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面前摆着的是《万绳楠全集》10卷（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这是万先生的及门弟子们编纂的。万绳楠（1923—1996）老师是我在安徽师大亲炙教泽的恩师，也是我现在工作的清华大学历史系的优秀校友。受邀参加母校举办的万绳楠老师百年诞辰纪念会，我义不容辞，也感到很荣幸。

我上学时的万老师

万绳楠老师是我在安徽师大学习期间走得很近的老师。师生之间多有过从，但是交往如水，没有杂质。

我是1976年11月至1979年7月在师大历史系学习的。万老师那个时候50多岁。那是一个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时代。我们先上近现代史（“文革”批儒评法搞乱了古代史），最后一年才上中国古代史。记得先秦史老师是夏子贤老师，秦汉魏晋南北朝是万老师，唐宋元史是杨国宜老师，明清史是王光宇老师，张海鹏老师做过明史专题讲座。古代汉语是叶孟明老师。中国古代史教材是南开大学历史系编写的浅黄皮本《中国古代史》。

万老师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是在三年级上半年学习的。但是，在这以前，万老师的博学，已经闻知。他上课只拿粉笔，没有讲稿，说话面带微笑，口若悬河。个头不高，但劲头十足。他那句带江西浓重口音的“汝颍多奇士”，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记得有一天下午，万老师应邀“跨界”给我们讲了一次《唐代的诗歌》的课。大家都听得很过瘾。

上学期间，我与万老师是有师生过从的，去过几次老师家里。当然是谈的学习，偶尔谈谈他的往事。内容都不记得了。只记得1979年7月离校前，最后一次去向老师辞行。当时，我已经考上南开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研究生，是杨国宜老师从杨志玖老师那里得到回信。杨志玖老师不明说已经录取，只说我的成绩“名列前茅”，语意很肯定。那个时候师大还没有招收研究生的权限，按照张海鹏老师的透露，我应该会留在校办当办事的秘书。这些消息万老师大体都晓得。我应该是“文革”后安师大历史系第一个以在校生考上研究生的（当年外文系也有）。万老师高兴地与我谈了许多。万老师还主动地给我写了一封介绍信，把我介绍给他在天津的朋友漆侠先生。漆侠先生虽然在保定河北大学工作，但是常住天津。我后来还去过漆侠先生在天津的家里，专门送去了万老师给我写的信。我在信中给万老师报告了这件事。后来我虽然与漆侠先生交往不多，但是，只要有见面机会，漆先生总是笑眯眯地跟我聊几句。

1989—1998年，我有比较长的时间在德国留学与教书。虽然中途曾回国一段时间，但是却没有回师大拜谒老师们。在万老师去世的1996年，我在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执教，不知道先生去世的信息。这一次参加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使我回想起先生的点点滴滴，不禁泫然。

我检索了一下，万老师的文章发表截止到1994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两年。上世纪90年代他连续在中国史顶级刊物《中国史研究》上发表论文。万老师不仅博学多才，而且很勤奋。在他家，他对我说，他一晚上可以撰写大约2000字，工作到深夜。更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因为写作而不上课。他的课程很多。在学术上，他勇于创新，新见迭出。关于曹操的评价、关于隋炀帝的评价，他都能够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在魏晋南北朝政治史、文化史上，万老师也多有新见。这些方面，入室弟子卜宪群、庄华峰两位教授都有全面的阐述（卜宪群《治学贵在求真创新——写在万绳楠全集》出版之际》；庄华峰《万绳楠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特色》，《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23年第6期，第22页-31页）。人们都说万老师是当时魏晋南北朝研究的“四小旦”（唐长孺先生等是“四大旦”）。那么这“四小旦”与“四大旦”究竟是什么关系？万老师的学术贡献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究竟处在什么样的学术谱系中呢？

百年来的学术谱系与万老师的学术贡献

我们纪念万老师的百年冥诞，在时间点上，与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某种暗合之处。这两个百年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借这个机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万老师就读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本科及研究生期间（1942—1949）的导师，是著名史学家陈寅恪（1890—1969）先生。万老师是江西南昌县人，而陈寅恪老家的义宁县就是今日九江市修水县。两人是比较近的老乡。我曾经在柏林寻访过陈寅恪先生的大学档案和行迹，还写过一篇文章（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收入《陈寅恪与20世纪的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陈寅恪先生比万老师年长33岁，是风雨如晦的20世纪那个百年的第一代学人。陈寅恪先生那一代人像“盗火者”一样，引进西方学术，改造传统的经史之学，建构现代学术体系。这种改造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个方面是从西学东渐引发的改造，陈寅恪是其代表之一，其同侪有陈垣、吕思勉、钱穆以及更早的梁启超、王国维等；还有一个方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改造，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引入唯物史观重新审视中国史问题。前者过去称做资产阶级史学家，我们暂时叫做国学派吧；后者一直称作“四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简称马哲派吧。不管这种标识是否确切，我们暂时称作国学派和马哲派，仅仅作为代称。以上两支源流有别的现代学术开山传到了万绳楠老师那一代，发生了合流。第一代近代学术的开山宗师如郭沫若、陈寅恪都是1900年以前出生的，属于前清“遗民”；万老师等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学生辈，属于民国“新人”。

我们这里不妨把“四大旦”与“四小旦”做一个分疏。魏晋南北朝的“四大花旦”如唐长孺（1911—1994）、周一良（1913—2001）、王仲荦（1913—1986）、何茲全（1911—2011），他们无论是入室弟子，还是私淑弟子，大体属于第一代学者开创的学术传统的直接传承者。他们出生在辛亥革命之际，在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年届不惑之年。“国学派”与“马哲派”合流，是顺时势（生活在海外者除外）。“四大旦”学习马列也比较积极主动。只是如唐长孺先生所言，就像旧的行旅箱上贴了许多标签，“总是学不到家”（见其代表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后记）。郭沫若批评过此事，唐长孺也承认有此毛病。但是，他们都在努力了。为了表现自己的态度，他们特别听上面的话，周一良因而发出《毕竟是书生》的一声长叹。这一代学者，虽然个体之间也有差异，但是，与他们同时代的学者早年的治学风气却大抵有辑校笺注的学问功底，如邓广铭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唐长孺的《唐书兵志笺正》、王仲荦的《西昆酬唱集注》等等。

但是，“四小花旦”万绳楠（1923—1996）、田余庆（1924—2014）、高敏（1926—2014）、韩国磐（1920—2003）则与此不同。他们在史学界的同辈还有漆侠、胡如雷、宁可、张岂之、田昌五、戴逸等。

这一代学人中许多人如戴逸、宁可、田余庆有一段革命经历（或是地下党积极分子）。万绳楠老师在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1946—1949）后，曾经作为南下干部，参加革命工作，任华北军政大学教员、第四十一军政治部文教干事。其后在合肥师范学院、安徽师大任教数十年。万老师这一辈学者在“文革”前已经有所成就，改革开放以后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则成为学术中坚。今天学术界中那些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学者，很多都是他们的入室弟子。“四大旦”与“四小旦”之间有十分明显的一同一异。同的是，他们都是新学术的热烈拥护者，从事的也不再全是辑校笺注、钩沉索隐之类学问，也不大用文言写作。不同的是，“四小旦”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已经驾轻就熟，且成果斐然。他们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实践者，而不像“四老”那样更偏重是倡导者的角色，也不像“四大旦”（国学派）那样是努力的角色。他们（“四小旦”）高举前辈老师揭起的学术大纛，勤劳耕耘，史论并茂。中国学术从传统走向近代，主要是由这样一批学术专家奠定的。万老师的个人遭际与治学风格，都离不开这个时代的烙印。

举例言之，陈寅恪在1931年曾经慨叹国内能够愉快教授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的人，都很难找到（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这是西学东渐最初时期的情况。这并不是他们的水平不行，而是因为陈先生所治的中国通史或者断代史，并不是旧学而是新学，这些课程的讲授，需要以新风格、新范式表现出来。但是，到了他的学生万老师这一辈出道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了话语障碍，因为新的史学范式、概念和系统，于这一代人已经驾轻就熟。万老师这一代的学术贡献要从这里面去挖掘。

又比如，“四大旦”之一唐长孺先生曾慨叹学习马列怎么也学不到家。但是，到了万老师这一代已经是熟能生巧。他们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主力军。除了魏晋南北朝的“四小旦”，还有前举漆侠、胡如雷、宁可、张岂之、戴逸，稍晚的林甘泉等。

从1994年算起，万老师封笔至今已经30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学术体系上来看，怎么来看这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呢？

百年未有之变局与新学术体系的成长

百年来的中国学术，经历了两种学术体系的转变。一种是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以桐城派的考证、义理、辞章为评价标准。陈寅恪先生那一代学人等走出这个体系，引进人文社会科学的近代体系，即所谓引西学改造中学。郭沫若先生等那一代人走出这个体系，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旧学问。陈寅恪、郭沫若这两派的学人都是中西合璧，只是“西”的内涵不同。万老师发扬了老师（万老师在清华大学求学时的老师是国学派的陈寅恪，还有马哲派的吴晗）的学术传统，高歌猛进地发展了这套学术体系。万老师等“四小花旦”是这套新学术体系的重要传承和领跑力量。

但是，30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致力于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期。我们面临着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我们重新建立一种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学术体系。我们要学习陈寅恪先生、万绳楠老师为了中国学术事业而奋斗的精神，但是，我们与老师们已经处在不一样的时代。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不仅是“才”这个字，更重要是“代”这个字，即时代的差异。今日的时代与往日的时代有连续性，也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动性。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通往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新文科建设当然以此为前提。

那么，中国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跟中国式现代化有什么关系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百年前怎么样，百年后怎么样，跟新文科建设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提法，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他们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那样的。实际上，现代化本是人类社会经历的阶段，“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现代化在中国的阶段。这本来是很明白的事情。

战国时期有个哲学家公孙龙，他有一个著名命题是“白马非马”，白马就是白色的马，对于形形色色的马匹，“白马”这个词是包含不了的。柏拉图也这么认为，眼前的方桌子只是桌子的一种，它不可能代表各式各样的桌子。眼前的吃饭方桌某一天会腐烂消失，但“桌子”这个概念（柏拉图称之为理念：idea），却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当时有一句话，叫“存在的不存在，不存在（理念或概念是看不见的，故谓不存在）的永远存在”。理念是共相，白马、方桌是具相，两者是不一样的。共相与具相的区别、名与实的区别，是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之一。“现代化”也一样，比如美国的现代化，新加坡的现代化，其他国家的现代化，各有特色。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不中断文明的国家，当然有自己的现代化，而且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是“中国式”，一定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是最自然的道理。餐具包括筷子也包括刀叉，你为什么说刀叉才是餐具？这个问题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上看，都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从比较的视野看，希腊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其他轴心文明都在中华文明的西边，我们不断地和“西”发生交往关系。中古时期主要是与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现代呢，我们与欧洲文明有了更直接的频繁交往。

这些文明是哪来的？印欧人的迁徙塑造了欧亚大陆西部的诸多文明。有三种类型或模式：亚洲模式以印度为代表，地中海模式以希腊罗马为代表，欧洲模式就是凯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这些文明都属于印欧文明。他们的语言是印欧语系，他们的种族是印欧民族，他们的宗教有哲学思维上的共性。但是，中国矗立在遥远的东方：东南大海，西南高山，北面沙漠，地理环境的相对封闭性和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为中华文化独树一帜提供了客观和主观的条件。你看他们在地理上都是连在一起的，南亚、西亚、地中海都是连在一起的。中国文明的独特性非常明显，说中国式现代化，这个“中国式”分量很重。

为什么谈万老师的文章讲这么多？因为，只有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前提成立，中国的话语体系才能成立，新文科建设才有所附丽，有所指向，有所依归。尤其是中国历史学这个领域，尤其要在话语体系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相结合。我们的话语体系一定是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总结出来的。从社会形态的表述，到具体如封建、城市、土地关系、政府制度等等，都有很多需要开掘的领域，都有好多问题需要重新探讨。我们的文科面临着再出发。一百年前，梁启超、陈寅恪等引西学入新史学，郭沫若等引马哲改造旧学问，唐长孺等“四大旦”、万绳楠等“四小旦”，进而从不同层面使我们的学科从传统走向近代。但是，当年“五朵金花”的主力军正是这一代人发起、发展起来的。这里面难免夹杂着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早期拿来主义的后遗症。它们曾经引领了“新史学”（梁启超意义上的新史学），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部分内容也成了“旧史学”。这就需要我们在传承与创新的赛道上，迈开新步伐，返本而开新，从中国历史实践中生发出、总结出、抽象出新的概念系统、理论范式、话语体系，为构建中国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做出新贡献。

（作者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