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看儒学精神，都强调其德性主义。儒家重视修德，所谓“以德治国”是也。殊不知，从孔子以来，注重事功也是儒家老传统，尤其是对于评价领袖人物而言，为国家民族建功立业，具有关键意义。
《论语·宪问》提到子贡、子路质疑管仲的道德品格。二人的理由是，管仲与召忽辅佐公子纠，公子纠在争夺齐国君位中失败被杀，召忽死难，管仲却转身去辅佐公子小白。“管仲非仁者欤？”孔子坚定地回答说，“如其仁，如其仁”。孔子的理由是，“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孔子的着眼点就是管仲帮助齐桓公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业，保护了华夏文化以及包括他在内的民众的福祉。
孔子而下，儒家追求修齐治平，虽然孟子、荀子有重视道义和重视礼治的分别，但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否定事功（民生福祉）在儒家治国理论中的目的性意义。
《资治通鉴》收录了子思（孔子嫡孙）的一些故事。子思向卫侯推荐将军苟变，其才能可以带领战车500乘。春秋战国的战车一乘，最多可以带兵70余人。能够指挥500辆战车、数万大军的，必然是大将。可是，卫侯连忙解释说，苟变诚然有军事才能，但是品行有瑕疵。他曾经在征收赋税的时候，白吃了人家两颗鸡蛋，所以废而不用。子思对此大不以为然，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资治通鉴》卷一）
子思的话道出了两点道理。第一，选拔人才要取其长，容其短。唐太宗就说过，人之行能（才能、品行），未必兼备。第二，现在是非常时期，大争之世，对于急需人才，更应该有包容心。苟变虽然曾吃了民家两个鸡蛋，毕竟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应该用其长才。反对在用人问题上有道德洁癖。这种思想也是从事功上立论的。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则是对于诸子百家的整合，本质是“霸王道杂之”，或者叫儒表法里、德主刑辅。南宋朱熹批评时论“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批评陈亮“义利双行王伯（霸）并用之说”，未必摸到了儒家的真谛。
儒家在德性主义的同时，也强调事功，即所谓修齐治平。如果说修、齐追求内在的德性，那么治国、平天下无疑就是建功立业，造福于民。到了宋儒，就叫做“内圣外王”（语出《庄子》）。宋代特别是南宋士人“得君行道”思想（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分明就流露出对于功业的无限向往。但是，理学家与实干家还是不一样。著名浙东事功学派代表人物陈亮（1143-1194）曾经与朱熹往复辩难，分歧并不小。可见，研究宋代的事功学派的理论与实践，仍然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细节研究。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中华读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