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见到过吕先生。我刚入学的第二个月，先生便溘然病逝。长久以来，在我的头脑中，吕诚之先生是一位史学界的传奇人物。因为，听说他曾将二十四史读了三遍（据先生1941年自述，前四史读过四遍，《明史》二遍，其余为三遍。可见毕其一生，不止三遍之数）。说起来实在不敬，种种缘故，我真正对先生有点认识，还是近几年的事。古哲说“金玉满堂，莫之能守”，至今思来真是悔愧交加。“大雁已经飞过，天空不留痕迹”，对个人固然是一种难得的生命超越；对后人，特别是像我这样，作为华东师大他的专业后辈，却是不可宽恕的过失。今天，我们纪念他，研究他，庶几可告慰先生于泉下。
入至近世，编著新式通史，吕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先驱者和开拓者，业绩也最为丰厚。他不仅留下了两部通史，四部断代史实际也是先生计划中的大通史工程的一部分，惜乎天不假年，未能如愿，遂成学术史上永久遗憾。先生自云，他是以“理乱兴亡”和“典章制度”两个板块构成他通史的大框架。两者相较，我觉得，先生在“典章制度”方面所留给我们的财富最堪珍贵。数十年来，真不知出版了多少部通史，不少如烟云飘过，就是一些颇负盛名的通史，在这方面也莫之能比，几乎可说至今尚无有超越者。这种成就得之非易，五十年遍读正史与十通，持之以恒，融会贯通，方可有如此系统而圆熟的心得。先生的功力、学识固然令后人仰之弥高。在我看来，有些已几乎不可企及，例如，将来还有谁会将二十四史读过数遍？但是，我认为，先生治学的精神将是值得我们后辈永远记取的。
顾颉刚先生对《白话本国史》所作的评论最为精当：“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通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此话已过去半个多世纪，读来仍震撼人心。通史编而不著，时至今日，仍屡有所见，其病根即在“缺乏见解”四个字上。
然而，要真有见解，又谈何容易？先生将他1933年的日记题名为《平监记》。这源自元代学者詹体仁的“尽心平心而已”。先生说：“予谓遇事弗克尽心，皆其心不能平，故平字已摄尽字之义也。”做学问心要平，心平则才能尽心。先生说的这层意思，很值得我们后学者琢磨。
明史界的朋友闲谈时就感慨过，现今搞明史的，有几人将《明实录》系统读过一通？更不用说难以数计的文集、逸史。多数都是应用时才去翻阅，“活学活用”。我自己就是这样。为什么不能像前辈那样尽心？我自己知道，就是因为不能“平心”。吕诚之先生有一段话说到骨子里去了：“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则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为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是一种利；所以简言之，还只一个利字。不诚无物：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得瓜；自利，从来未闻成为一种学问。志在自利，就是志于非学，志于非学，而要成为学者，岂非种瓜而欲得豆，种豆而欲得瓜？不诚安得有物？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 [1] 史学界吃过“风派”的苦，大家都很厌恶。然而，“风派”亦随时代而进，适应时代的需要，形异而实似。其间天地之别就在“心平”与“心不平”几个字上。心安方能理得。心平方可心安，方可入“意诚”的境界，即笃于真理的探索与追求，不为世俗的种种欲求所拘縻，独立思考，有自己学术上的执着。浮躁即缘于心不平。私欲太过，坠入世俗之孽障而不能自拔，举止言行自然必难不浮躁、不入俗。例如先生说自己一生思想有三次变化，第三次就是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与有些人不同，他的通史中就没有说中国有“奴隶制社会”；他不是不知道，别人就努力地去迎合过，而他因为与自己研究所得的不符合，也就不肯苟且，不说违心的话。这就是心平的缘故。先生说过他素不喜欢结交“名流之士”，但对真有学问的人很是心仪。他做人也是如此平实。
先生很不满“浮谈无根”的学风。他在1944年《论疑古考古释古》一文中说：“语曰：理事不违何也？曰：即事而求其所以然，是之谓理，事之外无理也……今之人往往通识未之具也，必不可不读之书，读之未尝遍也，而挟急功近名之心，汲汲于立说，说既立矣，则沾沾尔自喜。”专门家常看不起编通史、教通史的。其中有许多缘由，这里不必细说，所以也不能全怪别人有成见。但话还得说回来，真编好、讲好一部通史又是很难很难的。先生屡屡感叹“通人之难得”“读书之人百，通者无一焉”，可见“通”是一种高度。钱穆先生把中国近世史学分述为三派，批评“革新派”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 [2] 。钱先生其实是很看重历史的“系统知识”的，这在他把历史材料与历史知识相区分上就可以体会到，关键是系统的“历史知识”从何而得。这就离不开对史料的系统占有和精心梳理。我觉得吕诚之先生在这方面是一个典范。厚积才能薄发，“必不可不读之书读之遍”，就是这种高度必经的阶梯。我最近反省自己，一度鼓吹“历史都是每个人心中的历史”甚力。在特定的意义上，这话并不错，问题是由此而轻忽史料的积累，不顾“即事而求理”这一基本道理，就把经念歪了。先立论，论点加举例，此种学风，在学生中有，学术界亦有，且有渐成风气之忧。鉴于此，我觉得在我所教的范围内，误人子弟匪浅，故近期在课堂上屡作检讨。例如，我们对专制主义之根深蒂固痛心疾首，由此很容易追根溯源到远古三代，好像我们这个民族就是秉承这种先天的“遗传基因”而降生的。吕先生在《吕著中国通史·政体》一章中用了不少篇幅论证“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中国）古书上，亦未尝无相类的制度”，并说“原始的制度，总是民主的。到后来，各方面的利害冲突既深，政治的性质亦益复杂，才变为少数人专断……有人说，中国自古就是专制，国人的政治能力，实在不及西人，固然抹杀史实。有人举此等民权遗迹以自豪，也是可以不必的”。近几年读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贤的论著，似乎多有与先生互相契合者。当然这一问题还可以研究，但我总感到，前贤的论断是来自他们对中国历史的通感，值得后学者深思。撇开远古三代不说，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的源头在哪里？“君不君，臣不臣”，不就蕴含着后来在中国历史上一再重演的，士大夫对君主行为不合“规范”的批评传统？这传统的根又在哪里？即使到了君主独裁的明代，也还不时有人敢于直谏、死谏君主的过失，就是像嘉靖、万历这样不成体统的皇帝，也不敢贸然冒犯这种传统，大多靠“知道了”一类捣糨糊混过。可见，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也不是光“专制”二字即能了然的。没有系统的历史通感，便不容易看懂中国历史的曲曲折折，常犯简单化的毛病。多年通史教下来，我深感讲清民族历史的个性、复杂性是最难的，但它又是历史学探索最有魅力的地方。
我过去读吕先生的书，往往是把它看作有用的“卡片箱”，没有真正读进去。长期以来，一直误以为先生是一个搞纯学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读了李永圻先生的《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才发现大错。先生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的命运和前途的关切是很深的，他实际上是一个感情非常热烈而见解又十分通达的现代学者，能广纳各种新学说，圆融自如，不离本旨。当我读到他的《蔡孑民论》，真是肃然起敬，谨录此以结束本文：
学术为国家社会兴盛的根原，此亦众所共知，无待更行申说，然要研究学术，却宜置致用于度外，而专一求其精深……当国家社会遭遇大变局之时，即系人们当潜心于学术之际。因为变局的来临，非由向来应付的错误；即因环境急变，旧法在昔日虽足资应付，在目前则不复足用。此际若再粗心浮气，冥行擿涂，往往可以招致大祸。昔人于此，观念虽未精莹，亦未尝毫无感觉。所以时局愈艰难，人们所研究的问题，反愈接近于根本……中国近代，需要纯科学甚亟，中国近代学者的精神，其去纯科学反愈远。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看似无关实际，其实此为整个民族趋向转变的一个大关键。
原载《东方文化》1998年第5期。
注释
[1] 吕思勉：《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梁任公》，见《吕思勉自述》，349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
[2]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