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类学家根据考古化石资料告诉我们，人类祖先来自非洲。他们说，现代人类的先祖在能人和匠人阶段，分别在200万—180万年前、84万—42万年前、8万—7万年前走出非洲（考古纪年相差颇大），进入亚欧陆地。中国古人类学者提出了“连续进化兼及杂交”的学说，认为数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就是今日中国人的直系祖先，这是主线；北京人后裔与其他族群杂交，这是次类。可以说，人类文明与进化，在摇篮时代就表现为彼此之间既坚持自我又相互交往的历史过程。
亚欧古老文明逐渐孕育成长
蒙昧时代（旧石器时代）茹毛饮血，野蛮时代（新石器时代）各逞快意，人类进入文明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之后，他们的迁徙能力也得到很大提升。最典型的就是印欧人（19世纪文献一般称之为雅利安人）在发明和熟练使用“兵车”（驯服后的马拉的轮式车）之后，从狩猎变为游牧，促成了他们一千多年的大迁徙。这种迁徙浪潮从印度河流域波及不列颠岛，整个欧亚大陆西部乃至地中海南岸的北非都因而进入使用铜器和铁器的文明时代。由此，塑造了吠陀文明、波斯文明、安纳托利亚文明、古希腊文明、古意大利文明、古日耳曼文明、古凯尔特文明、斯拉夫文明。至于欧亚大陆东部，商周时期在中国西北游牧的斯基泰人、秦汉时期在河西走廊栖息的大月氏人，也是由印欧人组成的移民部落。
与此同时，古老的华夏文明也按照自己的独特轨迹逐渐孕育成长。可以说，欧洲文明从源头上讲是迁徙移植的文明，中华文明是土著的文明。我们这里所说的历史时期的“中”，总体而言，是以中原地区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朝代）的统治区域为主要范围。欧亚大陆西部和北非，围绕着地中海（北面是欧洲、南部是非洲、东部黎凡特地区则是西部亚洲，由这里经过兴都库什山无数宽敞的山口，通向印度河上的南亚平原）构成了一个天然的文明交流平台，它们从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而言的西部世界。近代以前规模最为宏大的全球化，其载体正是中国与西部世界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
古代中国与西部文明的交往，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大体说来，张骞之前为早期中西交往；张骞到郑和主要为中国同中亚、南亚、西亚各国的交往；明朝中后期到18世纪，主要是中国与“泰西”即欧洲国家的交往。
早期交往：张骞之前
五帝三王时期，尤其是商周之前，历史真相云山雾罩，为传说与考古时代。河南省安阳殷墟的青铜器和车马坑、四川省三星堆遗址带有西亚特征的文物，都反映了早期中西交流的历史遗存。东周列国时代，秦国、赵国、燕国这几个在边地修筑长城的国家，充当了中西接触的主角。秦穆公开拓西部边界，号称“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为汉武帝后来开通河西走廊打下了坚实基础。赵国越过长城，经由草原之路交通西域，成为西域奢侈品（《史记·赵世家》所谓代马、胡犬、昆山之玉）的集散地。燕国面对的虽然主要是山戎（匈奴的一支）、东胡，但也通过草原之路与西域互相影响。
1983年，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源县境内巩乃斯河畔发现了一批青铜器，时代定在战国秦汉间（前5—前3世纪），即张骞通西域之前。其中有一尊青铜武士像，头戴希腊式头盔，帽顶像鸡冠一样高耸，屈身下蹲，右腿跪地，左腿曲蹲，左脚尖触地。眼睛凝视远方，双手中空，左手置于膝上，右手置于腿部，原来手中应该握有弓箭或者刀矛之类武器。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战神。可见，虽然没有官方的行动（当然也不会有官方记载），但是考古学向我们揭示了早期东西方交往的秘密。
中古交往：汉唐之后
从张骞到郑和，从陆路到海洋，是典型的官方开拓活动。这些官方和民间的政治、外交、经贸往来，涉及制度、文化、物质、精神等诸多层面的交流与碰撞。往事数千年，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从不同的视野出发，会观察到不同的历史特点。
张骞通西域之后的汉唐中西关系史，推动了中国与西域国家的人员（使节和商人）往来、物产（动植物品种）交流、思想传播。甘肃省敦煌悬泉简里所见具有请柬性质的简中有“小浮屠里”字样，年代在两汉之际，透露并印证了佛教在两汉之际入华的记载。但是，佛教和三夷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与接受，不仅因为西域胡商、胡僧在东西方之间长袖善舞，而且因为西域宗教文明的接受找到了汉唐间政治分裂的空隙。虞弘、史君、安伽墓里的西域艺术与宗教元素，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唐与西域方面的交流是对北朝时期中西交流的进一步提升和扩展。入华粟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地融化于华夏。8世纪末，唐朝派出官方使节杨良瑶出使大食（阿拉伯国家），填补了汉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官方往来的一段空白。20世纪末，在印尼海域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商船“黑石”号，装载着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出水的文物既包括内地各种瓷器（包括3件完好无损的唐代青花瓷盘），也包括金银器和铜镜。其中一件长沙窑瓷碗上的铭文为唐代宝历二年（826），透露了文物的年代。
汉唐间丝绸之路的交往，以丝绸为主，以陆路为主；宋明间的丝路交往以瓷器为主，以海路为主，此为大要。但是，这一时期另有两个显著成就：一是西辽在中亚地区立国，扩大了中原文化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以致Cathay（契丹）成为西方对于中国的指称；二是陶瓷制造以及指南针、印刷术、火药技术向西部世界传播，引发了世界级别的革命。与同一时期欧亚大陆西部的十字军东征（11—13世纪）相比，宋代中原和沿海地区的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和其他宗教之间和平共处，尤其彰显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性。《马可·波罗游记》报告了东方见闻，其记载成为激励哥伦布、达·伽马大航海的动力之一。
近代早期：与泰西的交往
从万历到乾隆，即晚明至清前期，相当于从1500年代至1800年代，正是西方对外扩张的早期300年，被称为近代早期。就地区而言，这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的交通往来依然频繁，但最具影响力的是中国与欧洲的交往。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关系上是主权独立的，与19世纪中叶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在经济上，中西仍然进行大体自愿的贸易往来。虽然当时中国在经济和科学领域已经逐渐落伍，但西方文明的东渐和中国文化的西传仍保持着大体互惠平等的格局。
16—18世纪，承担中西文化交流使命的主要是耶稣会士，他们既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基督教的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看法。耶稣会士所塑造的整体中国形象，成为这一时期欧洲人认识中国的起点，是欧洲人勾画自己心目中“中国”的基础。
率先入华传教的利玛窦，不仅传播了西方知识，而且试图把《论语》等中国经典介绍给欧洲。他与中国士大夫广结善缘，与明朝科学家、政治家、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天主教名保禄）合作翻译欧洲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这是西方科学名著首次被译为中文。其后，徐光启与耶稣会士熊三拔合作翻译了《泰西水法》等著作。徐光启的农学名著《农政全书》传承了中国古老农业科技知识的精华，也吸收了一部分西洋科学知识。
在明朝钦天监任职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将当年配合徐光启、李天经编纂的《崇祯历书》献给入主北京的清朝皇帝，受到重用。康熙时期，西方传教士络绎入华，康熙甚至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写信，希望能派遣更多传教士来华，传播西学知识。康熙更是身体力行，学习天文仪器制作，学习对数函数、几何代数等知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收藏了一份康熙的学习草稿，装在标有“圣祖算草”字样的封套内。他还成立了“蒙养斋算学馆”，专门给皇家子弟教授科学知识。遗憾的是，罗马教皇派遣使节不断干涉中国信教者对自身文化习惯的坚持，抛弃了利玛窦当年的适应性政策，引起所谓“礼仪之争”，从而葬送了中西交流的热络局面。当然，也由于后来的清朝统治者不能睁眼看世界工业革命的大变局，从而失去了东西交往的宝贵机遇。但是，总体而言，16—18世纪中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都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如今，21世纪已走过将近四分之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强交流借鉴，求同存异，合作应对错综复杂的挑战，尤其重要。在这里，历史将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张国刚（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