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吕思勉先生史学的最大特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其治史严谨扎实，然又非为学术而学术，始终关注着现实人生，留意于生民福祉。先生的五代史研究就非常鲜明的体现了其学术的追求，例如对五代政权性质的论断，对梁太祖朱温定乱、恤民功绩的抉发与表彰，都是融贯今古的洞见，深具史识与史德。
引 言
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字诚之）平生著述宏富，影响深远，史家严耕望先生根据吕先生的治史特点及成绩，推许其为“通贯的断代史家”，此评甫一提出，即获得学界普遍赞同，洵属不刊之论。从“通贯”与“断代”两方面来看，诚之先生均有足堪传世的作品，前者有《白话本国史》（下文均简称为《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下文均简称为《通史》），后者则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按照吕先生最初的撰述计划，四史之外还有《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与之相关的史料已基本蒐罗完备，正待陆续写出，可惜因晚年衰病，最终只能绝笔于五代。实际上，这六部规摹早定且完成泰半的断代史，是抗战时期吕先生受上海开明书店委托编撰的“国史长编”。若以整体架构言，我们视之为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也是完全适当的。
诚之先生一生的治史实践，始终是在效法太史公司马迁，努力追求“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家最高境界，且尤以“通”字为其全部史学著作的最大特色。“通”者，绝非只是寻讨史料，考订事实，再整齐排比，依照时间的顺序连缀成文。此等工作虽然具有不小的价值，但如果说这就是史学的真谛，则失之于肤浅。更为严重的是，还很可能会导致史学的机械化，甚至庸俗化，沦为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批评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余英时先生指出：“我们肯定在古与今，过去与现在（包括某种限度的未来）之间是相通的；这一肯定的最重要的根据之一便是……历史的连续性。我们强调史学与时代之间必须维持一种适当的关系，主要也还是着眼于此。”真正的“通”，应该是古今相互映照，在求真的前提下，能够给予人启迪和智慧。在吕先生的史学论著中，这种融通古今，见识卓越之处，可谓在在皆是，想要全面加以检视和总结，绝非本文所能胜任。这里我们不妨举先生的五代史研究为例，管中窥豹，以见先生治史精神之一斑。
一、五代政权之性质
五代乃标准的乱世，“置君如弈棋”，所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焉”是也。对于这个时代政权的性质，诚之先生在《本国史》中一针见血地揭示道：
五代十国，原算不得什么国家，不过是唐朝藩镇的变相。唐朝的藩镇，节度使的废立，是操在军士手里的；这时候，虽然名目变做皇帝，实际上自然还脱不了这种样子。
如果只站在五代各政权的立场，不从中长时段的历史进行观察，大概是无法得出这种蕴含了深刻洞察力的结论的。吕先生的这段史论，平易朴实，看似不经意之笔，其实是有纵贯千年的历史背景在，大有深意存焉。在《本国史》中，吕先生将中国史划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和最近世史五个时期，其近古史上起安史之乱，下迄元代。近古史第一章《近古史和中古史的异点》，先生提纲挈领地总结说：
从汉到唐，和从宋到清，其间的历史，有一个不大相同之点。便是“从汉到唐，中国是征服异族的；从宋到清，中国是给异族征服的。”
吕先生追溯大变局之缘起，认为：
其初就是由几个军人内哄，把他去勾引进来的。这时代，中国所以辗转受累，始终不能强盛，也都是直接间接受军人的害……军阀和国家的关系，可谓大了。然而还有一班人，说立国于现在的世界，军备是不能没有的。因而颇怀疑于现在的军人，不能全去。我却把什么话同他说呢？立国于世界，军备原是不能全去的，然而须要晓得，军备有种种的不同。若依然是“从今以前的军人”，可说于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莫说保护国家，国家本没有外侮，有这班人，就引起来了；外侮本可以抵御，有这班人，就无从抵御了。
先生对于军阀给国家带来的严重危害可谓深恶痛绝，在后文的具体论述中，反复致意，予以批判：
军事是贵乎严肃的，贵乎能统一的；所以对外能战胜的兵，对内必然能服从命令；骄蹇不用命的兵，对外必不能一战……大凡在草泽英雄里，要出个脚色容易；在骄横的军阀里，要出一个脚色难。因为草泽英雄，是毫无凭借的，才情容易磨练得出；军阀却是骄奢淫佚惯了的，他那个社会中，自然出不出人才来。
中古与近古之间递嬗、转折的原因非常复杂，绝非只是武人的跋扈乱政所能概括，但为何诚之先生要着重强调这点呢？单从上引两段话来看，也许我们还无法领悟吕先生史家用心之所在，但若与先生对自身所处时代历史的述评合观，其真意也就豁然呈现了。《本国史》第五篇《现代史》第五章《南北分裂后的变故》开宗明义道：
从张勋复辟失败，中华民国恢复之后，北方则黎总统辞职，由冯副总统代理。召集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选举法》，产生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总统。南方则主张护法。南北用兵，既彼此莫能相尚；和议又不能成。而北方又有皖直之战，接着又有直奉之战。南方亦有粤桂之争，和十一年（一九二二）粤军和北伐军的争阅。其余各省，亦莫不日寻干戈。这真是我中华民国的不幸了。
稍具中国现代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民国五年（1916），袁世凯称帝梦碎，在举世声讨中死去，其一手控制的北洋军队群龙无首，分裂为直、皖、奉等不同派系，“军阀为了权力和自我扩张而互相攻战，毫无理智、逻辑与理性可言，造成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至暗岁月（1916—1927），先生蒿目时艰，阅史至唐末五季，自会兴起异代同悲之感。五代十国的政权与北洋军阀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并非吕先生的一家之言，实是史家的共识，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张玉法先生在《中国现代史》中说：
军阀一词，就中国的历史来了解，是指自树武力，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的军人。这种军人，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或流动的地盘，在地盘之内，行使半独立的或接近独立的统治权。这种军人，不仅民国初年有，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可以说都是军阀。
张先生明确指出汉末的州牧、唐末的藩镇与民初的军阀，就本质言并无差异，皆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政权，与各自所处时代的中央政府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在大一统文化氛围极为浓厚的中国，分裂向来是遭受贬斥的对象。诚之先生成长于这种文化环境中，“为此文化所化”，自然也不可能超脱于外。
吕先生将五代乱世与民国初年的军阀混战联系起来思考，除了上述思想、学理的因素外，也还有亲身经验作依据。大陆鼎革后两年，即1952年，诚之先生撰写了一篇《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下文简称《总结》），对一生学行做了坦诚而详细的回顾，是研究先生事迹思想的重要文献，文中说：
一九一八年秋间，中央在沈阳设立高等师范学校。予内姊之夫杨星岑君，介予前往教授国文历史。予其时亦欲远游，乃辞去中华书局之事。已而该校因草创，人事关系，纷纭不定，遂未行……是冬，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仍来相延。予仍乐远行。一九二〇年，遂至沈阳。至一九二二年，凡三年。一九二三年，时张作霖对中央独立，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亦由其接收，改为东北大学。教职员中，有若干人视为不顺，辞职而去，予亦其一。
沈阳乃奉系大本营，吕先生亲践其境，目击军阀蛮横骄狂的行事，所受刺激之巨，殊非昔日居住于南方可比。“一般来讲，大的史学家，他对于时代的感觉是紧密的”，在东北的三年，恰好是吕先生构思、撰写并完成《本国史》的时期，其个人际遇，必定会在论著中曲折地反映出来，这也是一个具有良知的史家无可回避的责任。类似的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碰撞，在吕先生同辈的不少中国学者身上也能见到。1937年12月12日，傅增湘先生致函陈垣先生，答复为陈先生新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作序事，向友人倾吐心绪说：
近忽眷念时事，颇感吾辈所际与五季正同，欲借此览薛史一过。
当时上距北洋军阀统治的结束已有十年，但中国的时局却每下愈况，不仅内部分裂依旧，外部更有日本的全面入侵，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让人无所遁逃。尤其是中国知识人，面对山河破碎，更添黍离之悲。1941年冬，陈寅恪先生携家避难香港，备尝艰辛，陈先生事后追述说：
回忆前在绝岛，苍黄逃死之际，取一巾箱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抱持诵读。其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然其中颇复有不甚可解者，乃取当日身历目睹之事，以相印证，则忽豁然心通意会。平生读史凡四十年，从无似此亲切有味之快感，而死亡饥饿之苦，遂亦置诸度量之外矣。
寅恪先生天纵之才，学林公推为现代史家之祭酒，先生于历史研究最为强调客观，但也毫不讳言，在遭遇家国剧痛，身陷围城之内时，自己对两宋之际天地翻覆的历史方才有了更亲切的体验，个人生命的厚度也随之增加。如果说，陈寅恪先生尚只是在读史时会通今古，陈垣先生则是将哀江南之思灌注到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援菴先生在后期代表著《通鉴胡注表微·小引》中说：
频年变乱，藏书渐以易粟，唯胡氏覆刻元本《通鉴》，尚是少时读本，不忍弃去；且喜其字大，虽夹注亦与近代三号字型无异，颇便老眼。杜门无事，辄以此自遣。一日，读《后晋纪》开运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晋宋为然，呜呼痛哉！”又曰：“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读竟不禁凄然者久之。
援菴先生在日占区的北平，倾毕生学力撰《表微》一书，借表彰“身之生平抱负，及治学精神”之酒杯，浇个人心中之块垒。从史实的层面讲，《表微》可谓洞烛幽微，极考证之能事；从史义的层面讲，则有“正人心，端士习”，“发扬民气”的用意，正如夫子自道“不徒考据而已”。历史与现实的相互印证，不仅加深了史家对于历史的理解，反过来也防止了史学生命的僵化，避免历史研究走向一味追求技术的极端境地。
从学术的“内在理路”观察，诚之先生对五代十国政权性质的揭露，获得了史学界的认同，后继者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发。钱穆先生的经典巨著《国史大纲》（下文均简称为《大纲》）第三十章《黑暗时代之大动摇》第二节《五代十国》即采纳了吕先生的观点，开篇点题道：“所谓五代十国，其实只是唐室藩镇之延续”。限于全书体例，钱先生对“时贤文字，近人新得。”此处没有出注。我们之所以能断定《大纲》采纳了吕先生的创见，主要有两点原因：
其一，钱先生是吕先生早年在常州府中学堂的得意弟子，后来师弟二人治学取径虽有不同，但却互相欣赏，不仅鱼雁往返，论学辩难不断，且时相晤面，长谈竟日。《本国史》作为诚之先生第一部通史著作（该书于1922年杀青,1923年9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布），钱先生必是非常熟悉的；其二，钱先生视《大纲》为自己的名山之作，1940年完稿后，由于担心毁于战火，先生携稿自昆明至香港，辗转千里，送交商务印书馆，并叮嘱出版前一定要请吕先生审稿校订。为表郑重，又赴沪登门拜见诚之先生，当面托付。《大纲》中吸收吕先生的观点，既是学术的薪火传承，也是对自己老师的最高致敬。
王赓武先生对自己的成名作《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的主旨曾有总结说：
本项研究则揭示：五代变革所带来的中央政府之延续，并非由于摈弃节度使体制、恢复唐廷旧章，而是吸收了节度使体制本身的基本特征。这种发展，首先是因为契丹入侵之前的五代帝王本身都是掌权的节度使、从而把藩镇统治中他们自认为有用的方面带入新的朝廷。并且，帝王们也能够在朝廷中创造出新的权力中心，并把其他藩镇的文、武成员吸收进来。
王著初版于1963年，书后“主要参考文献”虽未列举吕、钱两位先生的相关论著，但我们只要平心分析，都会承认赓武先生与诚之先生英雄所见略同，堪称异代知音。王先生运用现代史学工具，梳理出了唐代藩镇节度使演变为五代帝王的清晰轨迹，对五代政权的本质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吕先生等前贤所作的历史观察变得丰富具体且不可撼动。王赓武先生曾坦言自己的学术心路历程：
我对中国史最初的兴趣是在近代。我曾为那些在1911年清朝灭亡后割据中国长达数十年的军阀所吸引。
这一兴趣引导他从近代民国一跃回到千年前唐廷崩毁后的中土世界，通过深入研究，王先生更加坚信“五代时期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的研究高度相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诚之先生的历史研究绝非就事论事，而是具有高度自觉的通史意识，目光四射，故其结论往往有力透纸背之处。
二、为梁太祖翻案
“每一时代都有其独特的问题，史学家的注意力便随着时代的问题而不断地转移其方向。”认同史学与时代存在紧密的联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要重回传统史学以史为鉴的旧途，对于这点，吕先生具有超前且清醒的认识，他说：
世界上那有真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该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史学研究的宗旨是什么？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认识自己意味着不仅仅是认识个人的特点，他与其他人的区别所在，而且也要认识他之作为人的本性。”细加揣摩，此处吕先生提到的“理”，与“人性”（humanity）一词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无论是“理”还是“人性”，古今历史必然具有相通之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否则历史就会成为难以捉摸的东西，研究历史也完全失去了意义。不少人在读了诚之先生的史学著作后，觉得先生喜作惊人之论，其实这只是鲰生之见，不足为通人病。作为“一位人生修养极深，冷静、客观、勤力、谨慎、有责任感的科学工作者”，吕先生治史，始终秉持求真的原则，每提出一个见解，都要详考史实，绝不作无根游谈。比如对于梁太祖朱温，先生就别具只眼，颇有通达持平之论。在《本国史》中，吕先生一反传统观点，称赞朱温是个英雄，其《通史》第四十一章《五代十国的兴旺和契丹的入侵》更做了详细的论述：
梁太祖的私德，是有些缺点的，所以从前的史家，对他的批评，多不大好。然而私德只是私德，社会的情形复杂了，论人的标准，自亦随之复杂，政治和道德、伦理，岂能并为一谈？就篡弑，也是历代英雄的公罪，岂能偏责一人？老实说：当大局阽危之际，只要能保护国家、抗御外族、拯救人民的，就是有功的政治家。当一个政治家要尽他为国为民的责任，而前代的皇室成为其障碍物时，岂能守小信而忘大义？在唐、五代之际，梁太祖确是能定乱和恤民的，而历来论者，多视为罪大恶极，甚有反偏袒后唐的，那就未免不知民族的大义了。
当然，诚之先生绝非唯一替朱温翻案者。例如，毛泽东在读《旧五代史》时，于《梁书·太祖纪》 “唐昭宗大顺二年春正月”条旁有批语曰：“朱温处四战之地与曹操略同，而狡猾过之。”毛一代伟人，睥睨今古，能对朱氏另眼相看，评价不可谓低，但这毕竟只是从政治家、军事家的角度所作的观察，着眼于权谋，与史家之论实难同日而语。《通史》撰写、完稿于抗战时期，其时正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救亡图存的年代，吕先生站在国族的立场，表彰梁太祖戡乱、恤民的功绩，以弘扬民族大义。尽管文辞之间染有民族主义的色彩，但生于今日和平时代的史学研究者，对此也应抱有“了解之同情”，不可求全责备，肆加讥弹。余英时先生曾说：“一个人如果真是从爱国家、爱民族的纯洁动机去治史，他正是表现了一种高贵的道德情操。”何况吕先生的史论向来都以坚实的史料作支撑，谨守史学求真的原则，表现出对复杂的人性与历史的深刻洞察。抗战结束后，诚之先生撰写的《隋唐五代史》，对朱温的看法仍一以贯之，未有改变，只不过在天地玄黄，时势已然大变的情况下，其侧重点从民族大义转向了民生国计，先生论曰：
梁祖之为人，不惟韬略，即以政事论，亦远胜于李克用。试观梁祖所用者：赵犨、张全义，皆颇能恤民，而克用则庇一李罕之，任其纵兵剽掠，至于河内之地，烟火断绝可知。
这段文字之后，吕先生还以小注的形式引述了不少新旧《五代史》中的相关史料作为证据，以示无征不信。朱温远非贤主，恶行劣迹昭彰史册，班班可考，吕先生没有视而不见，也指出梁太祖“固亦不免淫暴”、 “易盈欲速”等种种不足，但仍坚持从民本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其行事，评骘其功过，充分展现了一代良史的史识与美德。遗憾的是，由于吕先生的史学论著多采用考史的体裁，征引史料常常繁而不杀，故其鸿议创论也往往被文字的深林密叶所遮蔽，未能广为流布。比如对朱温的评价，章太炎先生《菿汉昌言》中也有与吕先生相似的看法：
朱全忠之暴戾而能薄赋，张全义之无耻而能劭农，所谓盗亦有道者，固出于真忱，非缘饰外貌也。后代不逮此者多矣！
以考证论，太炎先生的片言只语自不能与诚之先生的周赡严密相提并论，但若以影响论，后者则未免瞠乎其后了。中古史名家王仲荦先生在其《隋唐五代史》的自序中说：
旧史因朱温出身农民军，后又杀唐昭宗，代唐称帝，故揭其过恶，不遗余力。唯独章太炎先生认为五代帝王中只有后梁租赋、徭役最轻，这一点确是不宜忽略的。
显然，即便以唐五代史为专攻方向的著名学者，对于吕先生的相关见解也未能做到全面掌握，遑论其他读者呢。
诚之先生对梁祖的评价迥异于前人，自与先生继承了传统士人“仁民爱物”的思想有莫大之关系，故“其立言行事多为社会民众着想”，从纾民难，解民困的立场，给予了朱氏相当程度的肯定。但先生论史始终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避免了以论带史的弊病。正如上文所指出的，从外在学术规范言，吕先生为梁祖翻案，并非曲解历史，背后实有可靠的文献证据支撑。若进一步分析，我们还会发现，先生不同流俗的见解，与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洞察存在着隐秘的关联。先生在《总结》中谈到个人的思想转变历程时说：
民国以来，因予所希望者为开明专制，共和之虚名，予知其无用，故颇希望实际有一能担当国事之人……予之见解，凡能拨乱反正者，必为文武兼资之人。文谓在政治上能开明，武谓能统御将帅。政治上不开明，根本不是以言治，然不能统御将帅，则必威权不振，虽有愿治之意，亦一事不能行。历代之开国君主，对此两条件，在一定限度内，皆能具有。民国在名义上虽易为共和，实际上仍未脱此局势，故此种人不能不希望其应运而生也。然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对此条件，皆显然不足，故予于北洋军阀所组织之政府，殊为绝望。
这段自述文字特为关键，它清楚地表明了诚之先生并无一般读书人的天真、迂腐之见，而是通达古今世变。先生不为时新的话语所迷惑，目光如炬，指出“共和”实乃虚名，民国仍沿袭中国千年人治之格局，非朝夕可以改变，只能在承认现实的基础上，寻求渐次改进的途径。论今如此，衡古自亦能与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因此，吕先生在评价朱温的篡唐“罪行”时，才会摆脱传统对“篡乱”大加笞挞的思想之束缚，申论道：“此则时代为之，不能以今日之义责古人也。抑有功德于民者，当处帝王之位，此在昔日，理势皆然。故丁丧乱之世，真能戡定群雄，抚宁黎庶者，正人自亦与之。”尽管朱温之行事远未达到先生心目中济世安民者的标准，先生亦言：“若梁祖，则所戡定者实止河南，其民且未苏息，此外更无论矣。遽以暴戾求大位，安怪助之者皆小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盈朝皆小人，谁与立哉？再世而亡，非不幸也。”然“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朱温虽有众多令人不齿的行径，但绝非一无是处，诚之先生考索史事，揭露真相，善恶并书，正是这种平允宏通的史观，不以后见之明来苛求前人，使其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不落窠臼，能见人所未见。
结语
19世纪，德国史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率先提出客观主义史学，历史学者群起附和，纷纷追求所谓纯粹客观的史实，认为应该而且能够剔除掉史学研究中的主观因素。这一思潮也影响波及到中国史学界，赢得了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广泛认同。不过，由于特殊的语境，中国史学研究者在治史的终极追求上一直很难做到“允执厥中”。一方面，求真早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塑造正统”和“以史为鉴”的传统史学观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全无容身之地；另一方面，政治对于学术，尤其是对于史学的广泛而深刻地介入，又迫使许多追求学术独立的学者彻底遁入书斋，甚至反对在研究中流露出“忍不住的关怀”。这种将史学与人生截然划分成两块毫无关涉的领域的态度，虽然看似保持了学术的客观性，实际却过犹不及，损害了作为人文科学一支的史学的特殊性。人文学科自始至终关注的都是人，研究历史，归根结蒂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人性。
诚之先生曾自论其为学宗旨曰：“予之学问，本非如今所谓纯技术者流，亦非如今所谓为学术而学术”， “且恒戒学者：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须将经验与书本，汇合为一，知书本上之所言，即为今日目击之何等事”。对学术的看法，吕先生显然与上述不作“越位之思”的专业学者存在一定的出入，两者的差异，正体现了不同的治学追求。诚之先生终生敬佩顾炎武，在评价自己著述时曾说：“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先生自谦业绩不及亭林，但只要仔细考察先生著作，就会发现，顾氏“经世致用”的治学思想贯穿其中。不过，前者对后者并非只是形式上的简单继承，而是有所扬弃。吕先生将“经世致用”从原来的立足于国事上升到关怀人生与社会的高度。这不仅没有带来史学的主观化、庸俗化，反而扩展了其研究范围，增强了其活力。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新一代的史学研究者大多经过严格的现代学术训练，拥有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和精密的理论工具，此自是其胜过前人之处。但在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多加警惕，防止堕入纯技术的一偏，丢掉了人文关怀。吕思勉先生一生十分丰富的史学实践与光辉成就，恰好充分证明了在求真的基础上，经过现代学术观念洗礼后的“经世致用”是足以表现史家对人生、社会的思考与关怀，益人神智，启示来者的，而这正是先生学术遗产中最值得今人珍惜与重视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