为顾先生的学生。使我由此在先秦古史上打了点基础，并且懂得如何用《古史辨》的考订方法去研究后代的历史。这些事溯其源，还应该归功于吕先生的不党同伐异啊！
听童先生说顾先生写信给吕先生都自称后学，但他们和吕先生毕竟只是朋友，没有师生关系，而吕先生即使对自己真正的学生也是虚怀若谷。现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权威唐长孺先生当年曾听过吕先生的课，是吕先生的学生，1948年在《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唐代军事制度之演变》的论文，寄给吕先生，吕先生认为讲得好，在撰写《隋唐五代史》的兵制部分时就把这篇论文的要点全部引用进去，并且说明是“近人唐君长孺”的看法，说“府兵之废，…近人唐君长孺言之最审”。老师对学生的学术成就如此推重，真值得我们今天身为老师者学习。
多年来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老是批知识分子的名利思想，其实有些知识分子专心致志于学问，名利思想实在不多。我在吕先生身上就从未发现过有什么求名逐利的东西。在抗战前，吕先生早已是一位在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了，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论理当时北大文科是全国头块牌子，而吕先生所在的光华大学则是排不上号的私立学校。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为了帮助老朋友办好学校，甘愿放弃北大的优厚条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吕先生的修养也真好，从未见他有过疾言厉色的时候。有一次我到十子街老宅去看他，他留我便饭，他家的黄猫爬上桌子，把他筷子上的菜打下来就吃，他也不生气，更未叱责，笑笑就算了，对猫如此，对人可知。学问如此大了，当年的老朋友(学问成就远不如吕先生甚至并无学问的)还是老朋友，那天一起吃饭就有他的几位同乡老友，大家谈笑风生，在他身上丝毫看不到有所谓教授学者的气派。当然，吕先生待人也不是无原则的，他也讲到坏人，但只是心平气和地说某人如何不成话，说过就算，从不骂。
我正式听吕先生的课只有这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一年功夫。1943年暑假后吕先生没有再来青云中学，在十子街老宅埋头撰作，由开明书店支送稿费以维持生活。这时期我还常去看他，向他借书。《太平广记》这一大部集自古至唐五代小说大成的古籍我久知其名，多年无法看到，就是这时候向吕先生借来看了几遍。我后来撰写明器论文所用的史料就大部分从这部书上看来的，以后把兴趣转到研究唐史这部书也起了一定的诱导作用(这部书里唐人小说居多)。抗战胜利，光华大学在上海复校，吕先生回校主持历史系。我本想跟着进光华，只因光华私立学费太贵，考进了不要学费的国立复旦大学。复旦在江湾，离在虹口的光华不算太远，还有校车可坐，所以每学期总去光华几次看看吕先生。当时我已开始写学术性文章，最早一篇是《春秋末吴都江北越都江南考补》，补童丕绳先生原考之不足，写成后请吕先生审阅，吕先生还很诚恳地给原稿亲手加上一段“吴城邗”即为迁都江北的论证：“汉初以前，长江下流之都会，实惟吴与广陵(即今之扬州)。秦会稽郡治吴，而汉初吴王濞还都广陵，盖王负刍既虏之后，楚尚据江南以拒秦者一年，故秦为深入其阻起见，置郡于江南吴之故都，汉初江南业已宴然，取与北方声势相接，故王濞又却居江北吴之新都耶？此虽然推测之辞，然王濞之建都，必不能于荒凉偏僻之地，广陵若前无所因，必不能于汉初救死扶伤不给之际，建成都邑，则理无可疑。以此推之，亦足见城邗之即为建立新邑耳。”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当时的《益世报》“史学”副刊和《文史杂志》六卷三期上，明眼人一看就会知道这般老练的文字和精卓的见解不可能出于大学一年级生的手笔。
解放后，我将毕业前还经吕先生介绍到光华附中代过几个月历史课，以解决点经济上的困难。以后，组织分配我做政治工作，工作忙，和吕先生就更少见面的机会。五六年我到西安工作，第二年吕先生就以老病逝世，享年七十四岁。千里迢迢，我也无从到他灵前去哭别。
现在，我也是五十好几的人，已接近当年吕先生给我们讲课时的年龄了，也勉强在大学里带着几位唐史专业研究生。可是扪心自问，在学问上固不当吕先生的万一，在为人处世上也深感吕先生之不易企及。吕先生当年曾为我写过一副对联：“夙夜强学以待问，疏通知远而不诬。”因为联上写明是“录梁任公语”，多年来慑于极“左”的压力，一直深藏箱箧。现在想应该张之于壁，以促使我时常考虑怎样真正做到这两句话，真正不负吕先生当初对我的勖勉。
[附录]《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二期上刊登了汤志钧同志所写《现代中国史学家·吕思勉》。大概是限于体例，只作了辞书式的简要记述，而在个别记述上也还不免有差错。如说“除‘一·二八’后一度到安徽大学任教外，在家闭户著作，恃开明书店稿费自给。直到抗战胜利，重返光华”。其实回常州老宅闭户著作是“一·二八”即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光华停办后的事情，而且其间还在青云中学以及性质相同的辅华中学教过一年书。到安徽大学是在“一·二八”后，但只去了三个月又回光华任教。我这篇文章当然比汤文更不全面，但因为是回忆旧事，可以写得比较具体，也许多少能够表达一点吕先生的治学精神和人格。表达得不够或其他失当之处，尚请吕翼仁同志批评指正。
(原载《学林漫录》第四集，中华书局，198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