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吕思勉先是批评傅斯年在书写东北族群历史时“隐讳而不能尽言”，后又批评顾颉刚关于“民族”“汉族”等概念不宜使用的观点。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反映出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考察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历程可知，这三个因素对“民族问题”研究与书写的影响，一直贯穿到当下。在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这个研究主题上，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对影响历史书写的因素进行分析，还有很大的掘进空间。

关键词：族群意识；历史书写；民族问题；吕思勉；民国史学

一

1935年3月，吕思勉在《中国民族演进史》“序”中透露出彼时史学工作者在书写“民族问题”时存在着两种取向，一种是作者采取的“忠实叙述”，一种是“隐讳而不能尽言”：

中国现在就是包含着好几个民族的。诸少数民族，对于主要的汉族，已往的关系是如何？现在的关系是如何？这些，谈民族问题的人，都应该忠实叙述。为要求各族亲近、团结起见，将已往的冲突，和现在未能一致之处，隐讳而不能尽言，未免是无谓的自欺。本书不取这种态度。

在吕氏看来，书写中国民族史的态度应该是——“自然当力谋民族团结，但也不能因此而抹杀史实真相”。吕氏此处批评的对象之一，是时任史语所所长的傅斯年。证据是陈协恭在为1934年出版的吕著《中国民族史》所撰序言中，有这样一句夹注：

近人所撰《东北史纲》，因夫余诸国，俗类有殷，而疑满族来自东方，远不如此书诸族本居燕北，因燕国开拓而播迁之说之善。

在为他人著作所撰序言中明确批评同时代另一学者著作，在学术界并不多见。此序能够刊出，只有一种解释，即这一批评是著作作者认同的。从吕氏自撰的《中国民族演进史》序言及《中国通史》中的一些表述可知，他对傅斯年等人关于东北族群历史的书写，的确是持明确的批判态度。

在“民族问题”的书写问题上，傅斯年并不是唯一一个被吕思勉批评的著名史家。几年之后，吕思勉又不点名地表达了对顾颉刚的批评意见。他在《中国通史》的一个夹注中指出：

近来有一派议论，以为满、蒙等族，现在既已与汉族合为一个国族了，从前互相争斗的事，就不该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恶感。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殊不知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

众所周知，顾颉刚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考察西北后的感想》《中华民族是一个》等多篇文章提出“汉族这个名词实在不能成立”等观点，呼吁为了加强国族建设，要放弃“中国本部”“汉族”等概念。

以宽厚持重闻名的吕思勉短时间内先批评标榜“科学史学”的傅斯年不尊重历史真实，后又对“古史辨”领袖顾颉刚的观点提出异议，着实值得关注。思量吕氏对傅、顾二人之批评，可发现一些需要深究的问题，譬如，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人在书写“民族问题”时是否真的是“隐讳而不能尽言”？吕思勉所谓“忠实叙述”是否就是彼时学术界的共识？顾颉刚为何在抗战艰苦时期提出了有关“民族”的概念问题，并引起了一场学术辩论？在笔者看来，这几个问题的背后，掩藏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民国时期存在着一些影响史家研究、书写“民族问题”的共同因素。

从吕思勉和同时期其他学者的表述中，可以感受到民国史家在书写“民族问题”时，至少受到三个重要因素的影响：族群认识分差异、概念含义含混和现实需求。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中国现代族群和历史书写的研究日新月异，在一些议题上不断取得优异成果，如近现代的“黄帝”问题、历史书写与中国族群意识建构的关系、历史书写如何塑造族群认同、中国现代民族观生成等。这些研究或多或少都涉及到本研究的一些方面，但是都没有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概括。本文希望在已有研究基础上，从吕思勉的相关批评意见入手，对此问题进行分析概括，以进一步推进对民国史学的认知。

二

陈协恭与吕思勉对《东北史纲》的批评，重点之一是针对傅斯年有关东北族群起源的推测。为力证“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永久为中国之藩封”，傅氏的作业路径是“始终秉持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来展开其论述，并以‘一源’‘一脉’和‘一事’‘一体’为主线阐释其历史观、国家观和民族观”。文中不仅引用“正史及通鉴”、安特生等人考古“新发见之材料”等阐述论证“东北与中国北部在远古为同种”，有时行文还会有目的地提示满人与汉人可能“同祖”：

女真所出之挹娄人与最近中国之濊貊族夫余人异语异文而同人形(见后汉书)。明其种族之大同，或混合之深切。女真语固与汉语不同族，然语言是语言，种族是种族。黄河流域史前世人与东北史前世人既为一类，而为今北部中国人之祖，已如上节所说，今更可以习俗证历代东夷部落与中国为近。

这种表述固然系为突出东北自古以来即为中国所有的合法性，但并非与傅斯年对中国族群的认识毫无关系。无论是《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还是《夷夏东西说》与《姜原》等研究，都可以看到傅斯年在思考与书写族群问题时对“祖先”与“世系”的重视。在傅斯年的诸多论述中，隐约体现出“一元多流”的色彩，即不否定中国境内各族群存在着“共同祖先”或血缘纽带的可能。

反观吕思勉，在族群问题上是有“多元一体”倾向的，即他认为中国境内各族群在族源上并不是“同源共祖”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文化的作用不断融合前进，并在日本侵略等现实因素下建构团结的国族。有此认识，吕思勉在书写历史时，往往是以“多元一体”为依归。所以，吕氏虽然在著作中引用《春秋》《史记》等经典，但并不是论证各非汉族群与黄帝有血缘谱系，而是论证“中国民族”是长期文化同化的产物：

以文化的势力，陶冶、团结民族，而以政治的势力，组织国家，以为之藩卫。我伟大的民族国家，于是乎造成。

通过上述简单分析可知，吕思勉对傅斯年的批评，或者说吕思勉与傅斯年在书写“民族问题”上的分歧，根源在于二人的族群认识差异。从这个角度看，傅斯年在书写《东北史纲》时，未必真如吕思勉所认为的那样，明知有伪却“隐讳而不能尽言”。在中国现代历史书写出现与发展的清末民国时期，恰恰是国人现代族群意识快速发展和剧烈变动的时期。事实上，中国境内各族群的起源究竟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清末民国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并对历史书写产生了持续影响。

1895年3月，严复在《原强》一文中率先触及了中国族群的起源与生成问题。他先是指出，在白人这个“他者”的映衬下，满、蒙、汉人皆是黄种，“邃古以还，固一种之所君”，接着又从“同化”的视角指出昔日之“异族”已被同化为“同族”。唐才常在《各国种类考》中虽然认为中国各地人皆“中原一隅之所徙”，皆“伏羲、神农、黄帝支流之曼衍”的现象是“攀附之夸，傅会之失”，但也未明确否定“中国之民”具有共同族源。也就是说，在清末知识精英开始建构中国现代族群意识之始，就已经模糊触及到了核心难题——“中国之民”的族群起源是“一元”还是“多元”？中国现代族群意识的建构究竟是以“血统”为凭，还是以“文化”为据？

在进入20世纪后，由于庚子事变的刺激，原本族群意识还比较模糊的知识群体思想激进化，章太炎等人开始以黄帝为始祖，以炎黄二帝血缘谱系为基础，构建汉人“一元一体”的族群观，将满蒙等北方族群排斥在“中国人”之外。此时出现的汉人“一元一体”族群认识，否定汉人与满蒙等非汉族群具有共同族源，正是中国族群起源“多元说”的最初表现。汉人“一元一体”，意味着汉人与中国境内其他族群没有血缘关系，中国境内各族群的起源自然是“多元”的。只是这种“多元”，与此后梁启超等人主张的“多元”，在终极目的上是有显著不同的。反满革命者的“多元”，是希望将非汉族群排斥在中国之外，梁启超等人的“多元”，是希望构建多族群融合的中国。直到1906年之后，孙中山等人才不断调整，最终形成“五族共和”的新认识，与梁启超的“多元说”逐渐趋同。

与章氏相反，康有为则是“一元说”的阐述者。他在《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中针对中国族群的生成及其谱系问题，分从“同祖”“同化”与现实三个角度论说，认为《史记》等典籍表明中国境内各族群皆为“同种”，此后又不断融合同化，最终在文化上同化为一，难以分辨。针对康有为的观点，章太炎进行了逐一辩驳。康章之辨，固然是立宪派与革命派的第一次论战，实际上也是有关中国族群认识的第一次论战。从中国现代族群意识发展的角度来看，康章之辨可以说是“一元说”和“多元说”的第一次碰撞。这种族群认识的分歧，在历史书写上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一方面，反满革命者通过人物传记、历史教科书等形式，迅速构建了一个汉人的中国史，甚至将非汉族群排斥在中国史体系之外；另一方面，柳诒徵等不赞同反满革命的史家则以“一元说”为指导，从族源问题入手，论证汉满同种同源，中华一体。

1903年梁启超信从伯伦知理有关“民族”界定的观点(文化而非血统)，放弃了“一元”说。在《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1903年)《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5年)等文中出现了“多元一体”观念萌芽，认为“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这种新的族群认知，对此一时期的历史书写有着显著影响，清末官方审定通过的历史教科书多有“多元一体”的色彩。有的教科书是采用从三皇五帝讲起，非汉族群历史一并纳入，如姚祖义的《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在讲述五胡、北魏、元的历史时直言其来自“夷狄”，但突出其被中原文化“同化”的一面。有的教科书则创造概念，以适应“多元一体”叙述的需要，如陈懋治《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以“中国人种”统称中国境内历史上与现实中的所有不同族群。虽然有“多元一体”倾向的族群认识经过梁启超的倡导而为很多人接受，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元说”的结束。进入民国后，“一元说”仍然不绝如缕。民国初年，黄兴、蔡元培及黎元洪、姚锡光等人组成的“五族国民促进会”就认为，“五族国民固同一血统、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并希望以此为基础谋求“同化之术”，以造就新时代统一和睦的“一大民族”。钟毓龙编《新制本国史教本》、赵玉森编著《新著本国史》、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等历史教科书，也持“一元说”的观点。

一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群体在族群起源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一元说”与“多元说”的分歧。张旭光在20世纪四十年代初对此进行了简略概括：

一派主张，中华民族内之若干支，自古实同一祖先；经过五千年之流转迁徙，种种演变，固曾分为若干不同之名称，迄今尚有一部分各异之痕迹，但追溯有史以来之血统，仍为一元的。……另一派主张，则谓今日之中华民族，系由于有史以来，若干不同之民族，互相接触之结果，逐渐循着自然之趋势，陶铸结合而成为今日之一个庞大民族。

经过上述梳理可知，傅斯年与吕思勉在族群认识上的差异及其在“民族问题”书写上的分歧，并不是一个孤单现象，而是一个旧问题的新表现。族群意识是历史书写的基础观念之一，是历史书写的主体及评判标准确立的决定因素。因此，族群意识差异对历史书写的影响可谓至深至远。实事求是地说，在族群起源等问题尚未得到科学的结论之前，民国学人无论是支持“一元说”，还是倾向“多元说”，在学术上基本上皆属于推论，都缺少坚实的实证研究支撑。过度纠缠于此类问题，不仅影响历史书写的开展，而且会影响到现实国族认同的建构。有鉴于此，20世纪40年代的一些学者开始采用更加坦然、更加符合学术原则的处理办法——搁置。周谷城在《中国通史》中就明确的说：

一讲到中国民族，很自然的有中国民族起源之问题随着发生。总括说吧，上述七族，是否同出一源？…这等问题，我们不能解决。但不解决这等问题，未必就不能研究中国历史…其解决，应责诸考古学者与人类学者。

另一位在族群问题上采取较为谨慎态度的著名史学家是钱穆。他在《国史大纲》的开端也分析了族群起源，但是并未明确自己是倾向于“一元”还是“多元”，而是在对考古学成果简单分析后指出，人类是否“出自多元”，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后才能“定论”。时至今日，族群起源等问题仍然有很多谜团，有待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在历史书写时，对相关问题搁置，确实不失为理性的选择。

三

在吕思勉对傅斯年、顾颉刚的批评中，概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如果说族群意识差异是影响民国学者书写“民族问题”内在因素的话，概念含义含混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外在因素。提出在“民族问题”上要慎重使用过去习以为常的“民族”等概念，是顾颉刚和傅斯年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共同的主张。吕思勉对此并不以为然。从整个清末民国学术发展看，“民族”等概念含义含混，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吕思勉的批评意旨，有必要先对顾颉刚、傅斯年对“民族”等相关概念的思考，以及清末民国有关“民族”等概念的讨论历程进行简要的梳理检讨。

原本在顾颉刚的写作中，“民族”“种族”“汉族”等概念皆是常用名词，但是在“九一八”之后，边疆民族问题日亟，他逐渐对与“民族”有关的概念问题进行反思。顾颉刚自言，“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二字不该随便使用，开始慎重起来”；待到1934年他在百灵庙和蒙古德王“周旋”之后，“更觉得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亟行纠正的必要”。1934年底，他在杭州之江大学的演讲中，首先提出“蒙古种”作为一个名词“是不对的”，因为“蒙古原是铁木真所建的国家名而不是一个种族名”。1937年1月，他正式开始谈与“民族”等相关概念存在的问题，初次提出“‘五族’这个名词有很大的语病”，中国的版图里“有几个种族”，“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到了该年底，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进一步发展，指出“在我们作文或说话时，常把‘民族’和‘种族’混为一谈，这是错误的”，认为“我们国内就只有一个中华民族，而无所谓汉族等等勉强分别的族名了”。稍后他又指出，“汉族”原不是汉人自定的族名，“是由别人硬送给我们的”，汉人不是一个种族，“是一个文化集团”，“民族”是新流入的名词，被日本人利用来挑拨满蒙独立，破坏国家统一。1938年9月，顾颉刚在甘肃学院演讲时，正式提出“中国并无五族之分”，中华民族“可分为三个文化集团”。一个月后，在《考察西北后的感想》演讲中，他不仅正式提出“汉族这个名词实在不能成立”，而且指出“中国本部”是日本人为宣扬“满蒙非中国领土论”等阴谋造出的概念。有此认识后，顾颉刚迅即写出了《“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与《中华民族是一个》两文，对彼时常用的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概念进行辨析。他认为“中国本部”“华北”“华中”“华南”“华西”等几个概念都包含有日本人“分化我们”的企图，中国人“上了他们的当，随便用了”，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分化作用。他还重申了使用“民族”概念可能会导致“召分裂之祸”的观点，至于“五大民族”，则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清末反满革命者为了鼓吹“种族革命”，混淆了“种族”与“民族”，民国成立后又提出“五族共和”，结果反而推动了满、蒙、藏、回族群意识的不断清晰，并被日本人假借“民族自决”名义利用。

顾颉刚对“民族”等概念的辨析及谨慎使用的呼吁，迅速引起了学术界争论，有人肯定，有人异议。肯定顾颉刚的分析并赞同顾颉刚提议的学者有白寿彝、孙绳武、方豪、杨尚奎、傅斯年等。白寿彝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重大的意义，“应该是全中国的新史学运动的第一个标语”，在概念方面，他还指出“汉奸”一词也不合适。孙绳武认为“中国有回教，也有回族，但是所谓‘回教民族’却是一种僻论”，回民“占了中华民族的重要部分”。方豪赞同“中国本部”一词应该废弃，还指出“满洲国”等也不妥当。杨尚奎也认为，“‘汉族’一词早应取消，在中华民国内而高唱汉族主义本来就是不通的事”。

在概念问题上最肯定顾颉刚观点的是傅斯年。虽然顾颉刚在1937年初就开始明确反思与“民族”有关的概念，但根据傅斯年致顾颉刚的信及顾颉刚的表述可知，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中着重探讨“民族”等概念问题，与傅斯年有着直接的关系。傅斯年曾致信顾颉刚，认为除“民族”一词要慎重外，“边疆”一词也不宜用，建议顾颉刚将《边疆周刊》改名。傅斯年在致朱家骅和杭立武的信中，不仅认为顾颉刚论“‘中国本部’之不通”和“中华民族是一个”两个观点“立意甚为正大，实是今日政治上对民族一问题惟一之立场”，而且对费孝通与顾颉刚商榷相关概念及在西南族群研究中使用“民族”等行为非常不满。傅斯年对涉及与“民族”问题有关的概念问题之关注其实比顾颉刚要早一些。在他撰写《东北史纲》时，就特别指出“日本及西洋人”称东三省为“满洲”有不良企图，随该词而起的“南满”“北满”“东蒙”等名词，“尤为专图侵略或瓜分中国而造之名词”，因此他使用“东北”而不使用“满洲”。他又在1938年撰写的《中国民族革命史》中指出，蒙、回、藏“只可谓中华民族中之分民族”，满族“自始即不具民族之条件”，而“汉族一名，在今日亦已失其逻辑性，不如用汉人一名词”。

对顾颉刚提出“民族”等概念不宜使用或应谨慎使用持异议的学者有费孝通、翦伯赞、吕思勉等人。费孝通主要从概念的含义入手，对顾颉刚提出的几个概念重新辨析，认为顾颉刚所说的“民族”和通常所谓的“国家”相当，所说的“种族”和通常所谓的“民族”相当。他还以美国为例，认为名词并不能分化国内的团结，“谋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各族’以及各经济集团间的界限”，而是要努力消除“这些界限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翦伯赞也认为顾颉刚对“民族”“种族”等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如把“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把“民族”与“国家”混同等。相比于费孝通与翦伯赞，吕思勉对顾颉刚相关观点的异议则更为实际具体。他在《中国通史》中指出：

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

吕思勉从实用的角度对顾颉刚提出质疑看起来并不高深，却非常有力度。若“汉族”等词都不宜使用，且不说历史上相关史料不能改动，就是要开展与“民族”问题有关的研究与书写也极为困难。因为顾颉刚只是提出了“汉族”等概念不合适，却并未提出更合理的替代概念(“汉人”一词并未获得很多认同)，以至于他在自己提出了“民族”“汉族”等概念要谨慎使用后，自己也仍然不得不使用。吕思勉从实用层面质疑顾颉刚有关概念使用问题的观点，并不意味着吕思勉对“民族”“种族”等概念的含义无认识。其实在1935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演进史》中，他就特意辨析过“种族”与“民族”的概念，认为“种族是以体质为标准的”，而“民族”则“是以文化为特征的”。在吕氏看来，“中国民族”是一个以“共同文化”为纽带的集团而不是一个存在着“共同祖先”的、以血缘为纽带的“种族”。

将视野从1939年左右的这场讨论放大到一百余年来的中国现代学术发展史，就会发现学术思想界对与“民族”等概念的理解一直变化不停，一直辩论不已。清末年间与“民族”有关的几次辩论，康有为与章太炎、梁启超与汪精卫、章太炎与严复等，对“民族”“种族”等概念不断各自定义。至于革命领袖孙中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也是不断变化，甚至在其“三民主义”即将成熟之际，还在认为“现在说五族共和，实在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在《三民主义》文本中，还在解释“民族”“民族主义”等概念。在学术界，对“民族”等概念也一直有人进行质疑辨析。张君劢在1906年就指出，将nation翻译成“民族”是不适合的，认为应该翻译为“国族”。民国时期讨论“民族”等概念的论著不断出现，如郭真《现代民族问题》(上海现代书局，1929年)、刘君木译《民族论》(上海民族书局，1930年)。齐思和在1936年底和1937年初先后对“民族”“民族主义”“种族”等概念进行辨析，并明确指出中国人对“民族”的错误见解，根源主要在于中国人的“民族”观念受到了孙中山的认识误区——陈旧的“民族观念”(基于血统、生活方式、宗教、语言、风俗等因素构建民族)及“民族和种族之区别的忽略”的深刻影响。

针对围绕“民族”等概念的长期争论，方豪认为原因“是由于名词上的见解不同；名词之所以有不同的见解，是由于名词没有确定的含义，或一词多义”。对于与“民族”有关的这几个概念来说，的确存在这种情况。不过本文并不能从根本上评判不同时期学者们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之正误，而是希望借助吕思勉对傅斯年、顾颉刚的批评之分析，引出一个需要重视的问题，即在清末民国时期，“民族”、“种族”等概念含义含混，是影响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有关“民族”问题进行历史书写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何止清末民国时期，即使时至今日，“民族”等有关概念的含义仍然是民族学、人类学领域讨论辨析的一个热点，对历史书写等依然有很大的影响。“民族”等概念含义含混，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不仅是因为这几个概念是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有支撑作用的工具性概念，而且与现实中的“民族问题”紧密联系。

四

无论是族群认识差异还是相关概念含义混乱，都与清末民国这个时代有着紧密关系。20世纪上半叶，是中国政治思潮和国内外环境激烈变化的时期，与“民族问题”有关的论述，大多是在时事刺激下产生的。这些论述固然多是历史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思考与书写的因素，往往来自于现实。虽然在民国初年，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皆有史学当以“求真”为第一追求，不当以致用为目的的著名观点。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日本侵略的加剧，他们都出现了明显的观念转变，学术研究中的现实关怀不断提升。

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第三个主要批评，正在于他认为二人关于“民族问题”的书写和观点不是从纯粹的学术出发，而是过多考虑了现实需求。他在《中国民族演进史》里曾说：

满洲、蒙古，在现在，都是我们同国的民族……现在固然不必追想什么历史上的仇恨，从前的事情，又岂能一笔抹杀？而近一二十年来，却有一种风气：凡中国现在国内的民族，从前争斗的事迹，叙述起来，总不敢十分把真相说出，像煞怕挑起民族恶感似的。

吕氏此语确实揭示了中国现代历史书写的一个困难。中国历史的难写、中国民族史的难写，关键不在于历史中各族群间真实存在过的征伐与斗争这个事实本身，而在于如何在现实关怀下妥当再现和评判这些过往。在这一问题上，吕思勉认为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尊重历史反能更好的满足现实需求：

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现在当和亲的道理，正可从从前的曾经斗争里看出来，正不必私智穿凿，多所顾虑。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吕思勉才认为对“民族问题”应当采取“忠实叙述”的态度。在今天看来，此种认识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回到历史场景之中，会感觉吕思勉的这一观点，在当时可能属于少数，而且也确实会遇到现实的挑战。进入1930年代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步步进逼，国难日深，“为学术而学术”的号召力大大降低，“以学术研究介入现实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选择”。傅斯年组织学者撰写《东北史纲》，正是以史学研究介入现实的行动。

傅斯年撰写《东北史纲》的动机，本是为现实需求而写，驳斥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观点，论证“渤海三面皆是中土文化发祥地，辽东一带，永为中国之郡县，白山黑水久为中国之藩封”。第一册出版后，缪凤林、郑鹤声等人皆有批评文章，但是二人并不是批评傅斯年的写作动机与观点，而是批评傅斯年在史料的理解和运用方面存在明显纰漏，着眼于提供更多的材料和理解，以求论证更严谨有力。缪凤林表示对傅斯年“述编此书之动机，吾人实具无限之同情”，他之所以批评《东北史纲》，是希望国人相关研究更加严谨完备，能在学术上与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抗衡，抵消日本学者“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等阴险观点的不良影响。郑鹤声看到缪凤林的批评过于激烈后，对傅斯年多有回护，不仅肯定傅斯年的写作动机，“剪裁议论颇有独到之处”“足以破日人之妄说”，而且对缪凤林的批评进行了补充解释：

傅君等之著《东北史纲》，实所以应付东北事变，不免有临渴掘井之嫌。然临渴掘井，犹胜于缘木求鱼，对于东北史实之研究，吾人自当竭力赞扬介绍，即余撰评之原意也。然又不能严加指摘，以期完善。此则赞虞批评之原意也。

郑鹤声还指出，他所在的国立编译馆本有意编纂类似《东北史纲》的著作，以驳斥日人观点，但是看到《东北史纲》后停止。因现实需求而着眼于族群边疆问题，可以说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个显著的学术潮流。童书业在1937年曾言：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

童书业这番话出自他编辑的《禹贡》“古代地理专号”的序言。该专号刊登的几组文章，更可见这种学术风气的转变。第一组“研究古代民族迁徙”、第二组“研究古代国族”、第三组“研究古代国族疆域”，多有关注现实需求的动机。童书业在上文中还特别从实用角度为在“国步艰难”时期仍进行历史地理考证研究辩护，指出“要抵抗人家的侵略，说明满洲和蒙古很早就已成了中国的领土，我们便不能不研究些战国秦汉的历史地理”。

诸多材料显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很多学者已经在时局的影响下转变了对学术“求真”的追求，而明确提出史学要考虑到现实的需求，尤其是“救亡图存”的需求。即使一些以考证闻名的著名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也多有此种意识。顾颉刚在1938年表示，他很想编写一部“不专以汉族为本位，而以中华民族全体之活动为中心”的中国通史。顾氏并不掩饰自己希望撰写的这部著作是出于满足现实需求的动机：

从历史上知道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分离的，从文化上证明我们中华民族为一个融化的大集团，使文化与历史永远打成一片。

毋庸置疑，为满足现实需求而书写“民族问题”，很可能会影响到历史真实，而且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满足现实需求也是历史书写不能不高度重视的因素。在有些学者看来，史学必须考虑现实需求，有时候甚至为了满足现实的急迫需求，特别是国族建构的需求，可以牺牲一些“真实性”。缪凤林在1940年提出，在“国族阽危、思想庞杂之秋”，历史可以提供“民族主义至上”“国家至上”等“宝训”。柳诒徵亦曾指出，“民族主义及政权统一，皆今之所最重，亦即吾史相承之义有以启之”。陈垣也曾说，“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真。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民国学者涉及“民族问题”历史书写的作品不少，无论是“中国通史”类著作，还是“民族史”类著作，虽然观点各异，但是在书写动机和书写技巧上，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试图在“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有利于国族认同的书写。也即：追求真实性须以满足国族建构的现实需求为前提。即使是如吕思勉一样明确主张应该坚守史学真实性原则，在具体书写中不回避历史上各族群间的杀伐斗争，也有意淡化处理具体血腥事件的描述，多依典籍简要陈述战事经过，最终还是希望历史书写有利于团结和睦的中华民族之建构。

五

通过吕思勉对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的批评，我们不仅了解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史学从业者在有关“民族问题”书写上存在显著分歧，还了解到造成这种分歧的主要因素至少有三个：族群认识差异、概念含义混乱和现实需求。我们把视野伸展到整个清末民国，会认识到这三个影响“民族问题”研究书写的因素，并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有，而是在中国史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程中就已出现，此后几十年间时隐时现。当我们把观察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现代史学，会发现影响当下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与书写的因素中，仍然有这三个因素的身影。

与历史研究可以完全追求真实不同，由于牵涉到历史再现、历史评判与情感认同，历史书写永远都摆脱不了现实的影响。从本文所说的有关“民族”问题的历史书写可知，不仅史学工作者的族群意识主要源于现实，对概念的理解与使用离不开现实语境，而且书写的动力也来自现实需求。可以说，历史书写一定程度上是现实世界在历史世界的投射。现代中国的生成复杂曲折，因此中国现代历史书写也面貌多变。近些年来，随着学术界对中国现代历史书写问题的重视，相关研究不断出现，推动了我们对中国现代史学的认识不断提升。不过关于中国现代历史书写，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影响中国历史书写的因素问题。不仅影响历史书写的整体因素值得分析，影响一些具体问题(如“民族”问题)书写的因素也值得分析。因为历史书写本身是一种实践性行为，它借助词语概念，通过历史事实再现，为读者提供历史认知与判断。而且，这种实践行为是双向互动的。书写者的观念、语言与现实关怀在书写实践中融于一体，将书写者希望表达的意义传递；阅读者借助语言来理解书写者的表达意图，并与书写者进行信息交流，最终提升历史书写水平。因此，只有对这些宏观或微观层面的因素进行学术性分析，我们才能更好地认知史家与时代、史学与观念、史著与语言等几个问题，才能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现代史学是如何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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